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利用的经济学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本文对国外关于时间利用的经济学研究进行了综述。时间利用研究以时间利用调查为基础,其研究内容可划分为无酬劳动估价、宏观经济分析、微观经济研究和福利状况评价等几个领域。本文对国外这些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我国时间利用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时间利用　无酬劳动　家庭部门　福利
     一、时间利用调查(TUS)
     时间利用研究(TimeUseResearch)是对人们时间配置方式的研究,在国外已有很长的历史。时间利用研究的发展必须以大规模的时间利用调查(TimeUseSurvey)作为先决条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统计部门在住户调查中率先使用了实时记录的调查技术。1964年,12个已经开展过时间利用调查的欧洲国家联合启动了一个“跨国可比较时间预算研究项目”,为此后各国的时间利用调查方法奠定了一套共同的基础。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时间利用调查因其在反映妇女无酬劳动贡献方面的作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开展。
     目前通用的时间利用调查方法是,先按一定的抽样方案进行抽样,然后请抽中的被调查者在某一预定的24小时时间段内(有些调查覆盖多个这样的时间段,如两天、三四天或一周)随时记下自己从事的每项活动开始的时刻和活动内容。有些调查还要求被调查者记下与主要活动同时进行的次要活动、活动发生的地点以及和谁在一起。活动内容或者由被调查者自己从预先给定的活动编码中选择,或者先由被调查者用文字记录,再由调查方统一进行分类、编码和归总。与一般的人口普查、劳动调查和住户调查数据相比,时间利用调查数据(以下简TUS数据)包含了更加丰富、翔实的信息,特别是能够全面反映人们参与非市场活动的状况。并且,实时记录的调查技术可以有效地避免回忆偏差和数据的内部不一致。①
     以TUS数据为基础展开的时间利用研究具有明显的多学科、跨学科的特点。本文的综述范围仅限于关于时间利用的经济学研究。按照研究主题,关于时间利用的经济学研究可以大致划分成四个方面:无酬劳动估价、宏观经济分析、微观经济研究和福利状况评价。
     二、无酬劳动估价为了全面、真实地反映居民的福利状况,增强国民经济账户内部的一致性和统计数据的跨时、跨国可比性,联合国1993年SNA建议各国编制家庭卫星账户,对家庭中的无酬劳动和私人非营利机构中的志愿者工作进行核算。这就需要对无酬劳动的经
    济价值进行估算。
     估算无酬劳动的经济价值对于明确妇女的经济贡献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妇女的生产活动以无酬劳动为主。为了推进发展政策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促进两性平等,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机构在推进无酬劳动经济价值估算(包括推进时间利用调查)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做了很多工作。
    (一)无酬劳动经济价值的估算方法
    无酬劳动经济价值的估算方法原则上可以划分为产出法(又称直接法)和投入法(又称间接法)两大类(Bruyn-Hundt,1996)。产出法的原理是,衡量无酬劳动的产出的数量,并为每种产出指定一个价格,扣除中间投入品的价值后,就可以计算出无酬劳动的增加值,即其经济价值。
     投入法的原理是,衡量无酬劳动所耗费的时间,为其指定一个适当的工资率,从而计算出无酬劳动的经济价值。无酬劳动的工资率有两种选取方法。一是“机会成本法”,以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期望工资率作为他/她提供无酬劳动的工资率;二是“市场成本替代法”,以同类服务的市场价格作为无酬劳动的工资率。市场成本替代法又分两种。一是“专业替代法”,假定各种服务是由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员分别提供的,因此用不同服务行业的工资率分别替代不同无酬劳动的工资率,分别乘以各项无酬劳动的时间后再加总;二是“综合替代法”,假定全部服务都是由一位家庭服务员提供的,因此用家庭服务员的平均工资率来替代全部无酬劳动的工资率。
     (二)各种估算方法存在的问题
     不难看出,任何一种估算方法都不是完美的,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产出法的思路与市场生产活动的估价方法一致,但应用起来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无酬劳动的产出数量难以确定。对此Har-vey&Mukhopadhyay(1996)提出,可以用时间利用调查中记录下来的家庭成员享受无酬劳动成果的时间来衡量无酬劳动的数量。Ironmonger&Soupourmas(2009)和Mullan(2010)分别用这种方法估算了澳大利亚无酬劳动的经济价值和英国父母对儿童的照料的经济价值。
