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经济学研究述评

    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个体(individuals)的,而且是毫无争议的个体。而个体被当今经济学家视为单个的个人、群体、单个人的不同自我,那么这三种不同个体是如何相关呢?这一问题其实隐含着两个疑问:(1)单个的个人为什么有不同的社会身份———不同的自我?(2)许多不同的人为什么可以组成一个共处的社会群体———拥有相同的社会身份?为了解答这些疑问并厘清身份与社会福利、财富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不少学者围绕此类问题展开了多角度的探讨,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方向:身份经济学(identityeconomics)。
    一、身份与经济学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经济学领域研究身份或社会身份问题,但比较有代表性的分析思路主要有三种:Sen的命运幻象之说、Akerlof的身份认同之说、能力空间理论等其他混合型理论,前两种思路的影响尤为深远。
    (一)命运幻象假说
    以“归属社群”(commitmenttosocialgroups)概念重构个体行为选择理论,是Sen(2004,2006)近年来对经济学身份研究的独有贡献。Sen指出,同一个人可以毫不矛盾地既是美国公民又来自加勒比地区,还可以拥有非洲血统,也可以是一名基督徒、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戏剧爱好者、环保积极分子、网球迷等,这里的每一个群体都给了她属于该群体的一种特定身份,没有一种是她唯一的或单一的身份。但事实上,世界已经被视为各种宗教或文化的联盟,人们的其他身份则被完全忽视,这是对人类身份的“单一主义”认识,这种认识将人们仅仅视为属于某种单个群体。当把世界按照宗教、社群、文化、民族或者文明进行划分,并根据这种划分来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是对人们所共享的人性的粗暴挑战。这种单一划分的世界比人们实际生活其中的多重而有差异的世界更具分裂性。
    Sen(2004,2006)认为,当把个人身份贴上社群属性的标签,是把丰富的人性之美塞进单一狭隘的身份盒子里,是一种高级理论的低级应用,延续到今天的冲突与暴力都受这种单一身份的幻想影响。宗教和族裔可能是人们重要的身份认同,但世界上的人民不能仅仅从宗教归属的角度加以认识,自由和平的生活需要包容性,需要从严重分裂的身份冲突中解放出来。与全球化中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相比,更亟待追问的是塑造对世界整体看法的价值观、伦理和归属感。世界稳定地迈向和平需要尊重人性及人的多样性,允许人们对多重身份的自由思考。
    出身于某种特殊社会背景本身不是文化自由的实践,因为它不是出于选择的行为,相反,决意留在传统模式内,或脱离某种既有行为模式,可以算是一种自由实践。在自由思考和理性选择下,一个可能的、有共同归属感的世界是可以预见的。Sen通过对文化多元性、恐怖主义和全球化的分析,强调现代人身份的复杂性与多维度,倡导人们有选择自己身份的自由,而不是被给定的单一身份固化。“正宗欧洲人”、“正宗美国人”、“整个中东”、“西方文明”等惯用的身份标签在Sen的理论中被完全颠覆。
    (二)身份认同假说
    Akerlof&Kranton(2000,2002,2010)是首位把社会学的“身份”概念引进标准新古典效用分析框架的经济学家。引入“身份”元素后,个人效用函数取决于三个变量:个人自己的行为、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个人自我身份认同。除了自己的行为之外,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还来自群体中其他人对自己的影响以及自己在群体中的自我认同感。Akerlof把“身份”定义为是与特定的社会范畴相联系的自我感受,身份能改变自己的行动支付(actionpayoffs)也能改变他人的行动支付,身份选择是经济行为、机会和福利的关键决定要素。另一方面,身份认同虽是心理的自我意识(senseofself),但它同时也是左右群体/机构成败的规范。决定一个群体/机构是否运转良好的最重要因素不是薪酬奖励机制,而是组成该群体的个体对该机构是否产生认同感,如果缺乏认同感,个体将寻求从奖励机制中谋自利而不是追求该机构的目标。
    与Sen关注自由选择身份的研究目标不同,Akerlof主要是论述外生的身份,如性别或种族,它们不是纯粹地由个人喜好选择的,是生而有之的,但它们又是社会准则的反应:男性应刚强勇猛,女性要温柔细腻。反之,如果男性是温柔细腻型,女性是刚强勇猛型,则属违背与身份对应的社会准则。把身份作为一自变量纳入新古典效用函数,从人们的身份以及社会准则角度审视其行为决定,可以为许多经济学问题找到另种答案。这是Akerlof的新贡献。但Davis(2009)、Fine(2009)等学者批评Aker-lof混淆了个人身份(personalidentity)与社会身份(socialidentity);在一系列可供的身份集中,选择哪种身份为效用函数中的代表性身份,Akerlof也未解释。Fine尖锐地指出,把身份作为效用函数的变量,既未撼动主流经济学核心,也未引发经济学现代革命,在方法论上,既非异端邪说也非跨学科交叉研究,更未对经济思想史构成冲击,Akerlof的身份研究只不过是标准技术工具的新应用,不足以视为对经济学的特别贡献,与其称他的理论为身份经济学,不如称为现代经济学的身份研究更贴切。
