新加坡学者：亚洲资本主义模式的启示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9年第27期（总第949期）  2009年4月14日（星期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讨论
    《金融时报》社评：如何拯救全球资本主义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展开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Capitalism）的讨论。
     该报3月8日的社评“如何拯救全球资本主义”（A  survival  plan  for  global  capitalism）开篇指出，J.K.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写道，1929年的重要性与1066年、1776年、1914年、1945年和1989年相当。各国政府克服上世纪30年代经济崩溃的努力——及失败的后果——塑造了当今世界。纵然本轮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不及大萧条，但也将产生划时代的后果。
     社评认为，本轮危机的学术影响已相当巨大。货币政策中的“格林斯潘主义”（Greenspanist）学说开始退避。相比于在资产价格泡沫仍不成规模时就戳破它，央行在泡沫破灭后再整顿市场的难度较小——这种说法看上去不再有把握。货币当局将需要更担心金融稳定性和全球失衡——让少数国家得以构建巨额盈余，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出现巨额赤字。
     金融的改变已无可挽回。曾经独自阔步前行的庞大投资银行，要么业已倒闭，要么加入了零售银行的行列。对金融体系的许多机构而言，政府如今成了最后借款人、贷款人、投资者和保险商。金融的未来将取决于各国政府把自己从被迫提供的错综复杂的担保中解脱出来的努力。而危机的严重程度将决定它们实现这一目标的难易程度。
     这段插曲的财政代价尚不明朗。在一些国家，或许能让政府破产。另一些国家需要在未来数年应对非同寻常的财政紧缩。政府支出的国内影响——及其地缘政治后果——可能会相当大。此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衰退终结的早晚。
     社评认为，有一点毫无疑问。尽管经济衰退不可避免，但深度萧条或不景气——无论人们怎么称呼——既没有必要，也不受欢迎。它们摧毁了财富，吞噬了幸福，破坏了旧的确定性。更有甚者，日愈加深的贫困对全球稳定和民主是一个重大威胁。革命往往从民生问题开始，而经济停滞的国家喜欢挑起与邻国的战争。经济必须恢复增长。
    马丁·沃尔夫：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事务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3月8日发表的文章“种下自我毁灭的种子”（Seeds  of  its  own  destruction）是英国《金融时报》邀请全球意见领袖和FT评论家,共话“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系列的第一篇。他在文章中写道：
     又一个意识形态上帝失败了。在过去30年间主导着政策和政治的各种假定，突然间看上去就像革命社会主义一样过时。美国保守派英雄人物、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讥讽道：“英文中最可怕的九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忙。'”在西方国家政府向金融体系注入数以万亿计的美元、欧元和英镑之际，这话似乎已成了遥远的历史。
     “政府是坏事；放松监管的市场是好事”，这一信念怎能不受打击？去年10月，艾茵·兰德（Ayn  Rand）的门徒、前些年显赫一时的央行掌门人艾伦·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作证时称，对于放贷机构的自我利益未能保护股东股本，他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错愕状态”。
     在西方，过去30年间的亲市场意识形态，是对人们眼中凯恩斯混合经济模式失败的反应，这种模式曾在20世纪50、60和70年代占主导地位。转向注重市场的模式，被人与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和此前一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联系起来。其实，当时的美联储（Fed）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根治通胀方面的角色也几乎同样重要。
     但还有更大的事件在塑造着那个时代：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苏联式社会主义在1989年至1991年垮台，以及印度在1991  年后告别内向型经济政策。中央计划的死亡、冷战的结束，以及（最重要的）数十亿人加入快速全球化的世界经济，都是那个时代的亮点。
     如今，在巨大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活动同步滑坡的背景下，世界正再次发生变化。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大脑。如果它需要代价如此高昂的救助，那么里根看不起政府职能的理念怎么站得住脚？如果金融体系已经失败，人们对市场还能有多少信心？
