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可能重启货币紧缩

    
    2019年第17期（总第1905期）　　　　2019年3月11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美联储可能重启货币紧缩 经济政策与人类行为 散户推动中国股市反弹 日本央行总裁：中国经济下半年好转 日本报告：中国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
    
    美联储可能重启货币紧缩
    [摘要：尽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表示，“不急于”再次调整利率水平。但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加息，重启货币紧缩。]
    美2月PPI符预期或助联储停加息
    美国劳工统计局3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生产物价指数（PPI）按月升0.1%，是连跌3个月后首次上升，逊市场预期的升0.2%，反映美国通胀仍温和，进一步支持美联储暂停加息决定。按年计，2月PPI升1.9%，符合预期，并逊1月的升2.0%。撇除食物、能源和贸易服务的核心PPI按月升0.1%，逊预期的0.2%，亦低于1月的0.3%；按年升2.3%，逊1月的2.5%。
    市场评论称，尽管紧缩的劳动力市场推升薪资增长，但美国国内及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依旧抑制通胀上扬。生产率的提高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支出，而去年美元的走强则对进口商品的价格构成压力。
    3月11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纽约联储月度调查的受访者中值显示，未来三年预期通胀率为2.8%，低于上月的3%。美联储官员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加息，此前7年的利率水平接近于零，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低失业率可能给通胀带来上行压力。自去年12月加息以来，他们已不再进一步加息，而是观望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美国经济扩张的影响。
    另据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节目采访时称，联储正在观察全球经济放缓对美国本土环境的影响，“不急于”再次调整利率水平。鲍威尔表示，当前利率水平“适当”且“大致中性”，意味着既没有刺激也没有抑制经济。他表示，中国和欧洲经济放缓，以及其他全球问题，目前对美国原本健康的前景构成最大风险，但同时表示，即便在这些地方也不太可能出现“非常负面的结果”。
    这是继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之后，时隔8年联储领导人首次接受《60分钟》节目专访，此次访谈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美国金融系统的健康，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联储加息的激进批评。鲍威尔在采访中表示：“金融危机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损害……我们非常努力地吸取教训教训，以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具弹性、资本化程度更高的金融体系，以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所发生的各种冲击。”鲍威尔谈到特朗普时表示，让他对特朗普的言论发表评论是“不适当的”，但他认为，根据法律，总统无权因政策争议而解雇他。
    摩根士丹利：美国12月美联储将重启加息
    在美联储最新一次会议意外转向后，市场对美联储鸽派预期已非常强烈，美国利率期货市场反映美联储2019年不会再有加息动作，在2020年1月降息概率为25%。
    债市甚至有迹象显示，美联储可能在明年重启QE。数据显示，债市的交易策略正在出现一些明显变化，投资者已经开始抛售短期债券，转而买入长期债券。
    不过，有投行认为，当前市场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解读过于鸽派。在隔夜发布的一份研报中，摩根士丹利指出，美联储今年至少加息一次、明年或还将加息三次，美国经济增速和通胀将超预期回升是美联储将很快重启紧缩政策的原因。
    美国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都有所放缓是美联储1月会议鸽派转向的原因。不过在摩根士丹利报告看来，美国经济将在今年一季度见底后有力反弹，通胀水平也将随之回升，使美联储在2019年底和2020年重启加息。
    该份大摩报告预计，二季度GDP增速或将反弹至2.3%，因为抑制一季度增长的许多“噪音”将变得中和或是更加积极，比如库存回升、恶劣天气散去、政府关门的影响也消退。报告指出，上半年表现疲软将使美国经济在下半年“看起来更强劲”，预计上半年经济增速为1.4%，下半年为2.1%（具体为三季度增长2.0%，四季度增长2.2%）。