    (三)能力空间理论
    分析某种身份的行为选择,Sen是基于偏好选择理论,Akerlof是基于效用最大化理论。在Aker-lof模型中,人们不仅关心自我利益,也在乎把自己融合到一个特定的社会范畴中,即纯粹自我利益与相关身份的偏好共同存在,最终,人们的行为选择趋向于较高的个人福利。但Kirman(2006)等人则认为,人们选择的行为并不总是为了最大化的自我利益。那么,当某种行为并不是基于她自己效用最大化时,如何评价她的福利状态呢?Sen和Akerlof对此并没有涉及,Kirman则把这种状态称为能力空间中的身份(identityinthecapabilityspace)。Kir-man认为个体不是根据自利原则选择某种行为,而是通过参与不同社会群体寻求个人品格与期望的自
    我形象(self-image)一致,人们生活在某个社会环境中,其行为并不是完全基于私人利益,他们也关心社会规范与行为约束。
    为此,Kirman构建了一个动态的经济代理人身份模型,论证人们的社会身份是如何影响行为,以及这种不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特征给其福利评价带来怎样的挑战。他认为经济代理人的身份并不是由一个固定不变的偏好序给出,而是面临持续变动的程序:代理人现在是什么、正在做什么(what),期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who),要选择加入的社会群体在哪里(where)。这三个“W”构成了“身份三角区”的三个角,即能力空间(spaceofcapability)的三个向量。为了使自己成为所期望的那个人,代理人将选择加入某个社会群体,该群体的品性能够
    使自己趋近期望中的自我。通过选择加入不同的社会群体,代理人逐渐转变自己当前的品性,向理想中的自我形象靠拢。代理人把社会群体当成获得品性的一种工具,帮助自己成为期望中的自我。当然,这一身份认同过程包括两部分:个体选择群体,自身品性被改变;群体的品性随加入者而改变,因此,在个体选择与社会互动中,个体与所属群体的品格都发生演化。
    自我形象(self-image)是Akerlof与Kirman身份研究中共同的核心词汇,但Akerlof把自我形象的实现归功于社会范畴,而Kirman把实现自我形象归因于个体在社会群体中的参与,个体自我形象的塑造不是通过社会范畴的认同,而是直接通过本人与群体中其他人的互动。在身份选择问题上,Sen从宽广的人性角度给予充分肯定,Kirman认为是从能力空间中选择,Akerlof也认为身份具有选择性但选择受到约束。尽管学界对Akerlof的身份理论偶有批评,但把身份作为生产函数中的重要变量,这种技术工具的新应用方式被经济学家推广为研究宗教、性别、种族等身份与经济产出关系的普遍模式。
    二、社会身份与经济行为
    (一)身份与偏好关系
    地理边界所产生的相互独立的地域空间,既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的分界线,也是人们心理距离的边线,它使相同区域的人有相同的偏好、伦理、价值观,Olsen(2004)把这种因地理边界而产生的心理边界称为社会身份。外地人只有建立与本地人共同的价值、集体意识、理念和归宿感,才能享有本地人的社会身份。Chen(2004)等人则认为社会身份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成员的自我知觉。社会身份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归类、认同和比较,归类是把人们贴上标签(如女性、战士等)放入某个范畴,认同是把自己与某个范畴相联系,比较是把自己的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Chen通过实验室检验的方式测度群体身份感对参与者社会偏好的影响,发现当参与者属于某个群体内成员,在他们获得较高支付时会更加慈善,即使收入落后他人也很少嫉妒,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参与者对群体内成员比群体外成员更积极互惠、更易原谅过错。
    经济学中的自利原则在投票行为中有时很弱势,穷人不一定为广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投票,富人有时也支持那些他们无法预期获利的福利项目,种族、阶层和宗教似乎对公共政策偏好举足轻重。Klor(2010)等人的实验表明,当个体认同一个群体时,她不仅关心自己的私利更关心群体的地位,对再分配政策的偏好取决于她所属群体的成员们的支付(payoff),即对群体的身份认同感决定着她对政策的态度。当社会身份偏好于那些有利于其群体利益的公共税收政策时,社会身份成为影响投票行为的一股重要力量。Benjamin(2009)等人使用社会心理学方法分析民族(ethnic)、种族(racial)和性别等不同身份范畴对时间和风险偏好的影响效应。吸毒、
    抽烟、沉迷赌博、啃老本、高额负债和耗竭储粮等是测度与生命时间折扣相关的行为,无保险、自雇职业、跳槽和居无定所等是与风险偏好相关的行为。
    社会身份对这些行为偏好有明显影响,当民族是首要身份时,亚裔对这些行为表现出更多的忍耐和宽容;当种族是显著身份时,非裔美国人更趋于风险规避;当性别是主要身份时,性别对跨期选择或风险偏好没有影响。
    (二)身份与教育、职业的关系
    经济学文献对教育的论证主要集中于资源对教育产出的影响、教育服务与市场结构等,经典的教育分析模型中,学生被刻画为理性决策者,按教育的成本-收益选择自己的求学、好学等行为,学校如同制造产品的工厂,教材、实验室、教学楼、师资、学生本人的才智和家庭背景等被视为教育的投入,从学校走向社会的产业大军就是这种“人力资本”的产出。