     在这样的转折点上，我们不可能知道自己正走向何处。在混乱的上世纪70年代，很少人猜得到下一个时代将发生的事：驯服通胀、释放资本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死亡。现在将发生的事，将取决于尚未做出的选择、仍不可知的冲击。然而，一场金融崩溃与一次严重经济衰退（如果不是什么更糟糕的情形）结合在一起，势必将改变世界。市场的正当性将被削弱。美国的可信度将受到损害。中国的威信将有所上升。全球化本身可能受挫。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
     世界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答案是，在很大程度上，自由化时代含有最终导致其灭亡的种子：在那个时代，金融业规模和盈利能力出现巨幅增长，金融创新竞相迸发，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不断加大，家庭大举借债，资产价格出现泡沫。
     在美国这个全球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当前风暴的中心，金融业债务总额198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22%，飙升至2008年第三季度占117%。在严重依赖金融业的英国，金融业债务总额达到GDP的近250%。
     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的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指出，自由化时代也是金融危机格外频发的时代，自1900年以来只有30年代不属于这种情况。自由化时代还是资产价格形成大泡沫的时代。新兴经济体的政府通过干预以压低本国货币汇率，并积累外汇储备，产生了巨额经常账户盈余，他们把这些盈余，连同私人资本的流入，再循环成官方的资本流出：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08年7月顶峰时期，单是它们的外汇储备就增加了5.3万亿美元。
     除了这些巨额资本流动外，还有若干高收入国家的传统盈余，以及石油输出国家暴增的盈余，所有这些资本最终都流入少数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在顶峰时期，美国曾吸收世界其它地方过剩储蓄的70%。
     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家庭债务占GDP的比率从1997年的66%，上升至10年后的100%。英国的家庭债务出现了更大幅度的飙升。家庭债务的激增，得到了具有高度弹性和善于创新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在美国还得到了政府计划的支持。
     在此期间，金融业一刻不停地创新。巴菲特曾将衍生品形容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他的话至少有一部分证明是对的。2000年后，“影子银行体系”涌现，传统银行业在很大程度上被“生成-分销”的证券化模式所取代，采用抵押债务债券这样的结构。这种模式在2007年崩溃。
     我们正在目击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深、最广泛和最危险的金融危机。正如莱因哈特教授和罗格夫教授在另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银行业危机与产出和就业的深度下滑存在关联”。这其中有部分原因在于举债过度的资产负债表：在美国，债务总额达到占GDP略低于350%的历史顶峰（其中85%为私营部门债务），远高于1980年的略高于160%。
     这场冲击的可能结局包括：具有大额外部赤字的国家为保持需求而背上巨额且持久的财政赤字；持久的世界经济衰退；全球国际收支的无情调整；通胀飙升；以及各国求助于保护主义。金融业本身势必出现最深层次的转变。高级的现代金融能够把风险转移给最有能力管理风险的人，这个命题已经不成立了。相反，在这一体系中，风险被转移给了最没有能力理解风险的人。正如沃尔克在去年4月一次发言中所指出的：“简言之，闪亮的新金融体系，尽管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参加者，那么丰富的回报，却还是经不起市场的考验。”
     在最近一篇论文中，英国央行金融稳定事务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指出了银行对其应管理的风险的理解有多么的少。他将这些失败归咎于“灾难短视”（disaster  myopia，指倾向于低估风险）、缺乏对“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从一家机构对其它机构的溢出效应）的认识以及“不协调激励措施”（misaligned  incentives，对员工有利，对股东和纳税人不利）。
     此次危机过后，我们肯定“不会那么自豪地看待金融，就像1925年邱吉尔所渴望的那样。市场将制定严酷（即便是暂时的）的纪律。监管也会加强。不太明确的一点是，决策者是否将考虑结构性补救措施：将多功能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行业务分离；或者被迫缩减被视为规模太大或关联性过于紧密而不能破产的机构的规模和复杂性。有人可能还会设想，随着政府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大量银行业活动将回归本国市场。如果这样，将出现“放松全球化”（de-globalisation）。
