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动态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美国金融学会及《金融学期刊》的发展历程,对《金融学期刊》在1990-2011年间刊发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重点回顾了《金融学期刊》被引用排名前十位的经典文献和获得Breeden奖的研究成果,据此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关键词:金融学期刊 美国金融学会 金融经济学
美国金融学会(The 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AFA)是长期致力于研究和提升金融经济学知识、传播现代金融经济思想的重要开放性学术机构之一,其学会刊物《金融学期刊》(The Journal of Finance,JF)已由最初刊发会议资料的出版物逐渐发展为刊发金融经济学最前沿研究成果的重要国际性学术期刊之一,对现代金融经济学理论发展、金融实践和学位教育均做出了卓越贡献(Alexander&Mabry,1994;Borokhovich et al,1994; Corrdo & Ferris,1997;Swidler & Goldreyer,1998)。本文先简要回顾美国金融学会和《金融学期刊》的发展历程,然后基于WebofScience数据库《金融学期刊》发表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对该刊在1990-2011年间刊发的学术论文进行归类分析,重点回顾该刊被引用排名前十位的经典文献和获得Breeden奖的研究成果,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经济学的重要进展,并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为繁荣国内金融经济学研究、促进金融经济学学科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一、《金融学期刊》的发展历程及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金融经济学
(一)《金融学期刊》的简要发展历程
成立美国金融学会的动议始于1939年12月美国经济学联合会(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年会上“一小撮”金融学家对联合会缺乏发表金融研究成果专业渠道的抱怨。在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Instituteof Technology)K.Field博士的牵头组织下,美国金融学会顺利地于1940年12月28日在芝加哥召开了成立大会。考虑到会员较少尚难以支撑一个连续出版物,会暂时放弃了出版期刊的打算,转而以《美国金融》(American Finance)之名刊登了两期学会会议论文摘要。随后因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学会被迫中断了学术活动。二战结束后,学会又迅速恢复了学术活动,并决定在《美国金融》的基础上出版一个新的期刊,《金融学期刊》于1946年8月正式面世,S.E.Leland(1946)撰写的《政府、银行和国家债务》有幸成为该刊刊发的首篇学术论文。
尽管一度因财务困境迫使美国金融学会在《金融学期刊》上刊发广告以缓解入不敷出的局面让金融学家们很尴尬,但学会于1952年成功注册为非盈利组织,明确定位于“为研究金融有兴趣的人们提供一个公共学会;促进公众对金融问题的理解,为金融思想交流提供期刊和其他媒介;鼓励高等院校的金融研究及从事其他合适活动的非营利性金融专业社团”(Kavesh,1991)。此后来自银行、企业和其他机构的慷慨支持使美国金融学会不再担心破产,开始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学会会员数由1939年的33个发展到2010年的1.5万多个,遍布全球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界,《金融学期刊》出刊频率也由1947年的每年2期发展到现在的双月刊,到2011年已累计刊出66卷,版面也由最初的96页增加到了2010年的2300多页。特别是,美国金融学会推举的历届会长中不乏学界名流泰斗,如股票估值理论的奠基者Gordon(1975)、为CAPM模型和股利分红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Lintner(1974)以及因“詹森不等式”闻名的Jensen(1992)等,而Miller(1976)、Sharpe(1980)、Modigliani(1985)、Markowitz(1982)、Merton(1986)和Scholes(1990)等在获得诺贝尔奖殊荣之前都曾先后担任过学会会长更使得美国金融学会名声鹊起。
(二)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金融经济学
