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教育部基金)
《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是东北财经大学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副教授陈飞主持的教育部基金项目(12YJC90007)《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对策研究:基于技术进步与农民收益视角》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一、研究背景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居民收入稳步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然而,收入分配不平等特征也较为突出,经济增长成果没有被广大农民共享。主要表现为:第一,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减贫速度开始逐渐放缓,部分年份贫困人口甚至有所回升,且贫困人口的收入状况急剧恶化;第三,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多集中于自然环境恶劣地区或难以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的弱势群体中,整体增长的减贫效果在不断减弱。上述事实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和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维持我国社会公平和稳定的收入分配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并成熟。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三农”问题是当前制约我国现代化的主要瓶颈,经济发展、教育普及、民主化和法制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都依赖于广大农村和农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因此,考察现阶段农村减贫速度变缓的原因,明晰影响贫困人口增收的决定性因素,有利于政府调整和改善农村收入分配结构,确保公平与效率得到最大限度实现。
二、研究方法与主要工作
在对减贫效应分解理论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分析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效果,并对农村贫困人口增收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主要工作包括:第一,通过定义减贫增长曲线和减贫实现路径,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减贫间的理论关系进行探讨;第二,基于Sarabia等(1999)的加权积方法和Ogwang and Rao(2000)的凸组合方法对洛伦兹曲线族进行扩展,并利用农村家庭收入数据检验模型拟合效果;第三,基于洛伦兹曲线与收入分布函数关系实际测算我国农村家庭收入密度函数,在对Bourguignon(2005)的“贫困-增长-不平等”分解方法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对我国及区域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第四,基于明瑟收入模型与Blinder-Oaxaca工资差异分解方程,对限制农村贫困家庭增收的个体原因进行解释。
三、研究结论
使用1991年、2000年和2009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对洛伦兹曲线及农户收入方程进行估计,该数据集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的农村家庭调查表。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农村贫困率下降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分配结构扭曲限制了经济增长带给贫困群体的潜在福利,是导致减贫速度放缓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中,沿海地区在经历高速经济发展的时期后,更为关注分配结构的公平性,分配结构扭曲对减贫总效应的抑制作用大幅下降;而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恶化,严重阻碍了收入增长的减贫效果,且近年来略有增加。
(2)受教育水平、非农经济和地理位置变量的明瑟收益率显著为正,且作用不断增强。1991~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教育回报率提高以及优越地理位置所带来的经济福利;2000~2009年,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非农经济活动回报率的增加,教育回报率上升幅度虽有所减缓,但仍是农户增收的重要促进力量。现阶段,非农经济活动参与率低和受教育程度增长缓慢是抑制农村贫困家庭增收的最大障碍。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1)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改善农村分配结构。家庭农业收入是农户的基础性收入,而农业收益率低是导致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分配结构扭曲一个关键因素。贫困农民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因此,从事农业活动不利于收入增加。通过土地流转,有利于改善农村分配结构。一方面,出租土地的贫困农民可以获得租金,并且能够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转移到劳动报酬率相对较高的非农经济活动中。另一方面,承租土地的种粮农户能够实现规模化经营,有能力增加机械、化肥和良种等生产性投入,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手段,从而提高种粮收益和市场竞争力。
(2)提高贫困群体的非农经济活动参与率。小手工业和商业活动是贫困农民增加收入、摆脱贫困的最直接手段,但受到劳动技能、工作岗位和启动资金的限制,贫困农民的非农经济活动参与率一直偏低。为实现这一目标,需完善以下内容:第一,引导和扶持贫困地区农民劳务输出,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务农;第二,对农村贫困群体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其在二、三产业的就业能力和劳动回报率;第三,健全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降低农村小额贷款准入条件和贷款成本,为贫困家庭自主从事非农经济活动提供启动资金。
(3)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事业。教育落后是影响农村贫困的根本性因素,贫困家庭在教育资源的享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不能通过政策机制保证教育公平,必将造成家庭贫困的恶性循环。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完善农村教育财政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如通过社会捐赠来建立“农村基础教育基金”;第二,建立和完善教育救助机制,扩大教育救助力度和救助范围;第三,加强对农村教师的培训,并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机制,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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