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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关键字：国有化 民营企业 行政壁垒 政企关系
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的数据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民营企业“国有化”问题。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国有化”的可能性与其所在行业或地区的行政壁垒和利润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中国民营企业戴上“红帽子”是一种短期的逐利行为，其主要目的是克服行业层面与地域层面的行政壁垒；从政府角度来说，选择“国有化”企业时主要遵循了“择优而取”的原则，其主要动机是控制高利润率企业而不是帮助困难企业。“国有化”可能是中国民营企业对于市场环境的应对措施。这对于我们理解转型国家中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与政企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因订单缩水、资金断裂等问题陷入困境，为国有企业向多个行业、地区发展提供了契机。钢铁行业，民营企业日照钢铁公司被山东省政府所主导的山东钢铁集团兼并重组；煤炭行业，山西大约600家民营煤矿全部被纳入国有大型煤矿重组兼并的行列；民航业，鹰联、鲲鹏等多家民营航空公司纷纷接受注资与地方政府联姻；乳制品行业，民营企业蒙牛主动投奔中粮，后者成为前者的最大股东。一时间，关于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大举并购民营企业是否意味着“国进民退”的讨论在经济学界引发热议。
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尤其是在普遍经历了民营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收购民营企业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例如，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后，通过打击金融寡头将其资产收归国有，以便在重点行业推进以“再国有化”为重要特征的产权调整。由于缺乏研究民营企业“国有化”问题的系统理论，现有文献主要使用相关领域的理论来研究此问题，包括国有股权理论、政府私有化的动机理论等。这些理论无一例外地从政府的角度分析了民营企业“国有化”的原因。
与现有文献强调政府角色的视角不同，本文对中国1998-2007年间的“国有化”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分析，并从行政壁垒的角度为中国民营企业“戴上红帽子”的动机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的解释。我们首先揭示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国有化特征事实：从空间上来讲，中国民营企业的“国有化”现象具有显著的行业和地域特征；从企业特征上来讲，“国有化”企业与非国有化企业本来就存在着显著的差别。然后，从行政壁垒的角度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国有化”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由于政府在行使行政权时有可能设置针对民营企业的行政壁垒，民营企业在面临这种行政壁垒时有激励通过“国有化”来绕过壁垒。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行业和地区的行政壁垒对企业的国有化现象有显著的正影响。这说明“国有化”很有可能是企业克服行政壁垒的一种手段。此外，我们还发现企业利润率与“国有化”之间的正向关系。给定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普遍低于同类的民营企业，这个现象说明了政府将企业“国有化”时的动机是“择优而取”，而不是帮助困难企业。
如果说遍布各行业的国有企业是转型国家的典型特征，民营企业的“国有化”更是转型国家中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的产物。虽然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浪潮，但部分民营企业却在这股浪潮之中和之后“逆流而上”，成为国家持股或控股的企业。我们的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戴上“红帽子”的动机是克服行业层面与地区层面的行政壁垒。而对于“国有化”的另一个参与方——各级政府——来说，将某一民营企业“国有化”则是遵循“择优而取”的原则，背后的目的是获得高利润率企业的所有权，而不是救助困难企业。
本文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与行政壁垒是怎样影响其对于股权结构的选择。我们关于国有经济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支持“国退民进”，也并不反对市场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收购兼并行为；而是呼吁应当消除行政壁垒，给予民营企业合理的待遇与宽松的竞争环境，鼓励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平等的市场中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营企业选择最有效率的股权结构、达到最有效率的社会产出。此外，关于行政壁垒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具体渠道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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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雨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xiaoxiaogui@sina.com；方明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070。
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