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与中国现实的差距

    中国经济所走的道路是独特的，因为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在整个经济改革及其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同时伴随着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是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经历着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第二是作为经济转轨过程经历着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除了每个转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之外，这两个转变的交织也形成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一系列特色。这种独特的转轨过程赋予了中国经济现实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新古典经济学，本文是从其最广义的涵义使用的，即统治经济学主流的一套基本公理化概念体系和推理逻辑)的理论预期的诸多不一致。
    本文从二元经济转换、经济体制转轨和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的中国特色出发，考察其与标准经济理论预期之间的差距，尝试揭示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及其含义。
     
       一、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刘易斯(Lewis，1954)构造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长期以来遭到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和漠视(Ranis，2004)。其中一个重要的批评，就是认为刘易斯关于城乡劳动力市场不能出清两个部门巨大的工资差距，并且农业中大规模剩余劳动力持续存在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如果懂得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经济体制之时形成了户籍制度，以及基于这个制度又派生出一系列制度安排，该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乃至改革时期是如何割裂城乡劳动力市场，以及城市内部正规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对于刘易斯的假设就可以豁然领悟，也就不可能怀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发展是匀质的和一元的，如果对中国特殊的制度现象没有感同身受，在解释和理解中国这种比刘易斯模型本身更加典型的二元经济时，常常显得捉襟见肘。
    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因此，不再做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当把劳动力作为第二种生产要素纳入
    到增长分析中的时候，由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经济学家观察到增长中存在一个资本和劳动都不能解释的部分，即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残差。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来自于这个残差中包含的因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产生的生产率改善，以及其他尚未能够单独计量的因素(Solow，1956)。
    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得以实现年平均接近10％的高速经济增长，有两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贡献因素值得指出。首先，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矫正了计划经济时期严重不平衡的劳动力资源配置，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源泉。其次，人口转变的提早完成，使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逐年上升的阶段，劳动力供给丰富，储蓄率持续攀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企业得以克服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实现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二、转轨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路径
    从占主流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出发，经济体制的转轨通常需要遵循某些固定的教条，即所谓“华盛顿共识”。而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经验表明，“华盛顿共识”并不适用于许多国家的特殊国情，并且往往产生误导改革和发展实践的结果(Stiglitz，1998)。
    经济学家常常联系中国的经济改革效果进行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如华盛顿共识和北京经验；进行关于改革方式的讨论，如改革的渐进性和激进性；进行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如威权型体制和中性政府。有趣的是，针对同样的中国经验，学者们常常得出针锋相对或截然相反的结论。造成这种运用概念上产生歧义和观察现象上出现矛盾的原因，在于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改革理念和实践具有以下特征，即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确定的，具体的目标模式以及达到目标的手段和方式却并不确定，而是有着众多的混合表现和实用主义性质。尽管有这样的一些复杂的现象，下面概括和列举的几个方面，仍然可以从总体上反映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
    1.改革的渐进性质。针对微观环节的体制弊端，农业中和企业中的改革直接切中缺乏激励和低效率的问题，可以采用诸如承包制这样的单一改革形式即时增加生产、推动经济增长。在显示了改革成效从而坚定了社会对改革信心的同时，更加有活力的微观经营单位开始寻求更多的计划外生产要素投入，以便进一步改善配置效率、增加经营利润和劳动收入。因此，改革顺理成章地进入到资源配
    置的层面，在计划机制之外生长出市场机制，并不断扩大后者调节产品流通和生产要素配置的范围和规模，随着产品和要素市场范围的扩大，价格越来越多地摆脱计划控制，而由市场供求和相对稀缺性决定。一旦价格逐步得到矫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引导基础就不再牢固，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越来越符合比较优势所指示的方向。
