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长青：20世纪60年代经济继续调整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

    作者：姜长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罗云红（新疆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来源：《晋阳学刊》2019年第2期，第14-19页
    [摘要]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初见成效，大规模的精简城镇人口已经结束，农业生产恢复较好。经济初步调整成功后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毛泽东等主张继续国民经济调整。国民经济继续调整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的思路，主要是关于企业要加强政治工作，强调科技创新，改革经济管理机构，加强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等重要思想，这既是毛泽东对中国经济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主导了以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走向。
    　　[关键词]企业政治工作；科技；三线建设；计划改革；备战备荒为人民
    [中图分类号]F09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9)02-0014-06
    国民经济经过初步调整已经恢复好转，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下一步中国经济该如何发展，是要开始搞第三个五年计划，还是要继续调整国民经济。1963年7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1日讨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1961和1962年国家决算草案的报告》的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提出：不要马上搞第三个五年计划。从1963至1965年再搞3年调整，把3年作为过渡年，基本上是调整，也有发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搞五年或十年计划[1]235-236。他的这个意见为大家所接受认同。
    1963年7月25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传达说，毛主席想法是1963年到1965年三年调整，包括学会管理，变成内行，然后来新的高潮，同政治配合，三年埋头，不急于发表什么数字，1969年开党代会[2]567-568。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对同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和1965年控制指标相关联的一些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毛主席主张，我们中央同志也赞成，1963年到1965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个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当然同时还要发展，打下底子，然后再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大区同志参加的工业起草委员会，也同意这样一个安排[1]258。这表明国民经济进入了继续调整时期。
    国民经济进入继续调整时期后，毛泽东对经济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建立在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总结基础之上的，同时又是对当时国内外环境的一种反映。
    一、提出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思路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革命战争年代，思想政治工作对保障和提高党和军队的战斗力，为在艰苦条件下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建国后，毛泽东对思想政治工作也一直很重视，1955年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
    企业是社会经济基本生产单位，但在大跃进运动和随后的经济调整过程中，企业陷入了大量亏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状态。企业亏损面很大，这既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影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调整时期就搞好社会主义企业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采取了诸如制定工业七十条，精简企业职工等措施。毛泽东对搞好企业发展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搞好企业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1961年3月，毛泽东发出指示，在工交企业建立政治部，以加强党对工交企业的全面领导。1962年12月，东北局经济委员会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工业企业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每个企业都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
    经济继续调整时期，毛泽东更加强调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1963年底他先后做出多个批示和讲话以推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1963年12月11日，毛泽东阅王鹤寿12月9日关于冶金工业部所属企业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并批示：“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1]2873天后，毛泽东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2月13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八十三期刊载的黑龙江北安县委宣传部符金声11月来信的摘要，其中说：目前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虽然上面一般都有布置，但往往落实不到基层。建议撤销类似生产办公室那些党政不分的重叠机构；每个生产队应像军队的连队那样，配上一个政治委员，专门负责生产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工作。毛泽东批示：把思想政治工作在几亿农村人口中抓起来。在城市工业、商业、居民方面也仿军队办法从上到下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此事请书记处议一下，然后常委再议[1]293。这说明农村生产队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其政治工作也开始被重视。12月16日毛泽东就工业部门学习解放军的问题致信林彪等人，信中说：“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1]293-294作为毛泽东考虑比较成熟的一个举措，即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调动广大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在经济继续调整时期得到了重视。
