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元平、王品超：身份的幸福效应——基于党员的经验证据

鲁元平、王品超
     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9期
    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已经普遍承认“身份认同”（identity）会直接影响个人效用。从而使得身份认同对幸福感的影响就成为了题中之义，因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迪顿所说“除了主观幸福感，没有其他既能很好代表效用又能量化的指标”。本文将在身份经济学的框架下，研究党员身份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通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了收入、社会资本等重要变量之后，本文发现相比于非党员而言，党员身份能够带来较大的幸福感提升，身份认同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党员身份促进幸福感的重要原因。因为身份经济学认为每种身份都拥有一套相对应的行为规范，拥有该种身份的人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向行为规范(prescribe action)趋同，这种自我调整行为不受是否有监督存在的影响。比如党员、老师、律师、医生等身份，每一种都对应着一套理想型的行为规范，促使其成员进行行为和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这些身份所蕴含的使命感和认同感使得成员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向公认的行为规范靠拢。如果拥有该种身份的个体做了违背与身份相对应的行为规范，即使在没有监督机制的情景下，其内心也会因长期存在身份认同感而感到不安，类似于孔子所说“慎独”。同样地，政治身份的认同度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政党都会采取一定的行为进行组织定位，通过改变组织内涵和模式塑造成员的身份认同，并为成员传递某种特定的价值观，从而提高成员的身份认同度和对组织行为规范的遵从。此外，身份认同还可以有助于形成对拥有同类身份人的行动预期，类似于制度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身份认同有助于提升幸福感，身份经济学中的重要含义即体现在此，身份确实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感受（Akerlof&Shiller,2010）。
    基础回归结果认为，身份认同感可能在党员身份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数据限制，无法直接观测党员身份认同感，因此本文通过党员身份认同感在群体间的差异构造异质性分析，间接对其进行验证。基于社会现实，本文认为党员的分布在不同人群间存在差异，党员身份认同感也会随之产生差异。在党员比重较低的群体中，党员身份的独特性凸显的更加明显，党员对身份的认同度和荣誉感也就越高，从而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因此，预期在党员占比较低的群体中，身份的纯效应发挥的作用更大，党员身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将会更大。
    城乡、民族与性别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农村、少数民族、女性等党员占比较低的群体中，党员身份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其对照组（城市、汉族、男性党员），是后者系数的2.5倍到3倍不等，而且是在控制收入溢价和社会资本在这些关键变量之后依旧存在显著差异，因而本文认为党员身份的幸福效应在不同群体间的巨大差异，意味着身份的纯效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工作单位性质与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中，党员身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党政机关群体中则不显著。因为党员身份在党政机关中的独特性较低，群体中的成员不会明显感受到身份带来的差异，即身份的纯效应较弱。对于不同收入组的异质性分析而言，党员身份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是高收入群体中的4倍。本文认为高收入群体可能同时会拥有多种社会身份，会削弱党员身份的独特性和对党员身份的认同感。与此同时，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组织身份可能相对单调，其对党员身份的重视程度和认同感要高于高收入人群。
    党龄与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党员身份的幸福效应是随着党龄的增加而增加的，党龄越长意味着个体对党员身份的认同度会更高，党员身份对幸福感的影响也就越大。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党员身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程度在不断减弱，因为党员在高教育群体中的比重较高，从而党员身份在该群体成员间的独特性减弱，党员身份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会随之弱化。各地党员比重的异质性分析亦发现，在党员比重较低的省份，党员身份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地区，甚至在党员比重较高的地区，党员身份的幸福效应在统计意义上不再显著。依据各省党员比重分组的回归结果再次论证了党员比重是党员身份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其中与党员比重紧密相关的身份认同是重要的解释机制。
    除了以上的基准回归与异质性分析之外，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1）利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减弱党员与非党员之间可能会存在系统性差异；（2）主观幸福感高的居民可能表现的积极、上进，热衷于参与政治活动，从而更有可能成为共产党员。同时，还可能存在某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同时影响居民是否成为共产党员和对幸福感的主观感受。这导致党员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该问题的存在会使得原有的估计结果产生偏误。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父母是否是党员”作为子女党员身份的工具变量；（3）利用CGSS2012问卷中递交入党申请书与最终是否成为正式党员这一事件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再检验。不论最终是否成为正式党员，提交入党申请书的个人在某些思想观念和主观态度上可以被认为是无差异的，仅有的差异来自于是否成为了党员这一身份的变化。通过对提交了入党申请书这部分群体的分析，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遗漏变量的问题，验证本文之前的结论是否可信和稳健。以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都发现本文之前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健性，表明党员身份的确是影响其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鲁元平、王品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邮政编码：430073，电子邮箱：yuanpinglu@gmail.com，pinchaow@163.com；王军鹏，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4，电子邮箱：wangjunpeng@hust.edu.cn。
    本文摘自《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