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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10期
——中国视角
内容提要： 目前，在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许多学者认为应改变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方式，重点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但是，因为各方面理解和解释不一，易造成误解，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产能已大，供给管理无非想进一步扩大产能，会使供求更失衡。所以，正确理解供给管理的实际含义是消除误解的前提。本文拟从中国宏观经济背景、未来走势、国外供给管理经验及中国供给管理政策的内容等方面分析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问题。
关键词：经济增长 需求、供给管理 消费 未来走势
众所周知，中国持续几十年的高增长，与供给管理政策有关。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动员了大量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因为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摆脱贫困陷阱，采用的几乎都是供给性的政策。近几年，特别是2008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重点放在总需求上。如果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真的能长期稳定在一个很高的水平，那末，需求管理政策比供给管理政策更有效。因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结论。一个是，实际经济增长率的趋向变动主要由供给方要素驱动。也就是说，长期增长依赖于要素供给（既可以增加数量，也可以提高效率）上升和技术状态的提高。另一个是，围绕上升的长期趋势的实际增长波动和短期经济波动主要由总需求决定。所以，是实施需求管理政策，还是供给管理政策，取决于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认识。
一、伴隨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动
经验表明，一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轨道后，长期增长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为结构变动促进增长的经济追赶阶段；后期为要素/产出比例趋于稳定的均衡增长阶段。如果把经济增长当作一种结构演变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呈钟型演变路径的结论。以潜在增长率为观测变量，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加速和城市化阶段的经济减速。这个过程中，由于工业和服务业比重的变化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我们把这样的一条长期增长路径概括为“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两个阶段。经验与罗斯托 (1959) 的理论一致，他将经济发展进程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前、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时代五个阶段，强调资本形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条件与制约因素，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满足物质资本的积累率达到10% 以上的条件。这一理论得到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对历史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的支持，钱纳里在历史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类似的阶段划分，罗斯托的增长阶段理论还深刻影响到了包括波特(2007)等在内的其他研究，波特在回顾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历史时也将一国（地区）经济发展进程分为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等四个阶段，并强调了投资在早期和投资导向阶段的重要作用。结构问题的实质是异质性，即某类消费者或厂商行为在特定范围内有着相对稳定的不同行为模式。这种结构带来的异质性，会对政策或厂商行为产生影响。如果政策有效利用异质性间引起的发展机会，合理引导资源流动和再分配，在一定阶段会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发展机会表现为以下几个机制：
一是效率提高是牵引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现代生产方式的表现是分工深化，通过规模化生产获得规模收益，其核心是劳动效率持续提升。库兹涅兹的研究表明，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转向高效率的工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被称为库兹涅兹定律。如果把这一定律加以拓展，可以认为，现代生产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是从农业转向工业，而且会进一步转向更高效的服务业。在此过程中，效率提高会同时推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直到产业间效率均衡、结构稳定。
二是需求结构变化决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恩格尔定律认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考察各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化可以发现，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物质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下降，而非物质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上升，这可以称为广义恩格尔定律。这样，社会需求结构变化也会拉动产业结构调整，使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
三是需求偏好决定产业结构调整进程。需求偏好相似定律认为，如果两国（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相近，则它们的需求结构也相似。该定律表明，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升级是以模仿更高收入者为目标的，进而带动产业升级。近年来，我国整体消费需求逐步与中高收入经济体趋近，消费需求升级、生活质量提高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拉动力。
