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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5期
内容提要： 经济周期现象与经济增长过程之间，既存在着密切相关的联系，相互发生重要的影响，又分别由不尽相同的因素所决定。因此，认识中国经济需要把短期和长期视角结合应用，才能对经济发展阶段和宏观经济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形成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应对思路。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供给方面的潜在产出能力降低。因此，从需求角度刺激增长速度的政策不仅不能奏效，从国际经验看还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鉴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通过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从供给的角度提高潜在增长率。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区间 潜在增长率 日本经济 增长源泉
从学科构架上看，宏观经济学本来包括近期视角即周期理论，以及远期视角即增长理论。但是，在实际研究中两者并未内在地统一起来，表现为经济学家把自己的研究，要么局限于宏观经济学（狭义地指周期研究），要么局限于经济增长理论，以致画地为牢、偏于一隅。在判断经济发展阶段、认识经济形势，以便确定宏观经济政策和选择发展战略时，这种倾向常常导致经济学分析的捉襟见肘。能否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正确的阶段性判断，能否认识到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本质，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能否最终成功。如果缺乏能够把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理论框架，面对这样一个没有既往经验可资参照的转变，很可能会得出似是而非的判断，及至产生张冠李戴的政策结论。而遗憾的是，这恰恰正是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和政策界不时表现出的情形。
本文不拟对这个理论问题做完整的阐释。鉴于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面临扑朔迷离之际，长期视角的缺失造成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亟待予以澄清。本文尝试把长期和短期视角相结合，回答中国处在什么发展阶段，面临怎样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长期经济增长源泉何在等问题。
一、判断经济发展阶段
不同于通常由短期的需求因素波动引起的经济周期现象，经济发展阶段是由长期供给因素所决定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所以，进行发展阶段的判断，固然要融合短期和长期两种视角，但是，归根结底要根据决定长期增长稳态的因素做出。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发展阶段的转变，则一定意味着供给因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以两个转折点的相继到来表现出来的。第一个转折点发生于2004年，是以出现民工荒和工资上涨现象为标志的刘易斯转折点。尽管刘易斯本人并没有清楚地指出这个转折点背后的力量是什么，但是，中国的现实表明，这个转折点归根结底是人口转变的结果。遗憾的是，经济学家过多地从浅层次上争论转折点是否到来，以及刘易斯模型是否适用于中国等问题，却忽略了真正应该关注的人口变化趋势，①以致关于这个转折点的争论尚方兴未艾，另一个转折点便不期而至。
在争论中国是否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时，鉴于经济发展阶段具有长期特点，其变化也反映在一定的时间区段内，因此，有人建议用“刘易斯转折区间”的概念代替刘易斯转折点。这个建议是有道理的，但是也要防止把“区间”无限延伸，以致失去“转折”本来所具有的含义。这样看来，我们把上述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及其间隔，作为刘易斯转折区间是比较恰当的。
图1显示的是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迅速增长到减速增长，及至零增长，进而负增长的完整过程。一般情况下，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这个变化，同时还发生着一个人口抚养比从迅速下降到减速，到达最低点之后转而升高的过程。所以，这里以劳动年龄人口变化作为这两个过程的代表。如图所示，我们主观地把2004年标注为刘易斯转折点，把2010年标注为人口红利消失点，两者之间的年份则是刘易斯转折区间。说这种划分是主观的也并不尽然准确，其实，它是理论与经验结合的产物。
图1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区间
资料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2）《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发展出版社。
根据二元经济理论，当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以致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的不变工资现象不再存在时，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就到来了。2004年，以出现民工荒以及随后持续的工资上涨为经验证据，中国达到其刘易斯转折点。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随后就开始了负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触及谷底后开始提高，意味着人口红利正式告罄。由于未富先老的特点影响，中国的刘易斯转折区间极其短暂，仅仅历经了6年的时间。
由于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来自于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相关的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供给充分、人力资本迅速改善、储蓄率高并且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以及劳动力转移创造出资源创新配置效率（参见Cai & Zhao, 2012），因此，2010年开始发生的变化，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相应地，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显著降低。根据估算，GDP潜在增长率将从“十一五”时期的平均10.5%，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2%，进而下降到“十三五”时期的6.1%（Cai & Lu, 2013）。
显而易见，从依靠人口红利取得高速增长，到因人口红利消失而潜在增长率显著降低，就表明了经济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从此以后，中国经济将在一个较低的稳态中增长。不仅如此，发展阶段的变化还预示着，驱动经济增长的源泉也要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认识宏观经济形势
在准确做出经济发展阶段判断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将发展阶段变化所显示的长期供给因素特点，与短期宏观经济中的需求因素相结合，才能做出经济形势的正确评估，进而籍此提出有针对性的调控方向、目标和信号的决策。宏观经济虽然也会遇到短期的供给冲击，如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对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影响，总体而言，供给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是长期稳定的；而需求因素固然也有其长期趋势，但更经常表现出短期波动的特点。