     此外，邱吉尔还要求工业要变得“更知足”。然而，短期来看，金融体系的崩溃正带来相反的结果：全球性工业下滑。此外，这正蔓延到实体经济的所有重要领域，其中许多行业正大声呼唤援助。
     然而，如果金融体系被证明为功能紊乱，那么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引导企业的方法呢？毕竟，大多数股权掌握在金融机构手中。过去18个月的事件肯定证实了这一观点的愚蠢之处。许多人会总结道，相对于让金融参与者或市场凌驾于公司之上，让公司管理者决定公司的方向是更佳做法。
     可能的结果是，政府保护公司不受活跃股东袭击的意愿增强，这些股东包括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及其它投资者。随着有缺陷的金融业丧失其可信度，市场进程的合理性也受到影响。  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策略尤其如此。
     货币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也很大。宏观经济共识一直支持货币和财政政策责任分离、让财政政策自动发挥作用、央行独立以及令货币政策转向针对通胀。但由于利率已接近零，货币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区别已消失。更根本的是挑战在制定货币政策过程中忽视资产价格的决定。
     许多人辩称，接替沃尔克的格林斯潘为泡沫以及随后泡沫的破裂创造了条件。他曾主张，相对于及时发现泡沫并戳破它，在泡沫破裂后收拾残局更容易一些。在去年 11月对这一理论重新进行评价时，美联储副主席唐纳德·科恩重申了这一传统看法，不过他流露出了一丝不自在。科恩现在指出，“考虑到投机性繁荣与萧条（这可能要经历数年时间完成）对实体经济明显的重要性，在评估经济前景以及就伴随而来的合理的政策利率道路进行讨论时，央行可能应努力长期保持警惕”。央行必须更进一步，要么通过货币政策，要么通过监管工具。
     然而，巨大的金融危机，再加上严重的全球衰退（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将造成远比这些更为广泛的影响。
     记住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吧。失业人数增至包括美国在内的重要国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彻底改变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以及政府的作用，甚至在自由主义民主国家。这导致自由贸易崩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信度增强并令许多决策者转向进口替代，作为一项发展战略。
     大萧条还带来了仇外情绪和威权主义。被吓坏的人们变得封闭起来：他们在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社会之间公开划清界限。1930年，德国纳粹赢得了德国民众18%的选票；1932年，在大萧条高潮时期，这一数字曾升至37%。
     一个已经能看到的改变是对薪酬的态度。甚至连美国和英国都正对接受援助的机构的薪资水平和结构进行直接控制。从无法想象到变成习惯用了一年时间。同样明显的是，对不平等的态度发生了更大变化：作为能力出众的回报，巨额酬金是可以接受的；但作为对代价高昂的不胜任的补偿，那是无法忍受的。对较富裕人士征收的边际税率正再度上升。
     然而，另外一个影响是在不安全感方面。把养老储蓄从政府管理的现收现付（pay-as-you-go）体系转移到基于市场的体系，其可信度将远远不如以前。但讽刺的是，尽管如此，长期投资获利的机会却增加了。与市场一样，政治也做过了头。
     对安全感的追寻将加强政治对市场的控制。转向政治必须伴随着转向国内，而远离国际。在金融业，这一点已非常明显。决心援救国内生产商的做法也证明了这点。但保护主义干预可能会远远超越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例子：现在还为时尚早。
     这场危机对于新兴市场的影响将尤为严重：极度贫困人口数量将增加、新兴中产阶层的规模将减小、同时一些背负债务的新兴国家的政府肯定会违约。人们对于本国和全球精英的信心、对于市场甚至重大进展的可能性的信心将下滑，这将对社会和政治造成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多数新兴经济体对这场危机毫无责任，帮助它们摆脱危机是必要的。
     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影响事件发展的能力也将遭到破坏。西方金融体系的崩溃（而中国的金融体系则在蓬勃发展）标志着“单极时刻”的结束，这令人羞愧。由于西方决策者步履维艰，他们的可信度也遭到了破坏。谁还相信这些老师？
     这些变化将危及世界管理全球经济并应对战略性挑战的能力：脆弱的国家政权、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以及新兴大国的崛起。从极端意义上来说，几乎所有人现在都依赖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会出现倒退。全球化是一种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历时几十年的一体化经济陷于崩溃。现在这可能会再次发生。
