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经济下行风险增加

    
    2019年第72期（总第1960期）　　　　2019年10月14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美经济下行风险增加 全球主要国家越来越依赖消费税 中国制造业一线工资增长有停滞迹象 日经调查：预测中国3季度经济增长6.1% 如何化解不良资产“堰塞湖” 　
    
    美经济下行风险增加
    　　[摘要：美联储10月9日会议纪要展示了美联储官员对美国经济前景面临风险提升的担忧，也详细讨论了委员会内部对未来利率路径的分歧。]
    据报道，美联储于10月9日发布了9月FOMC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纪要显示，与会官员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前景基本乐观，7月会议以来对经济活动和通胀走势的看法几乎没有改变，但大多数官员认同这种前景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更宽松的政策路径。
    报道认为，美国经济下行风险增加，最终或影响消费支出。据新浪财经报道，纪要用较长篇幅记录了与会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例如，他们“普遍开始”更加关注贸易、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领域不利发展带来的风险。外加美国通胀压力继续减弱，许多官员预计，美国下半年的实际GDP增长将放缓至其潜在增长率附近。官员们认为，国际贸易局势和海外经济发展似乎更有可能朝着对美国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方向发展；今年迄今的商业投资和制造业疲软也表明，美国经济增长可能比美联储此前预期的更为“显著放缓”。与会官员认为，贸易和全球经济前景等外部风险是影响美国商业投资、出口和制造业的主要因素。他们“普遍认为”美国经济活动前景的下行风险已从7月会议后增加，展示投资支出、制造业生产和出口长期疲软的更清晰图景已经浮现。一些官员认为，这些下行风险的增加可能会放缓雇佣速度，最终影响到美国的消费者支出、收入增长和整体经济前景。一些官员还认为，用来衡量中期内经济衰退的统计模型显示，衰退可能性在最近几个月显著增加。此外，多位与会者注意到，美国非农就业数据的前值在修正后，可能展示今年美国就业增幅动能更弱的迹象，一些官员敦促委员会保持警惕，以监测“劳动力市场状况疲软的任何信号”。近期经济指标也表明，工业活动近期不太可能显著改善或回暖。有分析指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本周多次讲话以及本份纪要，都没有明确推翻市场对进一步降息的预期。因此，纪要发布后，芝加哥商交所CME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预期10月30日FOMC宣布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维持在近83%高位，与公布前的80.7%和一天前变化不大。
    美联储内部对9月是否降息分歧严重，对通胀看法不一。本次会议也较为详细地记录了美联储官员们对利率路径的分歧。纪要显示，大部分与会者相信9月降息25个基点是适当的，援引的理由包括经济前景、风险管理，以及将通胀和通胀预期锚定在2%目标水平的需要等。但有一些官员倾向于9月利率“按兵不动”，理由是经济的基线预测自7月会议以来基本没变，经济现状与前景也不能为更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正名，9月之前的政策已足够宽松。多位官员因此认为，如果9月继续降息，可能对潜在风险采取了过度的保险措施，若这些冲击一旦成为现实，将令美联储有更少的政策空间来回应，也有人担心降息令金融失衡。另有多位官员支持9月降息50个基点，理由是更激进的降息可以减少经济下行的风险，也能顺应近期一些经济信号，例如就业增幅放缓、更弱的商业投资，以及基于市场指标的通胀补偿持续疲软等。几位官员认为，由于货币政策存在滞后性，“现在适宜”提供必要的政策条件来支持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活动。此外，与会者对美国通胀的看法也存在不同观点。几位官员持续认为通胀前景的风险偏向下行，理由是全球经济不振、美国经济前景的预期下行风险，以及持续承压的现实通胀压力。另有几位官员则认为，预期通胀数据与此前评估一致，即年初疲软大部分是暂时的。9月FOMC中，波士顿联储主席Eric Rosengren和堪萨斯城联储主席Esther George像7月一样投下反对票，认为不需要降息。素有“大鸽”之称的圣路易斯联储主席James Bullard也投票反对，支持9月降息50个基点，是2014年12月以来美联储FOMC决策投票时分歧最多的一次会议。
    对于未来的货币政策路径，美联储官员们似乎能达成的唯一共识是：政策没有预设路径，将取决于经济前景发展的最新信息作出决定。纪要显示，几位官员认为，金融期货价格暗示出市场对美联储宽松预期有些过度，超过了货币政策制定者本身愿意实施的降息次数，他们对这一差距感到“不舒服”；FOMC委员会可能有必要寻求市场的利率预期与央行官员们预期的“更好一致性”。还有分析称，美联储官员们对何时停止宽松政策讨论在9月纪要中浮现。一些与会者建议，FOMC会后声明应该提供更多的清晰性，有关“用来回应不确定性而进行的保障型政策调整会在何时结束”。当然，9月FOMC会议声明并没有体现上述诉求。目前市场普遍预期，如果10月美联储如期降息25个基点，到2020底前还有两次左右的降息可能，这与9月更新的美联储官员利率意见“点阵图”不符。在“点阵图”中，17位提供预测的官员有7人预计今年底前还会再降息一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降至1.5%-1.75%，意见属于“少数派”。另有5位官员支持9月降息后年内不再降息，还有5人倾向于7月时更高的利率目标区间。美联储并不预期2020年进一步降息，反倒有部分官员预计，最快2020年利率会再度攀升。
    此外，美联储官员们在9月讨论了货币市场动荡的问题。官员们“一致认为”，美联储应迅速讨论合理的银行准备金规模。少数官员提到恢复扩表的可能性，多名官员建议设立常备回购机制（SRF），作为解决隔夜融资市场资金短缺的更永久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会议纪要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强调，为管理准备金规模而实施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有机增长”，不应与金融危机后执行的QE量化宽松刺激措施混淆。鲍威尔10月8日表示，美联储将很快宣布“随着时间推移增加银行准备金”的若干措施，例如正在研究购买短期美债（T-Bills）等选项，但只是为了解决“近期技术问题”，不是实质性地影响货币政策立场。
