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选择与西方批判辨析——驳“社会主义不可行”论

    作者：李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
    【内容提要】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西方学界出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理论，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不可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俄国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社会危机的严重、苏联前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选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确立的过程说明，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苏联前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选择是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教训表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的俄国是完全正确的，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选择不能一劳永逸，必须根据时代发展不断完善和创新。
    【关键词】苏维埃俄国  十月革命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一、西方学界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
    在着手分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选择之前，应明确几个基本概念：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关于制度（institution），西方学者如凡勃仑、康芒斯等有多种解释，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制度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或简言之，制度是一种人工产品），是规范化的人类行为方式，具体表现为具有强制性或约束性的规则，在法律法规、组织安排或政策中反映出来，多运用于集体行动中，并具有历史延续性。”在人类经济活动领域形成的制度，一般称之为经济制度，主要体现在所有权关系、经济决策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协调方式上。这三项内容也常被称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是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的经济制度。
    十月革命胜利后，从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思考，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再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实行、1936年宪法的颁布，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选择及确立的基本过程。苏联后来虽实行过一些改革，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原则从未改变。然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选择和实践却遭到以米塞斯、哈耶克、诺夫等为代表的西方学界的质疑和批判，这些批判几乎伴随整个苏联时期，后来又被用于分析苏联解体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计划经济制度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还在20世纪20年代初，米塞斯就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如出一辙，其差别主要在于两者的经济控制权和收入分配权所有者不同。哈耶克也强调，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几乎完全是在德国和奥地利，而“俄国人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德国人中止的地方进行的”。在《欧洲经济史》一书中，对苏联计划经济来源做了“追踪和考证”，作者认为，计划经济最早可追溯到一战，当时德国政府眼见战争旷日持久，为保证战时经济，在分配稀缺原材料上研究出了一套系统性的优先顺序标准，以“对未来消费结构作出某种计划性安排”。正是这种最早建立的计划经济模式给了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以灵感，他们认为，只要把战时德国那样“计划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机构”置于无产阶级的控制之下就行了。
    第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行。这是西方学界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诟病最多之处，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被当作“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批判的书”。米塞斯断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不可能成立，没有经济核算就无法确定经营成本和成果，也不可能找到一种可以把个人经济活动与其他公民活动合理结合起来的组织形式，而“不解决这两个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看来就是不可能的，除非经济完全处于静止状态”。米塞斯还指出，由于领导者的简单认知，苏维埃国家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导致“社会主义经济走向混乱”，且可能出现倒退。他肯定，只有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才可能有资源配置的合理计算。
    第三，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缺乏激励机制。西方学界普遍认为，苏联制度安排不合理、不理想，其终极表现是生产效率低下。而西方国家“有效的、理想的制度”以及在这种制度下所表现出来的生产高效率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米塞斯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营企业尽管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赢利，但本质上都处于低产出、低效益状态。诺夫也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计划系统庞大复杂，效率低下：“明年的计划要在几百万年后方能就绪！”他认为，计划经济既不能保证质量，也不能保证数量，并用“规模不经济”来说明其弊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则通过分析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证明苏联政府通过压低工资，以奖金、累进计件工资制作为刺激手段来保证工业建设速度，在农村则用集体农庄的密集劳动实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他将斯大林时代苏联视为专制权力采取“狡诈”手段实现繁荣的典型。
    第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是纳粹极权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源头，是通往奴役社会之路，而计划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问题的根源。他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消竞争，破坏了法治和公平，是对个人主义的否定和对人类自由的剥夺。哈耶克断言，苏联社会主义只会“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名声扫地”。此外，西方学界还对苏联的“短缺经济”及其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提出质疑和批判。
    乍看起来，上述分析与批判主要指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深入探究就可发现，这些质疑和批判从根本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怀疑和批判。列宁的思考与苏维埃俄国的具体实践是对这些观点的有力反驳。