只有长期和短期相结合的视角，才可以在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时，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和实践上的透彻性，得出正确的结论，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选择。把两者密切结合，不仅有助于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也是形成正确政策措施的前提。长期供给因素和短期需求因素，以不同的组合形式构成四种宏观经济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强供给与强需求组合，即较高的潜在产出能力与较强需求水平之间形成匹配。一般来说，这主要发生在生产要素供给比较充分，并且没有明显报酬递减现象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可见，这是一种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赶超现象。在比较纯粹的这种情形下，不会出现持续的周期性失业现象，也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种情形是强供给与弱需求组合，即较高的潜在产出能力与较弱需求水平形成不匹配局面。最典型的此类情形，是在赶超过程中遭遇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周期性需求冲击使增长速度不能达到潜在产出水平。通常，这种组合导致较为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冲击，造成周期性失业现象。
第三种情形是弱供给与弱需求组合，即较低的潜在产出能力与较弱需求水平形成匹配状态。通常，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即将结束之时，常态增长源泉式微，同时尚未挖掘出新的增长源泉的情形，也是新古典增长的常态。
第四种情形是弱供给强需求组合，即较低的潜在产出能力与较强需求水平形成不匹配。这种情况实际上只可能通过人为的政策干预才会发生，即通过扭曲的政策手段拉动投资或扩大出口。在潜在产出能力降低的情况下，如果人为刺激起旺盛的需求因素，则会导致实际增长率超越潜在增长率，很容易产生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甚至泡沫经济等恶果。
实际上，上述按照供给与需求因素特点组合成的理论情形，与历史和现实中的宏观经济形势具有直接的对应性。借助这种理论抽象，我们既可以理解过去，也可以认识现在，还可以预见未来。
首先，第一种情形是2010年前，即刘易斯转折完成之前中国经济的常态。在那个时期，得益于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供给因素有利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潜在增长率。例如，1978-1995年期间潜在增长率平均为10.3%；1995-2009年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平均为9.8%。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增长、投资高速增长和出口大幅度增加，提供了与之适应的需求因素。所以，总体来说，这个时期在高增长位势上形成了宏观经济的平衡（图2）。以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差表现的增长率缺口，虽然年度之间有一定的波动，但是总体来说波动并不大，并且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
图2 改革开放时期的增长率缺口
资料来源：Cai Fang & Lu Yang (2013)，“ Population change and resulting slowdown in potential GDP growth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1(2):1-14.
其次，第二种情形是在第一种情形的大趋势中，遭遇严峻内部或外部冲击时的状态。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宏观经济低迷和亚洲金融危机相继造成严重的需求萎靡、生产能力利用不足，进而大规模失业现象。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借助国外需求，经济增长速度才反弹到潜在产出水平，宏观经济回归到情形一的常态。此外，1988-1989年应对通货膨胀以及随后的治理整顿，以及2008-2009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都曾经使实际增长率掉到潜在产出能力之下。
再次，2012年是第三种情形的典型年份。从2011年进入“十二五”期间开始，中国潜在增长率较前大幅度降低，根据我们的估算，2012年潜在增长率从上一年的8.1%降至7.5%。在这种情况下，恰遇外需水平明显下降，不意之中却成就了需求与供给的匹配，所以，实际增长率由于没有明显超过潜在增长率，因此未造成通货膨胀，也由于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因此没有遭遇就业冲击，经济增长的平衡性反而得到增强。
最后，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主要风险是出现第四种情形。无论是在经济学家中间还是在实践者中间，都存在着一种误解，以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需求。因此，每逢经济增长速度遇到障碍，最常见的对策都指向采取某种手段扩大内外需求。其实，对中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从短缺经济进入到过剩经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但是，一旦经济发展越过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人口红利消失，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就是潜在产出能力，而在一段时间里不会是需求因素。
事实上，2012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外需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分别为4.04个百分点、3.93个百分点和-0.17个百分点。而从2001-2011年期间的平均水平看，大体上三者的贡献率分别为4.5个百分点、5.4个百分点和0.56个百分点。即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外需贡献为零，投资需求减半，消费需求保持不变，需求因素也足以支撑潜在增长率的要求。
三、日本经济的前车之鉴
结合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近期形势，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不在于短期的宏观经济需求因素，而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换句话说，希冀通过刺激需求而超越潜在增长率，是一个错误的选项。正确的政策选项，则是提高潜在增长率本身。但是，在理论上坚持认为是需求不足导致增长乏力，在实践中坚持实施以刺激需求为目标的各种政策手段，成为旷日持久的现实。然而，这种理论和政策倾向，对于意欲解决的问题却是南辕北辙，并且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自1990年之后陷入“失去的20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理论误导所致。
在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定位时，一个常用的分析方法就是，把中国与某个经历过类似发展过程，如今已经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国家进行比较。然而，把当前的中国与参照国家的哪个发展时期进行比较，却是一个颇为微妙的选择。固然，根据研究者欲意得到怎样的借鉴结论，自然可以相对主观地选取不同的发展时期作为参照点。但是，对比较的时间点选择不当，也有可能造成误解和误导。所以，我们应该避免主观随意，尽可能依据事物的内在逻辑进行经济发展的比较。
把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就是一个十分有意义、但是需要格外小心的研究课题。像中国一样，日本曾经被看作是一个成功实现经济赶超的奇迹创造者，其发展路径也与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包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国家都受益于人口转变创造的人口红利，政府都发挥了较突出和更直接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都经历了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以及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