    此外，鉴于美国经济增长继续高于潜力，摩根士丹利还预测美国核心通胀将于明年年中加速上行，将在8月突破美联储2.0%的目标，并在年底达到2.2%，远高于美联储的预期。摩根士丹利报告指出，鉴于经济增速和通胀回升的上述因素，美联储将在今年12月的议息会议上提出加息。
    该报告进一步指出，通胀将持续到2020年，并于年中加速上行，这将使美联储在2020年初保持利率不变，并于明年6月、9月和12月分别再次加息。也就是说，按照大摩的预计，到2020年底，联邦基金利率将到达3.25%-3.5%区间。正如该行全球首席经济学家Chetan Ahya此前指出的那样，由于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的缓和、中国货币宽松政策的奏效、以及美联储的灵活性和耐心这三重因素正在扭转着全球经济的下行轨迹，预计全球增长小周期将在今年一季度见底后反弹，可能迫使美联储比预期更快收紧政策。
    杜德利：可能今年晚些时候重启货币紧缩
    在美联储上一次会议意外转向后，市场对美联储鸽派预期已非常强烈。当前，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市场显示交易员们认为美联储甚至有一定的几率降息，而不是加息。不过，前美联储“第三把手”、前美国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表示，预计美联储紧缩将在2019年稍晚时候重新到来。
    杜德利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认为一季度美国经济表现将非常疲弱，因此美联储需要等待更多经济数据以做出未来决策；但同时，他也认为经济还将再次加速，通胀将继续回升，促使美联储可能最早在今年下半年重启货币紧缩。杜德利表示，关键的问题在于通胀，目前时薪增长已有所加速，这可能是通胀开始回升的征兆，这也是我认为美联储会重启紧缩政策的原因；反之，如果通胀依旧低迷，美联储将难有加息的空间。
    杜德利的看法与上周摩根士丹利在一份研报中表达的非常相似。当时摩根士丹利认为，美联储今年底将加息一次、明年或还将加息三次，美国经济增速和通胀将超预期回升是美联储将很快重启紧缩政策的原因。大摩认为，美国经济将在今年一季度见底后有力反弹，通胀水平也将随之回升，使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开始重启加息。
    而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高盛认为，美联储将决定允许明年通胀目标超调，这将意味着明年也可能不会加息。“美联储倾向于采取平均通胀目标制。他们认为，如果实施这一政策，短期内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可能性将会降低，并导致预期和实际价格通胀都将小幅逐步上升。”
    美国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都有所放缓是美联储1月会议鸽派转向的原因。北京时间本周四凌晨2点，美联储将再次公布利率决议。鉴于最新的美国通胀数据持续疲软，市场强化了对于美联储暂停加息的预期。
    对于本次会议，杜德利在采访中说道，美联储可能只会谈论将如何结束缩表，如果还谈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短期国库券、中期国库票据和长期国库债券的构成，他会感到非常惊讶。
    美联储加剧美国房市泡沫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娜·福鲁哈尔认为，消费价格普遍低迷，唯独房价在涨——这种不对称不仅是当前货币政策无力应对的问题，而且实际上被美联储的宽松政策加剧。
    福禄哈尔写道，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的要点之一，就是存在两种价格：一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二是资产价格。因此，这两个领域的通胀应该有所不同。实际上它们的确不一样，而且相当明显。美国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的核心通胀（低于预期）都源自租金或业主的租金等价物（上涨0.3%）。与此同时，核心商品通胀下降了0.2%。
    很简单，这意味着住房市场再次与美国经济其他部分完全脱节。次贷泡沫已经过去10年，住房——对多数美国人而言不仅是居所，也是最大的金融资产——是CPI中唯一的全国通胀率始终高于整体数字的主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像明斯基会预测的，过去几年的宽松货币政策提振了资产价格，但并未创造有意义的新供应，因而也没有在建造及其他住房相关领域创造足够的需求。康奈尔大学马里奥·埃诺迪国际研究中心（Mario Einaudi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一篇学术论文《美联储在通胀和利率政策方面完全错在哪里》（What The Federal Reserve got totally wrong about inflation and interest policy）阐述了这一点。正如论文作者丹尼尔·阿尔佩特（Daniel Alpert）所言：“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种此前未见的通胀形式——全部集中在住房领域。”