成立之初的美国金融学会每年选举1位会长和代表货币银行、公司金融、投资、公共财政和保险等子专业领域的5位副会长,这种组织架构基本反映了二战到20世纪50年代金融经济学的研究重点领域。后来又陆续增加了国际金融、消费金融和房地产金融等主题,这种八个主题的状况一直维持到1972年。尽管其他几个主题也有所发展,但这一时期美国金融学会年会多集中于宏观金融、金融机构和税收政策等主题(Keenan,1991),且《金融学期刊》的发文作者也多为有深厚传统经济学背景的金融专家,刊发的文章也多是公共财政、货币银行等传统金融理论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金融经济学无非是将经济学研究进一步拓展到被凯恩斯主义者所忽视的领域,归纳、演绎、推理判断等规范研究法是这一时期《金融学期刊》刊发文章的方法论特征。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金融经济学学科不断分化,诸如保险、房地产金融、货币理论等兴起了各自的专业期刊,并与《金融学期刊》竞争高质量的稿件,《金融学期刊》刊发文章的主题逐渐变窄,也越来越专业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学期刊》几乎不再刊发保险、房地产金融等主题的文章,传统的货币理论、公共财政方面的文章也越来越少。而分析方法、数学建模、假设检验技术、决策理论、运筹学研究和编程技术等的快速发展则导致了金融经济学学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Weston,1991)。大量金融经济学研究开始由受过专门训练的金融学博士们来完成,这些新兴力量的学位论文多集中于微观金融问题研究,如资产组合理论、有价证券估值、复杂的金融契约、微观信息影响以及公司的投融资策略等(Keenan,1991)。为此,《金融学期刊》专门开辟了刊发博士学位论文摘要的专栏。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金融学期刊》刊发了金融经济学大部分代表性前沿学术研究成果,如Markowitz(1952)的资产组合理论、Sharpe(1964)的CAPM模型、Fama(1965)的有效市场理论、Cox&Ross(1976)的期权定价理论等。
二、《金融学期刊》刊发文章的统计分析
随着金融经济学学科不断分化,刊发金融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学术期刊越来越多,2003-2011年间,SSCI收录的金融经济学类国际期刊由36个增加到了84个,其中《金融学期刊》的办刊历史最悠久。从学界常用来评价期刊的SSCI相关影响因子来看(Borokhovichetal,2000),1990-2010年间的大多数年份中,《金融学期刊》的2年影响因子最高,
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图1),其立即影响指数和5年影响因子也高于其他刊物,这说明《金融学期刊》刊发的文章不仅紧跟金融经济学研究前沿和研究热点,在金融经济学领域中也有持续的影响力。可以说,《金融学期刊》几乎见证了在金融经济学这一时期的发展历程。
图1 1990-2010年《金融学期刊》的影响因子变化趋势图
注:1997年前的影响因子数据来Borokhovichetal(2000),其余数据来自WebofScience。
(一)发文国家分析
从《金融学期刊》刊发论文的数量来看,排名前十位国家/地区依次是美国(2067篇)、加拿大(114篇)、英国(101篇)、荷兰(38篇)、法国(37篇)、中国(35篇)、以色列(24篇)、澳大利亚(18篇)、意大利(17篇)、中国香港(15篇)。美国在《金融学期刊》上发文数量居首位说明其金融经济学研究的国家实力非常强大;其次是英国和加拿大,尽管这两个国家的实力差距不大,但与美国差距非常大;随着科研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国内学者在《金融学期刊》
上刊发的文章数量居第6位,但整体实力不强,即使发文数量,也仅能领先于荷兰和法国。
(二)发文机构分析在《金融学期刊》上发文数量排名前十位依次是芝加哥大学(158篇)、纽约大学(154篇)、国家经济研究局(148篇)、哈佛大学(110篇)、宾夕法尼亚大学(108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93篇)、西北大学(83篇)、密歇根大学(83篇)、杜克大学(79篇)和货币经济研究所(74篇)。这些研究机构都集中在美国,由此可见美国金融经济机构研究实力之强大,高等院校是金融经济学研究的主体。
(三)发文作者分析
从金融经济学研究人员在《金融学期刊》上的发文数量来看,Titman以25篇的数量居首位,其他依次是Longstaff(20篇)、Shleifer(16篇)、Fama(15篇)、French和Goetzmann、Lakonishok、Michaely、Stein和Stultz则均在《金融学期刊》上发表了14篇论文。发文数量似乎表明了这些学者优秀的科研能力,尽管Fama和French教授此前早已成名,但依然才思不断。
表1 《金融学期刊》被引用次数前10位的论文简表
资料来源:WebofScience。
(四)引用情况分析
