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品质量监管中的所有制偏倚

    近年来我国诸如“三聚氰胺”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食品卫生安全的关注。许多学者从立法以及监督和管制体系出发，探讨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根源和应对措施。在这些研究中，除多部门监管、产品免检制度以及司法和规制等制度性因素外，一些学者还强调了地方保护主义对产品质量监管的负面影响，即地方政府倾向于因地区GDP增长和社会稳定目标而放松对企业产品质量的监管，甚至不惜牺牲产品质量和安全。“三鹿事件”中地方政府在信息披露及上报中的拖延和隐瞒往往被视为一种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的直接证据，但除这种案例性的分析之外，尚没有基于大样本和计量研究基础之上的经验性证据。
    中国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为进一步研究我国的产品质量监管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切入视角。自1985年起，我国就定期开展全国范围内强制性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1986年的颁布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1993年颁布的《产品质量法》不仅将这一质检活动以制度性的形式固定下来，还为这项制度提供了法律和实施程序上的指导和保障。在这一质量监督抽查体系中，国家质检总局对全国监督抽查负有领导、规划和组织责任，而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作为国家产品监督抽查的具体实施单位和地区质量监督检验的组织机构，对相应的下级部门进行垂直管理。特别地，根据《管理办法》，在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国家质检总局负责制定年度计划，而具体的抽样和检验工作则由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具有相关资质的质量检验机构来完成。2011年之前的旧版《管理办法》明确指出，监督抽查方案不仅是指抽检的具体实施规范，更重要的是还包括拟抽查的企业名单。监督抽查的产品类型主要是关系到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工业产品以及市场中曾反映出质量问题的产品。 
    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定期发布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的相关信息。从2009年开始，这些信息不仅包含了抽检产品的合格率，还包括了全部被抽检企业的名单，以及所有被抽检企业的质检结果。这就为基于企业层面的计量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技术支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刘小鲁和李泓霖搜集了2009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的相关数据，并依据被抽查企业的名称将质检数据与该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构建了反映企业被抽检情况和产品质检结果的微观研究样本。该样本包含了191081家处于涉及产品监督抽查行业的企业。其中，被抽检企业4558家，而产品合格企业和产品不合格企业的数量分别为4112家和446家。
    基于该样本，刘小鲁和李泓霖得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首先，国企所有制对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查的抽样环节存在显著的干扰，但对质检结果的影响则不显著。研究样本中，被抽检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为2.4%，但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被抽检概率约低1个百分点。通过企业规模、年龄和出口比重等代理变量对产品质量因素进行控制之后，国有企业性质对企业产品质检结果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两个结果说明，在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查中，存在着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倾向，并且这种保护的渠道主要来自于有偏抽样。这种抽样偏差产生的制度性背景可能在于，我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长期规定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拥有确定拟抽查企业名单的权力，但在检查环节上则主要委托国家级质检中心和部分省级产品质量检测机构来完成。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地方政府在操纵抽样程序上拥有更为宽松的制度空间。
    其次，在国有企业中，对地方经济和财政贡献度相对更高的企业被抽检的概率更低。在计量方程中加入企业所有制和规模占比的交互项（企业总资产占省内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以及所有制和税费额比重（企业税费额占省内企业税费总额的比重）的交互项之后，国有企业所有制仍对企业被抽检概率起到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抽检概率对国有企业所有制和规模占比的交叉二阶导数，以及对国有企业所有制和税费额比重的交叉二阶导数的符号均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说明，在国有企业中，规模占比更大或税费额比重更大的企业被抽检的概率更低。这一结果意味着，与国有企业所有制相关的抽样偏差可能来自于地方政府出于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目标所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动机。
    上述结论在验证我国产品质量监管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动机的同时，也引申出了两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效的产品质量监管不仅是一种监督和惩罚手段，而且其信号传递效应有助于缓解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如果产品质检是公正有效的，那么其披露的厂商产品质检结果可以作为显示被抽检厂商产品质量的可靠途径，而行业的平均抽查合格率亦可以作为消费者推断未抽检厂商平均产品质量的依据。那么，在有偏抽检下，消费者将如何根据产品质检结果形成或修正质量预期？这种质量预期的形成过程会对市场的平均产品质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以推测的是，消费者如果预期到（即使是部分预期）这种抽样偏误的存在，并将其与保护劣质产品相联系，那么他们对质检体系的信赖程度将受损，并将向下修正未抽检企业的质量预期。在抽样规模较小时，这种预期修正所引发的逆向选择效应将超过质检对优质企业产品信息的信号发送效应，进而导致市场平均产品质量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