    该论文指出，过去10年，与其他一切相比，住房成本大幅上升。它在2017年夏季达到核心通胀的81%这个历史高点，至今仍占“最大份额”。薪资没有出现与之相称的增长。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家庭收入中值与世纪之交时相比几乎没有提高。这种不对称不仅是当前的货币政策未准备好应对的问题，而且实际上是因美联储的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而加剧（尽管并非有意）的问题。正是这些政策推高了那些提供最佳薪资就业岗位的城市的房价。
    难怪空前数量的美国千禧一代在大学毕业后还睡在父母家的沙发上——他们在最有可能找到好工作的地方买不起住房。
    另一领域——高等教育——的通胀，使年轻人的财务状况更加令人担忧。美国的学生贷款债务处于创纪录高位，偿债困难切实存在——12%的借款人目前拖欠还贷90天或更长时间。
    摩根大通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关于学生贷款对住房市场影响的报告估计，高额学生贷款的拖累使200万年轻人被住房市场挡在门外，致使房屋自有率下降1.5%。这意味着他们无法积累财富，这进而抑制了需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比尔·达德利（Bill Dudley）称，高水平的学生债务和违约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一股主要逆风”。
    名牌大学学位是一项如豪宅一样珍贵的资产。美国人几乎愿意为之做任何事情，包括编造谎言和舞弊。正如上周那则令人不安的新闻所示，富有的父母花钱请顾问为娇生惯养的子女伪造各种资历。高等教育与住房泡沫之间存在一种类似滚雪球的效应，还有什么奇怪的吗？大学城的租金上涨速度超过其他城市，部分原因在于，希望吸引富裕学生和家长的豪华房地产开发商正在大量开发带有水上游乐等高端生活休闲设施的公寓小区。
    收入和资产价格之间功能失调的鸿沟并非美国独有的问题。在香港、伦敦、巴黎和新加坡等许多国际市场，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在美国，在纽约等存在房地产泡沫的城市，不可持续的房价最近已开始下跌，历史上这种现象预示着一场全国低迷。
    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显而易见。政治后果也是。美国越来越像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因为美国梦的基本要素——住房、教育以及社会和经济地位向上流动性——都受到了破坏。
    这或许要求反思货币政策（阿尔佩特希望看到美联储在制定利率决策时开始更狭窄地区分通胀组成部分）。但如果说这场住房泡沫证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央行官员们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角逐者可能会提议重大的基础设施和产业政策措施，在更大程度上聚焦于财政刺激，而非货币政策。在“明斯基时刻”越来越明显之际，这才是显而易见的补救方法。
    （综合信息）
    
    经济政策与人类行为
    朱宁认为，即使是具备丰富经验和充分信息的专家，所做出的政策决定也难免受到人性的影响。
    2018年全球经济环境和资本市场经历了很多经济政策制定者，投资者，企业家都始料不及的重大变化。从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的全球经济贸易秩序， 到以美国联储加息周期为代表的全球货币体系重塑，再到以比特币和FAANG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所对应的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让全球既有一种凛冬将至的担忧，又平添了一分无所适从的焦虑和无奈。
    纵观历史，越是在这种秩序变革和趋势调整的重要时点，政府政策制定对于经济运行的方向和影响就越是明显。而中国转轨经济的本质，经济增长转型升级的现状，和进一步全球化进程中对于变幻莫测全球经济依存度的进一步提高，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政策制定都提出了不同于一般国家的更多和更高的要求。 经济政策的质量，也因此对于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运行和发展，会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
    经济政策制定，虽然是一个复杂甚至带有些神秘色彩的决策过程，但最终其实也是由一个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政策制定者所起草和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制定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影响投资者群体和企业家群体决策的人类所共有的行为偏差的影响。只不过因为经济政策制定特有的复杂性和神秘性，外界难以对于其中的过程进行深入透明的分析。但即使如此，通过对过去二三十年里全球数次重大经济金融危机前后中的经济决策的回顾，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行为，特别是人类行为偏差，对于经济政策制定，一国乃至全球经济运行， 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历史表明，对于企业家和投资者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过度自信（Over confidence），代表性偏差（Representativeness bias），以及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和维持现状（status quo）的趋势，对于经济政策制定，其实也产生同样，乃至更加重大的影响。
