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类比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阶段

    依据演化经济学中的生物学类比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具体如下：
    一、达尔文进化论作为总体分析框架的形成阶段
    这是演化经济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其特点在于将达尔文进化论作为总体分析框架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中。
    达尔文进化论主要包括四个子学说：（1）一般进化论：物种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的物种变来的，一个物种可以变成新的物种。（2）共同祖先学说：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3）自然选择学说：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机制。（4）渐变论：生物进化的步调是渐变式的，是一个在自然选择作用下累积微小的优势变异的逐渐改进的过程，而不是跃变式的。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无论是关于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描述，还是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论述，都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达尔文进化思想的一种应用。
    熊彼特认同马克思的“把经济演化看做由经济制度产生的独特过程”的思想，并试图发展一种资本主义动态理论。熊彼特一方面想提出一个资本主义演化理论，另一方面又始终信奉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他终身徘徊于这个矛盾之中。继承其传统的一些经济学家构成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在演化经济学研究中，凡勃伦借鉴了达尔文理论的部分原则：（1）同种或同种群中的成员必须维持一定的变化。（2）势必有一些遗传性或连续性机制，使它们的后代继承它们的父母的特质而非种群中其他的成员。（3）自然选择起作用是因为适应性更好的生物体后代数量增加更快，或者是为了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势的变化。尽管凡勃伦对达尔文主义的概括是不完善的，他却是首批试图构建这个研究框架的人之一，其部分学术遗产仍然很有意义。
    在这个阶段以达尔文进化论形成的总体分析框架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并延续到现在。
    二、达尔文综合进化论和生物学理论深入应用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在于：不仅将生物学中的达尔文主义理论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将生物学中各个层次的理论引入经济学的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综合地应用了现代生物学的方法，实现了达尔文主义理论和生物学理论的共同应用，从各个层次和角度研究经济的演化。
    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由物种的大范畴推进至种群、个体水平，进而推进至组织、细胞、分子等微观水平。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结合越发紧密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对其在自然界中身份的承认，即人类是一种生物，人类的进化与生物的进化密不可分，人类组成的社会的演进与人类的进化亦密不可分。虽然这一阶段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尝试使用对方的抽象的工具，但是跨学科的交流仍然十分有限。
    1.第二阶段中的现代生物学基础
    （1）综合进化论。在这个阶段，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与孟德尔及摩尔根的“群体遗传学”进行了综合，之后又与分子遗传学综合。这拓宽了“生物进化论”的研究层次与深度，使之发展到了“综合进化论”阶段。认为：第一，生物个体是有变异的，即每个个体都不同；第二，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第三，生物界通过自然选择得到多种新的性状，其中一些性状或性状组合特别有发展前途，是生物适应方式的革新。生物的多样性是由于多样的自然选择条件造成的。
    （2）拉马克主义。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在生物学上已经被否定，但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却颇受欢迎。而拉马克的理论强调变异的主动性，这在由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所组成的社会经济体中的确有一定的适用性。霍奇逊等认为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拉马克主义理论也是达尔文的。
    （3）中心法则。分子遗传学中的中心法则主要内容如下：DNA通过半保留方式自我复制，以DNA双链中的一条为模板，可以互补地合成RNA，将DNA中的遗传信息传给mRNA，然后mRNA中以3个核苷酸决定一个氨基酸的方式，根据mRNA的核苷酸顺序可以合成多肽（蛋白质），但遗传信息不能由蛋白质传向蛋白质或由蛋白质传向DNA或RNA。这一法则在现代演化经济学研究中被广为采用。
    2.演化经济学中不同层面的生物学方法的应用：群体、个体与基因