     投入法中,机会成本法的主要问题在于,在微观层面上,由于不同的人的时间机会成本不同,按照这种方法,同样的无酬劳动如果由不同的人来提供,其经济价值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在宏观层面上,这种方法暗含地假设了市场生产活动和非市场生产活动的性质是相同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用劳动市场上的平均工资率作为无酬劳动的机会成本,会导致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无酬劳动的总价值的高估(Goldschmidt-Clermont,1993)。
     专业市场成本替代法的主要问题是,专业服务人员的生产率远远高于非专业人员,所以用这种方法容易高估无酬劳动的经济价值(Fitzgerald&Wicks,1990)。此外,专业服务的服务内容和工资率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这种方法的计算结果难以进行跨时比较(Bruyn-Hundt,1996;Swiebel,1999)。综合市场成本替代法的主要问题是,有些家庭
    中的无酬劳动是家庭服务员不能提供的,如维护房屋、修理用具或电器等(Goldschmidt-Clermont,1993)。另外,这种方法对于志愿者工作也不大适用。
     目前已经开始编制家庭卫星账户的发达国家,以及联合国和OECD等国际组织在估算无酬劳动的经济价值时,使用最多的是综合市场成本替代法。不过,其他几种方法也时常被采用。一种比较常见的作法是,将几种不同方法的估算结果同时列出,给出无酬劳动经济价值的一个大致范围。
     三、宏观经济分析
    以往的宏观分析没有考虑家庭部门,这会给分析结果带来不可忽视的偏差。把家庭部门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困难在于,家庭的投入和产出中都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时间体现出来的,在一般数据中得不到反映。TUS数据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使投入产出、社会核算矩阵(SAM)、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等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延伸到家庭部门。
    (一)投入产出分析
     传统的投入产出表只显示正规市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内部产业结构。包括家庭生产的投入产出表则能够显示家庭部门内部活动的结构,显示出家庭部门在各种生产活动中对中间产品、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情况。Ironmonger&Sonius(1987)使用澳大利亚数据,编制了首个包括家庭生产的投入产出表。在该表中,不同的列代表家庭的各种活动,如做饭、打扫、洗衣、育儿、购物、修理、园艺等;不同的行则代表在上述各种活动中耗费的各种投入,如原材料、能
    源、服务、劳动时间、资本品(包括住房)等。不过,严格说来用以上方法编制出来的仅仅是家庭部门的“投入表”,因为其中家庭产出的价值是通过把各项活动的成本加总而得到的,并没有考虑家庭创造的增加值。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各种家庭活动的产出进行估价,其中的关键是对无酬劳动的产出进行估价。Ironmonger(1996)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包括家庭生产的投入产出表,其中,无酬劳动的最终产品(服务)按照市场价格估价;无酬劳动投入的价值则是最终产值扣除资本和其他中间投入后的余额。家庭最终产出被划分成6大类:居所,餐饮,衣物,交通,娱乐和照料。
     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瑞典、挪威、美国等国,已经开始定期编制包含家庭部门的投入产出表。
     构建包括家庭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之后,可以用它来改进经济增长核算。Landenfeld&McCulla(2000)基于投入产出法,在美国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NIPA)中纳入家庭部门后发现,1946-1997年美国的年均名义经济增长率由7.3%下降到了7.1%。这是因为随着二战后妇女就业率的提高,市场部门的产出增长率提高了,但家庭部门的产出增长率降低了。也就是说,由于对家庭部门的忽视,美国二战后的经济增长速度被高估了。
     (二)SAM和CGE模型分析
     SAM是SNA账户的矩阵表述,它用对称矩阵的形式把不同社会机构和群体之间在生产、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完整地表示出来。SAM最大的优点在于其灵活性,在保证整个核算体系的一致性和完整性的条件下,可以对各账户采用不同的分类方法,以达到特定的研究目的。只要对无酬劳动的经济价值进行了大致估计,就可以构建包含家庭生产的SAM,揭示经济中市场活动与非市场活动之间的关系。
