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角兽企业”资金主导扩张模式亟待变革

    
    2019年第76期（总第1964期）　　　　2019年10月28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独角兽企业”资金主导扩张模式亟待变革 美联储回购压力年底前将缓解 高成本时代中国唯有加快创新
    
    “独角兽企业”资金主导扩张模式亟待变革
    [摘要：胡润研究院发布的首份《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显示，全球共有494家独角兽企业，总估值11.8万亿人民币。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超过美国，中美两国拥有世界八成多独角兽公司。]10月21日，胡润研究院发布首份《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全球共有494家独角兽企业，总估值11.8万亿人民币。中国超过美国，以206家比203家领先，中美两国拥有世界八成多独角兽公司。全球前三大独角兽均来自中国，蚂蚁金服以1万亿人民币估值居首，字节跳动、滴滴出行分别位列第二、第三。粤港澳大湾区共30家独角兽上榜，占全球6%。
    报告指出，全球494家独角兽企业分布在24个国家的118个城市，全球超过八成独角兽企业位于中美两国；35家独角兽公司位于欧洲。北京是全球独角兽之都，有82家，领先于美国旧金山的55家，上海则有47家，排名第三。
    《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是全球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科技初创企业排名，上榜企业创办不超过10年，获得过私募投资且未上市。是次榜单的上榜企业平均成立于7年前，平均估值239亿元，总估值11.8万亿元人民币。
    印度和英国排名第三第四，各有21家和13家；德国和以色列并列第五，各有7家。“前五大国家”占全球独角兽九成多除北京旧金山上海分列前三外，纽约25家排名第四，杭州都以19家进入前五，深圳18家排名第六，南京都以12家排名第七。“前七大城市”中中国占了5席硅谷以102家(21%)的独角兽企业引领全球；粤港澳大湾区共30家独角兽上榜，占全球6%
    全球独角兽来自哪些行业？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占全球独角兽企业的31%，其次是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全球独角兽企业分布在25个行业，其中“前五大行业”占了近一半。胡润表示：“这些行业正在影响世界经济，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被广泛认为是未来的关键行业。很多世界顶尖的年轻人才想在这些领域工作，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电子商务共68家独角兽企业上榜，其中来自中国的最多，有34家；其次是美国，17家；再次是德国，5家。虽然亚马逊可能已经成长为全球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但仍有很多电子商务初创企业在这个领域展开竞争。韩国最大的在线零售商Coupang、美国电商平台Wish和中国的车好多以600亿人民币的估值成为该行业最值钱的独角兽，其次是中国的美菜网和印度尼西亚的Tokopedia（500亿人民币）。全球所有电商独角兽的总估值为1475亿美元，占全球独角兽总估值的9%。
    金融科技共56家独角兽企业上榜，其中来自中国和美国的最多，分别有22家和21家；英国排名第三，有6家。金融科技正在给全球金融业带来一场革命，打破了老牌银行的平静作风。估值最高的金融科技独角兽是蚂蚁金服（1万亿人民币），其次是理财平台陆金所（2700亿人民币）和在线支付公司Stripe（1600亿人民币）。金融科技独角兽以3760亿美元总估值，占所有独角兽公司总估值的22%。
    云计算共44家独角兽企业上榜，美国绝对领先，有32家；其次是中国和以色列，分别有5家4家。排名前几位的云计算行业独角兽分别是美国企业软件公司Infor（3500亿人民币）和物联网解决方案公司Samsara Networks（300亿人民币），澳大利亚的Canva（200亿人民币）、Confluent（200亿人民币）和Rubrik（200亿人民币）。所有云计算行业独角兽的总估值为1160亿美元。
