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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是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根本原因何在？我国在实施中有怎样的特点？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与欧美国家相比具有怎样的特点？财政与货币政策反方向组合要取得有效的效果，需要怎样的条件？上述问题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松紧搭配
一、宏观政策松紧搭配组合的成因
所谓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即积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组合。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2003 ~ 2007年期间，我国采取的就是这种政策格局。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我国宏观经济失衡表现出来的突出特点是投资领域中需求相对过热，而消费领域中产能相对过剩，这种国民经济不同领域的反方向失衡，使得当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既难以全面扩张，也难以全面紧缩，扩张有利于缓解消费领域中需求不足与产品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但会加剧投资领域中业已存在的需求过热的矛盾；紧缩则有利于缓解投资领域中的失衡，但却会加剧消费领域的失衡。如果采取结构差异性调控，即在投资领域采取紧缩，在消费领域采取扩张，则会发生严重的政策抵销效应。因为，对投资领域的紧缩，在压缩投资扩张规模的同时，也会相应减少工资和消费基金的增长，从而传导到消费领域，加剧其失衡；同样，若在消费领域采取扩张性政策，刺激消费需求扩张的结果有可能刺激消费品产能投资的扩张，从而加剧投资领域的失衡。但在投资和消费领域分别出现反方向失衡，而其中哪一种失衡构成首要威胁尚不清晰时，采取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宏观政策的组合可以显著降低政策性风险，尽管可能发生政策效应相互抵销的损失。
自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之后，自2008年7月起我国采取全面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此前的财政与货币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调整为双扩张的同方向选择，直至2010年10月之后，历时2年多。自2010年10月之后，宏观经济政策由全面扩张转为择机退出，在既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又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双重压力下，宏观经济政策再次调整为财政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积极的财政政策较应对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扩张力度有所控制，特别是对财政支出政策上的赤字和政府债务有所降低和控制，但扩张性的政策方向并未逆转；稳健的货币政策则是从此前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生了方向性改变，重回反危机前的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政策的紧缩性方向，特别是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和央行票据等货币政策数量工具，控制货币供给量。这一时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反方向组合的根本原因与2003 ~ 2007年不同，并非国民经济投资和消费不同领域产生不同方向的结构性失衡所致，而是总量失衡本身的特点所要求。即经过2008年下半年之后2年多的全面扩张，通货膨胀压力显著上升。一是由于2年多的扩张性政策形成的通胀压力的时滞期已经到来，自2010年后形成较为集中的滞后性的需求拉上压力；①二是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国民经济成本进入快速上升期，形成强劲的成本推动的压力；②三是伴随我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的提升，国际输入性通货膨胀作用日益显著；四是国际收支领域里的失衡严重冲击国内均衡，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加形成的外汇占款已成为货币量增长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原因。但同时，经济下行的风险不断上升，一是由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导致内需疲软矛盾加深，特别是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狭窄，投资机会难寻，不具强劲的有效投资需求，再加上制度创新乏力，竞争性压力和动力不足，进一步窒息其技术创新动力；二是由于市场化进程滞后，制度创新乏力，使市场力量，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难以获得有效的货币和资本市场支持，即使有投资需求也难以通过正规市场体制得以实现；三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深刻的矛盾，在宏观分配上，政府、企业、居民三者间，居民收入长期增速滞后，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从而使居民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产生严重失衡，在微观上，居民之间、城乡居民之间、地区和产业部门之间，差距扩大趋势渐显，严重降低了全社会的消费倾向，加之，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有较强的动员投资增长的能力，当内需不足时往往能够首先动员投资扩张，这本身就容易形成对消费增长的排斥，据测算，以一个标准差为单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13.5%左右（不含价格因素，一个标准差为1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年均增长在24.5%以下，固定资产投资每增1%，相应消费需求增速放缓0.5%以上，超过24.5%，固定资产投资每增1%，则消费需求增速放缓0.8%以上，若超过30%，固定资产投资仍再增长，则相应消费需求增长可能为负值；③四是国际经济复苏步伐迟缓，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我国出口市场面临不断尖锐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矛盾。这就使得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不断尖锐，同时，以往可以用出口弥补内需不足的作用空间越来越狭窄，进入新世纪到金融危机之前，通常出口增长对当年GDP增长率的贡献大都在2 ~ 3个百分点，出口年均增长率大都在20%以上，出口增速大幅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如2009年），必然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要兼顾反通胀和反衰退两方面目标，且这两方面目标又没有明确地表现出哪一目标更为重要，财政和货币政策当然不能贸然采取全面扩张或全面紧缩，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便成为自然。