    过度自信可能是至今为止，行为经济行为金融领域研究时间最长，实验领域最广泛，研究发现最一致的一个领域。简言之，人类在进行主观性地判断时，普遍存在高估自己的趋势。这种趋势往往在复杂的决策过程中，在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时体现得更加明显，对于“成功人士”，和在决策者经历了多次连续的成功之后，会表现得尤其明显。
    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人类的过度自信，既可能反映在决策者对于自己信息准确程度的过度自信，也可能反映在决策者对于自己应对不确定局面时掌控能力的过度自信， 也就是心理学研究中所说的控制幻觉（Illusion of control）。
    关于信息准确度的过度自信，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联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进行的一系列的货币宽松政策。直至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格林斯潘逐步说服自己和自己所领导的美联储，金融创新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并无需担心诸如通货膨胀之类宽松货币政策传统上需要关注的风险隐患。在自己过去十多年的成功操作和在全球政策界鹊起的声名，使得格林斯潘信心满满地把自己的这种信念积极地向市场沟通，并且由此改变了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预期，和经济行为。事后看来，格林斯潘在当时很可能高估了自己对于经济周期数据的解读和对于货币政策和经济理论的理解，因此直接导致了错误的政策选择。
    如果说金融危机前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源于政策制定者对于自己信息准确度的过度自信的话，2008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美国政府放任雷曼兄弟倒闭的决定，可能就来源于决策者高估了自己对于雷曼兄弟破产后的掌控和应对能力。可以为证的是，在事后多次国会听证会中，不同官员都表示当时低估了雷曼兄弟倒闭对于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和影响。
    与此相关的，是美国证监会和纽约股票交易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对于裸卖空机制进行的调研。该调研在金融危机前2005-2007年市场单边上涨的大环境下，对裸卖空进行研究并达成了裸卖空对于市场稳定不会产生威胁的结论。美国因此取消了存在很久的关于裸卖空交易的限制条件。结果导致了2008年球季美国资本市场集中针对金融机构股票的卖空行为，并且直接引发和加剧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过度自信是人类对于自身能力估计过高的偏差，而代表性偏差则是指人类对于近期，鲜明，形象的信息给予过高的重视，而对于长期，朴素，抽象的信息关注不足的趋势。
    这一行为偏差在投资者行为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所谓的追涨杀跌，也就是以短期历史股票走势来预测未来长期股票走势的错误行为。 与此相类似的，是广大基金投资者在选择基金和基金经理时盲目过分地看重基金的历史业绩，而忽略很多决定基金业绩的诸如风险敞口和投资风格之类的重要因素。其实不单散户投资者会受代表性偏差的影响，研究表明，卖方分析师对企业盈利的预测和企业并购决定过程中对于业务的展望，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类似代表性偏差的影响。
    这种简单进行线性推论的错误行为，其实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屡见不鲜。一方面，和投资者相类似的，不同层级的政策制定者往往会难以避免地受到近期经济运行趋势的影响，并会简单地认为近期的趋势会长期持续下去。如上文所提到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格林斯潘和美联储的判断和决定，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美国当时全国房价持续上涨和经济持续扩张的影响，以至于联储认为资产价格可以长期上涨或者至少在高位稳定。 联储在这种信念的影响下，并未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金融化和信贷标准的持续降低给予应有的关注，以至于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于此相类似的是， 日本央行在1992年日本房价出现下跌的过程中，过于依赖过去三十年的房价趋势，认为房价不过是在下一次上涨之前做“俯卧撑”，因此没有对于日本股市和楼市价格下跌给与及时和必要的干预和稳定。等到日本央行意识到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出现了根本性转变的时候，市场价格大势已去，投资者情绪也已经无法挽回了。