    另据路透社报道，分析师对美国下次衰退到来的时间看法不一，但他们一致认为，美国将需通过大规模财政计划来加以应对，并准备承受赤字扩大，规模可能大大超过特朗普政府今年数万亿美元的财政缺口。
    过去讨论的重点都放在美国联邦储备局作为第一急救者的角色，以及美国债务上升可能带来风险；如今的讨论则围绕应该支出多少，以及资金应投向哪里？是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直接发放给家庭？
    曾任职于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戴娜（Karen Dyna）在最近讨论全球经济前景时指出，下次出现经济衰退时，美国应考虑“相当慷慨的计划”，或许规模高达1.7万亿美元（2.3万亿新元），是2009年初经济大幅下滑期间为了抵抗衰退而批准的刺激规模的两倍。她现就任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这种支持举债的态度，在企业经济学家、学者和智库分析师之中都获得普遍认同，而且也不单单是在美国。
    日本的债务是经济规模两倍，它增加发债也不成问题。欧洲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资深研究员皮萨尼费瑞（Jean Pisani-Ferry）说，尽管日本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很独特的，但即使是对举债更加谨慎的欧洲国家或许也对有充分理由举债的看法持开放态度，尤其是为了实现降低对碳基燃料倚赖的承诺。
    谘询机构Macropolicy Perspectives创办人科罗纳多（Julia Coronado）则说，相对于美国经济规模，美国债务水平“不论如何势必越来越高“，因为两大政党都没有强大的选区主张强力控制短期支出。
    除了科罗纳多，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师凯瑟琳?曼（Catherine Mann），以及在1990年代以鹰派立场闻名的前美联储官员梅尔（Laurence Meyer）也都同意美国有更多借款空间，即使公开持有的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料稳定上升到超过90%至100%水准，这是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的显示经济陷入麻烦的指标水平。目前美国公开持有的债务约相当于GDP的76%。
    （综合消息）
    
    全球主要国家越来越依赖消费税
    主要国家对消费税的依赖度正在提高。日本在平成时代（1989-2019年）开端引入消费税，税收的重心渐渐从所得税等向消费税转移，与日本一样，消费税在发达国家税收中所占比重在约30年里提高了近一倍，增至20%。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加速，准确把握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变得越来越困难，预计对消费的征税将进一步推进。
    在日本，税收分为负担者直接为纳税者的“直接税”和负担者与纳税者不同的“间接税”。直接税包括所得税和法人税。最具代表性的间接税为对广泛的产品和服务征收的消费税，另外还包括酒税等对特定品类征收的税。
    日本在平成时代30年间，税收的重心一直向以消费税为主的间接税转移。平成元年国家和地方的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为79比21，到2018年变成68比32。预计在10月提高消费税税率的2019年度，将变成67比33。（国税为58比42）。
    在此期间，全球范围内相当于日本消费税的增值税也出现扩大。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截至2018年底，增值税被168个国家采用，增至1990年的3倍以上。在加入OECD的发达国家方面，1985年增值税在税收（包括社会保险费）中占11%，到2016年则提高至20%。
    相比法人税和所得税，对日常消费广泛征收的增值税受经济状况变化的影响较小，对因社会保障费用等而扩大的财政支出构成支撑。另一方面，同为间接税、对酒等特定产品和服务的征税由于负担不均衡，一直被缩小。
    与增值税相反，存在感正在渐渐下降的是法人税。在截至2017年的10年间，主要发达国家的法人税占比基本上全部下降。英国从10%降至逾8%，法国和德国从7%左右降至5%左右，日本也从接近17%降至接近13%。
    法人税的占比降低的原因之一是企业活动日益全球化。各国通过降低法人税税率来吸引企业把工厂和区域总部设在本国。另外随着经济的数字化，利润的来源正在从货物向经营和数据转移，这也产生了影响。
    大型IT企业等将这些无形资产放在爱尔兰等法人税税率较低国家的法人。其他国家的法人把一部分收入作为专利使用费和品牌费付给税率较低国家的法人。这样可以压缩其他国家法人的利润，控制整体的纳税额。有专家表示，“1980年代之后，出现了采取积极税务战略的美国企业”。
    对企业的利润征税变得越来越困难，主要国家试图通过消费税等对每笔交易征税以及对销售额征税来寻找活路。英法等国引入“数字服务税”就是其中一项举措。数字服务税是限定IT巨头的网络广告等业务，对销售额按一定比例征税的制度，和法人税相比更能切实获得税收。
    走在上述行动最前头的是美国。各州正试图通过被称作销售额税的间接税来弥补法人税的窟窿。为企业流向外州而苦恼的俄亥俄州2005年从法人税向销售额税过渡，德克萨斯州等也取消了法人税。
    加速上述趋势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8年的判决。判决改变了企业未设店铺和物流设施等“物理性据点”的州无法征收销售额税的规则，即使未设据点也能征税。
    这种税被称为“亚马逊税”。美国税务软件公司Avalara统计显示，引入这种税的州已经达到24个，包括纽约州和密歇根州等。二十国集团（G20）和OECD正在调整应对数字时代的法人税规则，向以交易和销售额为依据的切实征税倾斜的趋势估计不会停止。
    （日经新闻，2019.10.7）
    
     中国制造业一线工资增长有停滞迹象
    日本经济新闻在江苏省和上海市进行的走访调查显示，37家企业中超过8成企业的到手月薪仅与上年持平。经济减速导致加班和节假日上班减少，正在对工资产生影响。减少招聘的企业也达到4成。民间调查显示，因难以指望工资上涨而避免跳槽的趋势扩大。上述情况也从侧面印证了属于消费减速原因的收入增长乏力。
    调查自9月18日至28日在江苏省无锡、苏州、吴江、南京、昆山和上海6个城市实施。调查对象仅限于工厂生产线岗位的招聘。