二、现阶段宏观政策松紧搭配组合的特点
现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作用特点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在反方向组合调整过程中，发生方向性变化的是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则始终保持稳定的方向，即扩张性的政策导向不变。在经济思想史和政策史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孰为首要？”是一个存在严重分歧的命题，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合理预期经济学等等，不同学派均有自己不同的解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运用凯恩斯主义，强调“财政最重要，货币也重要”的宏观政策，保持了20多年的均衡增长，自70年代后面对“滞胀”等新问题，凯恩斯主义显得无奈。货币主义的“货币最重要，财政也重要”的主张逐渐被普遍接受，在政策实践上，突出运用货币政策，特别是运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达到缓解“滞胀”的目标，一方面，运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特别是使低效率的投资变为有效需求，获得金融支持，从而急速扩张需求规模；另一方面，运用扩张的货币政策降低成本，特别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由此既拉动了经济增长，又减轻了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从而达到缓解“滞胀”的目的。问题在于，这种扩张实际上是以降低效率和竞争标准为条件，以不断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价格工具的运用，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进而降低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同时刺激企业投资需求，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看起来是对“滞胀”的有效缓解，但这种缓解的本质是以牺牲长期效率而置换“滞胀”的短期缓解，因而不具可持续性，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这种低效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形成的“泡沫”所致。所以，当金融危机引发更为深刻的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已无多少作用空间，难以再运用货币政策的价格工具来有效地刺激经济，只能更多地求助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特别是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货币政策则处于配合财政政策的地位。美国所谓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说到底是根据财政刺激经济的政策要求确定货币供应量。因而，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欧美国家主要调的是财政政策，而货币政策无论是在方向上还是在力度上变化不突出，且是适应财政政策的变化要求而调整。我国则不然，我国经济自1998年下半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到2003年至2007年为缓解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矛盾，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再到2008年至2010年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直到2010年下半年至今，从全面刺激经济“择机退出”以来，再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其间财政政策的方向始终未变，一直保持积极的倾向，即扩张性政策方向始终未变，只是在金融危机前后扩张的程度有所变化，而货币政策却发生着方向性逆转，危机前后，从之前的稳健（紧缩性）政策，到宽松（扩张性）政策，再到择机退出后的稳健（紧缩性）政策，在整个过程中，财政政策基本未变，尤其是财政政策方向始终未变，变化的主要是货币政策。
二是货币政策在调整过程中节奏快、周期短、变化力度强，并且与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国家周期货币政策变化相比，具有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1）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初我国采取了与欧美国家完全相反的宏观政策。世界金融危机2007年中自美国开始发生并迅速蔓延开来，到2008年已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大都采取了全面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国则与之不同，在2008年初采取全面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双防”，即一方面防止经济过热，另一方面防止通货膨胀为宏观经济调控首要目标，尤其是货币政策紧缩力度大，主要根据是对2003年至2007年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形成的投资需求过热存有疑虑。但仅仅过了半年左右，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即开始显现，所以从2008年7月以后，便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调整为“一保一控一调”，即保增长、控物价、调结构，经济增长问题成为首要，物价控制退居其次，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从紧缩转为扩张。伴随金融危机影响的加深，到2008年底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再调整为“一保一扩一调”，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反通胀问题已从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中消失，宏观经济政策进入全面扩张。问题在于，2008年上半年我国应不应当与欧美国家相反，采取紧缩而不是扩张性政策？（2）由于宏观政策调整在节奏上比欧美国家滞后，所以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一经出台，其力度极强烈，即所谓“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扩张力度集中体现在所谓两年四万亿的投资支出计划上，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集中体现在M2的增速和银行信贷的增速等货币政策数量工具运用上，财政赤字也从此前的几千亿规模猛增至9500亿，已近当时GDP的3%这一警戒线水平。④在货币数量上，2008年新增贷款4.8万亿，主要集中在下半年贷出，2009年新增贷款9.6万亿，是上年的一倍，2010年上半年新增贷款4.6万亿，与上年同期保持大体相同的水平，2009年M2增速高达27%。问题在于，在短期里应不应当采取如此强烈的扩张政策？从短期反危机的效应上看，这种强力扩张的宏观政策取得了显著的增长效应，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9%，2009年在全球负增长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增长达到8.7%，2010年更是达到10.3%以上，2011年达到9.2%。但从长期发展效应看，这种强力扩张的宏观政策加剧了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不仅是形成通胀的巨大压力，而且严重削弱了市场竞争淘汰机制的效率，长此以往，会使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严重损害。货币市场供求本身失衡方向的不同，导致采取同样的政策效果上存在严重差异。
