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s/collect/201902/18/W0201805253447977092872153.png)
2019年第10期(总第1898期) 2019年2月15日(星期五)
![](/uploads/collect/201902/18/W0201805253405879203212153.png)
德国公布《国家产业战略2030》
[导读:2019年2月5日,德国经济事务和能源部部长彼得·阿特迈尔在柏林公布《国家产业战略2030:对于德国和欧洲产业政策的战略指导方针》(National Industrial Strategy 2030: Strategic guidelines for a German and European industrial policy),各界普遍认为,这是德国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美国的竞争压力而通过制订新的产业政策,打造龙头企业,加大力度保护德国和欧盟重要产业,提高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经济走势跟踪》课题组全文翻译了《国家产业战略2030》,供学界参考。]
德国公布《国家产业战略2030》
据德国媒体报道,面对尤其是来自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压力,德国政界与经济界危机感剧增。德国经济部长阿特迈尔2月5日在柏林公布《国家产业战略2030》,鼓励打造德国或欧洲龙头企业,加大力度保护本国重要产业免受外国收购和竞争影响。
阿特迈尔希望通过加强国家援助,保障德国的就业岗位,并为打造新的龙头企业创造条件。此外,《国家产业战略2030》建议,必要时,德国政府可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企业中持股,以防这些企业被外资收购,为此,德国政府将考虑建立一个基金。阿特迈尔说,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被中国企业收购事件对这一考量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家产业战略2030》尤其强调打造德国及欧洲龙头企业的重要性。阿特迈尔表示,通过合理的能源价格、降低税收、将企业负担降低到40%以下,可以增强德国企业竞争力,保证德国的就业岗位以及富裕。
这份文件中写道,令人担忧的是,德国几乎没有出现新的大型企业,相反,以前的世界领先企业,如AEG、根德(Grundig)等早就失去了领先地位。而在美国和中国,过去20年里却出现了大量世界领先的新的大企业,创造了新价值。
专家们认为,电动汽车、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是蒸汽机时代以来最具创新的发明,这些领域拥有广阔的前景。阿特迈尔表示,如果错过这些发展机遇,就将成为其他国家延伸的工作台。德国必须从被动的观察者变成设计师,并扮演角色。
阿特迈尔赞扬西门子、蒂森克虏伯、德意志银行和德国的汽车制造商是成功的榜样,欧洲层面则当属空客。他还表示,为了保障未来的竞争力,应该减少欧洲企业兼并或合并的障碍。目前,西门子和阿尔斯通合并铁路业务的计划可能遭到欧盟委员会否定,阿特迈尔指出,正是在铁路基础设施领域,欧洲需要大量投资。
阿特迈尔称自己是坚定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也是“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崇拜者。他说,新的目标是,到2030年,让产业在德国经济附加值总额中占25%,在欧盟经济附加值总额中占20%。阿特迈尔说,我希望,经济以及产业政策能够再次成为大家的中心议题。
该文件公布后,阿特迈尔将和政界,企业,协会以及工会进行讨论,最终将推出新的德国政府产业战略。
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认为,《国家产业战略2030》是一个来自柏林的重要讯号。评论认为,德国经济部长虽然没有消除德国所面临的危险,但他至少认识到这些危险。在当今世界,出口大国德国就像一个没有戴头盔的拳击手,德国必须阻止将移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交给一个会把所有数据转给中国的企业。此外,德国必须加强发展人工智能,错过这一领域的发展,正如20世纪忽视航空业的发展。
《斯图加特报》认为,阿特迈尔希望为所谓的国家龙头企业和西门子、蒂森克虏伯这样的全球玩家提供特殊的保护,这一战略背离艾哈德所倡导的社会市场经济。
德国“2030战略”背景与争论
德国媒体指出,中美政府正在为事关本国未来的重要产业注入巨资,并且鼓励本国的企业整合资源。德国以及欧盟当局也想采取类似的策略以保持竞争力,但是却遭遇了不小的非议。
阿特迈尔在埃及进行工作访问时对外界表示,如今的创新热情,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导致“重新洗牌,因此德国经济继续强健、在创新浪潮中保持领先,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阿特迈尔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在某些领域,“我们需要有德国或者欧洲的旗舰企业,让他们有能力与全球巨头抗衡。”他的这一表态,暗指西门子铁路部门与阿尔斯通的合并计划。这两家分别来自德国以及法国的厂商,有意通过合并来整合资源,从而与来自中国的中车集团在全球市场上抗衡。后者是由中国政府出面协调,由南车、北车等多家铁路装备制造企业整合而成。合并后的中车集团在中国市场具有垄断地位,在国际市场上也极具竞争力,其体量超过西门子与阿尔斯通之和。
