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加州学派”的历史观与方法论

    “加州学派”的一些学者为了证明18 至19 世纪前期的中国不比西欧差，采取了不甚合理的研究方法。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口号下，这种研究方法舍弃整体，无视生产方式进步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历史评价的普遍公认标准，对历史做出了另外一番解释。
    一、称反对以西方模式套中国，却仍未摆脱套用西方模式的窠臼
    首先是关于研究规范的疑惑。加州学派的学者们希望在研究范式上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反对用英国模式套用中国，但事实上，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并不彻底，或者说有自相矛盾之处我们会注意到有两个基本论点的得出，就是他们将英国模式套用中国所致。
    其一是“斯密型成长论”。斯密的理论，似不宜抽象地简单地定义为分工、专业化和商品贸易的理论，而应有其更为丰富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和特定的针对性。斯密称他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天赋自由体系”，也就是呼吁给人们经济自由，让劳动、资本、货币和产品自由流动。分工、专业化等只是斯密对现实的总结，还谈不上是他自己的独立创造。而他的独立创造的思想核心便是经济自由。将“斯密型成长”的西方模式套用到明清时期的中国江南地区，有不无牵强的感觉。这种适合英国的理论完全不适合同时代中国的实际。
    其二是“地下和海外”说。加州学者都把琼斯和雷格莱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的理论支点。琼斯认为欧洲之所以能够推迟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是因为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从而获得一笔“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而雷格莱则指出：英国之逃脱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靠的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彭慕兰的《大分流》是用欧洲或英国的“地下和海外”作标准来衡量中国，中国不具备“地下和海外”的条件，所以与西方分流了。这仍是以英国为参照坐标。但是“煤和铁”的观点，在雷格莱之前，马克斯·韦伯早已提出。韦伯尽管强调煤和铁对于欧洲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但他是在技术革命的层面这么说的， 并没有认为这对一个社会发展和转型能够起到至高无上的最关键作用，却是强调了“需求的大众化”，强调了“合理的劳动组织”和资本主义精神。
    二、批判“西方中心论”，仍须坚持历史评价的普遍标准
    批评西方中心主义，一要明确内涵，二要仍留得一份评判历史规律的普遍的价值观和普遍的标准在，明确内涵很重要。批评西方中心主义，主要是一种观念的调整，就是要充分尊重过去所谓欧洲的外围国家或殖民地本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政治特征，研究它们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发展路径和社会形态。但是，不能否定西欧是近代文明的起源。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先进和落后本来就是相对的概念，各领风骚数百年就是历史真实。
    既然中国不能自主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向近代社会转型， 那么西方国家的冲击就是必然的，就是在西方国家之间，先进国冲击落后国，迫使后者转型的事例也不少。先进国与落后国发生冲突后，先进国会把一些企业形式、市场形式和组织形式输入落后国。至于输入后，这些移植过来的东西会有自己的演变路径和成长特点而不同于在母国时那样，那是必然的，这期间，落后国自身的因素当然会产生重要作用，所以会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回应”。甚至不在先进、落后意义上的冲击，也会激起被冲击国家的“回应”。“冲击回应”说并不内在地必然与西方中心主义划等号。
    吴承明在为王国斌《转变的中国》所写的序言中，婉转地提出了“普遍发展规律”的问题，实际上是道出了对这个要害问题的疑虑。我们不能因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就把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律也抛弃了。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科学、民主、社会转型、制度演进等，是我们衡量历史的标尺。不应以多元性的存在就否定共同规律。欧洲国家的近代化进程也各有不同，但它们的历史成功经验，使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若干发展规律，这样至少使经济史的国与国比较有一个坐标。我们不可能把虚无当坐标，也不可能把落后当坐标。
    三、一种主张资源起决定作用的唯生产力史观
    资本主义，或者说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系列变革的积累，而决不是工业革命中的几项发明创造，决不是用干巴巴的几个GDP 数字或其他经济数字就能解释清楚的。加州学派的学者们却挑战这样的历史观，在进行18 世纪中英[欧]经济史的比较时，只看一些具体的数据，而不问制度变迁、生产方式、意识形态、金融发展等一系列准备，把生产力抽象化、数字化。
