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前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本项研究是陕西师范大学郭剑雄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研究：基于劳动力择优迁移的视角”（08BJL01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呈现明显的选择性，即非农转移劳动力一般具有年轻化、男性化和高人力资本水平等特征。由此所产生的问题是：第一，中国农业生产从业者队伍的前景将如何？即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中国农业生产是否只能由工业化、城市化筛选过的弱势劳动力被动担当？第二，若老龄化、女性化及低人力资本化是当前和未来中国农业劳动力群体的基本格局，那么，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能否得到保障？如何保障？第三，若未来农业从业者群体的状况如是，那么，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还是否有望完成？如何完成？概言之，在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带来的农业从业者素质变化的背景下，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前景应作如何判断？
    假设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率外生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且维持不变，当非农部门存在着较高的技术性进入门槛时，农业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会产生多重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极化”效应：其一是劳动力素质的两部门分化，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被高工资率的非农部门吸纳，而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则被选择性淘汰于农业部门。其二是技术类型选择的两部门分化——以运用技能偏态技术为主的非农业产业部门和以运用非技能偏态技术为主的农业部门。其三是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的两部门分化。高质量劳动力与技能偏态技术的优化组合，形成了加速发展态势的发达的非农部门；低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偏态技术的配置，使农业部门在发展动力和发展速度上完全无法与非农产业相竞争，两部门间的发展差距势必扩大。
    若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极化”效应在事实上存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农业现代化路径就可能走不通。当劳动力素质弱化和存在非农就业门槛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难以充分，农业过剩劳动力或“伪装的失业者”难以消除，农业部门的“商业化点”因此也难以出现或至少被延期；非技能偏态技术虽属适宜技术，也有利于土地生产率的改进和总产出的增长，但由于它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空间有限，最终将导致该类技术进步的动力不足，从而使得总产量曲线的外推受阻或进程加长，“转折点”的出现无望或被延期。如果把农业现代化的完成理解为二元结构的一元化转变，即农业部门特别是其收益率与发达的非农产业部门的趋同，此时，这样一种结果更难以设想。在本节给定的分析框架内，中国农业发展的最理想前景，充其量不过是黄宗智（2006；2007）所描述的与非农部门存在较大差距的劳动密集又低技术水准的小规模家庭农场。
    当人力资本积累率内生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并有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率大于等于非农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率时，将出现一系列有利于农业部门发展的积极变化。第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极化”效应终将消失。此时，劳动力转移在短期可能还会将发展资源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作出选择性配置，但在长期，将逐渐弥合两部门间业已存在的在劳动力素质、技术类别和发展动力等方面的差距。第二，非农部门就业的技术性“门槛”将因劳动者技能的提高而相对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和非农生存能力增强，农业劳动力有望成为稀缺性资源而商品化，在农业内部实现按边际产出决定劳动报酬。第三，农业劳动力的充分转移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善农业部门紧张的人地比例关系，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生产经营，使农业生产由产量最大化目标转向利润最大化目标，使农业组织由自足性的生产生活一体化单位转变为现代性质的企业。第四，农业部门可望打破低劳动力素质和非技能偏态技术互补依存的低效率均衡。基于劳动力的稀缺性转变和人均土地装备率的改善，节约劳动和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进步将提上日程，技能偏态技术取代非技能偏态技术将成为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类型，由此实现农业技术水平的升级。第五，农业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农业技术的升级以及农业组织的企业化等一系变化，将导向一个共同的结果，农业和非农产业投资收益率的趋同，其中，最具意义的是，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趋同。
    内生人力资本积累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可以消除人力资本外生化处理而产生的劳动力异质化问题，使异质性重新回归到同质性。此时对农业现代化问题的分析，又可以复归到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既有框架内进行。或者说，在人力资本积累率内生时，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仍然是分析劳动力选择性转移条件下农业发展的有效的理论工具。对应的实践含义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如果不打折扣，其道路不可能偏离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所描述的依托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充分转移，其目标也必然是该模型所揭示的二元结构的一元化，亦即不同产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一般均衡或一般均衡趋向。黄宗智“蓝图”可能仅仅是这一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低级阶段目标。
    新时期中国农业发展政策的要旨，应是保护和支持面对选择性转移而激发的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旺盛需求。其重点是增加面向农村居民的教育和培训机会的供给；同时，对农村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投资能力给予资助。所谓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可以理解为，将农业发展的基本驱动力由资本、技术等客体性要素转向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