评价科研能力不仅要看发表论文的数量,还要看发表论文的质量,而发表文章被同行持续关注和引用就是非常重要的质量指标。表1列举了1990-2011年间《金融学期刊》被引用数量排名前10位的经典论文,这些论文集中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金融经济学在公司金融理论(4篇)、资产定价理论(6篇)方面取得的成就。其中有3篇是Fama教授独著或与French教授合著,这说明Fama教授不仅著述丰富,也贡献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三、从《金融学期刊》看金融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变迁
1990-2011年期间,《金融学期刊》共刊发了2342篇文章。剔除书评、会议公告、人物介绍、勘误及期刊影响分析等论文后,仍有1757篇与金融经济学理论及实证研究密切相关的原创性论文和短文(该刊2002年第2期之后不再明确区分原创性论文和短文)。这些文献几乎涉及金融经济学的所有分支学科,且渗透到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学科。
区别于通常教科书对金融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分类方法,我们将这些研究成果划分为风险管理投资组合、资产定价、公司金融、金融市场机构监管及行为金融等5大主题。其中,风险投资组合主题包括风险态度、风险测度、风险管理(如对冲、免疫策略等)、多元化及投资组合等内容。资产定价主题包括CAPM、APT、PPP、跨期均衡定价、有效市场假说等,以及利率、债券、期货、期权、远期、未定权益等产品的定价等内容。公司金融主题包括资本结构理论、企业投融资、税收、股利分配、股票分拆、回购(租)、公司所有权、控制权、管理层激励、薪酬及资产出售、公司重组、并购、接管、破产等方面的研究文献。将研究金融市场供求、市场参与者、市场结构、买卖价差、绩效、金融市场体系、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等造成的市场不完全、金融危机及金融制度(法律制度、交易制度及投资者保护)等归入金融市场机构监管这一主题。将金融市场异象(泡沫、超额收益率、股权溢价之谜、IPO之谜)以及投资者情绪、过度自信、过度反应、反应不足、非理性、羊群效应、传闻、短视行为、策略性行为等归入行为金融这一主题。
表2 《金融学期刊》发表的金融经济学文献研究主题的变迁
各时期不同主题下的文献数量统计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
(1)资产定价研究是1990-1995年期间的热点,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资产定价方面的研究已相对比较成熟,很难在理论上有较大突破,近期研究多是对资产定价理论的检验或修正,因此其发文总数逐渐减少。
(2)有关金融市场机构监管这一主题的研究文献越来越多,成为1995年之后的研究热点领域,主要的发展是大量引入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和微观市场结构问题,法与金融学的结合推动了金融制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3)金融业的发展使得现代公司组织结构更复杂,业务范围和地理空间不断扩大,公司投融资、利益分配等资本结构问题和公司重组并购、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结构变化等带来的一系列公司金融问题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公司金融统计数据的不断丰富,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论文非常多。
(4)由于风险管理方面专业期刊的竞争分流,或者是因为《金融学期刊》期刊风格的偏向性,尽管风险管理被博迪和莫顿(1990)视为金融经济学的三大支柱研究方法之一,《金融学期刊》也刊发部分涉及风险偏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风险态度和风险管理的论文,但数量不多,且呈逐渐减少态势,过去20年这一主题下发表的主要是投资组合方面的论文。
(5)《金融学期刊》发表的行为金融研究论文数量不断增加。诸如投资者情绪、非理性等能对金融市场的一些异象做出理论解释,但行为金融理论还很难像CAPM、APT和期权定价模型等一样用于资产定价,这一主题的研究尚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
四、从《金融学期刊》看金融经济学的新进展
除了出版《金融学期刊》这一国际期刊,美国金融学会还设立了Smith Breeden奖、Brattle团队奖、Fish Black奖和摩根斯坦利-美国金融学会奖(Morgen Stanley-AFA Award)来鼓励研究和提升金融经济学知识。其中,Smith Breeden奖主要奖励《金融学期刊》刊发的原创性论文。Fish Black奖主要奖励40岁以下或45岁以下且在35岁前未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在Black-Scholes定价模型金融实践方面的原创性研究,每2年颁奖1次;摩根斯坦利-美国金融学会奖设立于2008年,该奖每年颁发2次,主要是奖励那些在金融经济学领域中因杰出思想而取得成功职业生涯的个人,Fama、Jensen和Diamond分别获得了前三届奖励。为了较全面地把握金融经济学在过去20年所取得重大进展,这里选取20篇获Breeden一等奖的论文及表1列举的10篇经典论文进行回顾。