但是,欧盟委员会则担心,西门子铁路部门与阿尔斯通合并后的新公司,将在铁路信号设备等领域一家独大、垄断欧洲市场。欧盟竞争及反垄断事务专员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明确表示,两家企业各自都已经足够强大,并暗示正在全球市场叱咤风云的中车集团暂时不会大举挺进欧洲市场。
阿特迈尔则强调,德国经济面临的对手正在利用强有力的国家产业战略支持来占领全球市场,“在科技领域,三、四个国家正处于第一集团,争夺全球市场。德国必须争取处于第一集团。”
目前,中国、美国的政府都在为本国的重要产业投入巨资。中国政府几年前就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向10个未来关键产业的企业提供大量资助,从而缩小与西方的科技差距,并且在某些领域力争取得全球领先地位。
阿特迈尔及他的德国经济部担心,一旦德国以及欧洲的经济在这场经济竞赛中落后,将会对欧洲社会的福祉与安全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国家产业战略2030》计划,政府应当出面协调建立跨企业的联合体,来共同进行电动汽车电池的开发、人工智能研究等工作;最终目的则是“确保或重夺德国、欧盟的科技领先地位”。
然而,与法国等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欧洲邻国不同,德国经济的主干几十年来一直是私营的中小企业。德国的主流舆论也长期反对政策过多干预市场,“产业政策”一词往往带有贬义色彩。阿特迈尔的“产业战略”尚未正式出炉,便已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质疑。
曼海姆大学的宏观经济学教授格吕纳(Hans Peter Grüner)就对《世界报》指出,对于德国而言,“中国式的产业政策不可以成为选项。”他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市场竞争,最终只会提高消费者的负担。格吕纳明确反对西门子与阿尔斯通的合并计划。
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许特(Michael Hüther)也表示,他原则上反对阿特迈尔组建“旗舰企业”的做法。但他也承认,中国式的政府主导经济体所构成的挑战也是现实存在的,“关键是,组建‘旗舰企业’是否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具有重大意义;不论怎样,国家资助的电池生产是没有必要的。”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支持阿特迈尔的计划。茨维考西萨克森学院的符罗贝尔教授(Ralph Michael Wrobel)认为,欧洲必须要有更大的企业,来维持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他还批评现有的欧盟反垄断法规,认为其只关注欧洲市场是否存在垄断,而无视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关系。即便是通常持自由主义经济观点的许特,也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将决定今后一个世纪的全球经济结构。中国正在以国家资助的形式参与竞争,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阿特迈尔现在确实有意去推动修订欧盟反垄断法规。同时,他也驳斥了外界指责其搞计划经济之批评;他说:“国家只能起推动作用,投资最终还是需要由私人企业来进行。作为政府,我们必须制订框架,从而能够动员更多的私有资本。”
德国《商报》评论表示,事实上,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多边主义正在受到由保护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主导的政治所威胁。地缘经济新秩序的中心,变成了华盛顿和北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其“美国优先”的战略为主导,保护本国产业,向其他国家宣“战”。中国则确定了10个关键性工业领域,誓言要在未来数年内达到行业内全球顶尖水平。
而不管在欧洲还是在德国,都没有一种能够相提并论的战略思想,来指导这个大陆何时、如何、在哪里取得技术领先地位。这种不作为完全是“天真的”。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中国都不会重新回到传统的世界秩序中来。而德国在某些技术领域已经失去了引领未来的地位。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的国家产业战略,至少是一种正确的尝试,是对如今已经变化的全球竞争格局给出的答案。
欧盟竞争法应当给予强大的欧洲企业更多可能性,而不是在国家、区域市场上阻碍他们的合并。阿尔特迈尔的提议,对于西门子和阿尔斯通这个案例来说已经太迟了,但关于欧盟竞争法明显缺陷的政治性探讨可以开始了。
但《商报》也表示,阿尔特迈尔的部分建议“显然走远了”。国家没有任务保障西门子、蒂森克虏伯、德意志银行等特定企业的生存。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中,任何企业都不能得到如此保证。而阿尔特迈尔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出发为这些企业树立的保护屏障,比如“国家可以在某些重要关头,在限定时间内以企业股份的收购者出现”的计划,就是对市场经济竞争秩序的明显违背。
经济部长建议的国家投资参股,企业定期知会议会,为国家参与打开了大门。但这种模式能否成功依旧存疑,德铁问题重重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机械制造、化工、汽车等领域为德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服务业会越来越重要,它会在未来创造越来越多的岗位。《商报》总结道,阿尔特迈尔的提议远远没有触及这个领域的核心。