有些研究倾向于把当前的中国发展阶段与日本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进行比较。其意义在于，这个时期的日本经济，就诸如人均收入水平和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来说，与中国具有较大的可比性。然而，这却会损失掉两个最具有比较意义的因素。
第一，把中国与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进行比较，人均收入水平更加接近，无疑可以得出结论，根据日本的经验，中国仍有20年甚至更久的高速增长时期。这个结论固然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推理却不能回答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问题。事实上，与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相比，更多的国家恰恰是在仍有增长可能性的阶段上开始停滞，乃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找出决定能否持续增长的根源，比仅仅指出保持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对中国来说更具有针对性。
第二，虽然一般认为，日本经济在1960年到达其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的刘易斯转折点，但是，以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发生。而就这两个转折点的时间间隔来说，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即在2004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仅仅花了短短数年时间，即在2013年中断了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如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选取15-59岁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话，则在2010年到达峰值之后，已经开始了显著的下降过程。
可见，把2010年的中国与1990年的日本进行比较，更加切中两个经济体面临挑战的共同点，符合比较研究的初衷。正是在1990年，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经济增长从此陷入长达20余年的停滞。例如，在1990-2010年期间，日本GDP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85%。观察当时日本遇到了哪些与今天的中国相似的变化，及其与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的关系，有助于认识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由此可以引申出有益的政策涵义。
在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无限供给，受工业化积累能力制约的经济增长所需劳动力，可以以不变的生存工资水平得到满足。由此，这个时期的工业化伴随着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就这一过程来说，中国与日本在几个方面有较大的不同。
第一，中国劳动力流动始终面临着更大的制度障碍。在改革开放之前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的严格禁锢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被耽误了几十年。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仍然继续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因此，劳动力转移是不彻底的，迄今仍然属于一种“有来有去”模式，转移劳动力及其家庭未能成为永久的城市住户。
第二，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同时处于迅速的人口转变过程，其发生速度大大快于以往其他国家所经历的过程，因而也形成独特的“未富先老”特征。因此，与日本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之间有长达30年间隔不同，中国在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之后，便迅速地迎来其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
长期以来，日本各界普遍认为这个国家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外需，而国内消费需求始终是疲软乏力的。因此，一旦日本在1960年越过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了比较优势；继而在高收入阶段的1990年丧失了人口红利，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不足以支撑其新古典时代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政府则利用包括产业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扩大内需。如今，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特征的所谓“安倍经济学”，就是这一政策传统的继续。
上述从理论到政策之间的逻辑，其实大错特错了。首先，有力的研究证据表明，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消费需求是不容忽视的增长拉动力，而杰出的出口表现则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赖建诚，2010）。其次，也有研究表明，日本1990年后的经济停滞，是其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的直接结果（Hayashi & Prescott, 2002）。正因为前述理论和政策误导，开出了不对症的政策药方，过去20余年日本经济饱尝了恶果：先后经历了泡沫经济及其破灭、僵尸企业和僵尸银行横行，及至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
四、通过改革创造增长源泉
拨开理论迷雾，汲取前车之鉴，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提高潜在增长率。以这一要求来衡量，产业政策的本意是探寻动态比较优势，区域政策旨在增强地区间发展的平衡性，而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则是在应对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都不是提高潜在产出能力的对症药方。对处在当前发展阶段上的中国来说，通过相关改革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是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
在预测未来潜在增长率时，研究者通常要考虑劳动力的增长率、资本积累能力从而投资增长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由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劳动力总量固然不再能够增加，提高劳动参与率却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鉴于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对资本形成的过度依赖，继续提高甚至保持现行的资本形成速度，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但是，改革投融资体制，提高投资效率，却具有提高资本回报率的效果。此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潜力需要从改革中获得。
一项对于潜在增长率的模拟表明，在2011-2020年期间，如果城镇劳动参与率每年能够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这一期间的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可以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可以把潜在增长率进一步提高0.99个百分点（Cai & Lu, 2013）。