    在无锡的人才中心举行的招聘说明会上，46个展位只用了不到20个。会场的运营负责人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参展企业明显减少。
    此外，苏州工业园区的企业说明会也很冷清，从事个人电脑零部件业务的广泰精密冲压公司表示，今年招聘名额只有十几个，而去年招了三四十人。从事印刷线路板业务的华高科技则表示，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不少务工人员返回农村。上午就结束招聘活动的企业较为突出。
    求职者之所以反应消极，是因为工资并未达到期望水平。在37家企业中，4家企业回答到手月薪比上年增加，只有1家回答包含福利和津贴在内的待遇有所改善。
    此外，30家企业回答称到手月薪与上年持平，还有2家回答称低于上年的企业。很多企业将工厂工人的基本工资设在略高于最低工资的水平。到手工资受加班费和节假日上班的补贴影响。
    江苏省和上海市分别于2018年8月和2019年4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尽管很多企业都随之提高了基本工资，但由于加班等减少，到手工资并未增加。
    上海的玻璃纤维企业宏和电子材料科技的到手工资此前超过5000元，但目前降至约4500元。据悉随着智能手机的生产减少，加班减少。苏州群策科技表示，以前每周工作6天，现在改为双休，到手工资则从5500-6000元减少为4500元。
    走访调查的对象多为个人电脑、智能手机零部件和汽车行业的企业。由于自2018年下半年起变得明显的经济减速，企业减少设备投资，汽车和智能手机的销售低于上年。除了金融业以外的大陆上市企业2019年1-6月的净利润同比减少2.5%，没有余力给员工加薪。
    此外，中美对立的影响似乎也在逐步显现。主要生产沙发的敏华实业（吴江）有限公司由于美国将家具纳入制裁关税对象而受到打击。该公司的到手月薪在4000元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走访调查中，37家企业有16家表示减少了招聘人数。针对120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的人才中介公司猎聘透露，回答4-6月离职率下降的企业比1-3月增加25%。即使换工作也无法获得满意岗位和工资的情况浮出水面。
    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对前景感到不安的消费者转向节约开支。零售业销售额的增长目前低于8%，消费低迷，原因之一无疑是工资上涨停滞。
    （日经新闻，2019.10.11）
    日经调查：预测中国3季度经济增长6.1%
    日本经济新闻与日经QUICK新闻汇总的中国经济学家调查显示，中国第三季度（7-9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预测平均值为6.1%。由于出口和生产不振，预计将继第二季度之后继续减速。除中美贸易战因素外，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压低经济的风险也开始显现。
    第三季度的增长率预测为5.8-6.4%。平均值为6.1%。作为季度增长率，6.1%这个数值是在有统计数字后，为1992年以来的最低值。
    减速预测的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问题长期化。特朗普政府9月份启动了“第四轮”对华加征关税。工银国际的程实指出投资和生产的增长势头在持续减弱。京东数字科技的沈建光分析认为出口受到关税问题的影响，以及政府加强房地产调控，使得经济下行压力在加大。
    关于全年增长率预测，2019年为6.2%、2020年和2021年为6%。中国提出的长期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将GDP提升到2010年的两倍。要完成这一目标需要在2019-2020年实现年均6.2%的增长率，但对于2020年的增长率，20个有效回答中，有8人预计在5%的水平上。
    焦点在于经济刺激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消下行压力。巴克莱银行的常健预测将会提前使用2020年的地方债发行额度，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三菱日联银行的范小晨认为将通过减少企业的增值税和手续费负担来扶持民营企业。
    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将下调作为新的实际官方利率的贷款基础利率（LPR），这一预测也较为突出。
    瑞穗银行的细川美穗子预测“将会每1-2个月小幅下调一次”。凱基证券的陈浩评价称“有助于贷款利率的缓慢下降，有效传递央行的金融政策”。但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LPR仅适用于新增贷款，因此其影响限定为短期性的。
    对于今后有可能导致经济低迷的风险，“美国加征关税和对中国企业的制裁”、“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地方政府债务”的回答居多。瑞穗银行的细川美穗子指出：“尽管在有序推进有问题的中小金融机构退出市场，但有可能导致中小和小微企业的资金周转出现恶化”。
    对于预定10月10日重启的中美磋商，三井住友DS资产管理的佐野铁司认为“中国考虑经济形势而对美国做出让步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美国触及到中国的结构问题，将很难达成一致”。中信银行的廖群则认为随着总统选举日期的临近，特朗普很在意对农业的影响。与中国达成协议对于特朗普来说并不是坏消息。
    中国在10月1日迎来建国70年。经济学家们回答了今后十年的增长率预测，平均值为5.3%。多数观点认为老龄化将会拖累经济增长。荷兰银行的阿里恩?范戴克豪森预测为5%，他指出“将会持续缓慢减速，从2020年的约6%降至2029年的4%。在贸易和安全问题上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成为经济低迷的风险”。招商证券的谢亚轩认为由于城市化和中间阶层的扩大等原因，预测值达到5.5%。
    （日经新闻，2019.10.11）
    如何化解不良资产“堰塞湖”
    清华大学杨小海、冯猛撰文指出，减少行政性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长久之策。