《国家产业战略2030:对于德国和欧洲产业政策的战略指导方针》(全文)
前言
该草案首次提出了一个连贯的德国和欧洲的产业战略。它的目的是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提供理性应对方案:我们如何能够在日益全球化,创新的巨大加速过程和其他国家的扩张和保护主义的产业政策的条件下,持续保持和发展我们的高度私营和公共部门的繁荣程度?
自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1897-1977年,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市场经济之父”,1949-1963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劳动部长,1963-1966年任联邦总理)时代以来,德国一直负责创造和维护繁荣。他在《大众的福利》一书中所提出的“人人享有繁荣”的纲领,对社会各阶层的所有公民形成了深远的政治承诺。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繁荣承诺——自由与安全——成为德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它由经济部门、社会伙伴和国家共同保证。
社会市场经济促进了我们的高度繁荣,社会市场经济已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它优于任何形式的计划经济。甚至在四十年前,中国也引入了市场经济的要素。自冷战结束以来,市场经济已在全球范围盛行。
然而,在德国,国家也仍然通过其产业政策一次又一次地干预经济部门:从1969年由个别公司(萨尔茨吉特,霍尔兹曼,欧宝,Quelle)的“救援尝试”组建了空中客车公司,到光伏企业,乃至半导体和微芯片的生产。当然,一些干预措施失败了,因为国家做得并不够好,且国家在原则上不是更好的企业家,而且因为——与空中客车的情况不同——它们的目标是一次性的效应,这就导致了分配不当,且没有满足任何战略功能。
因此,我们为这种工业战略选择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它定义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国家活动要通过例外被证明是合理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是可以避免对国家经济和整个国家繁荣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它还有要助于塑造面向未来的市场经济,并为必须进行的政治辩论奠定基础。
全球经济力量正在迅速发展。世界市场正处于快速和深远的变革过程中,一方面全球化和创新在加速,另一方面国家干预和放弃多边协议在增加。这些改变会对国家和企业产生影响。旧有的利益相关者正在消失,而新的利益相关者正在脱颖而出。贸易流动也正在改变。有许多赢家,但同时也有巨大的输家。全世界范围内正在重新洗牌,我们只是处于这一变革阶段的开始阶段。
德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这些新的发展和变化以及采取何种行动。作为一个全球成功的工业国,德国必须积极而成功地引导这一变革,而不是被动地容忍、忍受和任其发生,因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竞争对手不会睡觉,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
如果失去关键的技术技能,德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受到严重损害,这将对德国的生活方式、国家行动能力以及几乎所有政治领域的行动空间产生重大影响,迟早也会影响到国家机构的民主合法性。有效管理和塑造新的全球挑战和发展符合德国和欧盟所有成员国的直接利益。我们希望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创新技术并保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域。仅仅等待和无所作为是不够的。在许多情况下,加强和振兴市场经济是面对无情的新技术和工业变革的最佳答案。如果我们要维持经济部门未来的生存,这一原则适用于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市场经济。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发现,由一个国家的公司单独做出业务决策,在总体上不足以平衡并防止在实力和繁荣上的转变。这是因为一家公司的目标是自身的发展,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发展。在这些情况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情况下——激活、推进保护性的工业政策才能找到理由。如果一国经济中的市场力量无法保持其创新实力和竞争力,那么国家的责任和任务就是介入。
本战略的提出是基于社会市场经济的久经考验的原则,并制定了一些标准,以确定国家行动的必要性,这种国家行动,在特殊情况下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但通常都是被否定的。这有助于有效地限制国家干预,并在那些在更高等层面的经济考虑下,当它们确实被需要的情况下,使它们合法化。