    这种理论框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学生很在意自己在学校中的定位以及与其他同学的交往。按照当代社会学家、教育家的观点,学校不只是传授技能的机械制造厂,更是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塑造完美人格、秉性和行为,承担社会目标的机构。学校的固定程序、各类集会、校舍公告、教学设施、教室-体育馆-走廊日复一日的穿梭、教员对学生的褒奖等“学校社会范畴”(shool’ssocialcategory),学生是否认同它们或如何认同它们,很少被经济学家考察。
    Akerlof(2002,2010)建立了一个以社会范畴、规范与理想、身份效用中的收获与损失为变量的模型,以领群羊、书呆子、倦怠者三类不同身份学生为例,验证社会范畴、及这些范畴的约束如何影响学业成就,学校如何影响学生的选择。如果学校期望学生成为怎样的人与学生本人对自己的期望是吻合的,学生背景与学校规范吻合,那么学生就认同学校而不是排斥学校。如果学生不能适应学校的规范与理想,就有两种坏的选择:要么成为书呆子,继续遭受不适应带来的恶果,或干脆成为逃学威龙。Ak-erlof模型的结论是,决定学生是否努力学习的重要因子,不是教育收益(高工资、体面的工作),而是身份,是学生能否与学校社会范畴的契合,当学生无法认同学校并接受学校权威,勤奋学习就不会出现。Akerlof(2005)以相同方式创建一个简单的委托-代理模型,把身份效用模型进一步推及到公司组织。对公司、合作组或工作的认同是员工努力工作的动力,对公司有很高认同感的职员并不一定索求高昂回报,企业可以通过对员工身份认同感的投资获取利润。因此,在公司/企业/集团中,个体与所属群体之间相互的身份认同感是彼此互动的核心,彼此的认可是获取公司利润/个人收益的根源。
    Lang&Lee(2005)认为身份理论揭示的是与个体角色相关的行为(role-relatedbehaviors),个体身份是动态的、多层面自我的构造,是调解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关系的助推力。Lang把人们是谁/人们应该怎样做人定义为“角色身份”(roleidentity),角色身份一部分源于社会结构,一部分源于个人,是社会与自我的联结。Battu(2007)等人发现,当一个社群或团体受到处于优势或主流地位的群体的排斥时,部分个体会选择认同主流文化,部分个体选择对立身份(oppositionalidentity)排斥主流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他们用白人组(whitegroup)、非白人组(nonwhitegroup)定义主流、非主流群体,通过民族偏好与效用关系模型揭示出非白人的民族偏好对其劳动力市场影响强大,那些远离白人文化者在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成功性相对较小。
    (三)性别、种族身份与经济绩效关系
    在财富与收入差异中,性别身份犹如职场壁垒阻碍女性获得与男性同样的投资机会,文化、传统以及性别歧视约束着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Croson&Gneezy(2009)发现性别的身份差异除了体现在消费、投资和劳动力市场之外,还体现在风险偏好、社会偏好和竞争偏好中,男性视面临的风险为挑战而不是威胁,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风险规避倾向,但对于管理者或企业家来说,风险偏好中不存在性别差异。
    传统的性别分工把没有报酬的家务工作分配给妇女,虽然有些国家妇女有偿就业的比例在增加,男性日常家务工作份额也在增加,但妇女仍然保留了照顾儿童和其他家务劳动的全部义务。妇女必须奉献给家务劳动的时间、责任和能量是没有明确限度的,这就对她们在公共领域中作为公民行动的自由产生了影响。当有偿工作与无偿工作合在一起,男性和女性都要从事其中某些劳动时,由于家务劳动无始无终性和零碎性,女性的劳动负荷比男性要重得多,这就使女性更容易受到“时间贫困”的影响,意味着女性具有更少的休闲时间。把时间贡献给无偿的家庭照护和由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有偿工作,这种对时间的分化处理,阻碍了妇女进入公共领域谋取高报酬高产出的职位和获取社会公民权利(R.Lister,1997,2003)。
    不仅仅是Sen,其他经济学家对种族(或民族)身份同样关注。比如,J.Stewart(1997)试图使用贝克尔的家庭生产函数使身份经济学分析具有形式化(formation)特征,Stewar抛弃传统的关于种族是一个生物概念的理念,把种族-文化身份(race-cul-turalidentity)等同于一个身份生产函数(identityproductionfunction),群体中的个体种族-文化身份是可以通过使用市场商品、市场服务和自己的时间生产出来的,它不仅与性别、宗教、阶层内在相关,也与那些为了实现人们福利最大化而选择的产品生产技术是内在相关的。Bodenhorn&Ruebeck(2003)认为,在某种社会环境下,种族和民族身份是可以自我选择的而不是固定的,例如混血儿。自我选择身份可能意味着接受主流社会规则和渗入主流文化,远离非主流群体、被主流群体接纳或提升个人平台。Bodenhorn通过比较黑人和混血者的财富差异发现,财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种族身份,混血统家庭的财富积累明显高于黑人家庭。Darity(2006)等在研究种族身份与产出差异之间的关系时,把恒定的种族身份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当每个人按照个人主义规则追求一种身份认同时,不管是市场的社会互动还是非市场的社会互动,种族是不重要的;当每个人按照种族主义规则追求一种身份认同时,不管是市场的社会互动还是非市场的社会互动,种族都是很重要的。当一个种群具有控制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的特权,而其他种群不具有这样的权力时,就产生了财富不平等。