    二、苏维埃政权初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选择的探索与实践
    还在十月武装起义前，俄国社会就已出现对社会主义革命前提条件的质疑。而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到苏联解体，甚至当今，俄罗斯学界始终面临各种“拷问”：1917年俄国是不是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一年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有没有必要再进行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一些当代俄罗斯学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小撮极端分子激进行为的结果，其胜利具有偶然性。这些质疑与论断反映出人们对十月革命前提条件的不同认识。对此，俄罗斯学界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时期经济社会研究的新成果，予以了回答。
    1.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
    在历史上，沙皇俄国是一个有着领土扩张传统的国家。由于领土不断扩张，粗放式经营是其生产的主要形式，“靠天吃饭”几乎成为俄国除欧洲中央黑土区外绝大多数地区农业生产的写照。在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上，由于19世纪后期俄国工业开始了较快发展，到1913年，包括钢铁、原煤、粮食、原棉等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基本达到最高值。不过，1913年俄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的增长基本是相对意义上增长幅度的提高，而不是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本质提升。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世纪末开始的俄国商业资本的快速发展。20世纪初，俄国银行、保险等行业十分活跃，在彼得堡、莫斯科等中心城市形成了“大都市”的商业繁华景象，其统计数据也“一路上扬”。而与商业资本共同活跃的，还有保险业等。俄国保险业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发展，当时的险种主要是火灾保险。1907年以后，保险种类迅速增加，有死亡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生命保险、水运保险和公路运输保险等，且其毛计算保费、总保费和收益率在一战前都处于快速上升状态。
    上述情况反映了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首先，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俄国欧洲部分，尤其是彼得堡和莫斯科中心区经济发展较快，而外省和更偏远的西伯利亚、远东、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生产技术落后。其次，城乡发展不平衡。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俄国城市化发展很快，而农村十分落后，差距明显。最后，各经济领域发展不平衡。工业、商贸、金融等行业发展较快，其中银行、保险业发展更居世界前列，而农业发展缓慢，交通、通信等行业发展也相对较慢。列宁曾指出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 “最先进的工业形式和半中世纪的农业形式同时存在，无疑是一种矛盾。”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使俄国成了一个“跛脚”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1916年完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及十月革命前所写的《国家与革命》《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等著作和文章中，列宁全面阐述了帝国主义基本经济特征、俄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途径，指出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比从前快得多，但发展更不平衡。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认为，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国家公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国家监督，工人管理，劳动形式是普遍劳动义务制。其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剥夺剥夺者”和“不劳动者不得食”。当然，列宁也指出，实行国有化，并不是要把资产阶级的一切全部“剥光”：“只要迫使几百个、最多一两千个百万富翁（银行巨头和工商业巨头）‘放弃’财产权就行了。”这些论述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理论指导。
    2.从二月到十月：布尔什维克党拯救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带来严重破坏，各种社会矛盾在战争中暴露出来。有学者指出，战争第二年，俄国失败的“警钟”就已响起：“由于军事失利，俄国失去了15个经济发达的西部省份，包括2300万居民，占帝国总人口13％。”“1913年至1917年，有超过1248家企业倒闭，同期新开工企业仅有709家。”俄国交通业的落后也暴露出来。1914年下半年，铁路运力严重不足，并引发严重的燃料危机：“沙俄的铁路运输危机不仅给专制政权的国家管理方式抹黑，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崩溃的预兆。”
    工业产能下降，交通运力不够，粮食、燃料供应不足，直接影响到前线的军备供应。在1914年11月2日的一份电报中有这样的话：“50-60％以上的作战失利是由于炮弹数量和弹药筒数量不足造成的。”“许多人没有靴子，脚被冻坏，没有大衣或外衣，得了感冒。军官病死后，士兵就大批投降。”有将军回忆说：“1915年我们的失败清楚地表明，政府根本无法应对它所承担的任务……我们没有弹药筒和炮弹，没有足够的步枪，几乎没有重型火炮……缺衣少鞋，食物供应困难……成群结队投降是常见现象。”与此同时，军费开支却不断上涨：“战争第一年（1915年6月前）军费支出53亿卢布，第二年达112亿卢布，第三年186亿卢布……1917年头8个月已花了413亿卢布。”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发送给前线的装备和制服被投机商倒卖。对此，沙皇政府很清楚，却没有阻止这种腐败行为。
    经济危机和前线战败引发民众不满，工人运动高涨。1914年下半年全国有170次罢工，1915年增加到1928起，1916年达2417起，其中一次有超过155.8万人参加。罢工者要求提高工资，抗议高物价和粮食不足。一些大型企业的工人经常举行有组织的政治罢工。战争使农村健全人口数量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连年下降。粮食不足、食品价格上涨是整个战争期间的特点，且情况连年恶化。1916年，全国出现骚乱，还爆发了民众与商人、店铺和仓库老板之间的冲突，被称为“饥荒暴动”，由于女性活跃其中，又称“村妇暴动”。这一切都严重动摇了沙皇政权的统治基础。从1917年初，对战争和饥饿不满的人群就开始在彼得格勒聚集，2月下旬，发生了“沙皇军队无法制止”的大规模粮食暴动。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天，彼得格勒有9万人上街游行，第二天，该市20万工人罢工，后来变成了全国总罢工。尽管沙皇政权从前线调来军队，但士兵已不听指挥。沙皇政府陷入系统性危机，1917年3月15日，尼古拉二世退位，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握了国家政权。
    二月革命仅使国家政权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统治者从专制沙皇变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临时政府也没能解决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和平与“面包”。1917年春夏之交，“饥饿不仅威胁着军队，而且威胁着整个国家”。这年秋，有近200万工人参加了罢工，还有大规模农民暴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国家已陷入经济彻底瓦解和毁灭的深渊”。此时俄国呈现结构性社会危机，各种矛盾达到爆发的临界点。
    在退出战争问题上临时政府不作为有其主客观原因：主观上，临时政府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它的立场。临时政府由资产阶级组成，其中很多人是保皇派，其政治要求是实行君主立宪，同沙皇瓜分政权，并不想推翻沙皇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除投资获利外，俄国资本家还通过出口石油和煤油获取经济利益。战争中，一些军火商和石油、钢铁大亨因国内外军事订货而大发其财。从本阶级经济利益出发，他们不希望结束战争，因为他们已被牢牢地绑在“英法和美国资本家的车子上”。并且，不光在退出战争问题上，在立宪会议上临时政府也没有作为。