中国经济高增长正是合理利用了结构变革的效率提高机制，典型化事实如下：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轨迹是一条非平稳的曲线，表现出鲜明的加速增长特点；二是大规模要素积累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技术进步与生产性投资保持着稳定的比例关系；三是经济中存在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区域结构等各种结构性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将经济区隔为相对独立的不同子系统，不同子系统有着不同的经济行为特点；四是结构改革推动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等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五是政府在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经济体制改革、出口导向、政府干预等经济政策对于促进增长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六是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产权保护、治理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等制度环境仍未能完全建立，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是中国经济中最为重要的结构问题（或许还可以加上人口结构）。
但是，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需求结构和需求偏好变化使中国经济经历着工业化阶段结构性加速向城市化阶段结构性减速的转型。这个过程由一系列供给侧变量主导了未来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包括：人口结构转型及相应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及相应投资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增长对福利的重视及相应分配格局调整导致的减速效应等。原有的政策基础发生了变化。
二、中国宏观经济背景
（一）人口变动
为准确理解中国宏观经济背景，我们从生产函数入手对GDP增长率进行分解，公式如下：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劳动参与率变化率 人口红利增长率（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率） 总人口增长率。
1. 总人口增长率和人口红利增长率。 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开启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但是，受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呈现持续的下降态势。1985～2007年工业化加速时期里，中国总人口增长率年均为1.03%，2008～2012年为0.49%；相应地，人口红利增长率（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率）由前期的0.54%，下降为后期的0.43%。未来将从增长转向下降。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增长率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与劳动参与率变化率之和。1985～2007年工业化加速时期里，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58%，其中，1985～1989年为2.30%；1990～1999年为1.28%；2000～2007年为1.49%。2008～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持续降低，年均为0.93%。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及劳动力人口年龄移算估计，2014～2018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01%，近于0增长，这是城市化时期面临的人口转型的新态势。
受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非线性变化的影响，中国劳动供给呈现出“倒U型”特征，负增长拐点大约发生在2015年。1985～2007年，劳动投入增长率年均为1.50%，2008～2012年为0.37%，2014～2018年估计为-0.34%。
图1和图2是1993～2026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供给及劳动参与率趋势的直观显示。其中，1993～2012年数据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3年之后的数据序列为估计值。图中趋势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劳动力供给增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目前，中国劳动力供给已经进入绝对减少的“拐点”区域，2015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及相应劳动供给持续减少将成为常态。其间，尽管统计数据调整（如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对数据的矫正）有可能带来劳动年龄人口短暂上升，但在中国人口转型系统性因素的作用下，劳动供给持续减少是未来相当长时期的主导性规律。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是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连同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共同导致了长期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略）
图1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趋势
原始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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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
2.劳动参与率变化率。 劳动参与率的界定是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1985～2007年工业化加速时期里，劳动参与率年均增长率为-0.07%，其中，1985～1989年为0.24%；1990～1999年为0.36%；2000～2007年为-0.80%；2008～2012年为-0.55%。根据劳动参与率变动趋势估计，2014～2018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率为-0.33%。2000年之后发生的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与低龄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延长和人口老龄化趋势有关。其中，老龄化将逐渐成为未来城市化阶段的主要问题。
3.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1985～2007年10.1%的GDP增长率中，劳动生产率贡献了约8.55%；2008～2012年9.3%的GDP增长率中，劳动生产率贡献了约8.86%。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增长，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了8.5%以上的水平。
