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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内容提要：转向中高速增长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的基本新常态。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需要与以下三个方面新常态相互支撑。一是发展战略新常态，涉及结构再平衡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二是宏观调控新常态，涉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明确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三是发展动力新常态，涉及以改善民生为着力点的消费需求拉动并与投资拉动相协调。
关键词：中高速 经济增长 新常态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一种经济状态成为常态一定是合乎规律的状态。只有带有经济发展新阶段特征的内在必然性的状态才能称为新状态。新常态是新阶段的客观必然性。当前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在经济形态上必然会产生出一系列与以往阶段不同的特点，从中抽象出带有客观必然性的新常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新常态：中高速增长
我国在进入现阶段后宏观经济最为突出的状态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从改革开放起到2010年的31年中GDP增长率平均9.9%，可以说是持续的高速增长。但是从2012年起增速正式告别9%以上的快速增长，2012年和2013年的增速均为7.7%，2014年预计为7.5%左右。与过去的高速增长不同，这种七上八下的速度属于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成为我国新阶段的新常态有其客观必然性。
首先，中高速增长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的新常态。我国的GDP总量2010年起达到世界第二，人均GDP水平2011年达5447美元，2012年达6093美元，2013年达6767美元，表明我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在2011年GDP总量达73011.09亿美元的基础上，每年仍然能够以7.5-7.7%的速度增长，实属不易，GDP基数扩大后不可能长久保持原来水平的高速增长。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更为重要的不是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和结构问题，发展的目标更为广泛，不只是单一的GDP经济增长目标，一些用于增长的资源需要用于更有效的发展的其他目标。
其次，中高速增长反映我国原有经济增长的动力衰减。我国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属于供给推动型经济。资源供给较为宽松，由人口红利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导致劳动力供给充分，这时的投资拉动也就是要素的供给。这种供给推动持续了30多年，现在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明显衰退：人口红利正在消退，资源环境供给趋紧。而当供给推动力消退的同时，我们所希望的需求拉动力的作用一时还不能接替供给推动力，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在所难免。
以上两个方面说明，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就是现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经济过热和过冷表现为：现实经济增长率小于或大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面对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即达到潜在增长率的“新常态”，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考：首先，中高速增长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需要努力达到的，原因是在供给推动力消退的情况下，要达到长期的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寻求并尽快形成新的推动力。其次，中高速增长不是降低发展的要求，而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可持续。这就涉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低收入国家发展阶段所采取的发展方式不能再延续到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
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系列新常态支撑，或者说需要其他方面的新常态与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相互支撑。根据当前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特点，中高速增长这个基本的新常态需要有新的支撑要素，其中包括发展战略常态、宏观调控常态和发展动力常态。这三个方面与过去阶段的常态相比有新的特征，因而也称为新常态。经济增长由高速换挡为中高速，尽管可能带来短期的阵痛，但只要这些支撑要素能够成为常态，就可能凤凰涅槃，可以带来腾笼换鸟的效果，支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从我国的发展现状来看，这三个方面常态，其中有的已有明显表现，有的还没有完全上位，需要进一步培育。
二、中高速增长的支撑常态1：发展战略新常态
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与发展战略的常态相关。过去谋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常态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现在也采取这种发展战略，速度也可能冲到原先的高速增长水平。现在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实际上是倒逼改变发展战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空间。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涵，增长速度不只是涉及投入，还涉及到经济结构、技术基础、资源供给的可持续问题。这几个方面正是从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推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途径。由于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主要依托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因此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突出在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战略。现有的经济结构还是低收入发展阶段的结构，与追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相平衡。其特征，（1）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比重高，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比重过低；即使是在高科技制造业中，大部分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在国外。其结果是高产值，低附加值。（2）在技术结构中，很大部分采用的是高消耗、高污染技术，产生了资源供给不可持续的问题。特别是在追求高速增长的格局下，留下了一大批过剩的生产能力。这种结构显然与中高速增长的基本新常态是不协调的。显然，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的新常态后，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就成为应有之义。需要以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来实现中高速增长的要求。一方面需要着力优胜劣汰，淘汰过剩产能、污染产能、落后产能，同时要通过产业链的调整提高附加值。另一方面腾笼换鸟，适应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转变要求，建立与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尤其要使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有更快的增长，传统产业得到根本性改造。
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是物质资源投入，对外开放主要靠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如果要创新还只是模仿创新，引进创新，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跟随创新。现在，一方面，环境和物质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已无力支撑已经达到较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能力也有必要与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我国所参与的国际分工也要由比较优势转向创新支持的竞争优势，实现由跟随创新到引领创新的转变。因此我国所转向的创新驱动，突出的是自主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中高速增长的贡献在研发并采用绿色技术，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附加值，增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战略新常态的形成是实现转变发展方式的集中反映。相比过去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支撑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中高速增长主要由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的新常态支撑，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高，增长的可持续性更强。
三、中高速增长的支撑常态2：宏观调控新常态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所面对的宏观效益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资源配置谁决定最为有效：政府还是市场？回答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最有效。第二，经济增长谁推动质量最高：政府还是市场？回答是市场推动的增长质量最高。这就要求我国的宏观调控机制适应中高速增长的创新，解决好市场决定和政府宏观调控问题。