    客观上，频繁的权力更迭也使临时政府难有作为。从1917年3月15日到10月8日，临时政府先后四次组阁，从李沃夫政府到克伦斯基政府，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十月党、孟什维克党、进步党、人民社会主义党、无党派人士在内阁中像走马灯一样轮番登场，使得临时政府经常陷于内部党派和政策争吵中，“临时政府根本不能胜任繁重的日常事务：它甚至连纲领都没有”。持续不断的危机最终使资产阶级政权完全瘫痪，又加剧了社会冲突。俄国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解决社会矛盾。
    在此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走上前台：“1917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从地下转入公开活动，当时有党员2.4万人，到10月已经发展到35万人……布尔什维克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坚持原则，有战斗力，敢于进攻。此外，他们还有一位出色的领导人——列宁。”虽然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只是一个小党，又非议会党，却能夺取政权，并打退随后的白卫军进攻以及帝国主义军事进攻，使政权巩固下来，不仅仅在于党的领导人能制定正确政策方针、敢于抓住时机，还因为当时俄国具备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形势。从1917年2月到10月及至1918年俄国所面临的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情况看，不光临时政府政权不稳，到后期整个国家和社会也极其不稳定，在此意义上，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拯救了国家”。另外，从国际环境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参战国社会矛盾突出并激化，同时，大批军队用于对外作战，国内镇压力量不足。而因扩军，大量无产者进入军队，为各国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斗争提供了客观条件，也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创造了前提。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正顺应了这一大势：“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是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有其必然性，而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3.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探索与创新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国家先经历了一段“凯歌行进”时期：在一周内，苏维埃政权在俄欧部分的雅罗斯拉夫尔、下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等地建立起来。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进行社会主义“规范”，并在土地、大工厂、银行、邮政等领域实行了国有化，创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以管理国家和地方经济生活。在外交领域，向交战国宣布退出战争，遣散沙皇军队，与德国、奥匈帝国开始停战谈判等。这些政策给国家带来了新气象，苏维埃政权得到工人、士兵和广大群众的拥护。但仅两个月，形势就出现了巨大变化：反动军队卷土重来，旧军人放弃阵地，“狂潮一般涌回家园……许多地方发生了农民起义”。1918年，形势更趋紧张：“1918年的春天过得非常艰难。时时给人一种感觉：一切都在土崩瓦解，惶惶不可终日……这个财力枯竭、一片荒凉和极端绝望的国家能有足够的生命力使新制度维持下去吗？”这年夏秋，沙皇旧军队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还有波兰、捷克军队的“反抗”，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就武装起来的美欧日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围剿。在此情况下，经过激烈争论，苏维埃国家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由一系列非常措施构成：国家通过土地、银行、大工业和交通运输国有，得以统一地、有计划地组织国民经济；实行粮食征集制，统一分配全国的粮食；用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保证军队给养、军工生产和装备供应。对于这个政策，有学者用“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来形容，认为其作为战争条件下一种特殊的临时性政策，不仅必要，也是成功的。不过，该政策在实行一段时间后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农民对余粮征集制严重不满，1920年底开始出现暴动。受农民情绪影响，1921年3月初，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由于粮食不足，城市居民处于半饥饿状态，许多人逃荒到了农村。因原材料、电力、燃料不足，限制了铁路运输，导致大量以棉、毛、亚麻等为原料的工厂停产，1920年工业产值也大幅减少。
    反革命政党的残余——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利用农民的不满进行煽动和破坏活动。工厂企业也出现了怠工和工人罢工现象，1920年城市产业工人人数比1913年几乎减少了一半。
    1920年底，围绕如何摆脱危机，发展农业生产，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不同观点，有人主张全面刺激生产发展，反对强制性直接干预农业生产过程，但多数意见主张继续对个体农民采取强制措施。为了解农民要求，列宁亲自与各地非党农民代表座谈，认真听取农民的经济要求。在做了大量调查后，列宁认识到，俄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阶段还应有一个过渡时期，其特征是宗法式、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多种经济成分交织。他提出，应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贸易自由, 因为“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决议，停止余粮征集，标志着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间接过渡”而不是“直接过渡”。列宁指出，要恢复国民经济,应该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开始。1921—1922年，国家出现了大范围饥荒，苏维埃政权一方面发粮赈灾，在全国募捐，向世界呼吁赈济灾民，另一方面加快生产农具，并在外汇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大量进口农具，低价售给农民。国家还帮助农民育种、传授农业生产经验。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恢复。1925年收获粮食44.24亿普特，比1921年增加了近一倍。这一年，苏联农业总产值已超过战前12%，粮食危机得到极大缓解。
    列宁还主张利用一切办法来发展工农业间的流转,包括采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1921年5月，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恢复市场和自由贸易，并实行租让制和租赁制、合营制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国家鼓励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营和私营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建立起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1923—1924年度在国民经济总产值比重中，城乡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超过了60%。
    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组织、计划和分配原则上，新经济政策时期也做了重大调整。列宁要求社会主义企业“按商业化原则办事”，实行经济核算，改革工资、奖励制度，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协调计划与市场关系。1920年初，根据列宁要求，苏维埃国家开始审查全国电气化计划，为此成立了俄国电气化委员会，以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编制和计划管理。当年11月，该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编制电气化计划的详细报告，并由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审批。