    三、宗教身份与经济产出
    根据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theo-ry),当宗教身份作为一个显著高于其他范畴的身份时,宗教信仰中的行为规范明显占优于其他范畴的行为规范,宗教规范对经济的影响力比其他范畴突出。但一直以来,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经验性研究忽视了宗教对经济产出的影响。Barro&McCleary(2003,2006)指出,虽然韦伯(Weber,1930)早就提出信仰与宗教活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但经济学家很少把宗教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Barro等运用1981-2005年间41个国家有关宗教信仰的7组国际调查数据,考察了宗教信仰和礼拜(或宗教仪式)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们信奉天堂地狱会提升GDP增长率,原因在于这种信念(好人上天堂恶人下地狱的因果报应)会带来良好的职业操守、诚实、信任和节俭
    行为。宗教活动通过强化人们的信仰,影响和优化个体行为习惯、特征秉性,最终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同时,Barro等也指出,当把宗教作为因变量时,就必须考察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是如何影响宗教的。
    Barro的研究意味着信仰宗教者在经济活动中具有良好合作性,Ruffle&Sosis(2007)就此做了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他们把积极参加宗教集体活动的教会成员的合作行为,与居住在世俗居民区中的普通民众的合作行为进行对比,发现二者之间有明显差异,频繁地参与宗教集体活动者更具有合作性和高度信任。定期举行的公共宗教仪式可以增强参与者的集体责任感、团结精神和相互信任,最终转化为促进团体内成员之间的协作。Rupasingha&Chilton(2009)证实宗教信奉(religiousadherence)是美国县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Barro、Ruffle等的研究反映出宗教仪式活动可以为经济合作问题提供一种独特的解决方式,Guiso(2003)等人也得出类似结论。Guiso等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TheWorldValuesSurvey)中涉及世界80%人口的66个国家1981-1997年间的数据,分析宗教与合作、政府、妇女、法律规则、市场经济及其公正性、节俭等六组变量的关系,考察人们在看待这六组变量时,宗教信仰对其态度形成的影响。总体来看,宗教是有益于这些态度的形成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更信任他人、信任政府和法律制度,更愿意相信产出是市场公平的结果,很少愿意触犯法律、骗税和行使贿赂。有的宗教对骗税强烈反感,有的宗教支持私人所有制、赞成市场竞争,有的信仰者愿意为了激励机制而承受更高的收入不平等。当然,Guiso等也指出,并不能就此而认为某种宗教比其他教派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的日益国际化使跨国投资呈现多样性特征,但各国法规对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不同。Stulz&Williamson(2003)认为,在考察国家间投资保护
    措施存在差异时,不能忽视以宗教和语言为表征的文化差异。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对涉及债权、股权的法律规范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其法律体系源自于不同的宗教、语言、制度和价值观等。与国家的开放性、语言文化、人均收入或其他的法律源泉相比,一个国家的主体宗教(principalreligion)对债权保护的影响会更大。Benjamin(2010)等人通过随机变换宗教身份方式对不同宗教信仰是否影响经济产出进行实验室检验,实验结果显示,有的宗教增加了对公共产品的贡献,在一个劳动市场礼物互换(gift-ex-change)游戏中,有的宗教增加了劳动者双方在礼物交换中的互惠;但在独裁统治游戏中,宗教信仰对无效的工作努力、折扣率或拥有宽容豁达之心没有明显影响。
