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国家社科基金）

    《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一文是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黄赜琳博士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JL009）《中国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
    一、研究背景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结构性减税是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有增有减的税制优化来调控经济，达到引导经济内在恢复的目的。按照政策目标的不同，2009年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既有对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阶段性的优惠政策，也有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额，对个人储蓄存款、购买政府债券的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等阶段性政策，还有正在推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改革。结构性减税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税制结构优化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传递机制及效果成为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减税作为一项重要财政政策工具，是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减税方法可能导致不同的影响。例如，一般认为中国在2011年提高工资收入等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的政策调整，减轻了低收入者的税负，增加了高收入者的税负。因此，对于税收政策调整导致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对不同经济个体的决策产生的微观影响，对经济增长路径和社会福利水平产生的宏观影响等问题，需要做更深入的量化研究。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和需求管理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文章构建包含财政税收冲击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实证分析财政政策调整对中国实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探讨以税收政策变动为代表的供给政策在调节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效果。
    二、 研究方法与主要工作
    Kyland and Prescott(1982)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假定外生的随机技术进步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根源，构建了标准的RBC模型。标准RBC模型将实际技术进步理解成不可预期的供给冲击，外生冲击通过劳动和资本的要素相对价格的途径，影响经济个体的决策选择，进而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影响。Baxter and King(1993)、McGrattan(1994)、Burnside et al.(2004)等研究将(政府支出及税收等)财政政策调整解释成随机冲击，认为经济个体无法预期财政政策冲击，随机性的财政政策冲击使得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发生变化，得出了引入财政冲击的RBC模型能明显改善实际经济波动的拟合效果的结论。不同于侧重有效需求变化的传统经济周期的研究方法，RBC理论侧重从供给角度考察经济周期波动。
    借鉴前人的研究思路，文章将资本收入税率、劳动收入税率和政府支出作为不可预期的随机冲击变量引入标准RBC模型中，构建包含财政税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检验。在样本参数设置环境下，文章具体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运用所构建的RBC模型模拟中国实体经济的周期特征事实，重点考察资本与劳动收入税率变动、政府支出变动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冲击影响；二是借鉴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税收分析方法，运用已经构建的RBC模型实证分析在外部技术冲击和财政冲击的共同作用下，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税率变化将如何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的主要结论如下：(1)引入财政收支冲击的RBC模型能够解释70%以上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政府支出冲击加剧中国实体经济波动，而税收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显著。(2)降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税率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带动资本和劳动的供给增加，降低劳动收入税率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增长，降低资本收入税率则起到抑制作用，调整劳动收入税率的政策效果更强。(3)资本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正相关和非对称性，劳动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负相关和非对称性，技术冲击和财政冲击的共同作用使得结构性税收调整政策的福利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两种税率的同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放大作用，两者的反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削弱作用。由此说明政府通过结构性税率调整调控经济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中国政府的结构性税收调整的方向正确性。
    以上结论不仅对结构性减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当前中国税收政策调控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以资本收入税率和劳动收入税率为代表的税收冲击不会明显加剧中国经济波动，而两种税率对宏观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影响是不一致的。对资本收入减税导致较小的福利损失，而对劳动收入减税则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针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增长下行和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可以考虑选择更加敏感的税种调节经济，适当降低劳动收入税率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宏观经济增长和刺激居民消费，还能带来较大的社会福利改进。在选择结构性税收政策调控时，多种税收组合对经济增长与福利影响的综合作用情况相对复杂，在制定“稳定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相结合”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时，政府应充分考虑各种税收之间可能存在的抵消或放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