    （1）生态层面与个体群的应用。种群是指同一物种占有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的个体的集合体，是物种具体的存在单位。达尔文主义者提出应该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描述一个“复合的个体群系统”，这个“复合的个体群系统”可以用达尔文式的原则来解释。在确立个体群这个概念的范畴后，生物生态学相关理论均可用于对经济现象进行探讨。行为生态学被引入经济学，用以发掘人类进化历史中表象和理念的根本原因。其中最佳觅食理论、演化博弈论和生态学的其他专业领域在经济学中的使用令人惊喜。
    在生态与个体群层面上，对金融领域的研究也参与了进来。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是运用演化理论解释、描述人类的创造力在地理空间上的变异和多样性及经济现象空间演化研究模式。这个研究范畴与生态学中种群多样性及种群的生存、迁徙理论十分相关。近来，经济学与生物学的交叉沟通有所增加，新的跨学科领域也出现，例如神经经济学。神经经济学使用灵长类动物和其他动物进行的经济学实验获得了一些颇具争议性的结果。
    （2）生理层面与自组织的应用。以魏特等人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中的演化经济学者突出地强调了主观知识对新奇的重要性，并提出用自组织理论替代达尔文主义。自组织理论首先是在非平衡热力学中由普利高津等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指所需要的部分或全部组织过程信息由构成组织的个体自己来提供的组织过程。福斯特认为，自组织并不是一种物理化学的类比，而是对能量、物质和信息进行系统处理的一种原理。自然选择无法对上述复杂系统的起源提供解释，并强调自组织理论是对选择理论的替代。尽管经济自组织和生物自组织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二者并不是同一的。霍奇逊指出，自组织或个体发生时并不必然包含系统发生，而系统发生却经常包含个体发生。只要建立多层级和多时期的演化选择过程，演化选择理论和自组织理论的不协调将消失。
    （3）分子遗传层面与基因的应用。现代演化经济学在分析中引入了“基因”这一基础概念，这些“基因类比物”可以是人类习惯、组织惯例、社会制度甚至整个经济系统。纳尔逊在其经典著作中就把企业惯例类比为基因。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是天生的”，正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基因”。
    在基因层面上，在演化经济学的复制动态（一个以达尔文式的选择描述的标准的表型模型）探索模式中，参与者选择学习或模仿的战略以参与发展的进程。这种方式可以被解释为强化学习或模仿学习。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行关系如同生物学中突变率和适应性进化关系。修复酶参与DNA复制和修复机制，所以很明显的突变率是受遗传控制的，因此也受到遗传选择。鉴于大多数突变是有害的，选择提高DNA复制的保真度和修复，尽量减少可能的基因突变。然而，演化最终依赖于产生的有益突变，因此，突变率不能太低，否则物种将无法适应环境变化。这导致了普遍认为的选择决定进化适应率，并将在新的环境或波动环境下最大化，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增加突变率会更加被自然界青睐。还有一些演化经济学家，以分子遗传学中DNA的结构和中心法则为模板，构建了企业遗传理论模型，研究企业及其发展。
    三、普适达尔文主义作为本体论基础从而超越生物学类比的发展阶段
    2002年，霍奇逊提出将普适达尔文主义理论作为本体论基础，从而开启了演化经济学的第三阶段。
    在综合进化论的基础上，理查德•道金斯提出了普适达尔文主义这一概念。它表明，达尔文主义的核心观点———变异、复制和选择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生物界的现象，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开放和不断发展的系统，包括人类文化或社会的演化。道金斯认为，如果在宇宙中其他地方存在生命，那么它们也势必将遵循变化、继承和选择的达尔文规则。他曾提出了“meme”作为文化的复制和选择单位。道金斯认为自然选择是以基因作为单位的，并提出自私的基因的概念，即无表型的、其唯一功能是在个体的基因组内自我保存及繁殖的基因，例如，转座子。
    霍奇逊等认为，达尔文主义本身不足以提供充分和完全的答案，但它提供了普适的理论框架，使更多针对具体情况的解释有迹可循。“普适达尔文主义”坚持了普适的达尔文主义原理的核心内容，结合每一个学科领域的特殊之处向更广泛的现象发展研究。即使社会演化机制在一些细节上与生物学中描述的不同，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演化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仍然是符合达尔文理论的。霍奇逊认为，综合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上的认识哲学，超越了纯粹思辨的哲学，是一种能够解释开放、复杂系统进化过程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生物学的进展。达尔文主义作为本体论假设比使用生物学类比更说明了达尔文主义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生物学与经济学的密切联系。
    总之，演化经济学是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结合，与经典经济学中的古典力学基础相比，这种结合更加符合人类自身的性质与特点，有利于打破目前经济学所面临的停滞状态，将会有力地推动经济学的发展。
    作者：白瑞雪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摘自《教学与研究》（京），2011.3
    原文约83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