去年秋天,当我打算制定一项产业战略的意图时,我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出乎我的意料,这些人来自工业界、社会界和政界人士,当然也有批评性的反应。两者都加强了我的信念,即工业战略和相关的辩论是有用的,也是迫切需要的。
柏林,2019年2月5日
彼得·阿尔特曼尔(Peter Altmaier,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部长)
目标
“2030年国家工业战略”的目标是与工业界的利益相关者一道,在所有相关领域的国家,欧洲和全球层面确保和恢复经济和技术能力,竞争力和产业领导力。
这是持久保护和扩大德国整体经济实力,从而实现公民就业和繁荣的必要条件。
这里的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逐步将工业增加值达到占德国的25%和欧盟的20%。
实现目标的选择植根于市场经济,私营部门。国家活动只能作为例外,只有在至关重要的情况下,在所有其他选择被证明不充分的情况下才会称为可讨论的事项。
通过坚决反对市场经济过程中他国的任意干预,德国和欧盟系统地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也为全球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长期贡献,这可以带来更多的市场和人人享有更大的繁荣。
起步条件
德国目前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主要取决于其工业实力。由于工业占总增加值的23%,德国在欧盟所有国家都处于领先地位,并在国际上占据优势地位。
通过国际比较,我们作为一个工业国家也是如此成功,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德国工业竞争激烈,创新能力强。2015年,它在研发方面投入了约530亿欧元,相当于私营部门内部支出总额的85%,几乎是其在总增加值中所占份额的四倍。
德国已经或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的关键工业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钢铁,铜和铝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程和工厂建设;汽车行业;光学工业;医疗器械行业;绿色科技部门;军备工业;航空航天业;添加剂生产(3D打印)。
如果没有大量的工业就业机会,德国就无法维持高收入水平、高水平的教育、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这就是为什么加强国家的工业基础符合国家利益和国家重要的任务,国家需要适当的工具和手段。德国需要就这些手段与方法的使用要求及限制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必须开诚布公,不夹杂任何偏见,并且要注重实效。
挑战
德国现在的优秀经济条件不是天赐的。它一再受到国际竞争和其他国家和企业的任意干预和挑战,因此必须不断地保持和重新证实它的优秀。
到目前为止,德国工业在技术和质量方面的巨大领先优势,与一些重要国家低工资、低生产成本的优势之间,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这一领先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因为有关国家正在通过发展专业技术,组建合资企业或通过兼并欧洲公司的综合措施迅速赶上并扩展其技能。这导致德国企业在迄今为止没有竞争的领域中的竞争压力也在增加。这种转变部分得益于新兴国家工资和社会成本的缓慢增长。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就失去了其在消费电子领域的领先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这种损失似乎已无法挽回,这导致欧洲无法在电信技术和计算机电子(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的新领域站稳脚跟。
创新的碳纤维材料也主要在德国以外生产。
汽车工业的成功对于德国作为工业区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面临着尚未成功克服的巨大挑战:环保和减排压力、电动车以及自动驾驶的重大创新和全新移动出行概念的发展。
在平台经济上,全球成功的互联网公司目前几乎都在美国和中国,而在德国和欧盟的大多数国家都被排除在外。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看起来并没有改变,这需要我们采取行动。
在人工智能(AI)领域,我们仍然占据研发优势。然而,在实际应用和商业化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与领先的互联网公司之间的差距目前似乎正在加大而不是缩小:没有一家德国公司像美国大型平台/软件/移动硬件企业那样投资于这一领域。德国必须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科学和政治力量,必须弥合主要技术集团背后的竞争差距,创建数据主权,充分利用新关键技术的经济潜力。
欧洲面临可能无法赶上新生物技术的国际发展的风险,即使能赶上,也可能重新掉队。
新的、大型的在全球成功的公司几乎出现在所有高端创新领域,特别是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领域,其巨大的资本和市场力量超过了德国DAX的各家上市公司,远远地把德国拉到了后边。在这个领域成功的德国和欧洲初创企业越来越多地获得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注资,从一定规模开始,直到逐渐成为美国公司——这个转变越快,公司越成功。