    除此之外，代表性偏差的研究还发现， 决策者非常容易受到信息的鲜明程度和复杂程度的影响。越是鲜明和好理解的信息，越是容易受到决策者的关注。由此推理，媒体报道的频繁程度和描绘方式，也会影响决策者的判断。例如在2000年互联网金融危机之后，不止一位美国联储和证监会官员都表示，虽然他们最初对于互联网泡沫都保持了相当的保留和谨慎，但是当排山倒海的媒体报道和企业宣传压倒性地改变了当时民众对于互联网的态度的时候，他们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战和动摇，认为这一次可能真的不一样了。由此可见，即使对于专业人士而言，近期发生的，重复发生的，鲜明和形象的经历，也极有可能严重地影响决策者的判断。
    大量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人类对于目前现有状况有强烈的依赖心理，不愿意轻易改变现状。这既是人类在面对不确定情况下对于自己的一种保护机制，也来源于更深层次的对于潜在损失的强烈规避的心态。
    这种规避损失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资本市场上的散户投资者不愿意卖出自己手里持有的亏钱的股票，而是宁愿长期持有那些亏损敞口越来越大的股票。其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投资者不愿意面对损失发生。投资者因为害怕错误地卖出了亏损股票错过股票今后上涨带来的盈利和不用面对损失的可能（虽然这是一种非常不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不愿意改变其目前（亏损）的状况。
    这种现象虽然在专业机构投资者的决策中会很大程度上受到风险合规要求的限制（例如强制平仓要求和停止续贷要求等），但其实在很多企业投资和并购活动中仍然会得到明显的反映。
    与此相类似的是，很多政策的制定者即使是在意识到过往政策的错误和不足的时候，仍然难以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地去改变现有政策，其中一个很大的当然是源于对于政策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与回避。另一部分原因则和损失规避有关。政策制定者虽然看到了现有政策的问题和局限，但是出于维持现状效应和对于变革后结果还不如现状可能的强烈规避，仍然对现有政策持续生效抱有幻想而不愿改变。
    经济史学家事后普遍认为，1970年代席卷西方各国的滞涨现象，很大程度上和尼克松总统为了追求短期就业和增长，而放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纪律性有关。 然而，即使在尼克松总统卸任，经济学家对于通货膨胀即将失控大体形成共识的情况下，美国联储主席伯恩斯仍然不愿意调整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他为自己最有力的辩护就是 “虽然政策结果不令人满意，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毕竟是在过去带领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的正确理论啊”。
    由以上几个例子可见，人类的行为方式和偏差对人类的影响是广泛而且深刻的。即使是由具有丰富经验和充分信息的专家所做出的政策决定，很多时候也难免受到这些根深蒂固的人性的影响。
    又由于经济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信息收集和反馈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偏差，以及在决策过程重大部门利益，相互协调，集体决策，和官员自身的任期考虑，都有可能把原本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处理。因此，更加深入地关注和了解人类行为及其对于经济决策所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很可能可以对于中国成功地应对目前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做出正确的政策应对选择，成功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及时和重要的经验和借鉴。
    （FT中文网，2019.3.12）
    
    散户推动中国股市反弹
    《金融时报》报道指出，全球最强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也许正在中国股市获得立足点，但散户投资者在今年以来表现最佳的大型股市仍有显著支配力。
    大学生、进城务工人员以及交易大厅的大叔大妈们构成了散户投资者，在中国股市去年的暴跌和进入2019年以来的反弹中，他们均占据中心地位。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数据显示，在今年1月新开设的100万个股票交易账户中，他们占了几乎全部。