    在这方面，彭慕兰的《大分流》很有代表性。根据彭慕兰对18 世纪欧亚经济史的比较， 中国和英国的历史，本来是很相似的，就好像一条河流一样，直到18 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时才“大分流”，而之所以分道扬镳，不为别的，就因为英国有丰富的煤矿资源和海外殖民地，而中国没有。中国发展慢是正常的，欧洲因为新大陆的“生态横财”和矿物能源开发而发展得快，却是“令人感到惊异”的，不正常的。
    彭慕兰强调地理位置和各种偶然性的重要性，至于“欧洲的科学、技术和理念趋势不是唯一合适的解释，所谓的经济制度和要素价格方面的差异似乎更是毫不相干”。相关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别更是无从谈起了。实际上，这个资源至上的唯生产力史观是一个十分抽象和经不起推敲的命题。如果没有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 如果没有企业制度、国际贸易制度、金融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进步，如果没有社会转型的成功和建立制约王权的民主政治制度，何以利用“鬼田”[按：琼斯语，指欧洲人在美洲所使用的土地]，何以开采煤矿？中国缺乏“鬼田”，而煤矿储藏却是丰富的，只是当时还无法勘探明白。这种资源条件只可能在一系列相关的经济、社会和制度条件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才会转化为现实。它不可能孤立地显示出来。
    四、忽视制度和科技文化的基础
    在加州学派中，较少涉及到制度和文化等这些本来在一个社会， 特别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彭慕兰的《大分流》第二部分中，对制度这些对一个社会的变化和转型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只是粗略地谈论到，并且认为中国的市场比欧洲更接近新古典的市场。但是只要略微涉及中国历史就知道，中国在明代开始，政府就开始禁止海外贸易，在人口流动方面也多加限制，对于一个市场的前提之一就是自由贸易和人力资源的充分流动，如果这些都可以被当时的政府控制，与作者假设的接近新古典市场就相差甚远。
    彭慕兰一直强调煤的发现对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甚至在“加州学派”内部的研究的证据中也可以看出这个观点的片面，如高登斯通文章中也提到英国从大量森林的砍伐到煤炭的使用，并不是马上转变的，因为英国当时煤层较深含有大量的水，无法开采，只有在发明了真空抽水机后才解决了采煤的问题。蒸汽机也是到了冷凝机产生之后才得到广泛应用，而造船业因为使用钢铁造船之后，才不需要大量的木材。这里都暗含着科学技术才是更深一层的基础，而这些在中国明清时期并不具备。黄宗智引用了蒂姆·赖特(Tim Wright)的研究表明，中国煤炭储藏丰富，也不是彭慕兰认为的交通问题导致煤不能在长江三角洲广泛使用，如张之洞设立汉阳铁厂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似乎比英国能更早的进入工业革命，关键的问题其实在于为什么中国缺乏机械和科技等研究和推广的制度保障，而不在于表面所反映的煤的使用或是其他单纯的技术方面。余英时则认为，思想的自由和进步对于人们转变观念，创造新的生产方法起了很大的历史作用。而这个问题却是“加州学派”没有回答且刻意回避的。
    在“加州学派”的学者当中，王国斌尽管超越了彭慕兰的视线，强调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的因素，但是王氏一再强调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动力颇为相似，作者认为，“在斯密型动力的推动下(劳动的区域分工和市场的绝对优势)，创造出更大规模的经济。当然，实际的生产组织差异很大。”这点其实很关键，然而作者没有意识到，整个工业革命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化首先是生产组织的变化。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作用在“加州学派”的理论里面，成为了一个隐而未现，避而不谈的谜。如果忽略了政府，那么同样是欧洲，西班牙殖民比英国早，财富积累的多，为什么不是西班牙产生了工业革命而是英国。对于诸如此类问题，“加州学派”的理论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
    五、研究方法的不科学性
    “加州学派”的理论中，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而只是持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中国和欧洲18 世纪之前相差无几。他们试图用许多数据来支持这个观点，但是因此有时不得不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而忽视数据本身的真实性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首先，数字应是历史的，而不是纯数字。“加州学派”常常只是拿出数据而忽视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一般常识。其次，“加州学派”使用大量模糊的数字估计，却得出准确的趋势性结论，是令人可疑的。再者，局部的数字是以整体为背景的，而不是肢解整体以后的数字游戏。从单一GDP的衡量到物质生产的强调，这些无一不是现代统计学开始之后才有的。当欧洲国家开始反思单纯GDP等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弊端时，而“加州学派”却常常把工业革命进步带来的欧洲民主、有更多人享有了福利、女性地位的提高等等进步，简单化为比较单一的GDP或者食用糖的量上面，没有着重考虑过中国在GDP之外的状况。
    作者:杜恂诚  李晋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自《史林》（沪），2009.5
    原文约18500字
    原题《“加州学派”与18世纪中欧经济史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