     不过,基于SAM的模型方法蕴含的基本假定是常量价格、产出的需求导向和经济主体间的线性关联,因此只适用于短期宏观分析。更适用于预测的方法是CGE模型分析。CGE模型明确地设定了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如家庭是效用最大化的,厂商是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的。此外还可加入描述政府、工会、进出口商等的行为的最优化设定。在市场一般均衡假设下,基于某一年的SAM数据和各个弹性参数的估计值,CGE模型可得出数值解,即对未来各种产出和价格的预测。
     由于基本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编制了精度较高的包括家庭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所以精度较低的SAM和CGE模型分析主要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已有的这类研究主要是针对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男性和女性劳动力的影响展开的,如Fontana&Wood(2000),Fontana?(2002),Fofanaetal(2005)和Siddiqui(2005)对孟加拉、赞比亚、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等国的研究。将来,随着发展中国家时间利用调查的持续开展和数据质量的不断提高,此类研究还可以扩展到环境和气候变化、环境政策和税收政策对于家庭和非正规部门的影响等方面(Urieletal,2005)。
     四、微观经济研究
     在劳动和人口经济学领域,有些与时间利用相关的经验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在早期研究中,只能使用在劳动调查或住户调查中通过被调查者的事后回忆而收集的数据。一些对事后回忆数据和TUS数据的比较研究表明,事后回忆法不仅不准确,而且会造成系统性的偏差(Klevmarken,2005;Otterbach&Sousa-Poza,2010)。因此,近年来关于时间利用的微观经济研究中,有一部分就是使用TUS数据来重新考察一些老问题,如劳动力供给、家庭内部时间配置等。不过,也有一部分研究的内容是全新的,如人们活动时间的分布问题;还有一部分研究虽然内容并非全新,但在TUS数据的基础上,其研究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如关于照料的研究。
     (一)劳动力市场
     与劳动力市场有关的时间利用研究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劳动供给,工资率或劳动收入,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描述性研究。
     在劳动供给方面,人们通常认为,有没有孩子会极大地影响女性的劳动供给,但对男性则基本没有影响。以往基于一般调查数据的研究都支持了人们的这种看法。然而,Carlin&Flood(1997)和Prowse(2009)关于瑞典和英国的研究却发现,使用TUS数据,男性的工作时间受到有没有孩子的显著影响。可见,以往的研究结果很可能与数据精度不够有关。
     在工资率或收入方面,TUS数据的特点为学者们考察收入与一些非市场活动的关系提供了条件。Biddle&Hamermesh(1990)发现,工资率的提高会减少男性就业者的睡眠时间,增加他们的市场工作时间。Das&Loach(2009)发现梳洗打扮时间对女性收入具有负影响,而对少数族裔男性的收入具有显著且大幅度的正影响。
     在劳动力市场状况方面,使用TUS数据并结合其他调查数据,可以更加深入地描述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和变迁。例如,Fuchs(1986)基于美国1975-1976年TUS数据和1960、1980年美国1/1000人口调查数据,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美国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和工作时间的变化。又如,Apps&Rees(2010)使用2005-2006年澳大利亚TUS数据和2003-2004年住户消费调查数据,描述了澳大利亚家庭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劳动供给状况,以及相应的收入、储蓄和消费状况。
     (二)家庭内部时间配置
     新古典单一家庭模型把家庭视为一个由偏好相同的家庭成员组成的整体,所有家庭成员联合决策,在市场劳动、家务劳动和闲暇三大类活动之间配置各自的时间,以追求共同效用的最大化。而家庭内部博弈模型则假定家庭成员具有各自不同的偏好,每个家庭成员都试图在家庭中最大化个人利益。从两种模型可以得到关于家庭内部时间配置的不同的可检验推论。有的研究拒绝了单一家庭模型,支持博弈模型,如Capellari&Gregori(2006);也有的研究结论尚不明确,如Aronssonetal(2001)。
     除了检验两种不同家庭模型以外,还有一类关于家庭内部时间配置的描述性研究,力图揭示不同因素对特定人群时间配置的影响。Solberg&Wong(1992)发现,上下班通勤时间对市场劳动、家庭生产和闲暇时间都有显著影响。Newman(2002)发现,在厄瓜多尔,妇女就业机会的增加对妇女的总劳动时间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使男性用于无酬劳动的时间延长。
    (三)照料