到目前为止,通过在其他传统强势地区的业务增长,可以弥补所有这些领域的损失。例如,德国汽车工业近几十年来已大大扩展其地位。在高端市场,约80%的汽车销售量来自全球的德国公司。这一过程至少意味着德国的工业岗位数量可以保持在较高水平。总而言之,德国目前的工作岗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但正是因为在传统优势领域,创新和数字化的结果将使相关行业变得更加强大。因此,迄今为止所提及的未来技术缺乏优势,将成为将来在传统强势领域取得长期成功的直接风险。只有我们在新的未来领域也很强大,我们在核心工业领域的传统优势才能得以维持。
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
根据研究,我们可以假设整体工作岗位数量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但大量现有工作岗位会受到转型的影响。
然而,鉴于许多变化的破坏性,存在这样的风险: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导致现有工作岗位流失的国家和地区,不一定会创造新的、创新的和适合未来趋势的工作。如果德国和欧洲未能成功地在颠覆性技术方面取得领先地位,这将给德国和欧洲带来相当大的增值损失风险。
如果要长期保持德国工业的未来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就必须能够及时认清和估测全球发展路线。了解当前的实力才不会导致对未来的变化产生盲目性。一个反面的案例就是,当日本索尼集团庆祝其创造了最高的音乐CD销售量时,此时的这种音频载体已经到达顶峰并且很快就会被取代,然后就再没有机会创造将随身听(Walkman)升级到iPod级别的技术。
我们需要对包括德国经济在内的欧盟所有经济体的优势和劣势进行独立、全面和无保留的分析。可用的研究经常是不完整的,或他们的评估标准不透明。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立场,以便我们能够共同掌握未来。
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中的其他国家已经在不久前作出反应和重新定位。有代表性的例子特别如下:
在美国,技术发展主要由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和通用电气等大型技术集团推动。他们共同投资了数千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数字化、自动驾驶和生物技术的研发,美国政府至少为这一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支持。现任政府正致力于通过“美国优先”政策振兴和保护钢铁、铝、汽车工业和农业等传统工业部门,并使失去的增值份额重新回归到美国。
日本的优势尤其以人工智能、网络设备、机器人技术以及汽车行业为最突出。日本软银集团已经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网络机器和机器人技术)设立了一个投资基金(愿景基金,Vision Fund),该基金将在十年内增长到1000亿美元。
在产业政策方面一个特别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它在2015年决定启动“中国制造2025”议程,其中积极的产业政策旨在加强十个部门的关键技术。这些包括信息技术、高端机器人、航空航天、海运业、电动汽车、运输和铁路、生物制药和医疗技术等。2017年,中国宣布,它将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中国国有集团招商局集团(CMG)于2018年7月决定成立一个投资额150亿美元的技术基金(中国新时代科技基金,China New Era Technology Fund),投资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科技公司。随着新的丝绸之路项目(“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中国正在尝试积极确保销售市场和物流,这一战略将市场经济原则与主动和辅助的政策相结合,迄今为止最为成功。具有国际地位的公司已经在中国出现,未来几年整个工业领域可能被这些公司的技术所垄断,从而导致国际竞争不再成为可能。
从所有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未来的挑战在与我们竞争的重要国家中更早地得到了同样的认可,并被列入政治议程,对德国和欧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产业政策战略正在世界许多地方兴起。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完全依赖市场力量来管理当前的任务。
快速扩张的战略显然存在,其明确目标是为本国的经济征服新市场并尽可能垄断这种市场。
也存在着封锁和保护主义的趋势,但他们能否成功值得怀疑。
欧盟长期以来忽视了这些发展。我们有必要解决它们并发展自己的概念,因为我们的伙伴国家也在政治层面这样做,并为未来铺平道路。
德国和欧洲的政策没有考虑到经济政策面临的根本挑战,也没有有效的应对,这将使自己的公司单独应对并陷入困境。
作为游戏规则改变者实现突破性的创新
创新是一个始终存在且永远存在的持续过程。当然,“突破性创新”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其对经济及其增值链的重要领域甚至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很多时候,这些创新都是“破坏性的”,即它们彻底打破了以前的流程或技术,并用新的流程或技术取而代之。对于任何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来说,它们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通常它们对区域和市场原有的领先者也具有攻击性,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巨大的颠覆。