我们对劳动生产率（y=Y/L）增长率进行分解。即，将劳动生产率（y=Y/L）增长率分解为各次产业增加值比重增长率、各次产业就业比重增长率和相应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结果为： （1）1985～2007年与2008～2012年两个时期中，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出现了显著下降，由前期年均增长率9.2%降低到后期的7.0%；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略有上升，由前期的6.0%上升到后期的6.7%。其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提升较快，但是，虑及该部门增加值份额较低，且就业份额持续下降，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主要是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作用。普遍的共识是，中国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的“干中学”效应，是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源泉，但是随着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形成，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正在降低。鉴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及提高速度普遍慢于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如何缩小两个产业效率差异并保持两个产业增长质量提高，是中国未来面临的关键问题。
4.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2013~2018）的情景分析。 我们假定劳动生产率水平基本不变，劳动参与率不会再过快下降，则人口增长率放慢和人口红利的负增长使经济增长率与2008~2012年比，降低一个半百分点，人口变量变化（人口增速、人口红利和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达20%。我们依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前景展望的中速预测进行情景分析，得出中国未来5年的经济增长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不变的情况下，增速均值会下降到7.86%。
(二)产出的要素弹性参数变动
就长期而言，产出的要素弹性对于增长曲线未来走势，往往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各国生产函数要素弹性参数的数字表明，资本弹性（）和劳动弹性（1-）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数值有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比显示，随着经济向更高阶段演进，产出的资本弹性逐渐走低，相应劳动弹性逐渐提高。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了产出要素弹性参数逆转检验所需的基本数据，我们通过对国别、指标、年份等数据内容进行筛选，确定数据最为完善的82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所选择的82个国家涵盖六大洲、五个收入组别，代表性较强。
1.国家分组。 为了对不同发展阶段上要素弹性参数变化状况进行比较，我们遵循世界银行的分类方法，将计算涉及到的82个国家分为四组：高收入国家组；中上收入国家组；中下收入国家组；低收入国家组。试算显示，高收入国家组、中上收入国家组、中下收入国家组的资本弹性变化基本符合逆转规律；但是低收入国家资本弹性有高有低，可能是因为较低发展阶段经济的资本动员能力较弱，相应地，资本对增长的贡献较小。基于这种问题，我们主要考察位于高收入组、中上收入组、中下收入组65个国家的资本弹性。最终归纳为两类，即25个高收入国家和40个中等收入国家（中上、中下收入国家）。
2.估算方法及数据说明。 （1）各国资本存量序列：Nehru & Dhareshwar（1993）运用永续盘存法详细估算了92个国家1960～1990年的资本存量，沿用他们的做法，我们构造了1960～2010年82个国家的资本存量数据，基期为2000年。（2）各国GDP序列：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的GDP (2000年美元不变价)。（3）各国劳动投入序列：由于劳动力或者就业数据的完整性比较差，尤其是发展中国家1990年代之前的数据比较缺乏，因此我们使用15～64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代替就业人数，从而有效提高数据的完整性。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通过计算总人口数与15～64周岁人口比重的乘积得到劳动年龄人口数。（4）为了估算产出的资本弹性，通过试算，我们选择带有时期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
3.估算结果。 图3和图4显示了1960～1990年和1990～2010年两个历史时期，65个样本国家的资本弹性估算结果及对比。具体说明如下：（1）1960～1990年，25个高收入国家资本弹性估计值分布在0.37～0.45的区间里，均值为0.42；40个中等收入国家资本弹性估计值分布在0.63～0.76的区间里，均值为0.72（40个中等收入国家样本期为1970～1990）；（2）1990～2010年，25个高收入国家资本弹性估计值分布在0.46～0.50的区间里，均值为0.47；40个中等收入国家资本弹性估计值分布在0.52～0.68的区间里，均值为0.62。
根据新古典生产函数，资本、劳动弹性参数与要素报酬分配结构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要素弹性参数逆转，本质上意味着城市化成熟阶段收入分配向劳动力倾斜。未来10年，中国将实现人均收入翻番的宏大构想，可以想见这种目标对于分配结构及增长趋势的影响。过去30年里中国增长方程资本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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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60～1990年40个中等收入国家和25个高收入国家资本弹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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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90～2010年40个中等收入国家和25个高收入国家资本弹性对比
投资表现为资本形成。1985～2007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1.5%，全社会资本形成率为38.3%，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11.1%，人均资本的增长速度为9.4%，充分体现了资本驱动的工业化高增长方式。2008～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4.8%，全社会资本形成率为47.1%，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13.5%，人均资本的增长速度为13.7%。房地产业投资仍然充当了主角，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平均为24.0%，占服务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平均为44.5%。一个基本认识是，经过近20年大规模开发，中国城市基建投资高潮快要过去。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城市化逐渐步入成熟时期，工业、服务业资本积累速度将持续降低。1975～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呈现出典型的S型增长，以1975年作为起始年份，对城市化率的逻辑增长曲线在两个时间区间进行估计，预测趋势直观显示如图5，资本投入增长率趋势见图6。结果表明，未来20年里，中国城市化率的持续提高将导致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由现阶段的高于10%降低到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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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国城市化率趋势：1975～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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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资本投入增长率趋势