     由于发达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国际上绝大多数关于照料的时间利用研究都聚焦于对儿童的照料。发达国家学者使用TUS数据研究了多种因素对父母照料儿童的时间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政府给予的育儿补贴、日托机构、公共教育支出、父母的工作时间、父母的工资率、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孩子的性别等等。这些研究的结果中,有些与人们通常的直觉并不一致。例如,研究发现把孩子送到日托机构基本上不会减少父母照料儿童的时间(Gustafsson&Kjulin,1994;Hallberg&Klev-marken,2003),但公共教育支出增加会对父母照料儿童的时间产生挤出效应(Kim,2001);女性工作时间的变化对照料子女时间的影响小于男性工作时间变化的影响(Hallberg&Klevmarken,2003);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用于照料儿童的时间越长(MillerandMulvey,2002);如果家里有男孩,父亲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会明显增加,而且父亲与男孩相处的时间多于与女孩相处的时间(Mammen,2011),等等。其中部分研究结论有助于改进与儿童照料相关的公共政策,如税收政策、育儿补贴政策、公共日托服务等。
     (四)活动时间分布
     传统的有关时间利用的模型只考虑活动时间的长短,不考虑活动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近年来有些研究者涉足了这个新的领域。
     Hallberg(2003)使用瑞典TUS数据,研究了家庭成员活动时间的同步性问题,发现已婚或同居者的时间安排确实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不过不同活动的同步性并不一样,总的说来市场劳动的同步性最强,家务劳动次之,闲暇时间的同步性最低。这种效应在不同人群之间也存在差异,有孩子的夫妇的时间同步性比没有孩子的夫妇低,年纪大的夫妇比年轻夫妇低。
     人们活动时间的分布还会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明显的变化。Hamermesh(1999)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美国人的夜间工作大幅减少。这种现象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就业者中都同等程度地存在,因此与劳动力年龄结构或产业结构的变化无关。Hamermesh的解释是,因为夜间工作会给人们带来负效用,那些收入高的人宁可放弃一部分收入,也要尽量避免夜间工作。随着美国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和工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高工资的人以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购买”了夜间不工作的权利。
     五、福利状况评价
     经济学中对人们福利状况的评价方法可以分为客观和主观两种基本路径。由于时间是人们生活的基本维度,所以时间利用研究在这两种基本评价方法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一)客观评价方法
     经济学家最常用的客观福利指标是收入或消费,但有些学者主张把人们的自由或闲暇时间直接作为一种客观福利指标。Niemietal(1991)的一段话很具有代表性:“自由时间是影响人们福利的最主要的条件之一。一个人每年、每周或每天拥有的自由时间越多,他或她休息和恢复工作能力的机会就越大,也越有可能拥有选择的自由,促进个人发展。”类似地,Burchardt(2010)用对时间的掌控程度和可支配收入来衡量个人的“实质自由”。
     加拿大从2010年起,开始编制“加拿大福利指标(CIW)”(Michalosetal,2010)。CIW实际上是一个由8个维度构成的指标体系,这8个维度是:健康、教育、时间利用、生活水平、社区活力、闲暇与文化、民主参与、环境。每个维度中又包含若干子指标。其中,时间利用维度的子指标是:(1)20-64岁人口中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百分比;(2)20-64岁人口中认为自己“时间压力”很大的百分比;(3)20-64岁人口中无偿照料老人的百分比;(4)12-17岁人口中每天看电视或玩视频游戏超过2小时的百分比;(5)65岁及以上人口中参与“积极休闲”活动的百分比;(6)65岁及以上人口中每年参与志愿活动的百分比;(7)6-9岁人口中每周至少参加一次有组织活动(structuredactivities)的百分比;(8)3-5岁人口中每天都由父母为其讲故事的百分比。前4个是负向指标,后4个是正向指标。CIW中的时间维度无疑是对客观福利指标的有益拓展。当然,其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Zuzanek(2009)指出了现行CIW中时间利用维度的子指标在全面性、有效性和政策含义等方面的缺陷。Zuzanek(2009)认为,人们的福利水平并不取决于具
    体做了些什么,以及在某些活动上花了多少时间,而是取决于时间配置在各种活动之间的平衡。
     (二)主观评价方法