    投资集团里昂证券（CLSA）中国资本准入业务主管Alexious Lee表示：“（中国的）散户投资者更多地受到动量驱动，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了如此强烈的市场波动。”
    今年迄今深圳基准股指——中小型公司在这里云集，机构投资者一般会远离这类公司——的上涨，突显出散户投资者在今年股市反弹中的作用。深证成指今年累计飙升28%，而侧重于大盘股的上证综指上涨20%。小盘科技股云集、以华尔街纳斯达克为模板的深圳创业板指数的强劲飙升强调了这点，该指数的表现甚至更好，上涨30%。这种超大幅度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小盘股在去年股市暴跌期间跌幅较深。
    Alexious Lee表示，保证金贷款出现一年内首次增长，这是另一个迹象，表明散户投资者“恢复活跃状态”。保证金贷款曾帮助推动中国股市在2015年飙升。这种动量是里昂证券认为上证综指将在6月底之前突破3500点关口的一个原因。
    今年2月，指数供应商MSCI决定提高中国A股在其被广泛追踪的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很多人预测，作为中国努力开放资本市场计划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将继续。尽管如此，分析师们表示，散户投资者仍将发挥显著影响力。
    上海证交所2017年的数据显示，散户投资者占交易账户的绝大部分，占成交量的82%，安本标准投资管理估计，散户投资者持有中国股市三分之一以上的自由流通股。
    此外，在中国政府释放价值大约2万亿元人民币（合2970亿美元）的股票后，他们的影响力得到了提高。此前他们在去年被套牢，原因是多达265支股票停盘——这是中国常见的做法，上市公司试图防止被抵押给银行作为贷款担保的股票被大规模抛售。里昂证券估计，中国政府动用了逾2500亿元人民币来提振这些上市公司的流动性。Alexious Lee表示：“以前被套在所有这些被质押股票或停牌股票中的散户投资者被解了套”。
    除了波动性，追踪MSCI进入中国的国际投资者将不得不接受在其他地方让人皱眉的估值。例如，被MSCI列入A股纳入名单的中盘股北方华创的市盈率为153倍，大约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8.5倍。
    另外，本土基金管理公司指出，中国散户投资者的兴趣与海外投资者并不完全一致。高腾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Gaoteng Global Asset Management）股票首席投资官李宇表示：“中国投资者最近在买入券商股，这些股票有着很好的弹性，但永远不会受到外国投资者的青睐。”但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公司分析师托马斯·加特利（Thomas Gatley）表示，中国政府对于让在中国内地上市的股票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可信、可靠的公民”是认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那些现在宁愿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的科技“独角兽”回国上市。
    中国已开始寄望于上海最新设立的科创板，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1月宣布的。科创板定于今年5月完成交易系统测试，将成为中国首个允许在没有事先获得监管批准的情况下上市的股票交易平台。它还要求投资者具备两年的交易经验以及至少50万元人民币的账户余额。
    汇丰前海证券的分析师指出：“这淘汰了大多数个人投资者，在我们看来，这是正确的，因为这将实现市场流动性与潜在风险之间的合理平衡。”但上海证交所最近表示，尚未收到任何希望在这个新板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公司的申请。参与中国科技公司上市的很多人私下表达出疑虑：顶尖初创企业可能不想在中国不确定的监管环境下募资。一位具备监督中国科技企业海外上市经验的律师表示：“让人们对（这个新板）像对纳斯达克或香港证交所那样放心，将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
    （FT，2019.3.18）
    　日本央行总裁：中国经济下半年好转
    日本银行（央行）在3月15日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针对经济的现状维持了“正在缓慢扩大”这一判断。虽然日本的生产和出口走势不容乐观，但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看法，认为2019年下半年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将好转。但是，前景的不确定性突出。在称得上乐观的经济预期的背后，存在即使被要求推出新一轮货币宽松、手段也有限这一隐忧。
    在15日的会议上，日本央行决定维持诱导长期利率降为零等货币宽松政策的现状。
    另一方面，关于对经济的看法，日本央行下调了出口、生产和海外经济的预期。关于出口和生产，日本央行在1月时认为“处于增长态势”，但此次出口改为“目前表现较弱”，而生产改为“处于缓慢增长态势”。黑田东彦总裁表示，“海外经济减速正在对出口和生产造成影响”。
