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维茨经济思想与奥地利学派的关联比较———基于知识、信息与理性认知的分析

陈旭东 田国强
     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1期
    赫维茨经济思想与奥地利学派的关联比较
    ——基于知识、信息与理性认知的分析
    陈旭东 田国强
    赫维茨是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奠定了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学说内核。赫维茨的经济理论和思想谱系中既有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也得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说的启发和影响，但后者长期以来被学术界所忽视。本文主要研究奥地利学派与赫维茨经济思想的学术关联，并从知识信息与理性认知、建构理性与演化理性、自由放任与政府作用等不同视角，对两方面的经济思想进行异同比较及鉴别判断，探讨其对于中国深化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镜鉴，尤其是对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启示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以及哈耶克与凯恩斯关于经济周期、货币等议题的论战，使得奥地利经济学派一度声名鹊起，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至7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基本处于凯恩斯主义思潮、统制经济思潮和计划经济思潮的交错控制之下，奥地利学派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几乎完全被经济学界所遗忘。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再次面临滞胀的萧条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及其干预政策开始受到怀疑，作为其曾经的对立面出现的奥地利学派再次登上历史舞台，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独有偶，也恰好是在这个时间段，孕育于20世纪50年代末、形成于60年代由赫维茨所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正式登上世界学术舞台。那么，赫维茨的经济思想及其机制设计理论与奥地利学派有无学术上的关联呢？两方面经济思想的主要异同是什么？国内外经济思想史学界一直以来对此还没有做过深入的专题研究。
    事实上，赫维茨曾受教于哈耶克、米塞斯等，他在1938-1939学年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就曾上过哈耶克的课，1939至1940年冬季学期入读瑞士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期间也曾参加过米塞斯在日内瓦组织的讨论会。赫维茨（Hurwicz, 1984）不讳言自己受到哈耶克的影响，并表示后者的思想在其“思维形成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迈尔森（Myerson, 2009）也指出，哈耶克曾抱怨自己所处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均未能有效承担关于市场体制中信息沟通重要性的研究，而在所有接受哈耶克这一挑战的数理经济学家中，赫维茨一直是一个领袖式的人物。Skarbek（2009）则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获奖演说稿的量化分析指出，包括赫维茨在内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哈耶克的研究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确实，赫维茨在其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词中曾引用哈耶克1945年发表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这一经典论文。
    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关于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一些言必称奥地利学派、言必称米塞斯或哈耶克的经济学家否定政府制定任何经济计划或产业政策的必要性，鼓吹市场万能论。这类言论且不说并没有完整理解奥地利学派的经济观点，更有囿于奥地利学派理论范式的认知局限之虞。中国的改革深化和制度转型本质上是体制机制及规则的再设计、再调整，近年来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机制设计理论及其相关理论有极大的用武之地。通过追溯机制设计理论奠基者赫维茨经济思想与奥地利学派的学术关联并加以比较，不仅可以折射出被国内学术界所忽视的赫维茨的经济思想光谱，而且有助于准确理解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对于中国当下改革发展也有现实借鉴意义。
    接下来，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的手段，将赫维茨经济思想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说进行比对，着力揭示赫维茨关于知识信息与理性认知、建构理性与演化理性、自由放任与政府作用关系的基本认知。研究表明，尽管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经济分析的许多精辟论断已构成包括赫维茨在内的市场导向经济学家共同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关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分散本质，作为信息汇总载体的价格信号，市场机制之于计划机制的优越性等，但是受方法论所限，奥地利学派学说的严谨性还有所欠缺。从而，其对赫维茨经济思想的影响更多是思想倾向和哲学层面的，后者所用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基本还是数理演绎推理式的，而非奥地利学派基于个体主义的描述性方法。同时，中国下一步市场化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执行需要借鉴机制设计理论的经济思想。
    赫维茨的经济思想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说有很多相似之处，受到后者的影响，如对于分散信息、有限理性等的认同，对于市场机制、分散决策等的偏爱，但是两者在很多方面又存在着差异。在理论分析范式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根本性的：机制设计理论主要是规范分析的“设计范式”，预设目标并由因索果，在给定制度环境下寻找可执行的机制；而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是实证分析的“演化范式”，认为自发秩序主宰一切，虽然也是由因导果，但差异是后者强调自由放任，主张最大限度地放弃制度设计。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范式都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解释了客观现实，规范和实证都不可或缺。现实中有些制度是演化的，如社会习俗或风俗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都是演化的，而正式制度安排许多时候是设计的，如宪法等成文法的制定。并且，更多的制度是兼有演化和设计因素在内的。比如，制度环境由于演化或外部影响发生变化，可执行的机制当然相应地也应该发生变化。同时，在不同的经济环境和体制条件下，在社会经济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层面，演化与设计的比重关系又是不一样的。
    对于奥地利学派学说，赫维茨最大的批评是方法论层面的，认为其描述性方法存在概念定义的模糊性，理论边界也随之不是很清晰，特别是对于自由市场的概念及其适用边界的界定存在混淆不清的地方，这就为该学派埋下了盲目相信自由市场、完全杜绝人为制度设计的病根。相反，赫维茨崇尚市场，但不迷信市场，认为市场在一些情况下会出现失灵，不能完全靠演化理性的自发秩序，需要有意识地设计替代或补充机制，他更加推崇用公理化的逻辑推理方法来提升研究的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性，给出体制机制的适用边界。赫维茨的理论雄心是建立一个足够一般的基本分析框架，以覆盖从自由放任到乌托邦的完整政策频谱，他认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常常需要在中间地带而非极端处才能找到解决方案。这种不走极端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路线非常重要和有现实针对性。
    反观中国当下一些学者，包括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自发秩序原理而过分极端地解读奥地利学派的基本观点，将环境、过程与均衡结果机械地对立起来，一味否定制度设计（亦即改革或规则的重新制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自由市场万能，认为不存在市场失灵，政府没有干预的任何必要，这是一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的做法。对于哈耶克所强调的以自由、竞争和规则为基本要素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赫维茨原则上也认同这些观点，但认为市场是有其适用边界的，一旦超出其边界就会出现失灵，因而不能盲目相信自由放任市场，而市场失灵也正是机制设计的一大必要性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市场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地方，政府应该避免干预，而主要着力于基本制度环境的构建与维护。同时，对于市场容易失灵，无论是自然失灵还是人为失灵的地方，政府都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努力维护市场、社会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力度，单独或与市场一道发挥好的作用，这才是让经济社会得到良性发展的根本之道。
    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chen.xudong@sufe.edu.cn；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gtian@sufe.edu.cn。本文得到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2014110309）和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