    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苏维埃国家国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1925年7月—1926年7月国民收入达到217亿卢布，比1921年增加了13倍，超过了1913年210亿卢布的水平。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恢复，粮食供应有了改善。新经济政策还改变了劳动就业形势，国家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失业现象完全消失。当时，西方国家出现了经济危机，而苏维埃国家情况正相反：“1931年7月，苏俄不但没有失业者，而且还缺乏数百万工人。因而外国工人去苏俄找工作的有很多，1932年2月已经有6800000。”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达尼洛夫也总结道：“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国内战争持续了7年，从1914年夏天到1921年春天，在这之后，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事实上是国家摆脱经济崩溃唯一可能的条件。”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论述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实践说明，虽然布尔什维克党把计划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制度方向，并在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与国内战争时期采取了一些计划经济甚至超强制计划经济措施，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计划经济作为唯一的经济制度选择，而是根据俄国具体情况来制定经济政策。正因此，才有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新经济政策也只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恢复国家经济的一个庞大战略和策略计划的组成部分，尽管该政策中包含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成分，但在主导因素上，它是受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规定、指导和调节的,而不是自发地、无政府地运行。列宁肯定，新经济政策包含着两种对立制度的某种联合和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应当对资本主义因素加以控制和监督。同时，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已经掌握了国家重工业和交通、银行、邮电等部门，所放开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小商业，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计划经济的基础得以逐步奠定。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可以看出，在俄国革命和建设中，列宁不仅从解决问题本身入手，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原则、实践路径进行反思，提出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和手段，也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理论、新思想。这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条件下的探索与创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构想的转变生动展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尊重事实、勇于实践，抛弃脱离俄国实际的空想，走上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现实发展道路的过程。
    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基于国内外环境的制度选择
    1918年颁布的第一部苏维埃国家宪法规定，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作为经济基础，这就确定了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方向：实行公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根据国内外环境变化，苏共高层确定了国家建设目标：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大工业，以保证国家的经济独立与国防安全。1925年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苏联工业化发展方针，要使苏联从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保证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经济单位。1927年12月，联共（布）十五大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具体规定了苏联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29年4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五年计划正式公布。在此之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实际已在全国展开。从1928年到1941年，苏联先后进行了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
    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正式确定了农业集体化方针，决定加快农业集体化步伐。不过，当时只是强调“把分散的农民经济在农民进一步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转上大生产的轨道”。1929年夏秋时节，开始出现整村、整乡、整区并入集体农庄的现象。1930年初，全盘集体化在全国铺开，各地出现了集体化“冒进”，尽管斯大林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批评一些党员干部的过火行为，但集体化运动还是如火如荼地展开。到1933年，全国已建立224500个集体农庄，有1520万农户加入农庄，占总农户的65%。斯大林宣布“集体农庄已经最终地永远地取得了胜利”。到1937年年底，苏联全国共有243700个集体农庄，联合了1850万农户，占全部农户的93%，集体化耕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99.1%。当第二个五年计划宣告提前完成时，农业集体化也基本完成。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成为统领苏联农业的两种生产组织形式。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使苏联国民经济获得快速发展。1928—1941年间，苏联在冶金、机械制造、机器加工、燃料动力、石油化工、仪器仪表等工业部门中新建了近9000个现代化的大中型企业，发展了国家交通运输体系，建立起国家农业机械、农田水利灌溉体系。到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位。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已经建立起包括陆海空、航空、航海、飞机制造、化工、轮船等部门的军工企业，生产的飞机性能和速度都居世界前列，为应对法西斯侵略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后来苏联国民财富的增加、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有了极大改善。从1928年起，国家逐渐推行7小时工作制，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社会保险、退休金制度等。1930年8月，苏联宣布在全国实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仅在1933—1937年就开办了20000多所新学校，相当于沙皇俄国200年开办学校的总和。1937—1938学年，苏联大学生人数超过英、德、法、意、日大学人数的总和，国民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