    二、重视科技对生产的影响，强调进行技术革命
    毛泽东对科技对于生产发展的重要作用，是有着清楚的认识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对自然科学对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并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开始的1953年2月，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
    为了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6年4月国家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对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专家和撕毁技术合作协定，一些正在进行的项目被迫下马，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失很大，特别是一些尖端科技领域的合作项目，由于苏联专家的撤走而不得不停下来，这给中国国民经济体系造成了很大制约。经济继续调整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科技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聂荣臻汇报后，毛泽东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听汇报过程中，他还说：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点；每年购买外国书刊的经费四百万美元不算多，可以用一千万美元[1]294-295。这里，毛泽东把科学研究分为实用的和理论的两种，并提出要加强理论研究。这是非常富有远见的，中国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滞后成为了中国技术进步的一大短板。毛泽东并且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这句话重点突出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代表了当时党内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水平。
    科技发展有两条最基本的路径，一条是自己研发，另一条是进行科技引进。自主研发周期长，耗资大，并且容易走弯路。引进国外的科技成果，可以节省大量的研发成本和时间，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条可以快速见到成效的道路。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重视，他认为从国外引进技术是非常必要的。1964年5月10日、11日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到国家技术政策时，毛泽东说：技术政策很要紧。汇报到要逐年减少粮食进口，增加新技术进口时，毛泽东说：很好，必须从明年起就这样做[1]348。5月12日，毛泽东继续听取汇报，当汇报到工业、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尖端技术[1]349。中国经济还处在继续调整时期，国力较弱，集中精力引进起一些尖端技术，可以发挥对国民经济的引领带动作用。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时，在报告第一部分中谈到实行技术革命、采用新技术处，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其中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还将报告中的“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短的时间，迎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一句中的“比较短”改为“比较不太长”，“迎头赶上”改为“赶上和超过”，并在这一句话后加写：“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1]446-447
    这里，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不仅把科学技术看作是实现赶超战略的主要手段，而且实际上提出了一条尽量用先进科学技术装备国民经济从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新路子，并且从这个角度重新阐释了大跃进。
    三、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
    1960年前期中国周边形势是非常危险复杂的。在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时，必须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布局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建立国家国防和经济的战略纵深。从当时复杂的国际斗争格局出发，毛泽东提出了加强三线建设以加强国防的重要思想。
    大跃进时期，国家曾经对西南西北地区进行了建设。但随着经济陷入困难，这些地方的建设也被迫进行调整。经济继续调整时期，毛泽东出于加强国防建设和战备等考虑，提出要加强三线建设。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封锁包围总体态势没有变化，经常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干涉和入侵。1962年蒋介石集团趁中国大陆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叫嚣反攻大陆，国民党武装特务不时到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破坏活动，妄图夺回其失去的势力；美国发动侵越战争，并逐步进行战争升级，从南面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印度政府也借领土问题在中国西南边境挑起事端，并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边防军发动武装挑衅。中苏关系在1960年破裂后，苏联从北边边境加大了对中国的威胁，并鼓动新疆一些居民逃亡到苏联。期间中苏之间进行了较大规模长时期的论战，中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等。总体上看，中国所面临的周边形势是紧张复杂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严重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只有加强战备来迎接挑战，而作为战备的重要措施就是加强西南三线建设。
    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不得不把很多的精力放到国家安全方面以应对复杂险恶的国际环境。1964年5月10日、11日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由李富春主讲，李先念等人进行补充，汇报到国防建设时，毛泽东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为了表示对攀枝花为中心的三线建设的重视，他说了一段很重的话，他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1]354-355。这里，他把攀枝花和北京并列，并强调了攀枝花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他还提出了在攀枝花首先要建设的重点。
