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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本文将产品质量异质性和效率工资同时纳入异质性企业 贸易模型，研究了工资上升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资上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受到劳动生产率水平的调节，只有在劳动生产率水平足够高时，工资上升才会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控制了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相互影响以及出口产品质量对工资的反向作用之后，工资上升会抑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工资上升会通过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而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长期以来，中国的外贸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丰裕的低端要素禀赋所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在这一背景下，虽然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但出口产品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中至今仍处于相对低端的位置，产品质量不高，附加值偏低。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渐趋消失，工资水平已经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中国现有外贸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降低或化解工资上升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发挥工资上升的积极作用，着力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很可能是我国外贸应对现有挑战的重要突破口。因此，深入研究工资上升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对于理解和认识要素成本上升背景下中国外贸的转型和升级以及探讨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国外文献一般围绕最低工资与出口“量”的关系来展开。较早的代表性文献有Brecher和Flug & Galor等。研究表明，最低工资的上升对出口形成负面影响。新近的代表性研究是Egger et al（2012），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引入中间品贸易，发现最低工资的上升不仅会对本国的出口产生抑制作用，对其贸易伙伴国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从国内文献来看，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从最低工资视角研究工资上升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如孙楚仁等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升对中国企业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但更多学者是直接从工资出发来研究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且主要围绕工资上升与出口“量”之间的关系来展开，研究结论也大相径庭。一些研究认为，工资上涨意味着企业用工成本的提高，这将削弱中国出口的成本优势，从而不利于中国出口贸易发展，代表性的文献有吕政（2003）和岳振、刘志彪（2011）等。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工资上升会带来正的外部性，也可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而可能对出口产生促进作用，代表性的研究如程承坪等（2012）和都阳、曲（2009）等。
出口产品质量是当今国际贸易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自Melitz（2003）以来，大量学者利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企业的出口行为。但近年来，学者们普遍发现利用原有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很难解释企业的出口价格，如Baldwin & Harrigan（2011）、Kugler & Verhoogen（2012）等。根据Melitz（2003）的研究，价格依赖于劳动生产率，企业的竞争能力则取决于价格，企业劳动生产率越高，价格越低，竞争力越强。但在现实中，往往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其出口产品的价格也高。为解决这一矛盾，部分学者尝试将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作为和劳动生产率同样重要的异质性特征引入贸易模型，以解释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之间的相关关系，如Verhoogen（2008）、Johnson（2012）、Hallak & Sivadasan（2013）、Kugler & Verhoogen（2012）和Brambilla & Porto（2016）等，并由此衍生出有关出口产品质量的系列研究。比如，Bernard et al（2012）和Melitz & Redding（2014）研究了出口目的地的收入水平对一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Brambilla & Porto（2016）进一步将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与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国的工资水平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随着国内企业层面微观数据可获得程度的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也开始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但主要集中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如施炳展，2013；张杰等，2014；孙林等，2014；施炳展、邵文波，2014；韩会朝、徐康宁，2014）。也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加入质量异质性后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樊海潮、郭光远（2015）探讨了出口价格、出口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间的关系，并证实了质量效应与生产率效应。
本文就工资上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建模，将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相互作用纳入实证模型，验证了工资上升通过劳动生产率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工资上升因成本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工资上升因效率工资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促进作用。
张明志，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贸系，邮政编码：361005，电子邮箱：mzzhang@xmu.edu.cn；铁瑛，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电子邮箱：641015093@qq.com。
本文转摘自《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