首先是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我国从1992年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2012年十八大整整20年都是明确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政府调控市场就成为常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认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市场不再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起基础性作用，而是自主地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不再预先、时时调控市场，不是直接调控市场机制和市场行为，而是调控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价格总水平、就业总水平和利率总水平。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显然是我国现阶段的新常态。
所谓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指的是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显然，市场配置资源是否有效，前提是市场机制是否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的混乱现象更为严重，难以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因此我国转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不是简单的政府减少和取消审批问题，相对来说，这是容易做到的。更为重要的是完善市场机制，其中包括：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改革市场监管体系、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其次是确定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不仅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而且只有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才是没有水分的高质量的增长。宏观调控的新常态不仅要通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还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其路径是实现经济增长由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推动转向市场推动。在过去的宏观调控状态中，政府试图通过调控市场的途径来贯彻国家宏观意图，但在实际上并不成功。特别是相机并随时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实际上形成了“政策经济”，宏观调控手段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一旦经济增速下降，就扩大货币投放，企业投资行为跟着货币政策走。经济增长变成货币供给量推动，而不是市场推动。这种由货币投放推动的经济增长，必然产生大量过剩的产能和资产泡沫，形成含有很大水分的低质量的增长。国家一旦实行紧缩性政策，又会产生经济迅速萎缩的效应，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在这种“政策经济”的常态中，经济增长的快与慢完全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倾向。相应的，企业就有双重依赖：一只眼睛盯着市场，一只眼睛盯着国家，严重弱化市场作用。
有鉴于此，当前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明确限于宏观的总量均衡，即价格总水平、就业总水平。为此，宏观经济设定了合理区间，即通货膨胀的下限和失业率的上限之间。在此合理区间内国家不要随意出手调控经济。只是在达到通货膨胀的下限或失业率的上限时才要实施紧缩或刺激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确有需要只是采取定向的微刺激。这就告别了过去相机抉择随时出手的宏观调控常态。这种宏观调控新常态的意义在于，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不再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给市场的自主作用留出更大的空间，真正实现我国由“政策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由政府推动向市场推动的转变。
宏观调控的这种新常态要能达到预期目标关键是准确判断合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也就是准确测定人民群众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承受程度。一般来说，增长率的上限即是通货膨胀的下限。
根据经验数据，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货膨胀率超过5%的有两个年份，即2008年的5.9%和2011年的5.4%。这两个年份的上年经济增长率均处于高位，即2007年的11.4%和2010年的10.3%。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以来通货膨胀率呈下降趋势，降到2012年的3.25%，2013年的2.6%。很明显，我国现阶段的通货膨胀率处于合理区间内。进一步的研究还可分析，影响通货膨胀下限的因素较为宽松，一方面，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发展起来后，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敏感度也明显下降。
再看经济增长率的下限，其决定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不下降并有所提高。十八大确定的居民人均收入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限的重要决定因素。二是失业率的上限。保就业需要稳增长。我国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主要说明因素：一是新增劳动力人口明显减少。我国大陆劳动年龄人口2012年末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2013年又比上年减少244万。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农业转移人口速度放慢。二是容纳就业人口多的服务业比重上升，因此就业弹性相应上升。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当前的增长率离通货膨胀的下限较远；另一方面，当前的增长率离失业率的上限太近，在现有就业弹性下，速度再往下降，就业压力将会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虽然还在合理区间内，但正在逼近下限。这是宏观经济监测需要关注的。
四、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的支撑3：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
经济发展的动力有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两种动力。这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相关。我国在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供给推动力非常强劲，改革也就是把供给要素充分解放和动员起来。相应的，投资拉动也就是动员这些供给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当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动力来替换。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也是转向市场经济的标志性特征，也将成为发展动力的新常态。
拉动增长的需求有内需和外需。需求拉动结构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与外需相关的是出口需求，统计数据表明，我国近几年来，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为负数。世界市场不景气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外需是拉不动足够规模的经济增长的。因此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或者说是基本动力。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常态是投资需求的拉动力更强，消费需求受到抑制。而在转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需要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力。这种状况反映在近三年宏观经济数据上就是，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中消费的拉动力越来越大。但是至今，消费拉动力的增强还没有到位。这就是说，在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的常态趋于消退时，应该出现的消费拉动的常态还没有上位。
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常态，关键是要明确拉动消费需求的着力点。分析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发现，消费需求在2012年的贡献率有较大提升，而在2013年又明显回落。这说明消费需求的拉动对象不应是政府消费和公费消费，应是培育并拉动居民消费，着力点是民生改善。与低收入阶段相比，中等收入阶段的居民不仅改善民生的要求更为强烈，而且民生诉求的内容更为广泛：对收入，不仅要求提高，而且要求公平；对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不仅要求优质，还要求均等化；对社会保障，不仅要求公平，还要求全覆盖；对环境，不仅要减排低碳，还要治理得更优美。所有这些民生需求成为发展的目标，人民群众在民生改善中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就会产生支持改革、支持发展的动力。这些民生需求不只是改善性的，很大程度上是刚性需求，是从无到有的需求。这些需求被拉动起来成为常态，不仅强劲，而且持久。
突出消费拉动，并不排斥投资拉动。需要克服的误区是：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指的是替代投资拉动。虽然两者在总需求结构中存在此消彼长的数量关系，但两者都有最低限度，更为重要的是两者存在协调关系：一是互补关系，在一定阶段，为达到一定的速度，消费上不去，投资可以补上。二是配合关系，消费还是需要投资来配合。在过去的常态中投资拉动是拉动供给要素，服务于供给推动增长。在现在的常态中，改善民生仍然需要投资拉动，其中包括：以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和岗位，以投资拉动的增长来增加居民收入，以投资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和区域均等化，以投资来改善生态环境。而且由民生改善拉动的投资是最有效的。因此，中高速增长所需要的发展动力常态是消费和投资的协调拉动。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还会产生许多新的经济现象，还会有新的经济现象成为新常态。经济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在经济规律性上对不断出现的新常态作出说明，从而不断地为经济发展新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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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银兴，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邮政编码：210093，电子邮箱：yinxing@n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