    Barro和Stulz等人从宏观经济层面论证了宗教信仰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Kumar,Page&Spalt(2009)等人从微观经济层面强化了该观点。不同宗教的风险准则影响着企业的投资决策和个人的股票投资组合,金融市场受宗教信仰的影响明显高于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宗教信仰强烈地影响着人们对赌博的态度,这种态度左右着投资者的股票选择、公司决策和股票收益。有的宗教把投机/赌博视为社会、经济、道德品行、好政府的致命危害,但有的宗教认为只要不沉溺于赌博而玩忽职守,赌博不应被看成罪恶;有的宗教对适度赌博持宽容态度,甚至把某些游戏活动中的赌资作为慈善筹款的一个重要基金来源。Hilary&Hui(2009)从公司文化对公司行为影响分析中得出与Kumar相似的结论。公司管理者的宗教背景决定着他们对绩效激励的反应,并影响着公司政策趋向。当公司高层管理者意欲跳槽变更雇主时,往往更愿意选择具有相同宗教环境的公司作为新事业起点,个人宗教信仰与风险规避的正相关性影响着公司的组织行为。那些处于深厚宗教信仰国家的公司,面对的风险程度相对较低,获得的投资收益较高。
    Arano&Blair(2008)使用来自密西西比的245组家庭数据证明宗教信仰虔诚度与经济产出存在双向因果关系(bicausalrelationship)。常常虔诚地参与宗教活动总体来说是有利的,但低收入家庭在宗教活动中并不积极活跃,宗教虔诚度不高的家庭往往也不是高收入家庭。Arano等以“宗教资本”(re-ligiouscapital)概念解释这一现象,高收入家庭在积极虔诚参与宗教活动中获得更多社会网络关系,宗教活动中时间消费的正效应高于其负效应,增加对宗教资本的投资能够提升家庭的经济地位及社会资本等,并最终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增长。但对低收入家庭来说,频繁参与礼拜活动是对从事生产性劳动等谋生时间的挤占和耗费。
    当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家庭行为考察宗教信仰对收入影响时,Bettendorf&Dijkgraaf(2010)强调这一影响并不具有同质性而是异质的,高收入国家家庭的宗教活动具有正效应,低收入国家则相反。这一结论是从欧美15个高收入国家、11个低收入
    国家的比较分析中得出的,其研究范围不包括亚/非洲国家。Bettendorf表示,从单个国家的经验研究中获得的结论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完善宗教信仰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需要加入其他更多国家的数据资料。然而,不管是研究一国还是多国,宗教身份与经济绩效不相关的论调是被排斥的(M.Noland,2005)。Barro等学者虽然没有像Akerlof那样重新设计以宗教身份为主要变量的生产函数,但他们无疑都证实宗教身份确实攸关产出水平,在技术工具应用上与Akerlof的研究亦无二至。
    四、简评
    每个人都隶属于宗教、性别、职业等多种社会身份,每种身份都有与其相对应的行为规范或准则,这些规范/规则构成了经济产出的社会机制。当社会学的“身份”被引入经济学理论体系后,特别是经过Sen、Akerlof和Barro等大家的开拓,身份研究几乎渗透到经济学的每个角落,包括金融、投资、贸易、产业组织、国际经济、劳动力市场等。身份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学或政治学概念,而是与经济产出、财富收入及其他社会产出密不可分的显性因素。然而,经济学并没有像社会学那样严格定义“身份”,在身份经济学的研究中,分别出现了“身份”(identity)、“个人身份”(personalidentity)、“社会身份”(socialidentity)、“个体身份”(individualidentity)等多种表达方式。按照Davis(2009,2011)从语言学、伦理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等层面的界定,个人身份是强调第一人称单数的“我”的身份认同,社会身份是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的身份认同,个体身份是突出第三人称的身份认同,而社会身份是个人身份与个体身份的一个联结。Davis的定义目前还尚未取得共识,多数经济学家至今都没有明确区分这几个概念,有时甚至混合使用它们。对经济学家来说或许使用哪个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份”本身。
    参考文献:
    Akerlof,G.A.&R.E.Kranton(2010),Identity Economics,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Akerlof,G.A.&R.E.Kranton(2002),“Identity and schooling:Some lessons for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40(4):1167-1201.
    Akerlof,G.A.&R.E.Kranton(2000),“Economics and ident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3):715-753.
    Arano,K.G.&B.F.Blair(2008),“Modeling religious behavior and economic outcome”,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7:2043-2053.
    Barro,R.J.&R.M.McCleary(2003),“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cross countries”,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68(5):760-781.