    由于中国经济减速，日本企业的出口笼罩阴影，同时半导体等的生产活动受到影响。日本银行计算的实际出口1月比上月下降5.2%。日本经济产业省汇总的工矿业生产指数截至1月与上月相比连续3个月下滑。
    日本内阁府发布的1月景气扩散指数显示，同步指数连续3个月下降，机械性确定的基调判断暗示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但日本央行仍维持“缓慢扩大”这一整体评估，黑田总裁对此解释称，“收入和支出的良性循环仍在保持这一预期没有改变”。还表示“设备投资顺利，虽然消费伴随波动，但仍保持坚挺”。
    针对成为出口和生产走弱的原因的海外经济，黑田东彦表示中国和欧洲将在2019年下半年重回复苏态势。认为欧洲汽车销售将走出环保政策导致的暂时性减速，同时对中国出口也将复苏。针对中国经济，黑田东彦表示：“大规模经济刺激举措已经敲定并正在落实，并不是不断减速的状况”。
    在日本民间经济学家之间，很多观点也认为中国经济将在一定程度上复苏。这是因为在日前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2万亿元规模的减税和社会保险费下调等经济刺激对策。日本综合研究所的关辰一认为，“由于政府的内需刺激举措，能避免迅速放缓”。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中国面临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过剩债务等结构性问题，对策存在极限。市场上越来越多观点认为，如果经济持续减速，“日本银行将不得不在4月采取新一轮货币宽松举措”（SBI证券的道家映二）。
    （日经新闻，2019.3.18）
    日本报告：中国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
    日本内阁府3月12日在调查世界经济动向的报告《世界经济潮流》中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报告指出中国现在已成为高附加值产品和零部件的出口基地。报告还表示了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出口减少，其影响很可能扩大到世界各国的观点。
    该报告使用联合国的数据对中国贸易产业的结构变化进行了归纳。迄今为止，中国一直是进口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在国内生产成消费产品后再进行出口，承担着“世界组装工厂”的职能。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零部件等半成品、设备等生产资料的制造技术，并逐步推进本地化生产。
    半成品在中国的出口中所占比例2016年为41.1%，生产资料为31.2%，均比2000年提高了10个以上的百分点。与此同时，消费产品所占比例在2016年为27.0%，比2000年下降了至少21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正从组装逐步过渡到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与出口。比较在出口中本国创造的附加值比率，中国在2018年为87.1%，高于美国的86.7%。而日本则是79.4%。
    电气设备等在中国生产及出口的高附加值零部件已成为美国制造业不可或缺的东西。在美国出口的产品里面，产自海外的零部件等附带的附加值在2018年约占13%。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份额进行细分的话，中国占12%，较2000年的4.9%大幅提升。日本则由2000年的13.6%降至2018年的5.6%。
    中国已成为美国的最大进口对象国，2017年占到美国进口的21.6%，为1980年以来的最高。正在迫近1986年日美贸易摩擦激化时日本在美国进口当中的占比（22.4%）。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日本内阁府的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的存在感提升”，中国正逐步形成对美国的威胁。
    日本内阁府分析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附加值就会减少，“还将影响到美国汽车和半导体等领域的出口”，并进一步指出，中美间的贸易摩擦不仅影响发达国家的贸易，“还有可能影响到亚洲新兴市场国的贸易”。
    关于贸易摩擦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了推算，2019年将压低全世界GDP增长率0.78%，2020年则压低0.82%。2019年美国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进口加征25%的关税，将压低各国的设备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这一状况进行了推算。从各国情况来看，对中国的影响最大，2019年将压低GDP增长率1.63%，2020年压低1.41%。美国也将在2019年被压低0.91%，2020年被压低0.95%。
    （日经新闻，2019.3.14）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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