三是货币市场本身供求失衡的方向不同，导致采取同样的政策但结果却不同。实际上，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时，我国与欧美国家相比，资本和货币市场上的失衡方向是相反的，在欧美国家，由于危机是源于金融领域，而不是源于实体经济，因此，在资本货币市场上，实体经济有对货币的需求，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抽紧银根的状况下，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相对更加强烈。而与之对应的是，银行与金融机构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危机，其本身的资金链已存在严重问题，因而其对市场增大货币投放（信贷）的能力严重下降，银行本身流动性不足，这就形成，在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旺盛，而货币的供给严重不足。这种货币市场上的失衡，要求政府在宏观政策上努力推动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包括政府向银行注资以增大银行信用能力，也包括政府直接向实体经济注资以满足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我国则不然，金融危机是从外部冲击我国经济，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使我国面对国际市场的实体经济首先受到冲击，进而影响全部实体经济增长势头，而与此同时，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由于体制上等多方面原因，并未首先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再加之我国居民长期以来较高的储蓄倾向，因此，金融危机发生时我国银行体系是稳定的，银行本身的流动性充裕，2009年末我国银行存贷差超过19万亿元人民币。⑤由此，形成我国资本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失衡方向与欧美国家根本不同，我国是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货币的供给能力旺盛。本来由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不足，我国企业投资的有效需求动力不足就已长期存在，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相比较而言，在我国货币市场上，是对货币的需求不足，而货币的供给过剩。这种货币市场上的失衡，要求政府在宏观政策上的重点应是努力培育和扩大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而不是简单地像欧美国家一样增大货币供给。也就是说，培育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关键在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尤其是推动金融市场化的深入及要素市场化，加深国有企业改革，在制度上和产业组织上打破垄断；努力培育中小企业成长，为中小民营企业创造所需要的市场环境。就短期政策而言，在刺激需求的同时，需要尽可能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供给效应，在推动企业创新、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着力。但在事实上，我国是采取努力增大货币供给的扩张性宏观政策，虽然取得了较显著的增长效应，但也形成了较大的成本。
四是货币政策率先“择机退出”。我国自2010年10月以后率先“择机退出”，从全面扩张退出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本身比欧美国家退出全面扩张更早些，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仍保持了较强劲的增长势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强烈的扩张形成的通胀压力巨大。在率先“择机退出”过程中，货币政策不仅率先退出，而且与财政政策不同，不仅是扩张程度的调整，重要的是方向性的逆转，从此前的“宽松”逆转为“从紧”。之所以货币政策出现这种方向性的逆转，重要原因在于反金融危机过程中采取的与中国货币市场失衡方向相反且又极为强烈的扩张举措，进而形成严重的通胀压力。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货币政策退出扩张是率先的，2010年10月，欧美国家普遍加强扩张刺激经济强度，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对经济实施强力刺激，而此时，我国货币政策已逆转为紧缩性政策，同时财政政策扩张方向虽未逆转，但扩张力度开始减缓。
三、松紧搭配宏观政策组合的效果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反方向组合的方式，一般在两种基本情况下能够取得积极的政策效应，一种情况是，在国内宏观经济失衡方向不是十分明确，或者失衡程度不是十分显著，比如，或者是有失衡但总体上国民经济还可以承受，处于较为正常的失衡区间，采取全面扩张或全面紧缩，即财政和货币双松或双紧，都可能较大程度上加大宏观经济的起伏程度，加剧经济波动和不稳定性；或者不同领域（比如投资和消费）、不同地区（比如发达和落后地区）失衡方向不一致，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统一的全面紧缩（双紧）或全面扩张（双松），都可能加剧新的结构性失衡；或者经济中存在“滞胀”的威胁，并且“滞胀”当中孰为首要尚难以确定，采取双松或双紧都可能缓解一方面矛盾的同时加剧另一方面的失衡。在上述情况下，采取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组合，可能降低宏观决策的风险，同时可能提升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另一种情况是，国内经济失衡与国际收支领域中的失衡同时存在，而且各自有不同的方向和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要兼顾国内经济均衡目标的要求和国际收支领域均衡目标的要求，可以考虑根据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的不同特点，特别是其对国内经济影响和国际收支领域影响的政策效应特点，采取“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运用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组合，要想取得积极的效应，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