     马丁· 沃尔夫最后写道，2007年6月19日，我就“新资本主义”撰写了一篇文章，我注意到，它仍“未经受考验”。如今考验已经来临：它失败了。金融自由化的时代已经结束。然而，与上世纪30年代不同，现在市场经济的可靠替代品并不存在，国际合作的习惯根深蒂固。过去30年的世界已消失。在这次金融龙卷风过后，我们将降落至何处，这是我们希望确定的事情。
    格林斯潘：我们需要更好的方式来抵御危机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3月 27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We  need  a  better  cushion  against  risk”说到，上世纪50年代从芝加哥大学的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著作中发展起来的非常风险管理理论产生了真知灼见，后来多次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不仅为学术界所接受，也为绝大多数金融专业人士及全球监管部门广泛接纳。
     但2007年8月，风险管理框架出现了裂痕。所有先进的数学和计算机法术本质上都依赖于一个核心前提：金融机构所有人和管理人开明的利己做法将积极监视公司资产和风险仓位，从而导致他们保持足够缓冲以应对破产。数代人以来，这似乎是颠扑不破的前提，却在2007年夏季破灭了。市场运作者在十分乐观时，将风险管理技术和风险产品设计做得十分复杂，即便是最成熟的市场参与者，也过繁复以至于无法审慎处理。
     即便是自我监管崩溃，即便抵御危机的第二道防线——我们的监管体系有效运作，金融体系当初也应当抱成一团。但在危机的压力下，它同样失效了。仅仅一年前，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曾指出，“全部被保险的机构中超过99%达到或超过了资本金标准的最高监管要求”。美国银行受到广泛的监管，即便我们最大的10到15家银行机构仍有永久指派的现场监测人监督日常运营，仍有许多这样的银行仍然接受了令其一蹶不振的有毒资产。英国饱受赞誉的金融服务局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没能预见并防止威胁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生存的挤兑。代表全球主要金融体系监管机构的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一套没能预见2007年8月引发对大量资金缓冲需求的资本规定。
     重要的教训是银行监管机构无法全面准确的进行预测，例如，次债是否会成为有毒资产，或某一笔特定的担保债务凭证是否违约，甚或某一金融体系是否会失灵。这类预测十分困难，事实证明，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总是错误的。
     根据我的经验，监督与考查所能做的是设定和加强资本和担保规定以及其他预防性的规则，这些规定和规则无需对不确定的未来进行预测。这能够并且已经对特定类型的银行借贷实施限制或禁令，如在商业地产领域。但新监管规定的倡导者有义务改善金融机构将国民储蓄导向最有成效的资本投资的能力——即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投资。很多监管没有通过这样测试，而且常常代价昂贵并产生副作用。监管应当强化竞争市场的效率，而不是阻碍它们。几代人的经历说明，竞争而非保护主义，才是资本主义伟大成就的源泉。
     新的监管挑战之所以产生，因为最近的事实证明，某些金融机构变得太庞大，无法承担失败的代价，因为它们的失败将导致整个体系令人担忧。在债务和股本定价方面，这种状况赋予它们以高度扭曲市场的特别竞争。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通过逐级调整资本金监管要求，阻碍它们变得太庞大并消弭它们的竞争优势。无论如何，我们都无需匆忙进行改革。目前，私人市场施加的抑制作用，远胜于当前任何一套监管提案。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产生自各种观点的较量，是物质福利最大化最有效的手段，但它也曾因资产价格泡沫和罕见却毁灭性的、造成普遍痛苦的经济崩溃而周期性地偏离轨道。泡沫的形成似乎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繁荣、受抑制的通胀和较低的长期利率。乐观人气推动的泡沫不会出现在通胀肆虐，或不成功的经济体中。我不记得前苏联产生过经济泡沫。
     历史也表明，定价过低的风险——泡沫的标志——可持续多年。1996年，我曾担心“非理性繁荣”，但网络经济泡沫又持续膨胀了4年。同样，2002年，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上，我认为，“几乎很难逃出这样的论断……我们非凡的房地产繁荣……由大规模增长的抵押贷款资金推动，未来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房产泡沫确实继续膨胀直至2006年。
     判断风险何时被历史性地低估几乎很少成为问题。信贷息差是个可靠的指示。而对危机发作的预测，似乎是超出我们预见的范围。金融危机被定义为资产价格的急剧不连续性。但这要求危机完全出乎市场参与者的预料。因为如果情况相反，则金融套利早就会转移危机。例如，本十年的早些时候，人们普遍预期下一次危机将由巨大而持续的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引发，从而促使美元崩溃。美元由此遭受沉重的抛售压力。比方说，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从2003年春的1.10上升到  2004年末的1.30，这似乎是通过套利将美元引发“下一个”危机的假说消除了。相反，可以说，正是美国次债的过度证券化出乎意料地引爆了当前的偿付危机。