    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1936年12月5日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规定苏联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全民财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各个集体农庄的和各个合作社的财产）。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宪法形式确立下来。概括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主要特征：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二是按劳分配。国家收入分配涉及积累、消费、工资等，实行有计划按劳分配原则。三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用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办法，以迅猛有计划和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途径来最全面地满足人们的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由此形成。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苏联在十几年间靠内部积累，通过国家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之路，把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改造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成就举世公认。也正是从那时起，苏联理论界基本形成共识：社会主义一定是计划经济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一定是市场经济，会定期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破坏性无法克服。由此，把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价格、利润等视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加以排斥。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制长期将重工业、军事工业置于优先地位，以至影响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把工业化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固定化，致使企业管理机制僵化、缺乏经营主动权；忽视经济杠杆、市场调节作用，难以发挥生产经营者作用，存在明显弊端，成为西方学界批判的主要依据。
    四、西方学界批判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选择辨析
    从苏联前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可以看到，20世纪初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当时国内外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总的来说是成就大大超过失误。苏联基本建立了以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经济发展模式，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在没有经验借鉴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积极探索，并初步显示出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效果和特点。”西方学界并没有看到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性与布尔什维克党在实践中的创新和调整，也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中的积极作用。当然，苏联的历史经验也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选择不应一劳永逸，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和自我完善。
    1.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与计划经济并非源自德国
    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提出过构想：“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书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些具体措施，包括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银行、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共同的计划进行生产，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消除城乡对立，实行公共和免费的教育等。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规定了党的目标：“以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 1906年，列宁提出：“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 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党明确指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也对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提出鲜明主张，即“一切土地国有化”，“全部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同时还提出其他国有化措施，“对所有银行实行国家监督……对资本家的保险机关和最大的辛迪加也实行国家监督……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这些都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对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选择的基本主张。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颁布法令，采取一系列措施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从立法上确定新生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力图用基本制度规范管理国家经济。可见，苏维埃国家建立之初选择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经济制度，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西方学界将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经济计划相提并论，目的在于把社会主义苏联与德国法西斯等同起来，是在意识形态上抹黑社会主义，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2.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实际的探索
    从1917年初到1936年，俄国（苏联）社会经历了五次经济制度选择的重大实践：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封建专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确定社会主义基本原则；1918年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21年改行新经济政策；1925年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1936年宪法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下来。在不到20年时间里，俄国从沙皇专制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入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这个过程充满血雨腥风的内外斗争，也用实践证明了人类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
    综观世界历史，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本主义制度选择时，尽管也面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冲突，甚至还有流血的“革命”，但在外部环境上，基本上没有遇到像苏维埃政权那样被多个资本主义国家“集体”包围、孤立和军事围剿等情况。而无论是哪个学派的西方学者，在当时基本上都未曾亲临苏维埃国家，真正体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他们仅仅用经济数据或者经济理论来说明苏联经济的“不合理性”与“不可行”，难有说服力。并且，他们所获得的经济数据本身还存在问题，没有客观地反映苏联经济的增长。一个基本事实是，如果经济无效率，当时苏联如何抗击法西斯、如何与整个西方抗衡？另外，在社会主义苏联，体现其经济发展成果的，除了经济数据，还包含人文因素，如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劳动热情等，这些都不是经济数据能体现出来的。