    文章指出，小微企业作为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源泉，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激发市场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在严监管和去杠杆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有所加剧，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
    从银保监会公布的2019年第二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数据来看（为进一步聚焦小微企业中相对弱势群体，银保监会2018年重点监测统计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即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小微企业贷款），有什么结论？如果把中小银行的定义包括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那么中小银行贷款规模占比超过50%，是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的主力军。然而中小银行的资产规模较小，同时管理水平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所以其给小微企业融资的压力明显大于股份制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从测算可以发现，可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单位资产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大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其中农村金融机构每单位资产贷给小微企业的信贷达到0.11元，是大型商业银行0.024元的4.5倍。
    在去杠杆和严监管以及外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中小银行的处境变得困难，不良贷款问题突出。迫于生存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压力，中小银行将降低给企业融资的风险偏好，此时违约概率本身较大的小微企业从中小银行获得贷款融资的难度将显著增大，这进一步会加剧中小银行的经营风险和小微企业不能偿还贷款之间的恶性循环。为了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让中小银行的金融风险得到释放，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处置就显得尤为关键，特别是目前不良贷款率高企的中小银行。本文从中小银行的角度研究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并希望通过研究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文章认为，小微企业从中小银行获得融资的空间被挤压。第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受到中央政府的挤压。为了对目前的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有一个宏观的认识，首先得从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说起。在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在分配税收这块蛋糕过程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因为除了好的税种归中央政府之外，转移支付制度的安排使得中央政府在税收分配过程中占据强势的地位。在每年政府征税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中央所获税收变多，则地方就相对变少。同时，目前高企的房价使得过去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所以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相对吃紧，显性和隐性的债务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在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吃紧的情况下，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免不会受到影响。第二、中小银行的出生决定了其需要为大部分地方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务支出提供融资。在目前的银行体系架构当中，地方政府无权干预五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当地支行的人事任免，这意味其在地方经济建设当中可以保持相对的独立，经营可较少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地方的经济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往往会成立能够受地方政府控制的地方性银行，这些银行就是目前数量众多的城商行和农商行、以及农信社和村镇银行等。与此同时，根据风险匹配的原则，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也主要由这些中小银行提供融资服务。在GDP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有着无限的举债冲动，而受到地方政府控制的中小银行自然需要为地方政府显性和隐性的债务支出提供融资支持。第三、小微企业从中小银行获得融资的空间受到地方国企的挤压。地方政府往往是通过地方国有企业来开展经济建设，而地方的金融资源有限。考虑到中小银行的出生，以及地方政府对地方国企的隐性担保，中小银行在融资方面往往优先考虑地方国企，而广大的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如果要获得融资则困难得多。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在整个国家金融资源的分配当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笔者团队去浙江某地方政府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某地方城投A公司出资10亿元作为股东发起方成立一家地方性的商业银行，而这家商业银行在总资产只有500多亿元的情况下竟给城投A公司贷款额度高达100多亿元，其能给予小微企业的贷款额度必然受到影响。