这方面的例子是蒸汽机、铁路、电力开发、内燃机和汽车、飞机、无线电和电视、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
只有拥有并掌握新技术的人才能持久地在竞争中守住自己的地位。
当今最重要的突破性创新是数字化,特别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快速传播:在世界市场层面发展全球平台经济,是互联网时代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的合理和必然的进一步发展。它可以极大地提高价格的有效性和透明度,从而有助于货物和服务流的国际化以及更多竞争的发展。相反,少数公司的垄断也可能导致市场减少。
大型互联网平台现在拥有大量资金和数据,正在成为创新的驱动力,并正在改变全球的增值链。
因此,如果一个大型经济体要想在可持续的基础上取得成功,它必须适当地参与平台经济的增值。到目前为止,德国和欧洲的情况并非如此,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失去竞争地位的巨大风险,在移动、医疗保健和数字云学习(远程学习)等大型的相关领域,尚未获得出牌权,而世界上许多公司都在这些领域致力于获得全球领导力。
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代表了自蒸汽机发明以来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突破性创新,因为它们同样适用于所有经济、工业和服务领域,物流和运输,工作、私人和社会生活。通过机器学习不断优化和进一步开发的应用程序代表了创新过程的新的和额外的加速。未来的决定性AI应用包括自动驾驶和医疗诊断。德国在研究领域仍处于有利地位,但在实际应用方面则明显落后。
如果在未来的汽车上,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的数字平台来自美国,电池来自亚洲,那么德国和欧洲将失去该领域50%以上的附加值。相关影响将远远超出汽车行业本身。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该部门的公司,而且涉及所有经济和国家利益相关者。
机器和互联网的相互联系(工业4.0)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性技术。到目前为止,(生产)机器的“真实”世界和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之间的分工正在逐渐消失。机器通过互联网与其他机器和人连接。互联网被赋予了新的层面,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不再考虑不使用互联网的工业生产。谁掌握了机器与网络的融合,谁将占据领头地位的问题,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了,变化才刚刚开始。
未来进一步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可能是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新材料和轻质建筑技术以及量子计算的发展。
游戏规则改变者的创新速度
与早期相比,今天的创新速度已经大大提高。电视,传真和移动电话的原理在20世纪初已为人所知,然而,技术开发和商业化却可能花费几十年的时间。
在过去的15年中,创新的速度,特别是在相关的数字和未来领域,已经急剧加速。这意味着落伍于这些发展的风险增加。把握机会的公司和经济体将从“依规制造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并为那些行动迅速的国家提供平台。
通过将数字革命的主要方面与传统研究和实施联系起来,创新的速度将再次大幅提升。
AI应用程序的使用将对此做出很大贡献。关于是否进入某一领域创新竞争的决定,必须在很短时间内更快地做出,与早期创新周期的情况相比,它的可逆性要小得多。
国家产业政策的参考点
工业和技术主权问题以及我们的经济能力是维持德国未来生存能力的决定性挑战。未来德国的经济必须能够承受所有主要领域的全球竞争,特别是在关键技术和突破性创新方面。
在总增加值中假设的工业份额是一个量化目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表明发展是否朝着正确或错误的方向发展。在德国,将工业附加值增加到占总附加值的25%被认为是有可能的。而整个欧盟的任务要困难得多,因为许多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仍在全面展开。然而,逆转此趋势符合德国的经济利益,因为所有国家的重要动力都可以从欧洲的工业复兴中得到预期。从远景来看,到2030年,整个欧盟的工业份额应该增加到20%。
保持封闭式增值链非常重要:如果增值链的所有部分都存在于经济领域,从基础材料的生产,到完成和加工,再到分销、服务、研究和开发,链中的个别环节将更具竞争力,更有可能实现或扩大竞争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整体方法和分析,以确定前增值链已被破坏或受到威胁的地方,以及就防止或逆转进一步侵蚀的适当措施达成共识。
我们必须扩大现有的优势,同时在我们比其他领域更好的领域开展追赶进程。经验表明,一旦“失去”与其他对手的竞争地位,在产业中的地位将很难重新获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为每一项产业工作而战。错误地将“脏旧的行业”与“清洁的新行业”区分开来是错误的。
