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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隋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宁夏党校学报》2019年1月第21卷第1期,第94-102页
[摘要]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非常重要,关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目前,对于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有三种不同的思路。综合分析,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应该走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这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且新时代的需求升级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出现也为“小农经济”的重生提供了条件。
[关键词]小农经济;农业现代化道路;互联网;家庭规模经营
[中图分类号]F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9)01-094-009
引言
自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再一次回归到人们的研究视野。然而,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些人认为这一问题本身其实并不重要,农业会随着工业的发展而自然而然地得到发展,因此,也乐于主张通过规模经济解决效率问题。另外一些人则基于国情强调农业问题很重要,悠关中国的未来发展,并且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石。本文赞同第二种观点,且认为现阶段的需求升级以及技术进步也为“小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条件和新机遇。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非常重要
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既是一个时代命题,也是一个历史命题。农业现代化实际上不是今天才有,而是历史上一直存在。比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就包含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今天,再次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仍然重要。农业是一个基础性的产业,也是一个关系到人民吃饭的产业,不像穿衣问题,穿衣可以通过化学工业的发展取代传统的丝棉,但是吃饭不行,生产粮食、油料等作物只能依靠土地,养殖业的牧草也要依赖于土地,而且土地还有它的独特性,就是它一旦被损坏,几乎就是不可逆的,或者说可逆的成本非常高,比如说土地的沙漠化、盐碱化和重金属化。而与此同时,我国人口众多,历史上中国为了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采取了不少的创新应对办法,比如开垦山坡地,引进玉米、红薯等高产的种子。即使这样,人口压力也一直是讨论中国经济不能忽视的因素,以至于有“高水平的均衡陷阱”、“过密化”等说法。伊懋可(Elvin,1973)所提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前一千多年里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所赶超,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限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她就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相反,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的资源的约束。过密化一词,译自英文Involution。过密化理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提出,始于黄宗智教授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在1986年的中文版中曾译为“内卷”。过密化,根据黄宗智定义,是指经济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即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当然到了今天,由于技术的进步,土地亩产量更高了,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已经大大提高了,2015年达到了人均450公斤。但还是不能高枕无忧,因为我国人口还在增长,而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讲,肯定不能把解决粮食问题的策略放在依靠世界贸易的着眼点上,通过自由贸易,实现比较优势,似乎是符合经济学理论的合理选择,但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角度看,这一策略存在隐患。因为一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或者战事阴云密布,国家和国家之间进行对抗,通过贸易来解决粮食问题的看法就显得幼稚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定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发展农业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包括现在。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农业生产效率还有提升的空间,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土地生产率与日本、荷兰等国相比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当然我们是通过劳动密集投入实现的,资本化、知识化在农业生产上的体现还不是很充分。解决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正是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实际上,对于农业以及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人们都有一定的认识,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认识还不尽一致。
二、对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看法:本质上并不一致