目前高企的地方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务必将对小微企业在中小银行中获得融资的空间形成挤压，加上小微企业本身规模小、缺乏抵押品等特点，这使得小微企业的融资变得更加困难。总而言之，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税收分配方面形成挤压，而地方政府的显性和隐性债务支出压力大部分落在其控制的中小银行身上，这必然会对小微企业从中小银行获得融资的空间形成挤压。由此可见，目前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本质上来说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在财税分配方面博弈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所以，给地方政府减负，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对扩大小微企业在中小银行中获得的融资空间大有裨益。
    文章认为，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堰塞湖”问题亟待解决。银行体系不良资产规模或已突破10万亿。根据笔者在市场中接触到的大量金融机构得到的反馈来看，保守估计目前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约为20-30%。通常情况下，如此高的不良贷款率银行是要发生挤兑风险的，只是现在公开披露的数据显示只有3.7%，没有按照真实数据披露，当然也不敢披露。其中，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约为10-15%，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约为8-12%，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约为5-8%。
    结合银保监会发布的各类银行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数据，由此可以估算出目前中国所有银行不良贷款规模约为10-15万亿元，而且这个规模还会随着目前去杠杆和严监管的推进而增大，预计在2020年达到峰值。由此可见，中国不良资产的规模保守估计已经超过10万亿元，庞大的不良资产规模不仅使得银行体系蕴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同时将降低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风险偏好，尤其是不良贷款率较高的中小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小微企业从银行获取融资将变得更加困难。
    目前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处理能力有限。目前中国不良资产管理机构的格局是“4+2”，即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加上每个省份有至多2家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下同）专门处理不良资产。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目前不良资产处置一级市场不对民间资本开放，只有国有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能够参与。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平均每家每年的处理能力大约只有500亿元，而地方上所有的60多家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理能力相当于一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所以目前中国所有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每年处理能力只有2500亿元左右，但是中国有10万亿以上的不良资产规模。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能力相对于庞大的不良资产规模显得杯水车薪，实际上已经形成不良资产处置的“堰塞湖”。
    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亟待重视。考虑到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相对较低，而且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相对于中小银行来说较强，所以不良贷款问题对于其给小微企业融资的风险偏好影响较小，但是对于中小银行的影响则较大。由此可见，妥善处理中小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对于提高其对小微企业融资的风险偏好，进而降低小微企业从中小银行获取融资的难度意义重大。在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中，目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据估算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规模达到3.6-5.5万亿，但是目前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AMC均很少涉及。因为除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有散、小、差的特点导致不良资产处置的成本较高之外，目前形成的不良资产处置的“堰塞湖”使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AMC根本无暇顾及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处置。所以重视并解决以农村金融机构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对于提高中小银行给小微企业融资的风险偏好，进而缓解目前广泛关注的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意义重大。