    此后，6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讲话时指出：还有个问题，搞第三线基地大家都赞成搞快一些，但不要毛糙，只有那么些钱呀，地方的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那个东西，我就放心了[1]359-360。这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看重，也反映了毛泽东工作的方法，抓住重点工作就要抓实抓牢。
    毛泽东很关心三线建设的进展情况。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听取李富春、薄一波去西南三线攀枝花地区考察情况的汇报。在李富春谈到西南三线到1975年能生产多少吨钢时，毛泽东说：还有11年，按总理的要求要快。还能不能再快？帝国主义已经20年没打仗了，帝国主义能不打仗吗？还有搞氢弹、导弹也要快，三年太慢了。当李富春谈到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六个布点方案时，毛泽东说：在宜宾布点，又没有煤，又没有铁路，还得修内昆铁路，还要疏浚金沙江，宜宾不要搞了。在邓小平谈到全国铁路的布局要早规划、早决定时，毛泽东说，不要拖拖拉拉，能动手就早动手。现在经验也好总结了，例如，建设首先要搞矿山；不要搞多头领导，大权要独揽到中央，要有协作；还要搞新技术。苏联的框框也要加以分析，也要一分为二[1]405-406。这里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重点、进度及工作方法等进行了明确指示，下一步就是加快实施的问题了。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长期计划的一些设想。当余秋里汇报到三线建设时，毛泽东说：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和钢吗？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当余秋里汇报到三线建设与沿海关系时，毛泽东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当余秋里汇报到我们的技术要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时，毛泽东说：是的。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基地和铁路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来怎么办？我们就用常规武器跟他们打。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西南一定要搞个汽车厂[1]472-473。毛泽东进一步提升了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对三线建设的开展是很大的促进。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或意见，对三线建设的产业发展和布局，三线建设的重大意义，三线建设同沿海工业关系等方面都做了重要指示，为三线建设的快速推进指明了方向。在毛泽东等人的积极推动下，三线建设速度很快，成效也很显著。
    四、改革经济管理机构，计划组建“经济总司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实行计划经济以来，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计划工作方法和章程。中国的计划经济如何才能搞好，是一个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国家计委作为制定实施经济计划的主要机构，工作经常是落后于现实发展。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是不满意的，提出要改革计划方法，对国家计委进行改组，成立小计委，并加强对经济计划的集中管理。
    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同李富春、薄一波、陈伯达谈计划工作问题。当李富春建议计委、经委合并时，毛泽东同意成立一个决策拍板机构，由毛泽东挂帅，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参加，六个经济口的负责人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聂荣臻、罗瑞卿参加，再加上陈伯达共12人组成[1]400。次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李井泉、陶铸等人在谈到计划工作时，毛泽东指出：计委、经委都不汇报工作，封锁我和少奇同志，他们底下也是一样封锁他们。六个口子互不来往，合作不好。我把陈伯达塞进去，才搞了一点消息。我给富春说，我是当面讲，你们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今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关于经济工作，我主张搞一个总司令部，现在还没有定下来。社会主义教育，搞了一个总司令部，少奇挂帅。现在经济工作不统一不行，我看你们各省也不见得那样统一。大事必须抓紧，必须要统一，其他分散经营，不要事无大小都抓。我希望地方攻一下中央，我的方法是用地方孤立中央[1]401-402。谈话表达了他对计委工作的不满，并提出了他对计划工作的思路和下一步的工作打算。同年9月6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计划和经济工作问题时，进一步阐明了他对计划工作的看法，他说：十五年了，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没有总结起经验，大家要总结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对经济工作实行彻底的革命。计委、经委是合并好，还是分开好？建设委员会要不要单独设立？是不是从地方调些人到中央？计委如何大改组？……我主张中央有个领导小组，加上各大区书记，来实现对计划经济的统一领导[1]405。这里毛泽东提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国家经济领导机构进行重设，以加强对计划经济的领导。
    积极响应毛泽东等关于改革计划工作的指示，1965年1月6日李富春就关于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的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1964年12月26、27两日上午，李富春和薄一波、李先念、余秋里邀集各中央局和直辖市市委的负责人座谈了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的问题。李富春传达了主席、少奇同志最近对计划工作的批评，同时对计委过去工作的主要错误和思想作风进行了检查，并对计划如何革命的问题讲了一些意见。经过会议讨论，共同商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规划的重点，是准备战争，依靠第一、二线，努力建设第三线。农业，第一是靠大寨精神，抓见效快的，第二是抓三线的农业。计划工作的革命要走群众路线，鼓励大家创造经验。关于中央和地方在经济、计划工作上的分工，一般说来，中央只管投资、设备、材料的分配和规划方案的审批，各项计划的具体安排，由各中央局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1]471-472。毛泽东阅后并于1月21日做批示：“印发政治局（请彭真定名单，除反党分子外，都可发）、书记处各同志，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各同志以及余秋里小计委（由秋里自选五、六、七人，不发老计委那些人）各同志。”[1]471这个批示，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毛泽东对计委工作的不满。