加强中小企业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在这里才能找到德国的特殊实力。许多这样的公司已经用高度专业化的产品和应用(隐形的冠军)“征服”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拥有巨大的技术专长并且竞争激烈。然而,由于其创新速度快,特别是数字化,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的特殊技术能力经常出现在其他领域。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定制的优惠和支持。
德国和欧洲,要获得优势,规模很重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领域出现广泛的全球市场,企业就必须能够在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达到必需的资金规模,或能够提供相当数量的产品和服务。如大型商用飞机仅能由达到一定规模的公司来建造。铁路系统的建设及其现代化要求,导致大型项目要达到300亿美元甚至更多的资金规模。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大型互联网平台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工厂建设、国际金融和银行业以及许多其他项目也是如此,他们都需要大量和强大的利益相关者与美国或中国的竞争对手保持同一水平。
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必要的规模企业来实现重大项目的实施,并在与大型竞争对手的国际竞争中保持自己的规模,那么这事实上就会被排除在全球市场中一个重要且不断增长的部分之外。
因此令人担忧的是,德国多年来几乎没有出现如此规模的新企业,而像AEG或根德(Grundig)等前世界行业领先者早已失去了自己的地位。美国和中国已经崛起了许多大型全球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在电信技术、互联网和数字化领域。这导致这些国家在某些领域的增加值大幅增长。
鉴于德国或欧洲的企业合并经常因为法律问题失败,必须在适用的情况下审查和修改欧洲和德国的竞争法,以便德国和欧洲公司仍然可以在较高水平上进行国际竞争。
西门子、蒂森克虏伯、汽车制造商或德意志银行等现有领军企业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存在了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并且已经成为全球知名企业。空中客车公司是一个近期成功的大型故事,但即使如此它的起点也可以追溯到50年前。
这些企业的长期成功和生存符合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因为它们为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共同承担了德国经济和工业在整个世界上立于不倒地位的责任。
许多公司试图通过兼并其他国家的企业来提高其在某些市场上的地位。德国曾经并且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兼并将来是可能的,并且也是可取的,因为这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相称的。
将来国家禁止外国竞争对手兼并公司的行为也必须有严格的限定,并且只有在触动国家安全风险问题,包括涉及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时候才有必要干预。
如果兼并行为目的是技术和创新,而不涉及国家安全,那么德国私营部门及其利益相关者最重要的是通过合理的投标来阻止这种兼并。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可以提供鼓励和支持。
只有在非常重要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购买公司股份。但是,总的来说,国家持有的股权应该不能长期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建立国家参与机制,并要求定期向议会报告任何参与的程度。新的由国家购买的股权,原则上必须通过其他各方的私有化来平衡。
国家是否要使用其选择权以及原则上使用其可用选择的程度,必须根据新的比例经济原则进行评估和决定:1.一个过程的经济意义越小,国家可能越少干预经济过程。2.一个过程的经济意义越大,国家的机动空间必须越大,并积极参与。如果出现对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挑战,则可以延伸到限时接管股份和给予补贴。3.原则上,每项干预都应限制在看来是必要和适应实现经济目标的程度。4.例如,关于对增值链非常重要的电池生产问题,可通过国家援助支持组建企业联盟(辛迪加)。5.相比之下,关于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这写非常重要的领域,直接的国家参与——如同空中客车当时的情况——实现目标似乎是必要和合理的(智能空客,AI-Airbus)。
监管政策的原则
德国工业生产的框架条件是在政治层面必须不断进行思考和改进的主题。
近几十年来,由于环境保护、气候保护、能源转型和社会政策等原因,在国家干预下,这些框架条件中的部分已经大大改变了。与未设定这些条件的国家相比,德国的成本和竞争条件变得更差。如果国家根据其对竞争的破坏性影响,加以补偿,那么这不是补贴,而是在竞争中恢复可比性。当然这必须符合欧盟法律。