     一旦泡沫在一个特别利好的经济环境中形成，人类本质的内在倾向就会育建立在自身基础上的投机热情，在新的、未开垦的、具有杠杆作用的领域追逐利润。抵押贷款担保证券被分切成担保债务，然后做成抵押贷款凭证（CDO）的平方。投机热情催生新的过度途径，直到纸牌搭建的房子坍塌。是什么引发它最终的坍塌呢？是现实。
     当一个事件与传统知识中金融体系应如何运作相抵触时，它就会令市场震惊。不确定性导致金融界的戏剧性抽身，几乎总是会出现商品和资产的抛售，从而降低了其价格。我们可以为商业循环的乐观和恐惧阶段建立模型。它们的参数颇为不同。我们从没成功地为乐观到恐惧的过渡阶段建立模型。
     我不怀疑中央银行有能力缓和泡沫。但我的经验是，除非货币政策压垮了经济行为，如打压了不断上升的利润或租金，否则试图中止泡沫的政策行为将会失败。据我所知，增量货币政策去除泡沫的例证一个也没有。
     我相信，近期的风险差价表明，在美国银行再次有可能自由贷款前，市场需要大约13%或14%的资金（高于10%）。由此，在我们过于深入探究何种新的监管机制合适之前，我们必须找到恢复我们业已被破坏的金融中介体系的方法。
     恢复美国的银行体系是全球重获平衡的关键要求。根据问题资产纡困计划（继雷曼兄弟违约后），美国财政部购买了2500亿美元美国商业银行的优先股，在降低了美国银行破产风险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但是，从2009年1月中旬起，由于缺乏美国财政部进一步的投资，改善的情况停顿了。银行正常借贷的恢复需要来自私人或公共部门巨大的资金注入。分析美国合并后的银行资产负债表后，表明在美国商业银行的原始账面价值超过12万亿美元资产中，至少有1万亿的潜在损失。
     到2008年末，已注销约5000亿美元资产，另外5000亿美元还没有着落。但是，假如持有银行债务的投资人要求（我这么认为）让他们的股权本与资产质比再增加3-4%的缓冲，后5000亿美元资金就将不足以培育出正常的借贷。整体需要似乎将高于8500亿美元。一部分资金已通过增加的银行现金流得到补冲。全球股票价格的翻转可以更多地满足这些资金需求。然而，还有一个大洞需要填补，可能需要动用美国主权国债信用。现在对美国财政部最近推出的公私经济部门行动做出评价为时尚早。希望这些计划能成功大量消除银行无法流动的资产这一沉重负担。
    芝加哥大学教授：勿让金融危机葬送资本主义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凯文·墨菲（Kevin  Murphy）3月19日发表于《金融时报》的文章“勿让金融危机葬送资本主义”（Do  not  let  the  ‘cure’  destroy  capitalism）中说，资本主义已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重创，不幸的是，这场衰退在好转之前，还会变得更糟。在各国政府继续考虑对市场实施多少限制之际，我们看待本次衰退造成的财富缩水，不应脱离过去30 年巨大财富创造和生活改善的大背景。金融和其它改革不得危及这些致富的源泉。
     从1980年到2007年，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约145%，即每年平均增长约3.4%。所谓的“资本主义贪婪”激发着商人和雄心勃勃的打工者，帮助数亿人摆脱赤贫。中国和印度在推行市场化改革后，人民收入大幅上升，印证了资本主义在财富创造中的角色。按不同年龄段的预期寿命来衡量，全球健康水平也快速提高，尤其是在较低收入国家。
     当然，总结资本主义的表现，必须既包括本次衰退和其它衰退，也包括繁荣的几十年。即使将本次衰退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它确实应该承担相当大部分的指责），衰退造成的损失与此前数十年的伟大成就相比，也算不上什么。比如，假定本次衰退变成萧条，按悲观假设，世界GDP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下降10%。那么世界GDP从1980年至2010年的净增长将达到120%，即在30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约2.7%。即便同期世界人口每年增长约1.6%，这也使实际人均收入上升近40%。
     因此，在设计相关改革，以降低未来严重萎缩的几率时，应当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成就。各国政府不应如此严重地束缚市场，以至于它们无法把快速增长带到非洲、亚洲和其它地方的贫穷经济体。意在加快复苏的新的经济政策，应当遵循医学上的第一原则：不造成伤害。这与一种普遍但错误的观点相悖，这种观点就是：与其无所作为，不如做点什么来试着帮助经济。连不少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也持这种观点。多数干预行为，包括随机政策，其本质都决定了它们将带来损害而非帮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将增添本轮萎缩期间已经十分突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政府的各种反应已展示出这样一种危险，即意在帮助的干预行为，可能反而会加剧问题。即便我们有颇为合格的政策制定者，但自2007年8月以来，我们仍从错误走向错误。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多项政策，都违反了“不造成伤害”原则。