     所谓福利,归根结底还是每个人的主观感觉。从这个角度讲,客观评价方法所衡量的只是影响福利的外在条件,主观评价方法所衡量的才是真正的福利。但是,由于心理调节和适应能力的作用,事后回顾式的主观福利评价往往很不确切。针对这种回忆偏误,有学者提出了一种实时记录人们对自己正在经历的活动的主观感受的调查方法(experiencesamplingmethod)(Stone&Shiff-man,1994)。每个被调查者身上都带着一个微型电脑它每隔几十分钟或几小时就发出信号,让被调查者输入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正在做什么,在什么地方,和谁在一起,以及此时此刻的主观感受如何。这种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非常详细,也很有研究价值,但其最大的缺陷是成本太高。于是,Kahnemanetal.(2004)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方法:“一日重构法”(dayreconstructionmethod),要求被调查者在印好的表格上填写前一天的主要活动、活动的起止时间、地点、和谁在一起,以及从事每项活动时的心理感受。这种方法既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遗忘和适应,成本又比较低。
     主观福利评价方法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福利调查的问卷设计一般采取分级法(ranking),即把某种心理感受预先划分成几个级别,要求被调查者从中选择与自己感受最接近的一级。可是,不同的人对各个级别的划分标准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Kahneman&Krueger(2006)设计了一种“U指标”(unpleasantindex)。调查方法仍然采取一日重构法,但不再要求被调查者对自己的感受分级,而只是标出自己感到不愉快的时间段。一天中不愉快的时间所占的比重就是U指标的值。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愉快的时间相对比较少,不愉快的感受要比愉快的感受更加明确,以此构建的指标能够基本克服心理感受的人际差异问题。
     美国经济研究署(NBER)的一批学者提出,为了使对国民福利的评价更加完善,应朝着建立“国民时间核算”(NationalTimeAccounting)的方向努力(Krueger,2009)。
     六、结语
     纵观国外关于时间利用的经济学研究,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就是研究的政策导向日益增强。早期的时间利用研究比较接近纯学术,以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探究及其国际比较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承认妇女经济贡献、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需要,基于TUS数据的无酬劳动估价研究大量涌现,推动了各国时间利用调查的发展,反过来,TUS数据的增加又促进了时间利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使时间利用研究与公共政策得到了更加紧密的结合。
     毋庸讳言,我国关于时间利用的经济学研究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在了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后面。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的时间利用调查开展得比较迟,直到2008年才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启动了中国第一次大型综合性时间利用调查。不过,我国的时间利用调查虽然起步晚,但起点很高。调查规模大,设计合理,实施规范,数据质量较高。而且,第二次时间利用调查也在筹备中。这为我国时间利用研究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顺应我国的现实需要和该领域的发展趋势,我国的时间利用研究也应突出政策导向,以评价现行政策和提出改进方案为主。具体而言,政策导向的时间利用研究可以围绕三个主题展开。一是通过估算无酬劳动的价值,明确妇女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政策,同时也为宏观经济分析奠定基础。二是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引入家庭部门,以便更准确地评估各种宏观政策的影响。三是在微观经济研究中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拓展研究范围。与时间利用相关的政策范围很广,不仅包括国外学者集中关注的促进男女平等的政策和儿童照料政策,还包括就业政策、退休政策、医疗政策、养老政策、扶贫政策、城市建设政策、教育政策,等等。由于TUS数据反映人们生活状况的深入细致程度是其他类型的调查数据所无法比拟的,故而时间利用研究在促进改善民生的公共政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作者：齐良书 单位：清华大学
    稿件来源：《经济学动态》2012年2月刊
    （本文有删节，数据及参考文献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