在分析投资时，我们更应注意到投资者的动力，即投资的预期收益。近两年，反映生产者价格水平的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为负值，意味着实体经济处于通缩状态，投资的预期收益降低。从利率市场看：（1）短期资金价格高，一年期央票利率高过4%；（2）生产者按官方的贷款利率，加上生产者价格指数计算的实际利率接近10%，而其他渠道的资金更贵，资金价格高企，企业负债上升，获利能力下降。在成本上升和产品销售价格下跌的双重挤压下，实体经济投资的预期收益下降。因数据获得限制，我们以沪深300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负债率和净资产收益变动为例说明上述结论（见图7、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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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沪深300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负债率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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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沪深300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变动
上述分析得到的结果是：（1）人口转变直接会降低增长速度；（2）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如果不能有效地提升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直接会降低劳动生产率；（3）城市化率超过57%后投资率下降，投资效率低，再加上资本存量增长减速也同样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4）随着经济增长和劳动力供给放缓，要素分配会更趋向于劳动要素，会引致劳动要素分配份额上升，也意味着按CD生产函数核算的潜在增长率增速下降。应对办法是提高三个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特别是服务业劳动生产）、资本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对GDP分解、劳动生产率分布和生产函数的计算，得到中国经济增长率2013~2018年增长区间为6.5%~7.8%，这里隐含了人口、劳动生产率、分配效应等多项假设。
基于十八大后国家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及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战略的部署，我们对2014～2018年中国增长核算方程的资本弹性、劳动弹性参数设置为0.5:0.5；基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城市化率与投资增长的倒U型关系，我们对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的估计值为9.5%；基于人口转型趋势的劳动投入增长速度为-0.34%；基于中国TFP趋势，我们把未来5年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设定为30%。①上述潜在经济增长前景分析，或许还有一些可能的增长因素未考虑到或估计不充分——如技术进步、改革效应、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等。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技术进步和改革深化的增长潜力挖掘，则潜在增长率提高0.5%～1%是完全可能的。
三、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未来面临的宏观经济管理问题来自两方面：一是由相对落后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变中的问题。中国目前是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但因为地域差异大，使它显现出经济落后国家面临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如收入水平低且差距大、社保网络不完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等问题。二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3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解决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部分问题，但一些深层次问题，如国有企业问题、国有银行及财政风险、利益集团问题、政府管制过度等仍然存在。而且这两类问题交织在一起，问题的性质也不单是经济问题，而是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混合，从而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与解决难度。
1.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问题。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增长的动力，将逐步由工业化向城镇化转移。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已进入中高级阶段，再继续扩大规模的空间不大；而城镇化正处于加速期，还有一段时间的集聚效应。从表面看，目前中国还在依赖工业及投资来推动增长：一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相对较大；二是投资保持高水平，资本-产出逐年提高；三是资本积累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资本积累对GDP增长的贡献度60%左右。但实际上，资本积累体现为城镇公共设施增加，重工业产品主要应用领域是城镇化。可以认为，是城镇化在推动着中国工业的发展。目前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城镇的建设速度高于人口集聚速度，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与现代工业的关联度不高，许多城市正在去工业化，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没有得到发挥。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迈进及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的低效率问题应受重视。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历史，可以总结出两个经验事实。一是发达国家工业部门保持高就业份额。他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都经历过一个持续近百年的劳动力集聚时期，这个时期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维持在30%～40%甚至50%的高位，而第一产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则显著下降。同时，工业部门的扩张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扩大。与此相对照，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没有出现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向工业部门集聚的现象。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较低，竞争力不高。