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伯南克“世界储蓄过剩”论

    伯南克(2005)的“世界储蓄过剩”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尚未结束的今天获得了更多的关注。然而，这篇4 万余字引起热议的专业文章，在演绎论证中存在着不应有的错误。
    一、“世界储蓄过剩”论及其论证中的错误
    1、“世界储蓄过剩”论
    对于美国经常账户失衡这一现象，伯南克的核心观点或结论是：美国以外的因素——例如金融危机使得新兴市场国家由国际资本的借入者转变为贷出者，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发展演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其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股票价格、房屋价格、实际利率以及美元汇率来完成。伯南克的论证逻辑主要包括以下四步：
    第一步，说明分析美国经常账户可采取二选其一的视角：第一，美国贸易方式；第二，储蓄、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动。至于选择哪一种视角，伯南克则认为纯粹基于分析者个人的方便。
    第二步，遵循第二个视角，伯南克认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原因来自美国之外——即提出“世界储蓄过剩”论的假说，其转换过程是：美国国民储蓄不足导致经常账户逆差纯粹是“套套逻辑”，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美国储蓄下降——尽管其下降可能反映了居民行为方式或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可能是对美国以外事件的反映。
    第三步，推导世界储蓄过剩如何造成美国经常账户逆差，这也是他最重要的论证环节。
    首先，伯南克指出，“确实”存在世界储蓄过剩，它们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顺差构成，这些顺差基本填补了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导致顺差的原因，一是这些国家在危机之后为预防危机而不断积累外汇储备，而东亚国家危机后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加强了顺差地位；二是原油价格的不断上升导致石油美元的积累。其次，鉴于美国的诸多优点，这么多的过剩储蓄迅速涌入美国。最后，为什么这些过剩储蓄没有投向其他发达国家？ 伯南克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是上世纪90年代IT革命的投资集中地，而且美国金融市场富于深度和成熟度；另一个原因则在于美元特殊的国际地位，即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并被一些发展中国家货币所盯住。
    于是，伯南克得出了结论：发展中国家的转变与日本、德国以及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高储蓄倾向一起造成了世界储蓄过剩，这导致了美国股市高涨以及随后的房价上升，最终结果就是美国国民储蓄的下降和经常账户赤字的增大。
    第四步，解释这一现象及其分析的经济和政策意义。
    伯南克认为，其经济含义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种资本流动方式短期内达到了危机后的“姑息治疗”效果，但长期看终将产生相反结果——尽管该方式仍可能持续下去；第二，大量资本不断流入美国和其他具有外部债务的工业国家的住宅建设行业（而不是装备和制造业），尽管促进了当期消费，但势必增加未来的偿债负担；第三，资本流入的产业结构扭曲——将来，外向型产业（如制造业）被压制而非贸易品产业（如住宅建设业）迅速增长的情况必将得到纠正而反转，那么，不同的产业及就业者将不可避免地承担真实调整成本；第四，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必然要求外国资本流入，一段时期内该过程仍将持续。
    至于其政策意义，伯南克认为，尽管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与鼓励增加储蓄的政策方向正确，但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治本之道在于发展中国家的选择，主要包括：(1)鼓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更多地借入资本，而不是相反；(2)帮助发展中国家改进金融体制；(3)金融自由化是特别好的选择。
    2、伯南克论证中的问题
    伯南克的观点看似环环相扣，实则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步，视角选择具有观点的预设倾向。首先，国民经济从事后核算上看都是恒等式，但关键是事前均衡的决定与变动，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它被伯南克回避掉了。其次，伯南克选择了第二个视角，其舍本逐末可以简化为“货币金融决定实体经济问题”，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和一般常识——例如，汇率可以影响和冲击国际贸易，但贸易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一国的生产效率以及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
    第二步，伯南克用“也有可能”把本国储蓄的下降归咎于外国因素，他开始模糊了国民储蓄和个人储蓄行为。
    第三步，在其最重要的论证环节中，一些重要事实的发展顺序和逻辑出现了裁剪重置。历史的真实可以还原如下：
    其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遵循国际产业分工，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了外向型发展战略；然后，由于经常账户改善，这些国家获得了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的积累是为了避免遭受再次冲击——而不是为了投资于美国国债，后者只是一个自然的保值手段而已。其二，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与其低储蓄率很大程度上是各有其因、各自发展的，不能因为事后数字核算的相近就断定它们之间存在强联系或者弱联系，更何况这种联系很可能不是因果关系而仅是相关关系呢？