正如前文所述,目前很多人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是并不一致的,而且有的还是彼此冲突的。从核心理念上看,我认为大体上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是倾向于欧美式的大农场思路,或者说大的家庭农场思路,主张中国应该走规模经济的道路,土地应该向大户流转,人均占有的土地数量多了,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这一派的思想与发展经济学的思路是一致的。在发展经济学家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推进,进而农业人口不断向城市和工业转移,农村土地不断集中,农户家庭经营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农场,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如此,中国的道路应该也是这样。为了让土地能够流转,他们主张发展中国的要素市场,包括农村的土地市场。中国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农户的承包权也不能废止,因此,具有现实可操作意义的做法就是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实现农地的“三权分置”,即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我们国家也正在做这件事情。一旦土地要素市场建立,农户或者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可以更好地配置农地资源,与此同时就可以实现农地的规模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而目前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是较低的,粮食生产也没有竞争力。[1]我们要发展,就必须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因为吃饭成本低,国民就不用总琢磨着攒钱,就敢于创新。[2]之所以生产成本高、效率低,就是因为中国农业没有实现规模经济。有些学者也论证了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农业的低效率。比如万广华、程恩江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土地细碎化、生产规模狭小、经营成本增加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力提高的瓶颈。[3]因此,有学者认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一定具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其主体能够在持续市场竞争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市场竞争的最终赢家。[4]因为,规模经营就意味着农业发展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经营的转变,意味着农业产业化,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的必然提高。[5]有学者也考虑到资本禀赋的差异,但也认为从世界范围看,虽然各国农业现代化模式同农业资源禀赋相关性很高,但发达国家仍有些做法值得借鉴。其中就包括通过制定土地集中政策促进农场规模化经营。[6]
对规模经营的肯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符合经济学的理论阐释。实践中,有一些地区,比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农地集中进而规模经营的趋势也是明显的。党和政府也给予了规模经营的空间。当然,强调规模经营的同时,在之前加上了“适度”两个字,但什么样是“适度”事实上是没有标准的。一方面,我们强调要发展多元的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一旦经营土地,其规模都是不小的,甚至是上万亩。这与传统的农户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家庭农场规模小一些,但也希望是在流转的基础上把规模做到至少30～50亩,然而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农户逐步转变为农业大户,成为专业化的农业经营者。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道路。[7]目前,这种思想在中国有很多的影响力,一些政策制定者也比较认可这种看法。
第二种看法是倾向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思路。这一看法与前述看法的主要区别是不赞成搞大农场,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非农就业作支撑,大农场很可能导致农民失业,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等诸多问题。他们强调,“小农经济”或者说小规模家庭农场是中国可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他们不过分强调规模经营,当然也并非不喜欢规模经营,只是认为这不是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心。比如,黄宗智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小农经济”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比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经营性农场)更具有生命力,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恰亚诺夫分析过的为了家庭的生计,农户可以更密集地投入劳动力,即便是其边际产出已经低于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他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未来应该发展小规模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型农场,而不是注重推广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化大规模农场。中国的纵向一体化不应该也像西方那样附带横向一体化。[8]黄宗智还提出来一个隐形农业革命的概念,而且认为中国存在着发生隐性农业革命的条件,即农村人口数量的自然下降,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全体国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农业可以在减少农村人口的条件下生产出更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从而让人均收入得到提高,或者说劳均收入可以得到持续提高。“去过密化”的过程也就实现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当然这种现代化这不一定要依赖于土地的集中或者规模扩大。[9](P103-127)
贺雪峰也强调了中国“小农经济”的生命力,与黄宗智一样,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在农业生产效率上非常高,也能很好地适应市场化、商品化的发展。贺雪峰指出,主流农业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商品化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农业资本化的发展。但中国农业经济的历史实践表明,资本投入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排斥。农业商品化、农业资本化与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小农经济”之间并不必然排斥,现代“小农经济”生产对现代农业科技的运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构成了新时期“小农经济”强韧性的重要表现。如果以农业科技运用和资本投入程度来衡量,现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在实质上也构成了现代农业生产的一部分,而以家庭劳动力生产为主的自耕农业经营完全是现代农业经济形态的一种。那种将现代农业经济与小农生产对立起来的认识,实际上是受到了既有农业现代化理论和某些国家农业发展历史经验的误导。他还强调,实际上,农业生产行为具有特殊性,从农业的产业性质、资产专用性、组织管理费用、市场交易特征和垄断利润等方面来看,农业在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具有显著规模效率的产业。也就是说,“小农经济”这种农业经营形式与所谓的农业规模效率本身没有直接相关性。