二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或相当于第二产业。这实际上是经济逐步服务化的效率基础，表明发达国家第二、三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了比较效率的原则，即服务业规模的扩大是建立在自身高生产率基础上的。这种效率提高引导的结构演进，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于第二产业。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存在的问题在于，只是复制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外壳，但缺少效率支持，从而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向经济严重服务化和低效率路径演进，并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与城镇化相对应，农村劳动力处于快速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农村经济面临着转型、产业化及现代化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农业以小农经济的经营形式为主，生产、加工、销售等许多环节都非常落后。从农产品的生产、销售链条看，都是低效率的，而且生产和销售各方的风险都非常大，价格容易受到冲击。上述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村劳动力在不断减少，但农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沒有相应提高，且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现代化程度低，农业发展长期与现代化的工业与城市脱节，分散的农户经营无法与市场对接。
2.经济体制改革深化问题。目前中国的经济水平及所面临的改革环境，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东欧许多改革先行国家非常相似，在同样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后，许多急需改革及难度不大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一些重大而深入的问题却留下来了。因为改革越深入，涉及的问题越复杂，既得利益者也越多，改革的成本也越来越大。东欧国家没有过去这个坎，把问题都归结到政治体制上，结果政治体制即使改了，深层次的经济问题也没有解决，东欧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说明了一切。经济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使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符合经济运行规律，不能把问题扩大化，当然更不能回避问题。
中国深层次的改革，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深化财税制度改革，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中国税收的核心是企业生产流转，名义税率很高。这一税收体制对实体部门是一种负激励，税负压力大。分税制使地方财政压力增大，从而出现了土地财政等问题。二是深化企业制度改革，为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环境。国有企业改革是重点。从企业改革的历程看，是从边际上放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开始的，国有企业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大的改革，而只是在管理上有所变化。三是深化价格体制改革。经济学家认为价格是市场运行的指针，合理的价格体系能有效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使整个经济和谐运转；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会打乱人们的经济行为，使市场陷入混乱。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价格改革开始的。有学者估计，目前中国的市场化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仍有部分重要价格却没有市场化，给经济运行造成了较大扭曲。其中，资源、基础设施、准公共品（如教育、医疗）、利率等重要价格还有待改革。
3.技术进步与创新问题。从长远看，维持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已不能再走继续提高资本积累之路，技术创新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技术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以学习、吸收、消化国外已有技术为基础，创造和升级了技术平台，实现了工业化。可以看到，中国快速增长过程伴随着快速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而且它们相互促进，隐藏在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进步的学习效应，避免了原始创新中代价高昂的试错过程。学习是先发国家的技术扩散机制，这种机制往往通过投资来实现，可解释为干中学。历史表明，干中学的技术进步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美国、德国、日本等都通过干中学式技术进步实现了经济赶超。
但干中学式技术进步的局限性明显，技术差距下降会导致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收益迅速下降；而且，干中学在中国的扩散机制也有潜在问题，导致了近年来技术进步贡献相对较低，资本要素积累增长过快，拼成本等恶性竞争越演越烈。干中学的技术进步表现为模仿—套利机制，即一家企业通过引进设备生产一种产品成熟后，由于市场被先模仿者开发出来，大量的后发企业跟进引进、模仿进行套利，表现为低成本竞争，这也是重复建设、地区间产业结构雷同、产能过剩等问题的成因。表面看，每个企业的行为都合理，但国家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动力不足。怎样使企业从干中学式技术进步转向创新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大问题。
4.有效社会保障网络的建设问题。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仍然是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主要手段，这意味着我们的国民财富创造力不能衰减。而为了保证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社会和经济资源一定要有相应的积累，如果在国民总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的支出过快增加，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就要相应削减，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就难。从世界各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实际运行看，社会保障支出是政府需要花大钱的社会事务，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福利的建设，是在经济发展达到很高水平以后才敢做的事情。有些福利国家因为大量资源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导致用于经济增长的积累不够，而使经济长期陷入低水平的增长状态；有些政府因为要维持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而负债过度，国家风险加剧；部分拉美国家追求社会保障的赶超，许诺过高，不仅损害经济增长，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导致社会不稳。中国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应该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从长期看，社会福利具有很大刚性，如果转向税收融资，必然会带来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比重的更快上涨。所以，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网络已势成必然。