(一)公司金融理论的发展
在公司治理方面,Jensen(1993)认为尽管已经打开企业这个黑箱,但依然面临如何理解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运转以及其他控制因素相互影响的挑战。Shleifer&Vishny(1997)指出,管理者声誉、投资者法律保护和所有权集中对解决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起重要作用,但所有权集中也可能损害其他中小投资者利益。La Portaetal(1997,1999)认为不同国家上市公司所有权集中度、资本市场广度和深度、分红政策及外部融资渠道差异的共同基础是法律保护。投资者保护不力国家的资本市场无论规模还是广度均较小。和英美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国家的投资者保护普遍较弱,其资本市场也不发达。富裕国家的证据也表明,投资者保护不力时,企业通常被家族或政府控制以保证控股股东的超额现金流权。在公司金融方面,Andrade&Kaplan(1998)对31宗导致财务困境的高杠杆交易研究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杠杆交易总的来说(轻微地)创造价值,财务困境的成本大约是企业价值的10-20%。Gomes&Schmid(2010)发现股票收益率和财务杠杆的理论关系并非MM定理那么简单,在公司投资和融资决策内生的动态情形中,股票收益和财务杠杆之间依赖于厂商可能的投资机会。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全,杠杆与投资通常高度相关,因此,成熟企业有较高(安全)的账面资产和较低(危险)的增长机会。
(二)资产定价理论发展
Fama等继续为有效市场假说(EMH)进行辩护。Fama(1991)、Fama&French(1996)指出强有效市场假说可能不成立,但股票价格的调整比公司基本面信息反应更快至少说明半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模糊的信息和交易成本并非检验市场有效性的主要障碍,联合假设(joint-hypothesis)问题可能更严重。因此,市场有效性可能是不可检验的。而Jegadeesh&Titman(1993)和Carhart(1997)对投资者买(好)卖(差)策略及共同基金绩效的研究则从另一个侧面为有效市场假说提供了佐证材料。
在资产定价方面,Fama&French(1992)发现SLM(Sharpe-Lintner-Black)资产定价模型不能
描述最近50年的平均股票收益率。Glosten,Jagannathan&Runkle(1993)说明了非预期收益会导致条件波动率的反向修正,这对资产估值时进行风险和收益权衡、理解股票指数收益率时间序列特征有重要价值。
投资者和学界有浓厚的兴趣利用诸如规模、杠杆过去的收益、股息率、收益价格比率(earning-to-priceratios)和账面市场比率等参数来预测股票收益。Kandel&Stambaugh(1996)对依据贝叶斯规则行事的风险规避投资者的研究表明,用通常统计测度的回归关系很弱;Daniel&Titman(1997)指出,即使控制了规模和账面市值比率,贝塔值对低资本化和高账面市值比率的股票收益率还是没有解释能力。该结论意味着并不存在与企业账面市值相关的可识别的独立风险因素,也不存在三因素模型识别的收益升水。Campbelletal(2001)认为加总的市场收益、行业发展水平和特定厂商的冲击是影响个股收益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市场波动率,1962-1997年期间厂商水平的波动率显著上升,而个股之间的相关性和市场模型对特定股票的解释能力不断降低。Pastor&Veronesi(2003)则发展出一个平均收益率不确定(账面市值比率M/B的不确定性随平均利润率增加)的股票估值方法,认为M/B随企业寿命增加而不断下降,年轻企业M/B的斜率更陡峭。
套利是金融经济学理论中维持市场有效的核心信条之一,理想的套利无需资本也没有风险。Mitchelletal(2002)对隐含套利机会样本(母公司市值低于上市子公司市值)的研究发现,阻碍套利的最大摩擦是与不完全信息相关的成本,不完全信息和交易成本的部分特定化(specialization)会限制多样化的效率。Kondor(2009)对套利者如何跨期配置有限资本的研究发现,套利行为降低了价格差异,但即使交易机会没有风险也极可能产生损失,即使不受约束,同一资产的价格也会产生偏离,较大的偶然性资产损失使得套利收益是左偏的。
(三)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
近期很多金融文献应用行为理论来解释资产定价的非理性,Ritter(1991)指出,IPO不仅存在抑价和发行后的价格暴涨等短期定价异常,还存在长期的定价过高,且存在周期性特征,不同产业的IPO定价异常存在差异。他们用投资者对新上市企业潜在收益率的周期性“过度乐观”及企业利用这种“机会主义窗口”(windows of opportunity)来解释IPO定价异象。Tetlock(2007)对华尔街日报专栏的研究发现,媒体高度悲观预示着向下的市场价格压力,但随后会逐渐恢复。极高(极低)的悲观预示着髙市场交易量。