    Battu,H.,M.Mwale&Y.Zenou(2007),“Opposi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labor market”,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643-667.
    Benjamin,D.J.,J.J.Choi&G.Fisher(2010),“Religious identity and economic behavior”,NBER Working Paper No.15925.
    Bettendorf,L.&E.Dijkgraaf(2010),“Religion and income:Heterogeneity between countrie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 74:12-29.
    Bodenhorn,H.&C.S.Ruebeck(2003),“The economics of identity and the endogeneity of race”,NBER Working Paper 9962.
    Croson,R.&U.Gneezy(2009),“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7(2):1-27.
    Darity,W.A.,P.L.Mason&J.B.Stewart(2006),“The economics of identity:The origin and persistence of racial identity norm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 60:283-305.
    Davis,J.B.(2009),“Identity and individual economic agents:A narrative approach”,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67(1):71-94.
    Davis,J.B.(2011),Individuals and Identity in Economics,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Esteban,F.K.&M.Shayo(2010),“Social identity and preferences over redistribution”,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4:269-278.
    Fine,B.(2009),“The economics of identity and the identity of economic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3:175-191.
    Gilles,H.&K.W.Hui(2009),“Does religion matter in corporate decision making in America?”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93:455-473.
    Guiso,L.,P.Sapienza&L.Zingales(2003),“People’sopium?Religion and economic attitude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0:225-282.
    Kirman,A.&M.Teschl(2006),“Searching for identity in the capability space”,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13 (3):299-325.
    Lang,J.C.&C.H.Lee(2005),“Identity accumulation,others’acceptance,job-search self-efficacy,and stress”,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6(3):293-312.
    Lister,R.(1997,2003),Citizenship:Feminist Perspec-tives,Macmillan.
    Ruffle,B.J.&R.Sosis(2007),“Does it pay to pray?Costly ritual and cooperation”,The B.E.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Policy 7(1).
    Sen,A.(2006),Identity and Violence:The Illusion of Destiny,New York:W.W.Norton.
    Stulz,R.M.&R.Williamson(2003),“Culture,openness,and fin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0:313-349.
    (责任编辑:李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