5.发展环境的稳定问题。 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宏观稳定，特别是财政、金融风险控制和通货膨胀问题；二是价格稳定问题。国内外争论最多的就是中国的银行坏账和政府债务问题，也被许多人认为这将是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根源。有人估计，现在国有银行全部坏账已经占GDP的26%～27％，再加上前两年债转股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部分，加起来约占GDP的40％；国债占GDP的16％，外债占GDP的15％，但地方负载近年增加很快，而且底数不清；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还处于欠账状态，未来这一块支出很大。以上几大块负债加起来，有人估计占GDP的80％左右。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宏观不稳的表现是通货膨胀。历史表明，价格水平波动过大，严重而持续的通货膨胀是经济萎缩、社会退步和动乱的根源之一。只有保证了价格的相对稳定，中国才可能顺利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目前的价格问题主要是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它会导致两个可能的后果，一是出现经济泡沫，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二是老百姓出现不满情绪，给社会造成不稳定。而且，如果住房价格暴跌的话，普通人可能会失去储蓄，地方政府将无法偿还用于住房和商业项目投资的贷款。由此使得中国的城市房地产市场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各方面都要求房地产市场扩大，但价格不能涨，又不能太下降，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各有各的要求，预期无法统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离发育良好的市场标准还有距离，从住房开发的程序看，政府在其中起着很大作用，从批准立项到开盘销售，涉及上百个部门，这些配套内容由各种垄断部门所控制，房地产商在与这些垄断企业进行交易时处于弱势，不可能按一个市场认可的公平价格获得服务。因为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婆婆多，交易成本上涨多，这些成本最终需由消费者承担。如果市场规范了，价格水平会得到一定抑制。
四、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内涵与实例
供给管理的内容，国内外学界的理解并不相同。以美国和英国为例，上世纪80年代所搞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供给侧来进行的。但两个国家的重点却不一样。美国是围绕减税来展开调整，辅助的措施是反垄断，减少政府管制。本质上讲，是降低供给要素成本。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美国市场完善程度高，社保负担轻，但要素贵。英国的改革，重点是减少政府管制，减少国有经济比重，降低保障，完善市场体系，进一步提高市场的竞争力。本质上讲，是提高供给要素效率。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英国市场完善程度不高，社保负担重，供给要素效率低。其实，从供给角度来看宏观经济，涉及的也就是供给要素的成本和效率这两个方面。前者会影响到供给要素投入数量，而后者影响供给要素投入的质量。两者都重要，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两者的重要性却不一样。
如何实行供给管理，它与需求管理怎样分工与协调? 以下，我们以英美实践为例予以分析。
（一）英国的供给管理与结构性改革
英国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走向衰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削弱， 其国力落在了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后， 到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步入政坛时，“英国病”这一沉疴正在日益严重地缠绕英国。面对英国当时国内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增多等诸多问题，英国实行了供给管理与结构性改革，措施包括：
第一，坚决反对过去那种在国家干预之下靠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和提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的做法，而采取了控制货币发行量、遏止通货膨胀、减少国家干预、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办法，来扭转英国经济衰退。在1981至1986年期间，由通货膨胀从（1980年5月的）21.9％这一高峰下降到（1986年夏季的）2.4％。
第二，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大量出售给个人，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原属国家投资经营的禁区。1979年，只有航空与航天工业和造船工业作了非国有化的明确保证，此外出售了国家货运公司的股票。1983年准备实行私有化的企业名单包括英国电讯公司、英国航空公司、罗尔斯·罗埃斯汽车公司、部分英国钢铁厂、英国的莱兰汽车公司和飞机场。对具有不同结构和不同管理体制的煤气、水、电等其他公用事业也实行了私有化。在撒切尔夫人离职时，工业中的国有部分已减少了60％。取消物价管制委员会，缩小国家企业局的权力，废除了180多项限制经济活动的规定，特别是废除了实施40年之久的外汇管制条例，任英镑汇率自由浮动。
第三，改革税制，降低税率，削减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公共开支，扩大公共产品提供领域的市场经济成分。以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为基础，英国开始进行“福利国家”建设，以普遍性福利作为改革方向，将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社会福利的覆盖面扩展到所有国民身上。但在此期间里社会福利开支剧增，占政府财政开支的比例不断增大，尤其是在1973～1975年西方经济危机引发普遍的“滞胀”后，这样的局面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英国福利制度改革的总思路是将福利给予最需要的人群，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将政府的作用转变为有选择地提高优质服务。在“福利国家”的改革方面，削减财政开支，强调个人责任与义务，将“普遍性原则”改为“选择性原则”，将市场竞争引入医疗服务，改革过去完全免费的医疗健康服务，让患者也承担一定比例的费用。同时让国家卫生部门从管理者改为医疗服务购买者，增强医疗机构自主权。住房方面实行公房私有化政策，大量出售政府公房，通过优惠条件鼓励私人购买住房。
英国的供给管理与结构性改革，并不是要完全放弃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而是要把国家的干预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是对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的一个纠正，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一些弊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美国的供给管理