    从一个弱小的布尔什维克党到建立苏维埃政权，再到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探索、建立、发展的过程，已经给了西方学界以强大的正面回答：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可行，而且“社会主义很行”。
    3. 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巨大发展与进步不容否定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在特殊历史条件和环境下确立的，在制度选择的目标上，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更主要的作用是解决苏维埃政权的当前问题，因此，列宁没有把某一个政策作为长期制度固定下来。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仅是对新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还肩负着创建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使命。这一次制度选择，是对苏维埃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变革”，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法西斯活动猖獗、社会主义苏联面临生存危机的条件下，也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考量。经过激烈争论和斗争，苏联以1936年宪法形式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在这期间，苏联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设。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苏联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大大提高了国家工业化程度，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生产全部工业产品的国家，并对原有工业基础进行了彻底的技术改造。通过农业集体化，农民几乎完全被纳入集体经济，改变了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落后生产状态，推动了农业生产从个体经营向大机器生产的转变，国家在农村收购的粮食数量大幅提高，基本保证了工业化建设的需要。这个时期，苏联社会建设也取得显著成就，教育、科技、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明显提高，一大批新城市在全国各地建设起来。当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普遍存在失业的情况下，苏联消灭了失业，实行7小时工作日制，还有免费医疗、社会保险、退休金制度等。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开办新学校，并建立一大批工人夜校以及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为工业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无论在集体农庄还是在城市工厂，精通地掌握技术，并十分内行地运用技术去创造奇迹，成为青年人的理想和追求，劳动者的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提升明显。这个时期，苏联的科学研究、飞机制造、航空工业等高科技也得到快速发展，建立起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在严峻的国际条件和艰难的国内环境中，苏联在十多年的时间里， 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奠定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经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鲜明对照，也保证了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现象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西方经济学家往往站在本国家、本阶级的立场上，对社会主义制度做出自己理解基础上的判断。在他们的认识中，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要么被完全无视，要么被视为一党制极权领导、奴役人民的结果，他们还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动员型经济”进行指责。不过，苏联共产党和人民进行的具有历史创造性的伟大活动，社会主义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苏联对推动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已经给持这类观点的西方经济学家以有力回击。
    4.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选择要坚定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梳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选择的过程，可以看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选择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俄国实际的过程。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经济制度选择对解决当时最主要的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正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存在并巩固下来。苏联1936年宪法在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也肯定了该制度的合法性。就此意义说，苏联前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选择，在理论指导、目标、道路、性质这些根本问题上并没有错误，其主要问题还在于后来没能随国内外环境变化及时变革，缺乏制度创新和自我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选择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必须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也证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必须不断进行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新探索，“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对于这一点，当代俄罗斯学界和社会各界已经有深刻认识和理解。 只有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根据内外环境变化及时进行制度创新，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苏联〕波梁斯基等主编：《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下册），秦文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
    [2]王金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七十年——苏联经济发展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
    [3]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7年。
    [4]〔奥地利〕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王建民、冯克利、崔树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5]向玉乔：《社会制度实现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及价值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y8AmKATbDA93k-0Okq7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