Danieletal(1998)基于投资者对“私人信息准确性和有偏的自我归因”(biasedself-attribution)过度自信这两种信息偏差提出了一个能预测证券市场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何时发生的理论。区别于正(负)收益自相关是对“新息”(news)反应不足(过度反应)的传统认识,他们认为两种偏差导致投资者信心(投资产出的函数)转换不对称,即对私人信息明显反应过度而对公开信息反应不足,正收益自相关是持续过度自信的结果,过度自信意味着负的长期滞后自相关、过渡波动以及管理行为与股票错误定价相关时基于公开事件的收益可预测性,而偏差自我归因增加了正的短期滞后自相关(冲量)、短期收入漂移。从多元化的观点看,跨国投资和国内资产组合中的“本地偏好”(homebias)是无效的。早期的理论解释认为是跨国资本流动限制、税收和高交易成本等投资壁垒以及当资本超出政治、金融边界后面临汇率波动、管制变化、文化和政治风险等降低了对外投资积极性。Coval&Moskowitz(1999)认为美国投资管理者强烈偏好总部在当地的厂商(特别是那些生产不可贸易商品的高杠杆小企业),地域就近与企业规模、杠杆之间的关系明确显示出资产定价的非理性,这种地域偏好是受本地和外地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驱动的。Coval&Shumway(2005)发现芝加哥期货交易所(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的专业做市商也存在很强的追涨杀跌行为偏差迹象,表现出较强的损失规避特性,并对短期价格有重要影响。
有效市场假说的拥护者认为理性投机不仅能消除无风险套利的机会,也能减少错误价格的形成。受限套利文献认为诸如噪声交易者的风险、代理问题和同步风险(synchronization risk)等会限制套利者,因此错误定价将持续存在。Brunnermeier&Nagel(2004)则发现1998-2000年间技术泡沫期间的对冲基金非但没有产生正确的价格影响,反而大量投资于技术股。他们认为投机情绪推动了技术泡沫,基金管理者很清楚并试图利用其股价格必将下跌的机会,但由于可预测性问题并未能成功地在价格崩溃前减持技术股。因此,理性投机抑制泡沫形成机制的失灵并非卖空约束造成的。另一方面,新古典定价模型通常假设“信念持续错误的非理性交易者在竞争市场中无法存活,也无法影响长期资产价格”,但Koganetal(2006)的研究推翻了这种观点,他们发现非理性投资者存活与价格影响完全是两码事,非理性投资者的价格影响并不依赖于他们的存活,即使他们的财富可以忽略时(或不能存活时)也会对资产价格产生持续的显著影响。
(四)金融市场与机构监管
通常认为完善市场体系下的信用交易制度能发挥价格稳定器的作用,流行的观点将20世纪20年代的股市繁荣归因于融资融券(margin requirement)的低保证金,而保证金的要求造成流动性慌乱又加剧了大萧条。Hsieh&Miller(1990)的经验研究发现,股市波动与信用保证金或融资融券是负相关的,但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美联储对融资融券的保证金管理起到了抑制股票市场波动的作用。
因可能破坏市场公平和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内幕交易通常是证券监管的中心内容之一。Meulbroek(1992)发现内幕交易的非正常收益均值为3%,几乎有一半股票价格在接管发生之前因为内幕消息上涨了。但在他们看来,制定惩罚内幕交易的法律规则也应该考虑内幕交易的价格发现好处。此外,因交易整合了股票价格的私人信息,限制交易可能导致更少的价格信息,降低股票价格波动的管制设计可能导致更多的噪声交易、提供更少的股票价格信息。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等摩擦,资本并不能有效地流向盈利的投资机会,有学者认为大信贷机构生产并利用企业信息做出信贷决策能(部分地)克服市场摩擦,无论如何,企业与金融机构保持密切关系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资金。但Petersen&Rajan(1994)对小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与信贷机构建立密切关系增加了融资的可得性,但对信贷价格的影响较小。因此,关系型信贷的作用更多的是融资量而非融资价格。区别于大部分主板市场的集合竞价方式,NASDAQ被设计为通过做市商竞争来缩小买卖价差。但Christie&Schultz(1994)对NASDAQ最低报价单位的研究发现了做市商共谋以维持高于竞争水平的买卖价差的经验证据,他们的研究最终导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于1996通过了指令处理规则(OHR),并将最低报价单位由原来的1/8美元降低到1/16美元。
不确定性冲击和流动性冲击是大部分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Caballero&Krishnamurthy(2008)发现一些事件虽然满足流动性危机模型的前提条件但并未出