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爆发了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因数次中东战争导致的石油危机触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其明显病症是经济停滞不前，但通货膨胀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凯恩斯主张的增加政府开支实行赤字预算，增发公债、货币，降低利率等措施让滞胀程度有增无减，加剧了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很高，政策中心是减小经济波动，多使用需求管理政策。但在两次石油危机以后，因为各类供给要素价格发生很大变化，过去的经济潜在增长路径不能得到维持，经济出现了滞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宏观经济管理的中心转向了供给。为此，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供给管理措施。
1.削减财政开支，尤其是“随意性”的社会福利开支。 自罗斯福新政至二战后，美国建立了优越的社会保障制度，联邦政府机构也因此膨胀，在1965年至1980年期间,联邦赤字增加了53倍,在各种联邦‘名义’计划之下的救济款项增加了4倍,达到一年近3000亿美元,联邦预算增加了约5倍，许多钱在行政管理中浪费掉。随着滞胀的到来，需要救济的人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1983年4月，国会通过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削减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尤其是“随意性”的社会福利开支。主要措施是：改变联邦政府的过重社会福利负担；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尤其是随意性开支；由州和地方政府更多地负担社会福利保障的责任。在1982～1985财政年度，未成年儿童家庭补助和食品券开支比1981年减少13%，医疗补助减少了5%，儿童营养补助减少了4.4%。由于紧缩了财政开支，联邦预算赤字从1983年的1950亿美元下降到1984年的1750亿美元。
2.大规模减税。 1981年美国会通过了里根政府提出的税法，要求从1981年10月起的三年内，分三次降低个人所得税，共减少个人所得税23%，边际税率从14%～70%降为11%～50%，使1981～1984年间联邦政府税收减少了3.152亿美元。1986年10月23日，里根又签署了美国众、参两院分别批准的修正税法，即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根据这一法案，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不同阶层税率都有下降，全国人均免税额减少了6.4%，七年内，每个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约增加600～900美元。
3.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活动达到高峰。“联邦登记册”中联邦管制条例从1936 年的2599 页增加到1977 年的65603 页，条例数量在70 年代增加了300％。在管制机构的从业人数从1970 年的2.8 万人增加到1979 年的8.1 万人。1980年人们估计，单是执行当时美国已有的规章制度就需要每年耗费12亿个小时的工作量。如果每小时工作量的工资成本折合20美元，那么总开支就会超过360亿美元！ 同时，过多的政府干预妨碍了市场的自由发展，压制了企业的自主权、灵活性，扼杀了企业的创新力。里根上台不久就为管制改革制定了10项指导方针，这一系列措施对恢复市场经济的活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4.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实行了严格紧缩货币政策，严控货币发行量，实行高利率。严控的效果十分明显，1980年通货膨胀率为18%，到1987年降到3%。物价由1980年的12.4%下降到1982年的3.9%。而高利率政策使1985～1986年每年有近1000亿美元资金流入美国，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回升。
里根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在1982年底开始初显成效，到1983年二、三季度效果变得显著，1983年8月，美国工业生产指数连续上升了9个月，接近危机前的高点。当年GDP增长4.5%，其中几个季度经济增长水平高达8%。1983年全年共增加350万个就业岗位。里根的经济政策重新定位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重组了美国的经济结构。里根曾这样自我评价“我们取得了两项胜利，两个我感到自豪的东西，一是经济实现了复苏，美国人民创造了190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另一个是美国人的道德精神得到了恢复。”
这里要顺便提到，日本是一个例外。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所采用的经济政策侧重供给，属赶超型。但是，两次石油危机并没有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虽然潜在增长水平有所下降，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当经济下滑时，他们转向了用需求管理的方法来处理。结果，发了很多货币，财政赤字也不断增加，到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再也无力承受过多的货币沉淀，资产价格快速上升，演变成为一场巨大的泡沫经济危机。此后，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经济陷于停滞。
总之，英国的供给管理，重点是减少政府管制，减少国有经济比重，降低保障负担，进一步提高市场的竞争力。本质上讲，是提高供给要素的效率。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英国市场完善程度不高，社保负担重，供给要素效率低。美国则是围绕减税来展开调整，辅助的措施是反垄断，减少政府管制。本质上讲，是降低供给要素成本。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美国市场完善程度高，社保负担轻，但要素贵。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涉及的是两个方面，供给要素的成本和供给要素的效率。前者会影响到供给要素投入数量，而后者影响供给要素投入的质量。两者都重要，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两者的重要性却不一样。
五、供给视角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
我们知道，宏观经济学关心的是一国整体经济的结构和行为，它主要研究决定经济总趋势的各种因素，并为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建议。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是在分析这些长期与短期决定因素的基础上，通过与实际经济的表现相对照，提出长期与短期的政府行为规则与具体政策措施，其目的是维持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宏观经济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其目标和任务取决于特定时期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实际情况，所以要依环境变化不断变化。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观察、分析与争论后，目前经济学家对于一个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特点达成了以下基本共识：