    中国在改革之初并没有形成一个改革蓝图和推进的时间表。因此，最初的改革除了获得来自高层决策者的政治支持之外，不可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中国领导层的改革决心和理论上的改革共识，与人民群众的改革愿望和探索，形成了“上下结合”的改革方式，并且在互动中推进改革过程。然而，恰恰是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改革注重实际效果的渐进性质。
    2.增量改革的特点。改革从解决激励问题和微观效率入手，却不过早地涉及任何存量的调整，因而不会伤害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群体。坚持增量改革原则，适度保护既得利益群体(但不是拥有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改革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目标是一致的。
    3.改革促发展的原则。在评估中国改革的成效时，西方经济学家习惯于用一个固定的、先验的参照系来进行比较。但是，往往发觉这个参照系并非中国改革所自觉遵循与主动追寻的。其实，中国改革的出发点并不是要达到某个既定的目标模式，而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力。从这个目的出发，我们逐步探索出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并没有固定成为独立的模式，而是服从于改善民生和提高国力的目的。
    4.改革的整体推进特点。深入考察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和逻辑，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体上表现为只涉及增量变化的循序渐进特点的同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也交织着涉及存量变化的相对激进的改革。改革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步骤，取决于体制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适应性的需要和社会承受力。无论从局部效果还是阶段效果来观察，其实改革是整体推进的，并不存在实质上超前或滞后的领域。
         三、主流宏观经济学与中国宏观经济
    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假设：劳动力短缺，资本报酬递减，没有系统性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现象，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过程内生的，等等。在这种假设之下，一旦有经济周期问题，主要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问题，或者货币供应量上面出的问题。因此，采用的政策手段就是运用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且以货币政策工具为主。但是，这几个假设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在中国几乎全都不存在，而目前也具有十分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特点：迄今为止劳动力并没有成为稀缺要素；资本报酬长期以来没有出现递减现象；生产要素价格系统性扭曲尚未消除；全要素生产率有长足的提高，但是仍然没有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经济发展方式没有产生内在的技术进步的动力。
    中国当前面临的宏观经济周期现象，既不同于以供给短缺和瓶颈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时期，也不同于以总需求不足为特征的典型市场经济。而且，经济全球化给宏观经济周期特征打上了全新的烙印，简单套用传统的封闭的宏观经济理论，难以准确地认识当前面临的矛盾，更无法找到对症的政策药方。因此，只有结合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新阶段特征，结合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及其与就业关系的新
    特点，才能正确认识宏观经济周期现象。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圭臬的“违背”，主要并不应该归功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家。一方面，中国有着一批在宏观经济领域不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坚持从中国独特的国情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前者；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游说活动，对宏观经济政策在尽可能符合中国国情的框架之内制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也是独特的。无论是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及其效果，还是中央政府在制订规划、宏观调控、协调地方和部门利益，以及实施重大发展战略方面的作用及其效果，尽管也有不成功之处以及弊端，但是，在总体上表现出不同于任何“共识”或教条的模式和结果，并引起诸多的赞叹，引起人们尝试用新的理论解释这种现实与理论的差异(例如Oi；1999;Walder,1995)。
    四、“雷瓦里翁—陈悖论”与中国统计之谜
    世界银行有两位经济学家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这样的意思，即中国经济改革的进展太快了，以至于统计体系的改革不足以跟上其脚步(Ravallion,&,Chen，1999)。由此出发可以推论出一个“雷瓦里翁—陈悖论”：统计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因而无法准确地反映后者，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则无法得出经济改革领先于统计改革这个判断。
    解决这个所谓“悖论”的出路是用一致性进行检验。简单地说，就是判断一个事实，并不是孤立地观察现象的表面，而是把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以及它与相关事实的关系等等都弄清楚，看整个故事是否符合前后一贯的逻辑。抛弃这个“一致性”，故事就是不完整的，经济事实也许就不成立，甚至可能是误导。但是，关于“一致性”的更重要的含义，则是理解经济事实，需要从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社会生态出发，而不是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式出发。
    经济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学科。这个抽象能力固然是经济学的优势所在，增强了它对于经济现象的解释力。但是，经济现象总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环境之下出现的。一致性表达的并不是理论模型的自圆其说，而更重要的是经济现象作为经济事实，所要求的因时因地的逻辑联系。
  
    作者：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就业研究所)
    摘自《经济学动态》(京)，2010.2
    原文约17500字
    原题《新古典经济学思维与中国现实的差距———兼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