一是在总量失衡方向不明，或者存在“滞胀”威胁的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反方向组合，必须根据财政和货币政策各自的特点，根据其各自对增长和失衡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的差别，采取不同的组合方式并不断调整其政策力度。一般来说，当金融危机发生并引起经济衰退时，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过程中，货币政策主要对危机中的短期物价水平产生影响，而财政政策主要作用于危机中的短期经济增长。据有关实证研究显示，“货币政策指数（MPI）对危机次年和危机期间的通货膨胀水平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影响，但对危机后3年的通货膨胀水平却无显著影响”，“货币政策指数（MPI）对危机期间和危机后的经济增长并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影响”。“财政政策指数（FPI）对危机期间的最低GDP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均值均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影响”，“财政政策指数（FPI）对危机后的通货膨胀水平并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影响”，但“危机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刺激并不具有长期性，其带来的赤字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在危机后3年左右的时间内开始显现”。⑥
也就是说，应对危机冲击，货币政策的变化能够显著迅速地影响物价，缓解通缩，但不能显著影响经济短期和长期增长，如果在危机过程中同时面对停滞和通胀双重压力，则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仅不能有效刺激增长，而且只能显著刺激通胀。同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变化能够显著刺激短期增长，缓解衰退，但危机过后若干年里要为此支付代价，特别是财政赤字所形成的通胀压力会逐渐显示出来，并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增长的作用不具长期性，甚至有负影响，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在应对危机时短期里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影响，但对危机后控制通胀有积极作用。如果经济同时面临停滞和通胀双重威胁，短期里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增长，但不宜过猛过久，以减轻危机后的通胀压力。总之，在危机冲击时宏观经济面临通胀和下行两方面失衡的压力下，一般而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的组合，在短期里，应以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为基本选择，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宜过长，特别是在短期里不宜运用强力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否则，只会加剧短期通胀而不利于增长。在危机过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尽可能及时退出，否则，只能增大滞后的通胀压力，同时又对增长产生负效应。
我国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过程中，在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期间采取的是扩张性财政（更加积极的）政策，同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适度宽松的）政策，这就在刺激了短期增长的同时，形成了巨大的通胀压力，不得不及早率先退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轨道。而我国自2010年下半年“择机退出”后，财政政策仍是采取扩张性方向（积极的），而货币政策则重回稳健（从紧）方向，事实上，危机后继续长期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并无积极效果，且会产生负效应，而危机后较长时期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长期物价水平并无显著影响。即是说，在择机退出后，若面临“滞胀”的压力，采取松紧搭配的反方向政策组合，一般应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组合为宜，不宜相反，采取扩张性的财政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那么，为什么我国现阶段的宏观政策组合中是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基本方式？重要的原因在于，使财政与货币政策反方向组合以应对“滞胀”的冲击，应以市场机制为基本微观基础，如果在危机冲击下市场失灵，尤其是市场力量投资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衰退，进而需要政府刺激，尤其是以财政政策加以刺激，那么危机之后的复苏中，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择机退出的基础在于市场力量的复苏，若市场机制不完备，长期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便难以退出，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危机后的长期运用，对经济增长会带来负效应，同时形成巨大的通胀压力。
二是当国内经济失衡与国际收支失衡同时存在，采取一定方式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反方向组合，有可能同时促进两方面均衡目标的实现。因为相对而言财政政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更显著，货币政策对外影响更显著，当国内经济存在失业，经济不景气，同时对外国际收支存在赤字时，一方面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增加就业，尽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后会相应增加进口，从而可能会增大国际收支赤字，但财政政策对国内经济的作用程度一般大于其对外的作用程度，从逻辑上来说，也是首先刺激了总需求（国民收入）增长之后才进一步影响国际收支，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增加的就业效应一般会大于其引起的国际收支赤字增加的效应。另一方面，若同时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利率上升进而增加资本流入，有助于减少国际收支赤字，推动国际收支恢复均衡，但利率上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抑制总需求从而加剧失业。一般而言，由于货币政策通常对外的影响比对内的影响在短期里更显著，因此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引发的对总需求的抑制效应通常小于其同时形成的对国际收支均衡的促进效应。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既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地刺激总需求，又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地减少国际收支赤字。同理，在国内需求膨胀，通货膨胀严重，同时，国际收支存在较大盈余时，可以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地抑制总需求缓解通胀，同时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推动利率下降促使资本流出，促使国际收支恢复均衡。当然，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在抑制总需求的同时会促使出口增加，减少进口，从而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增大盈余，但通常财政政策对内的作用大于对外的作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增大资本流出的同时，会刺激总需求加剧通胀，但通常货币政策对外的作用相对比对内的作用更显著。在上述情况下，财政与货币政策或货币与财政政策采取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是有效的。