现金融危机,究其原因是这些事件并没有不可计量的显著不确定性(Knight,1921)。因此,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出现新的冲击。除了资产收益的风险,特殊事件和未经检验的金融创新触发不确定性导致代理人对世界观的怀疑也会导致剧烈的资产安全转移(flight to the quality),进而导致金融危机发生。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最后贷款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处理市场失灵上,也体现在降低市场不确定性上。
五、结论及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简要回顾了《金融学期刊》的发展历程,然后对《金融学期刊》的发文进行了简要的统计分析。通过对1990-2011年间《金融学期刊》发表的1757篇学术论文的归类分析发现,在过去的20年中,金融经济学家们主要从风险资产组合、资产定价、公司金融、行为金融和金融市场机构监管等方面继续完善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框架体系。从(数量)发展趋势看,公司金融和金融市场机构监管是两大最热门的主题,而行为金融学研究主题有逐渐升温的趋势。对《金融学期刊》引用次数前10位的经典论文及20篇获得Breeden一等奖文献的回顾发现,这一时期金融经济学的主要发展集中在资产定价、公司金融、行为金融和金融市场机构监管等四个主题。
区别于以货币理论、宏观金融为主的传统金融学,这一时期的金融经济学继续沿袭了20世纪60-80年代发展起来的偏微观、偏实证风格,学科交叉融合是金融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如金融市场不完全(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激发了大量学者的研究兴趣,引入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或法经济学)等学科研究金融现象成为一个时髦的研究趋势,并在近期取得了较多的突破性成果。又如资产定价理论是金融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相关模型在逻辑和方法论上看似无可挑剔,但近乎严苛的假设条件依然面临诸多挑战,现实中的定价异象促成了金融学家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异象。尽管因心理因素难以量化使得行为金融理论还很难应用到具体的资产定价研究中,但其发展势头良好,是金融经济学亟待突破并改写历史的研究方向。
另一方面,金融实践、教学与理论研究的齐头并进也极大地促进了金融经济学科的发展。美国之所以在二战以后能长期保持金融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国际地位,与其独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一流的学术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密不可分。金融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几乎都能迅速被以华尔街为标志的金融实务界付诸实践,而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又促使金融学家们不断完善理论。美国金融经济学教学与前沿理论的时滞越来越短说明,紧跟学科前沿的金融经
济学教学不仅促进了金融知识的传播,也激发了大量新兴力量的研究兴趣,强化了学科研究的后备力量。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距离金融大国特别是金融强国还与较大差距。随着科研体制改革的发展和国内研究机构之间竞争的加剧,国内已有较多的学术文献见诸国际期刊,但无论是整体实力还是单一机构和个人研究实力还有待加强,思想上的突破性创新也不多见。中国的金融经济学研究不仅需要高数量,还需要高质量,美国的经验表明,加强研究机构、人员的联合是提高我国金融经济学研究水平的一条可行途径。
伴随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也必将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中最有研究价值的市场之一。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相关统计数据的不断完善,金融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金融实践相结合会产生大量原创性研究成果。
作者:欧阳青东,邱兆祥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稿件来源《经济学动态》2012年6月刊
本文有删节(图表、数据及参考文献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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