    第四步，伯南克的政策建议由于以上环节的问题——特别是立场问题，实际上已无太多参考价值。其实质是，调整的责任主要落在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调整的最好途径就是金融自由化。以上这些逻辑上或事实上的问题，如果从伯南克作为美联储主席立场出发，似乎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伯南克还原为经济学家来看待的话，这里面就隐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
    二、储蓄缺口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与凯恩斯—熊彼特模型：从主流回到传统？
    对于作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伯南克来说，不可思议也无法接受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了资本净输出方，而美国竟然成了资本净输入方（伴随着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他有意还是无意误读这一事实的深刻原因在于他所遵循的主流理论范式——储蓄缺口模型和新古典模型存在局限性，而传统的凯恩斯—熊彼特范式可能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1、储蓄缺口模型
    即上世纪40～50 年代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基于该模型的众多分析框架都认为，资本积累速度取决于资本深化与资本扩大化的差异。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变，“只要人均储蓄大于资本扩大化，就可实现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Sachs，2004)——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是，生产性投资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一旦国内储蓄与国内生产性投资实现了均衡，这一论断就产生了问题——它意味着投资增长更快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相对于投资增长慢的国家就更快。于是，哈罗德—多马模型论证了它的前提假设，也就成了“车轱辘话”。
    2、新古典增长模型
    即索洛—斯旺模型。该模型认为，只有在经济失衡时，储蓄（和投资）才能推动经济的增长；而长期内，经济增长仅由技术所决定——而技术则由非经济变量外生决定。以索洛—斯旺模型为基础，一系列改进模型得以建立。由于新古典模型假定了各国每单位产出的利润是相同的，所以资本存量低的国家就应该具有较高的边际资本产量，于是它们应该显示为净资本流入状态。但是，现实中却很少看到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卢卡斯悖论”。Gourinchas 和Jeanne(2007)的实证研究发现：经常账户与TFP 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净资本流入与向世界先进技术收敛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后来，尽管他们解释了“卢卡斯悖论”，但却发现，同样是发展中国家，资本似乎更多流向了经济增长更慢的经济体——这一结果被他们称为“配置谜团”。
    作为主流模型的储蓄缺口模型和新古典增长模型所存在的缺陷，注定了伯南克结论及建议的错误与无效。也许，传统的凯恩斯—熊彼特模型更具现实解释力。
    3、凯恩斯—熊彼特模型
    对于储蓄—投资关系问题，凯恩斯和熊彼特的经典著作集中在企业利润如何影响储蓄与投资的调整变化上，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一条预先设定的相同发展道路，它们的发展会遇到不同的外部数量冲击、价格冲击以及政策冲击。从宏观上看，经济只要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总需求的增长（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就会带来产出和利润的增加。从微观上看，企业利润丰厚直接加大公司进行投资的动力，也增强了利用留存收入为新投资提供资金的能力。
    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实践情况那样，企业利润直接随需求变化而变化，基于利润预期（而不是储蓄水平）的企业决策决定了实际生产性资本的投资水平。有利于国内生产者的相对价格变化使经常账户得到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外国储蓄流入的下降以及投资的减少；相反，它是一种总需求和国内生产者利润的增加，往往会带来更多的投资。因此，储蓄增加并不是投资增加或经常账户改善的原因；恰恰相反——是经常账户的变化导致了投资和储蓄水平的变化。这更加符合美国的真实情况，而其经常账户状况更多在于自身的原因——正如众多研究结果所表明的那样。
    伯南克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存在“储蓄缺口”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混淆了发展中国家低水平居民储蓄与整体意义上的经常账户顺差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变量。一般情况下，政府不会也不太容易直接对储蓄、消费、投资以及经常账户余额进行决策和干预。所以，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状况往往由它们贸易伙伴国（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以及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所决定。可以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国际分工格局以及国际市场状况才是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经常账户状况差异的根本原因。
    简言之，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需要私人家庭“更多储蓄” 或需要发展中国家吸引更多“外国储蓄”，这样才能提高固定资本投资；而凯恩斯—熊彼特模型则强调，正向的需求和利润预期是国内企业的动力，而且企业需要可靠、可负担得起的融资来源。伯南克的分析正如前者，因而不可能正确解释“不合理的”现实。
    作者：李扬何 海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
    摘自《国际金融研究》（京），2009.12
    原文约12400字
    原题《美国经常账户失衡：表现、理论与政策——兼驳伯南克“世界储蓄过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