但是，在这种条件下，实现财政与货币政策反方向组合的有效性，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财政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方向必须与经济失衡的方向相吻合，即国内需求不足经济不景气，同时国际收支存在较大赤字；或者国内需求过热通货膨胀，同时国际收支存在较大盈余。前一情况下可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后一种情况下可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组合。我国现阶段失衡的特点是国内需求不足，同时国际收支存在大量顺差，与上述两种情况不同，财政与货币政策无论怎样的反方向组合，均难以同时有效地推动国内均衡目标和国际收支均衡目标的实现。二是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反方向组合，同时推动国内均衡和国际收支均衡目标的实现，要求体制上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否则即使采取与财政政策反方向的货币政策，利率并不能及时随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对外资不具市场敏锐的影响力，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利率并未市场性地上升，难以推动资本流入；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利率并未市场性地下降，难以推动资本流出。除要求利率市场化外，以财政与货币政策反方向组合同时兼顾国内与国际收支两方面均衡目标的实现，还要求汇率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尽可能降低汇率的非市场风险及不确定性，资本流入与流出市场通道更为通畅，否则，反方向组合中的货币政策对国际收支均衡目标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显然，我国现阶段的利率和汇率距离真正的市场化均有较大距离，因此，实现财政与货币政策反方向组合以促使国内均衡和国际收支均衡目标同时实现的市场体制条件尚不充分。
四、几点结论和讨论
首先，我国现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的根本原因，在于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特殊性，即通货膨胀的压力和经济下行的威胁同时存在，这与2003年至2007年期间所采取的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与稳健（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原因有所不同，2003年至2007年是因为投资和消费两大领域出现了结构性反方向失衡，即投资领域需求过热，消费领域需求不足，现阶段的失衡则是总量本身出现了“滞胀”的可能。
其次，我国现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调整为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尤其是与当前欧美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政策选择有所不同。一是在反方向组合的调整中，发生方向性逆转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则在危机前后始终保持扩张性方向未变，只是在危机中加大了扩张力度，而欧美国家则主要运用财政政策的调整，货币政策是作为财政政策的配合措施。二是在应对金融危机前后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的政策调整变化节奏快，在金融危机初期的2007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国与欧美国家的全面扩张不同，采取了全面紧缩（双防），在危机过程中我国采取了强度极高的双扩张，在货币市场失衡不同于欧美国家的背景下，形成了极大的通胀压力，迫使我国比欧美国家更早地退出扩张，自2010年底后在欧美国家仍在加大扩张力度时，我国经济率先“择机退出”，采取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的方式。三是在应对危机冲击时，由于我国货币市场供求失衡方向与欧美国家相反，是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在此基础上采取与欧美国家相同的增大货币供给的扩张政策，虽然获得了内需扩张拉动短期增长的效应，但潜在的通胀压力巨大。
其三，从财政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取得有效的政策效应所要求的条件来看，在存在“滞胀”威胁的条件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反方向组合的选择，一般在短期里应对危机冲击以扩张性的财政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组合为宜，在危机后的刺激经济的政策退出过程中，以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为宜，但要实现这种组合及方向的转换，在体制上要求投融资机制必须以有效的市场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否则，即使危机之后，也不存在市场力量对政府扩张性投资的财政政策替代的可能。在存在国内失衡与国际收支失衡的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反方向组合以同时促进国内均衡和国际收支均衡目标的实现，则需要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为体制条件，否则，宏观政策的变化不会有效影响国际收支的变化。正是由于上述体制条件的不充分，我国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采取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政策组合，也取得了较显著的短期增长效应，但长期代价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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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北京大学，邮政编码：100871，电子邮箱：liuwei@pku.edu.cn。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趋势研究”(项目编号：09AZD01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