1.一国GDP的运动方向基本上由供给因素推动。因此在长期内，真实GDP的增长依赖于要素投入的供给增加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而短期内实际GDP的波动基本上由总需求的冲击引起,而需求变动能够在短期内影响真实产出水平的原因是价格、工资等名义刚性。所以，政府不应该使用不谨慎的总需求政策试图去“微调”经济运行来使产出和失业水平固定在充分就业或自然的水平之上。
2．虽然在短期内会看到一种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在长期内这种替代关系不存在。长期看，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决定通货膨胀率。持续的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追求一个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
3．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把维护经济的稳定当作是控制理论解释的问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宏观稳定的问题被当作一个博弈的问题。人们已经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政府的政策能够影响人们的预期和行为，因此强调建立政策的可信度和设计保证执行可信政策的制度。
遵循上述理论，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应有所变化，适当突出供给管理。因为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宏观经济管理上的心得是在动员供给要素投入数量上成效大，但同时也出现了对这些成功做法的依赖，在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时，找不到合适的政策支点；而且，现有需求管理政策效力正在下降。这就要求在稳定现有需求管理政策的基础上，从供给端做文章，重塑国家与企业的竞争力。所以，我们所认为供给管理的目的不是扩大产能，而是更有效地重组生产和市场，提高产出效率，并促使供求趋向均衡；重点应该是提高供给要素的效率，促进要素质量的提高。
第一，竞争性市场的完善。经过几十年的培育和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成型，特别是商品市场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市场准入未完全放开，投资主体未多元化。有学者估计，目前垄断行业约占中国GDP的40%，降低了市场的竞争性。应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上，给所有经济主体以平等的市场待遇，从而形成规范的竞争性市场环境，提高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
第二，相对价格体系的完善。形成有效反映企业真实效率的价格机制。价格是市场运行的指针，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能有效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使整个经济运转效率提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价格改革开始。但目前有部分价格却没有市场化，如资源、基础设施、准公共品（如教育、医疗）、利率等重要价格还有待改革，相对价格体系不合理，企业真实效率的高低无法显示。如果价格体系合理化了，经济的运行效率才能真实显现，企业创新也会更活跃。
第三，动员型经济的转型。在动员型模式下，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动员了大量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先是通过“低价工业化”走出了一条特殊的高增长路径，继而又通过“高价城市化”，扩张城市建设，推动了中国城市化大发展。但也积累了诸多严重问题，如内外失衡、过度投资。跳出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探索新的增长动力，促使这种“一低一高” 的非均衡赶超型增长机制向新的可持续增长机制转型，已势在必行。也就是要重新定位政府的行为。
第四，提高结构转型效率。从GDP构成看，2012年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为45.3%和44.6%，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结构持续快速演进的结果。2012年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30.3%和36.1%，不仅慢于GDP结构的演化，而且与发达国家就业结构演变模式不一样。发达国家1970年代普遍步入城市化成熟时期后，第三产业就业占比由50%左右水平向60%～70%水平持续演进是基本规律。如果服务业的比重持续提高，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但服务业效率改进又慢于制造业效率变动速度，则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将下降。中国就业结构的演进模式，类似拉美国家的轨迹，即：产业结构（无论是增加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向发达经济阶段收敛，但服务业生产率长期低下及二三产业效率的失衡。所以，产业结构调整的正确选择应是劳动力和资本首先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倾斜，在提高经济整体效率的基础上发展服务业。事实上，亚洲成功实现赶超的几个经济体走的就是这条路。
第五，降低供给要素的投入成本。适当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中国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高投资，而高投资的基础就是投资的预期收益率比较高。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中国实体经济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平均超过了15%，但是这个数字近几年在下降，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的税收和社保负担也在上升。同样，应通过降低城市居住和生活成本，降低教育医疗费用，改革户籍制度等方式，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劳动者活力重现。
第六，重构社会保障网络。目前，中国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人们对国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以及不断提高福利水平有越来越強的要求，特别是老龄化冲击日益临近，以上愿望越来越迫切。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网络，还适应不了社会的要求，主要问题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够宽，而且保障制度不统一，城乡分割、地区分割。二是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保障标准相互攀比，给地方财政造成困难，负债增长快。从长期看，社会福利具有很大刚性，人们的要求并沒有上限。社会福利如果转向税收融资，必然会带来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比重的更快上涨，损害经济增长。
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网络应该是覆盖面广而享受标准不能高。中国社会保障网络建设要注意的核心问题是标准过高，相互攀比。这种状况的延续，不仅破坏了社会保障覆盖面的空间拓展（因为缺钱），而且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风险，扭曲政府行为，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所以，中国社会保障网络统一标准，量力而行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