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最大潜力，就是通过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稳定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城镇的就业。目前1.6亿进城农民工没有获得城镇户籍，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完全，所以他们在城镇的就业是不稳定的，并且通常在退休年龄之前就返乡了。改变这种状况，可使整体劳动参与率得到显著提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可以通过保持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达到。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偏高，继续向外转移仍可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相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实际推进步履艰难，整体来说进度并不理想。地方政府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既有动力也有顾虑。虽然总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触动紧密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上似乎容易达成共识，但是，仍然有两个原因使得地方政府犹豫观望、踌躇不前，或者口惠而实不至。
第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缺乏为接受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埋单能力。在目前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和财政能力之间已经不对称的情况下，扩大覆盖范围无疑会使地方财力更加捉襟见肘。在农民工对税收的贡献没有被地方政府清楚地予以识别，或者乐于以外来人口贡献“补贴”户籍居民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推动实质性户籍制度改革的激励不足。
第二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冲动十分强烈，但是，在今后中国面临的风险越来越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时，地方政府具有免费搭车的倾向，有意无意地把最终责任推给中央政府。
由于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难以单独靠地方政府达到实质性推进。因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局部推进密切结合。第一，中央政府要提出改革目标和实施时间表。即把以户籍人口为统计基础的城市化率作为指导性规划下发给地方政府，分人群有条件地设定完成改革的截止期。第二，明确区分中央和地方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的财政责任。建议中央政府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由地方政府为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生活救助项目埋单，同时尽快实现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第三，地方政府根据中央要求制定改革路线图，按照时间表推进改革。对于尚未纳入市民化时间表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地方政府有责任尽快为其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在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的情况下，开发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至关重要。通过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允许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让长期没有效率的企业退出经营，让有效率的企业相应壮大，也可以创造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有研究显示，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通过企业自由进出和竞争进行资源重新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为30%-50%（Foster, et al, 2008）。此外还有研究表明，中国部门内企业间生产率差异巨大，意味着低效率企业未能退出，高效率企业未能壮大。这项研究的模拟结果显示，如果中国企业间生产率差异可以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可以使全要素
生产率提高30%-50%（Hsieh, et al, 2009）。
通常，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往往盯住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强调国有企业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藉此打破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垄断。但是，鉴于这个改革领域深深地触及既得利益，不仅要做到十八大报告要求的“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还应该从策略上把改革转向不针对任何所有制，着眼于创造公平竞争制度环境。一个在逻辑上具有合理性，在推进方式上具有策略性的改革思路则是，着眼于平等进入而不强调退出，即允许各种类型（不论大小和所有制）企业平等进入所有竞争性行业，获得同等竞争条件和待遇。在竞争性领域，通过减少政策干预，形成创造性毁灭环境，让任何长期缺乏效率的企业退出经营，而无论所有制和以前的贡献如何。
注：
①关于这一争论的各种代表性观点，请参见蔡昉、杨涛、黄益平主编，2011：《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参考文献：
Cai Fang and Lu Yang (2013)，" Population change and resulting slowdown in potential GDP growth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21, No. 2, pp. 1-14.
Cai, Fang and Zhao Wen (2012) ，"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 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 in Masahiko Aoki and Jinglian Wu, eds", The Chinese Economy: A New Transi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Foster, Lucia, John Haltiwanger, and Chad Syverson (2008)，" Reallocation, firm turnover, and efficiency: Selection on productivity or profita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pp. 394-425.
Hayashi, Fumio, and Edward C. Prescott (2002), "The 1990s in Japan: A lost decade".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5 (1): 206-35.
Heckman, James J. (2005)，" China'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6, pp. 50-70.
Hsieh, Chang-Tai and Peter J. Klenow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CXXIV, Issue 4, November, pp. 1403-1448.
蔡昉 杨涛 黄益平主编，2011：《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赖建诚，2010：《经济思想史的趣味》，浙江大学出版社。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邮政编码：100732，电子邮箱：caifang@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