    杨小海、冯猛指出，由于中小银行是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的主力军，所以本文从中小银行的视角研究目前广泛关注的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首先，小微企业从中小银行获取融资的空间受到地方国企的挤压。中央政府在财税收入方面对地方政府形成挤压，而地方政府通过地方国有企业对中小微企业从中小银行获得融资的空间形成挤压，这使得小微企业在国家的金融资源分配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税分配方面博弈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次，中小银行对小微企业融资的风险偏好受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较大，所以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对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意义重大。中国目前不良资产的规模保守估计达到10万亿以上，但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AMC处置不良资产的能力有限，因此事实上已经形成不良资产处置的“堰塞湖”。在各类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中，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最突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AMC均较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杨小海、冯猛针对目前广泛关注的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给地方政府减负，同时需要为经济增速托底。弱化对地方政府GDP考核，约束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下达无资金指令任务，给地方政府减负。当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情况好转之后，中小微企业获得的融资空间将会变大。同时，考虑到目前外部环境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中央政府可以考虑适度扩大国债的发行规模，用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经济托底。只有经济增速保持在一定合理的区间之内，企业的盈利才会有保障，中小银行面临的不良资产问题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处境才能够随着大环境的变好而逐渐改善。第二、建议中央高度重视目前面临的不良资产“堰塞湖”问题。首先，通过注资或者发行永续债的方式补充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AMC的资本金，提高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的能力，逐渐消化目前庞大的不良资产规模。其次，扩大不良资产投资者的范围。比如2012年出台的《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规定不良资产不能批量转让给社会投资者，只能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这必然会缩小投资者的范围，降低不良资产处置的效率。建议放宽社会投资者和外资的投资范围，提高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活跃程度。再次，重视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考虑到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规模，2003年“花钱买机制”处理农信社不良资产的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光靠市场或者政府单方面的力量都不足以解决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需要监管机构、地方政府、市场三方形成合力，才能加快解决以农村金融机构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如果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其给小微企业融资的风险偏好将会上升，小微企业从银行获取融资的难度将会下降。第三、完善对中小银行的管理。中小银行目前面临如此之高的不良贷款率，这其实是和自身管理密切相关的。第一、加快农信社商业银行改制，提升公司治理能力，约束经营层为了一己私利而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第二、加强股东管理，尽快完成股东登记托管确权，约束大股东的违规操作行为，防止中小银行成为地方政府或者某些利益集团的钱袋子，防范被恶意“掏空”的风险。第三、农信社目前面临的银保监会和省联社“多头管理”的局面应该逐渐得到改观，同时应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用现代化公司治理的方式管理农信社和农商行，妥善解决不良贷款问题，进而更好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第四、应该尽量减少行政性的干预。行政性干预短期可能有效，但长期来看应谨防产生的负面效果。比如五大国有银行放款给小微企业的信贷需要年增长30%，这样会扰乱市场，造成本来比较好的优质客户从城商行和农商行流失到五大国有银行，中小银行的日子更加难过。中小银行本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较弱，优质客户流失对经营影响较大，这样会降低其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的风险偏好，从而增大小微企业从中小银行获得融资的难度。由此可见，减少行政性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长久之策。
    （FT中文网，2019.10.12）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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