     当前应对危机方式有三个基本缺陷。这些缺陷是：对问题过于宽泛的诊断、有关市场失败能用政府解决方案轻松克服的错误看法，以及未能关注当前各项行动的长期代价。
     急于“解决”危机问题的心态，在许多方面为政府行动打开了大门，其中不少方面与本次危机或其起因几乎或完全没有关系。比如，奥巴马政府已提议，对劳工市场政策进行全面改革，鼓励成立工会，提高薪资设定的中央化程度，即便美国劳工市场的相对自由根本不是造成本次危机的因素之一，反而有助于缩短危机的持续时间。类似地，针对资本主义和“贪婪”的反弹，已被当作理由，要进行更多反垄断审查，要对一系列市场加大监管力度，还要扩大对医疗和制药业的价格控制。本次危机已导致美国汽车业得到纾困，以及政府在汽车行业的经营中扮演角色。连保护主义这种最遭人唾弃的主意之一，也在刺激经济的幌子下得到支持。这样的政策将是一个错误。
     各种金融创新的失败，都代表着明显的市场失败，尽管金融领域的创新也曾为过去30年间的全球繁荣作出贡献。判断错误的人们蒙受了亏损，这些市场的参与者具有强大的激励在未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从这方面说，许多政府行动迄今是事与愿违的，它们庇护着行为者，使其不必承受自己行为的后果，还阻止了私营部门的调整。美国财政部针对银行资本金和所有权结构的混乱政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政府愿意单方面变更房贷和债务合同，以及未来监管和补助的不确定性，都妨碍着私营部门进行更大程度的资本结构调整。这样的政策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更倾向于延长问题。
     美国的刺激法案属于同一类别。该方案的部分依据是这样一种信念，即需要政府支出刺激经济，因为私营部门的支出将会不足。鉴于政府解决方案在对付美国和其它许多国家的危机（如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救援不力、以及未能有效推进伊拉克战争）方面的糟糕记录，当今对政府解决方案的专注特别令人失望。
     有关危机根源在于监管不力的说法，也不能令人信服。比如，商业银行受监管的程度，超过其它多数金融机构，然而它们的表现并不出色，在许多方面还更糟。监管者当初与投资者一样卷入泡沫心态，未能运用自己可用的监管职权。
     产出、就业和盈利都已受到本次危机的打击，情况在好转之前，还会变得更糟。然而，只要长远增长的发动机仍在，即使是大幅下滑也只代表长期进步过程中的暂停。这种增长取决于对人力和有形资本、以及新知识产生的投资。这些都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围绕监管范围的不确定性，很可能带来一个意外后果，即加大那些投资的风险。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大规模抛弃资本主义，转而拥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 60年代。大萧条还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未来依赖于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非更加自由的市场。结果是，在那几十年里，多数不发达国家增长缓慢，包括中国、前苏联集团国家、印度和非洲。
     楼市和股市暴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人们对商人和资本主义的敌意再度急剧上涨。然而，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仍是人类的唯一选择，这个世界能为贫穷和富裕国家都带来财富和健康方面的进一步大幅提高。我们希望，我们的领导人不会严重背离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经济体系，否则他们就有可能破坏一个为我们有效服务了30年的体系。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资本主义并非唯一选择
     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罗伯特·威德（Robert  H.  Wade）3月24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评论则针对上文指出，加里·贝克尔和凯文·墨菲表示：“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仍是人类的‘唯一选择'，这个世界能为贫穷和富裕国家都带来财富和健康方面的进一步大幅提高”。如果这个选择是真正的全球资本主义或真正的全球共产主义，那就没什么好争的。但情况并非如此。这个选择要在各种资本主义之间做出，而贝克尔和墨菲所希望的形式——市场不断走向自由，以及增加全球私人供给——在很多方面都值得质疑。
     首先，如果不提及1945年至1973年间混合经济的“黄金时代”，就为1980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增长唱赞歌，这具有误导性。实际上，在全球7个地区中，有6个地区（除了不包括日本的亚洲地区）1950年至1973年的经济增速快于1973年至2000年。
     其次，他们断定，那些在目前状况下蒙受损失的人“具有强大的激励在未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因此“许多政府行动迄今是事与愿违的，它们庇护着行为者，使其不必承受自己行为的后果。”但我们已多次看到，在被狂喜、外推预测和羊群行为所吞噬时，从“当前亏损”到“避免未来犯错”的机制就会在泡沫动力学中走向崩溃。