需要采取行动的领域包括:电力和能源价格;公司税收水平;社会保障缴款率(必须永久保证低于40%)。
国家永远不会干涉公司的商业决策。每家公司都必须能够自己决定采取哪种策略以及进行哪些投资。这是决策和责任的统一。因此,每个公司都需要决定是否投资新技术。如果是真正的市场经济,那么成功和失败作为公司创业活动的结果同样可能出现。
国家也不应在个别公司之间的竞争中任意干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竞争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让供应商实现更好的盈利,使其利益最大化。
市场原则和比较优势原则(大卫·李嘉图)必须遵循。遵守和维护这两项原则符合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它们意味着一个经济体的成功不会对另一个经济参与者造成损害。相反,如果这些原则得到遵守和执行,所有人都可以共同成长并变得更强大。
因此,德国致力于坚持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原则,即使这一原则可能使其自身公司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我们希望减少和取消全球关税和税收,特别是对所有领域的工业产品。
我们希望加强和扩大多边主义,因为它是反对任何形式保护主义的最佳保障,也为创造经济和政治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由开放的市场要求所有市场参与者和竞争者(公平竞争环境)具有可比较的框架条件。这个框架条件不是自动创建的,特别是因为某些国家不遵守现有规则。因此,为了经济利益,德国必须集中精力消除现有的不平等和不利因素。
如果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为全球社会市场经济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德国和欧洲必须采取行动,比过去更加积极地对抗来自其他国家的扭曲竞争。否则,有效公司就有可能因其他国家的干预而处于不利地位并被赶下台。这意味着:1.检视并尽可能改革现有的补贴和竞争法。2.为符合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在具有高度创新性突破性影响的创新领域,实施有时限的补贴。3.采取更有效的立场,反对倾销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4.在只有具备足够规模才能取得成功的领域,促进企业合并。
欧洲方面
鉴于欧洲单一市场的巨大成就,德国的工业政策必须始终也是欧洲的工业政策。以下原则基本适用于上述二者:属于单一市场的成员国家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因为其中一个国家的高附加值也有利于单一市场的所有其他成员国的经济。
基于上述原则,欧盟需要一个建立在最重要的欧盟工业国家战略基础上的工业战略。德国的目标必须是加强整个欧洲的工业竞争力。许多欧盟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必须逐步停止和逆转。只有欧盟成员国共同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这才会成功。
到目前为止,欧盟和欧元区在财政问题上进行了大量讨论和决策,但在经济政策基本问题上的讨论和决策却太少。欧盟有几个委员会(竞争力委员会、贸易委员会、电信委员会、能源委员会)讨论经济政策的各个方面,但缺少集中的讨论和决定。
“工业之友”(Friends of Industry)的欧洲模式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除了这种不具约束力的交流外,欧盟今后还需要一个“工业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Industrial Ministers),并减少现有的个别委员会。
下一步的进程
工业战略令人信服和成功的发展及其实施需要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他们必须共同商定重点领域和措施。这并不影响国家对维护公民享有繁荣的总体责任。
因此,该草案是第一步。它并不声称是完整的或享受全面的认可。在未来几周内,它将成为与工业界、经济界、工会界和学术界的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深入讨论的主题,同样也是与德国联邦议院和政府各政党进行深入讨论的主题。
此后,修订后的战略将在联邦政府内达成一致并由联邦内阁决定。
同样,具有特定实施步骤的路线图需要法定修正案和其他措施(例如竞争法、参与部门)。
在国家战略的基础上,联邦政府将致力于迅速准备和通过相应的欧盟工业战略,并倡导在其余成员国就产业政策问题进行密集对话。
如果该战略要取得成功,重要的是要对工业政策的实际发展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估,并定期对联邦政府的政策进行适当的评估,而不涉及新的,复杂和精细的监测程序。我建议2021年初作为合适的开始时间。 (完)
(经济走势跟踪报告每周1、5发布。报告内容均来自公开资料,不代表本课题组观点与倾向,仅供参考。)
(整理、编译: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9年第10期(总第1898期) 2019年2月15日(星期五)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163.com
邮编:100836
电话:(010)68034160 传真:(010)68032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