与之类似,温铁军也认为农业现代化的本质不是土地规模经营,而是人与自然环境相协调,而传统一家一户的小农模式更有利于生态化。他说我国农业不能简单参照美国的大农场经验。在东亚社会,土地制度差不多,都形不成大规模农业,靠规模提升农民劳动生产率的这个愿景其实是殖民化带来的西方梦。[10]他不赞成规模经济,也不赞成农业产业化,因为从中国的历史看,50年代中国推行的第一次土地规模化为主的农业现代化,是在资本极度稀缺的约束条件下通过农业集体化实行内向型积累来推进工业化的无奈选择。1998年开始的以产业化为主的第二次农业现代化造成的恶果是:一方面农业主产品都有明显增加,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农产品过剩、食品安全问题和生态破坏。因此,第三次农业现代化应该是适应中产阶级崛起的农业三产化为主,使农业成为一个相对投入产出合理的多功能农业。[11]刘守英也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符合中国的国情。如果要建立家庭农场,也要以农户经济为主,而且只能是适度规模经营。[12]除此之外,赞同“小农经济”的还有一些人。[13]
目前,这种看法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包括一些政策制定者。毕竟,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和资源禀赋结构。但总体上说,这种看法影响力不如第一种大。很多人说起“小农经济”,还是天然地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小农经济”与现代化相距甚远。
第三种看法主张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要走多元化、多样化的路线。不排斥规模经济,但也不主观盲目推动,同样也不排斥农户家庭经营,即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或过分强调。他们不排斥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中国农业人口的减少必然伴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但同时也指出,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因为,即便是中国乡村常住人口自1996年开始稳定下降,但绝对数量仍然是巨大的。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中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才40%多一点,这也就是说总人口中大约有60%仍为乡村户籍人口。中国必须要正视自己的庞大农业人口数量。陈锡文认为,非农就业的转移对于具有庞大农业人口的中国来说都非常重要,仅靠土地流转不太可能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道路一定是多样性的,不同的地区可能有不同的模式。他认为,工业文明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总人口规模超过1亿的国家现在有12、13个,其中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或者是现代化的国家大概也就美国和日本。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也不及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显然可以供中国借鉴,但不至于为中国照搬。中国一定要走出一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也包括农业化的道路。[14]
韩俊则强调农户家庭经营方式是必须要坚持的,只不过要通过健全农业经营服务体系来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在村的农民要逐渐变为新型农民,不在村的农民进入到城市中就业。他指出,要放活农村土地的经营权,但是要防止强制农民流转,防止片面追求大规模经营,大规模的农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15]宋洪远认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制约因素更多、过程更复杂,是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慢变量”。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农民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主体,要尊重他们的意愿和经营自主权。[16]
这些看法对应了中国目前2.3亿农村家庭承包户中,仍在耕种自家承包地的大约占74%这样一个现实。第三种看法既看到了发达国家所曾经走过的道路,也认为农业人口的未来命运一定是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同时也考虑到了中国的国情,认为这种转移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要有历史的耐心。不同地区由于工业化水平不同,非农就业的环境和机会也不同,在农业现代化上表现也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一定是一个多元的道路。
还有与大农场类似的一些看法,比如叶根楼否定家庭经营。认为“家庭承包户单打独斗,小农经济不适应规模化、现代化大生产要求。”他的主张是建立“村公司”,也就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并且认为这是人民公社留下来的遗产。[17]
三、“小农经济”与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
上文所述的三种看法无论从学理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有一定的道理。本文主张中国走以“小农经济”发展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之路。理由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第一,这是由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的。中国的一个最突出的国情就是人均土地资源比较少。农业是与土地等资源禀赋条件密切相关的产业,各国资源禀赋条件差异较大,其农业发展的道路也各不同。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可以借鉴别国经验,但不能照搬硬套。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与其他国家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差异。从人均耕地面积上看,我们远不能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比,甚至也不能与法国、德国、南非、印度、巴西比,我们仅好于东亚邻居日本和韩国,但是从农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看,我们仅好于韩国,不如印度,更何况加拿大、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
而且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国户均土地规模仅7亩多,即便90%的农民转移出去了,留下来从事农业的农户户均规模也只有70亩,与欧美国家相比这个规模仍然小得可怜。倪国华、蔡昉利用国家统计局2004年、2005年、2007年、2009年及2012年农村住户调查面板数据,从如何实现家庭劳动禀赋和土地禀赋的最大化利用这一家庭决策视角,定量回答了“农户究竟需要多大的农地经营规模”这一核心问题。他的计算结果是家庭最优的土地规模经营面积为131～135亩,与目前户均25.98亩的土地经营总面积(包括池塘和林地)来看,农地规模经营集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8]