     我们还看到，在1980年以来的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期间，位于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最顶层的人，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其家庭收入的相对比例出现大幅上升（美国 1%最富有家庭占国门收入的比例从1980年的约10%升至2007年的约23%）。他们的相对比例现在可能仅有小幅下滑，很难说他们有“有强大的激励在未来纠正自己的错误”。
     这几点增强了转向多种资本主义形式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和轻度监管的私营企业在决定公益内容方面的主导地位将会降低。
     他们表示，美国财政部的行为扭曲了决策过程，“因为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所有权意味着，在这些企业的经营中，有可能让政治议程取代商业判断。”这也不能作为反驳的工具。让我们陷入这场混乱的正是商业判断！
    新加坡学者：亚洲资本主义模式的启示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3月19日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 “Lessons  for  the  west  from  Asian  capitalism”指出，亚洲精英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直与西方精英不同。这场危机结束后，这种视角上的差异将进一步扩大。对于西方提出的任何经济建议，亚洲人会自然而然地报以谨慎的看法，特别是因为大多数亚洲人认为，这场危机只是证明了亚洲资本主义模式的合理性。
     准确地说，亚洲不只有一种资本主义模式。中国的经济管理方式就与印度不同。但不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没有对资本主义丧失信心，因为两国都有精英清楚地记得其它选择的后果。亚洲从自由市场中受益匪浅：劳动生产率提高、国家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和配置、经济财富极大增长，以及最重要的的是，数亿人口脱离了赤贫。
     对有序社会的渴求深深植根于所有亚洲人心中。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不愿意效仿美国，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亚洲文化经历了数百年艰难历程的磨砺，这解释了为什么亚洲人喜欢储蓄。
     当这场风暴过去后，如果我们发现资本主义最虔诚的信徒在亚洲，不必感到惊讶。不过未来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导形式不是西方模式，而将是混合式的亚洲资本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有效治理这只“看得见的手”将对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加以制衡。
     亚洲混合式资本主义模式或许存在自身的缺陷。亚洲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依然表现不佳。腐败仍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亚洲人对家庭的重视可能也是利弊参半。亚洲最成功的企业家大多渴望保留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这让他们拥有长远眼光。但不利的一面是裙带效应和厚重的精英体制文化的缺失。
     总体而言，亚洲式资本主义的优势要胜于劣势。不出十年，亚洲将拥有一些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中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可能建立的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近代史让亚洲人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更多的贸易将带来更大的繁荣。贸易壁垒将以亚洲的方式  ——进两步、退一步——逐渐消除。到21世纪中叶，亚洲区内的贸易规模将远远超过世界任何其它地区。
     即便如此，亚洲人也不会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大肆宣扬亚洲资本主义的美德。过去百年的经历让亚洲人对于意识形态充满戒心。他们更喜欢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这种简单实际的方式，而且他们会听从亚当·斯密的建议：审慎“对个人来说，是所有美德中最有用的一种”。这或许对国家也有帮助。（完）
    （摘编、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9年第27期（总第949期）  2009年4月14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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