    1965年1月19日周恩来将余秋里起草的《关于讨论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一些初步设想（草案）》批送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各同志阅。草案说：计划工作不讲辩证法，工作做得不活，没有生气，老在那里搞烦琐哲学，气魄不大，甩得不开，没有战略观点，不能高瞻远瞩。现商定由余秋里负责组织20人左右的计划参谋部，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搞长期计划。根据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3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口头汇报，并对计划工作革命问题进行讨论。30日，周恩来又约有关人员研究国家计委和“小计委”的工作。总的来说，是要加强和改善对国家计划工作的领导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五、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
    进入到1965年，即原来设定的继续经济调整的第三年。这个时候，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很大成功，1964年粮食产量3750亿斤，比上年增长350亿斤，接近1957年水平；棉花产量3325万担，比上年增产近一千万担；钢产量964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化肥产量五百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物价稳中趋降，财政收支继续平衡，略有节余。1965年各项经济指标进一步好转。这种情况下，推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制定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和谷牧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在汇报前，毛泽东对国家投资项目过多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我看你们那么多项目，投资那么多，不仅各部各地方提的要求高了，你们的指标也高了。安排得少一点行不行？接受过去高指标高投资层层加码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了投资要量力而行。汇报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提出了很多重要思想，他重点谈到了农业粮食问题、国防三线建设和投资规模等问题。在余秋里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要发展农业，大体上解决吃穿用时，毛泽东说：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140亿元），农业要搞大寨精神。农业靠学大寨，工业靠学大庆。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民经受了灾荒的严重考验，粮食极度短缺，一些地区出现饥荒，人口出现了大量非正常死亡等现象。这给中国农业特别粮食问题敲响了警钟。此后，中国在经济发展中，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问题，一直把防止出现灾荒、保障粮食供给作为农业工作的底线。
    余秋里谈到这次三五计划的方针中把加强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有人认为这样是不是违反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违反了农轻重安排原则时，毛泽东说：是要违反一下。不违反一下怎么行哩！是倒过来了。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过去在农业方面花了些冤枉钱。……在余秋里谈到三五计划期间无论如何要把三线主要东西搞起来时，毛泽东说：三线建设也可以准备两手，一个是搞成，一个是搞不成。搞不成无非是时间拖长一点。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余秋里说：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要根据各行各业的特点来布局。毛泽东说：对。之后，毛泽东发表了一段比较长的讲话，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思路和主张，他说：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不要搞一千个亿，搞个八百亿、九百亿。1970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粮食四千八百亿斤能达到吗？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一千六百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1]500-502。毛泽东的谈话既是对过去经济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也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重点提出了重要意见。
     1965年8月23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长期规划问题时，他把毛泽东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并分别阐述了三者的内容和相互关系。指出：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一个整体。备战是阶级斗争，包括国内国外的。备荒是同自然作斗争，使工农业真正过关。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2]751。周恩来的解释和阐发，使得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思想具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也更容易被人记住，成为了党和国家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
     经济继续调整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实现转折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主导了经济继续调整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虽然这个时期“左”的思想倾向也在发展中，但对经济工作的影响还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经济继续调整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在国防领域还是在科学技术等领域中国都有新发展、新突破。不过这个时期一些消极的因素也在生长，在经济继续调整时期，国内“左”的思潮又有发展，“四清”运动开始影响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一些左的做法开始影响国内经济运行，国内对阶级斗争的判断也更为严重。国际上，中苏论战十分激烈，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对经济生活很难不会波及到，险恶的国际政治环境强化了国内对备战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强调，这些都对经济继续调整时期的经济工作的健康顺利推进形成了制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继续调整期间经济工作可能取得的更大成绩。这期间，一些对国民经济体制改革有益的探索也没有能够进行下去。但从总体上看，经济继续调整时期毛泽东的工作思路和认识判断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在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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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