第二,“小农经济”不等于没有效率。首先从历史上看,有人认为,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并不低。这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产权界定和产权登记的国家,历史上的中国拥有高度发达的土地市场。农户通过土地市场来配置自己的土地,让其与劳动力和资本(农机具)有一个合适的比例,从而使生产效率最高。在中国历史上,家庭一直是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这有点类似于企业,家长类似于总经理和董事长,通过命令来安排农业生产,这也是农业具有效率的一个来源。因此“小农经济”在历史上有很强的生命力。[12]赵冈认为我们常使用的“小农经济”与家庭农场的概念是不同的。家庭农场是东西方农民的共同选择。只不过,西方的农场规模大一些,中国的相对小一些。但农场规模与农场效率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关系。即,农场不一定规模越大越有效率。他认为,经济学研究者总有一个误解,不论什么产业总觉得越大越好。实际上,各产业部门的规模应该是该大则大,该小则小,依据产业不同而不同,不宜盲目追求扩大规模。农业也有最佳规模,当然受技术等条件的影响。中国的家庭农场在历史上是做出贡献的。[19]当然,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不仅仅依赖于制度和组织,实际上,我们的农业生产技术也起了很大作用。有学者做过研究,认为虽然较之宋元,中国农业生产工具数百年中没有什么变化,但在多熟种植、肥料使用、农田水利等精耕细作体系、域外高产作物引种推广及生态农业等诸多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和重要创新。与他国相比,中国农业生产的相对优势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中期,其中土地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大体维持到了20世纪。[20]
很多人认为“小农经济”是落后的,因为农民这个群体就是落后的,他们知识少,不能更好地利用土地。但在舒尔茨看来,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认为,“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下会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推向最高效率的(供需)均衡。他们绝对不愚蠢、懒惰。要改造传统农业,关键在教育农民使用新技术,借此发展“人力资本”。农民一旦认识到可以运用新技术得利,便会推进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21]因此,舒尔茨不赞成“小农经济”必然消亡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断。[22]恰亚诺夫实际上也同样如此。他认为,“小农经济”不仅不会消亡,而且还是俄国发展农业的一条现实的可以选择的道路。只不过他认为小农应该通过合作社来实现纵向一体化,从而提高农业效率。[23]
第三,新时代赋予了中国“小农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这种独特性:一个是需求的角度。如黄宗智所言的中国的农产品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这为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历史契机。如他所言,中国农业在改革开放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堪称一场隐性革命。今天回顾起来,其主要动力其实来自农业外,不是传统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选种与化肥,更不是机械化,而是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农部门的发展以及收入上升,而导致的人民食品需求转型,特别是畜—禽—鱼和菜—果消费的大规模上升,由此导致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黄宗智认为,这场“隐性的农业革命”带来的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是以家庭小农场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农业企业作为经营主体的。[9](P103-127)
另一个是技术的角度。讨论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学者的视角多数还局限于农地制度、农业经营方式,非农就业、农业科技体系等涉农要素方面,提出的思路也多借鉴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但对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估计不足,尽管有一些学者也有所认识。比如,有学者认为,大数据能直接指导农民生产、流通、物流,这对于定制农业、智慧农业、精准农业都有好处。[24]但从总体来看,目前仅有的研究仍主要把互联网和大数据定位于技术对农业的影响,并没有上升到对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影响。实际上,我们急需考虑新技术所带来的时代新特点,从而探索出更加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道路。我们认为互联网和大数据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且是颠覆性的。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影响也会是根本性的。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条件下,我们之前争论的农业土地是否一定要通过流转来实施规模化经营都可能变得不重要了。我举两个方面说明互联网和大数据可能对农户经济或者说“小农经济”所带来的影响。
第一方面,互联网可以为农户提供信息、市场、技术、资金上的帮助,从而有助于生产经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就是对社会整体资源进行的一次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会带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流通效率。在现实需求和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互联网+农业”将对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重塑,从而带来农业传统生产经营格局的颠覆性变化。互联网技术为农产品销售搭建交易平台,将产销之间的距离大大拉近,减少层级,降低成本,带来扁平化交易模式,同时也实现了产销的充分对接,大大减少了生产的盲目性,扩大了销售的视野。对于生产来说,科技服务通过互联网的“双边效应”可以有更大的激励来为农户服务,而且是能够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品牌化、标准化这些过程借助于互联网也容易完成。在笔者看来,互联网的“平台经济”会让中国的“小农”变成“新小农”,即他们不再是通过口传身授来解决自己的农业技术问题,不再通过找集体领导、找合作社领导来解决自己的产销问题,借助于平台,他们可以自我完善,可以对接大市场。我们认为,有了互联网之后,中国也不一定走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合作化道路。合作化是一个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矛盾的方案。但新时代的互联网和大数据让农户的决策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小社区,而是大世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可以得到有效缓解。况且,合作化能否成功,也是有前提的。在日本、韩国能够成功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从合作社内部成员看,合作社若要成功,需要成员之间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具有相似性。战后日本具有平等相似的条件。从外部市场来看,合作社运行得好,农产品市场应该是供不应求的,即农产品短缺时,合作社容易产生效率。但中国21世纪初期推行合作社的时候,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首先是内部成员已经有了社会分化,贫富不均,从外部市场上看,中国农业已经不是供给不足,而是需求不足了。对农产品的要求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更是品质和品种上的。因此,我们的合作社效果并不好。[25]
中国农业发展一直是资本稀缺的,历史上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国外,就会发现,中国农户家庭所拥有的资产太少了,中国农村所拥有的基础设施资产太少了。尽管自2005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们也主张“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但城乡要素投入均等化仍然是路漫漫的,以至于党的十九大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农户也是这样,农业也是一个需要资本投入的产业,技术也依赖于资本,没有资本,技术难以提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农业现代化更不是一个规模的问题,而是资本和技术的问题。互联网在这方面也可以辅助农户。他们甚至于通过互联网金融,可以解决他们亟待解决的农业投融资问题。有了互联网之后,农村金融环境可以大大改善。农户难以贷款的问题通过这些新模式可以有效得到缓解。[26]
第二方面,互联网和大数据不仅有助于农户生产经营决策,也为农户提供正向激励。因为在具体的生活中,骗国家补贴的案例层出不穷。比如,河南驻马店的一位农民就说,他们村有个人认识县里民政局的,结果号称养猪,实际上一头猪也没有,但是却骗了国家补贴30万。老百姓没有这个本事。这种事情让他感到农业政策的混乱和无奈。他目前在北京做电工,给他200亩地他也不会回去。他说农村的事情太复杂。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很多农村都存在着骗取国家补贴的现象。以至于在火车上就可以看见路边有很多所谓的养殖小区,实际上一头牲畜都没有,都是临时从村民手里借来凑数的,但补贴却弄到手了。大数据可以让这样的案例减少。因为,我们可以用来自卫星的地面数据监测农田的利用、监测养殖小区的活动,等等。如果发现与纸面上的结果不符,可以立即进行核实和稽查。如果有这样的手段,一方面国家的三农资金不会浪费,另一方面也会给农户生产经营有一个正向的激励。另外,大数据还可以监控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目前,国家在农业基础建设上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这些资金的效率也很低。比如,有些东北农村的方塘竟然建设在河沟里,还有的垃圾站建立在远离农村的荒野里,等等,浪费国家支农资金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对支农资金的浪费已经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农业效率的提高实际上并不是规模的问题,作为一个弱质产业,亟待提高的应该是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大数据在这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
四、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创新农业经营主体,放活土地经营权,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他强调:“要把握好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不能单纯为了追求土地经营规模强制农民流转土地,更不能人为垒大户。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27]李克强总理也曾经指出,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他说:“各地要正确理解和贯彻中央精神,积极引导、做好服务,不搞强迫命令,不替农民做主,让农民成为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自觉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级难题。靠什么克服困难、走向胜利?要靠亿万农民群众。”[28]因此,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我们一方面强调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也强调指出,应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反映了我们的政策制定关注了我们的国情,是从实践出发的,而不是从理论出发的,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农户家庭经营的重视。
我们也认为,中国农业发展的短板在于解决小农户的发展问题,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思路应该是以“小农经济”作为总体支撑,而不是规模经营的大农场,中国今天不需要生搬硬套欧美的农业发展理论和实践经验,我们也不需要完全照抄东亚日韩的合作社发展思路,而是要根据国情、历史传统和新的技术条件,创建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其根本问题在于怎样激发、扶持小规模家庭农场的积极性,正如黄宗智所言。[29]国家在发展农业问题上,不要盲目地推进所谓的规模经营,让农户上楼,让农户失去对土地的依赖和经营土地的基本诉求。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农村人口还占有总人口半壁江山的时候,切不可过快或者人为地推进所谓的农业规模经营,而是要尊重农户家庭的决策,尊重“小农经济”。我们也相信,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农户家庭能够理性决策,这一点不会输给任何其他人,包括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等。政府要做的,不是替代农户思考,而是为农业生产经营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比如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公共产品的建设和使用,比如为农户生产经营提供所需要的资本。事实上,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在国外也并非没有市场。研究发现,随着农业国际竞争的加剧,各国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出两个主要变化:一是农业经营主体在总数减少的过程中呈现两极分化的特征,即大规模农场数量增加且耕地越来越向它们集中,但小规模农场占比也在提高,且仍占多数,中等规模经营主体的数量和占比都明显下降;二是经营主体多元化,即家庭农场以外的经营主体例如公司农场、法人团体等得到发展。[30]
当然,基于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我们也不是反对农户群体中那种自然而然的规模化经营。因为随着非农就业导致的农业人口转移,农户经营更多的土地是一种趋势,我们反对的是资本有目的的下乡和人为推进的规模经营。如果资本下乡、规模经营只是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还情有可原,但是在一些地区鼓励和推进资本下乡搞规模经营,一方面是获取土地,一方面是得到国家的补贴资金和扶持资金,有的还搞起来农田的“非粮化”“非农化”,这本质上并没有实现高于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经营效率,同时也会影响到中国农业的稳定和发展,进而影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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