    人工智能有40家独角兽企业上榜，占全球独角兽企业总数的8%。其中美国和中国分别以20家和15家的数量领先，英国排名第三，有2家。排名最靠前的人工智能独角兽公司是美国的自动驾驶技术公司Argo AI（500亿人民币）和机器人公司UiPath（500亿人民币），其次是中国的商汤科技（400亿人民币）和旷视科技（300亿人民币）。所有人工智能独角兽的总估值为810亿美元。
    物流有34家独角兽企业上榜，中国绝对领先，有16家；其次美国9家；再次印度4家。以中国的菜鸟网络（1300亿人民币）和总部旧金山的DoorDash（900亿人民币）为首，其次是京东物流（800亿人民币）。这些物流业独角兽的总估值占全球独角兽总估值的6%，达到1080亿美元。
    健康科技排名第六，有27家独角兽上榜，占全球总数的5.4%。其中中国和美国分别以13家和12家的数量遥遥领先，法国和巴西各有1家。该行业主要凭借技术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或资金援助。凭借自己的在线医疗生态系统，平安医保科技成为该行业最值钱的独角兽，估值600亿人民币。其次是总部杭州的在线诊疗平台微医（400亿人民币）和上海的联影医疗（300亿人民币）。
    媒体和娱乐有24家独角兽企业上榜，占全球独角兽公司的4.8%。其中中国以17家的数量遥遥领先，其次是美国6家；法国有1家。该行业估值最高的是字节跳动（5000亿人民币），其次是快手（1200亿人民币）。其他上榜者还包括美国社交新闻网站Reddit（200亿人民币）和法国在线音乐网站Deezer（70亿人民币）。该行业所有独角兽的总估值达1490亿美元，占整个榜单的9%。
    共享经济排名第八，拥有22家独角兽上榜，占全球独角兽公司的4.4%。其中中国和美国分别以8家和6家的数量领先，印度排名第三，有3家。该行业独角兽的总估值达到1930亿美元。以总部北京的滴滴出行（3600亿人民币）为首，民宿短租平台Airbnb（2700亿人民币）位居第二，再次是美国共享办公空间公司WeWork（2100亿人民币）。
    红杉资本（包括红杉中国、红杉美国及红杉印度/东南亚）无疑是全球最成功的独角兽投资机构，在全球已知的独角兽企业中，有五分之一都有红杉资本的投资，其次是软银、腾讯、老虎基金、IDG、高盛和阿里巴巴。胡润表示：“红杉、软银和腾讯等投资机构使我们寻找独角兽这项工作变得容易一些。”中美两国之间一个有趣的区别是，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如腾讯、阿里巴巴，）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初创企业投资机构。相比之下，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如亚马逊和谷歌等，几乎没有进入百强投资机构之列。榜单上20家（4%）独角兽公司是由大公司孵化的，之后被剥离出来，吸引外部投资。胡润表示：“中国企业在剥离独角兽业务方面无疑是最成功的，全球20家‘分拆出来的’独角兽企业中，有18家是中国企业。例如阿里巴巴，2014年将支付宝拆分独立出来，成立了蚂蚁金服。”阿里巴巴、中国平安和京东各剥离了3家独角兽，苏宁和网易各2家。
    日经新闻认为，世界“独角兽企业”的依靠资金主导的增长神话已开始动摇。日本软银集团10月23日表示向美国共享办公室企业WeWork 母公司We Company进行支持，最多投入95亿美元追加取得股份或融资。著名的“独角兽企业”要仰仗重建支援属于首次，这象征着在投资资金主导下一直轻视盈利、重视业务扩张的新兴企业的异变。
    9月中旬，软银集团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了首次活动。这是将软银10万亿日元基金“愿景基金”的出资对象首脑汇聚一堂的“首席执行官（CEO）峰会”。基金的投资对象超过80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AI）相关强有力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与会。
    据彭博社报道，在峰会上软银集团会长兼社长孙正义如此呼吁“最好实现盈利”。孙正义向来以“首先重视抢占市场份额的业务扩张”这种哲学而闻名。一直高度评价投资对象的增长空间，积极投入10万亿日元基金的资金，推动业务扩张。此次孙正义呼吁投资对象实现盈利、向属于主要投资对象的WeWork提供巨额援助，这一系列的趋势显示出“独角兽企业”面临的环境变化。
    近年来，投资资金一直被注入非上市股票市场，典型就是“独角兽企业”。按此前标准，把本应上市的企业留在非上市股票市场，同时展开大型投资，使之实现进一步业务扩大。这样的投资增加。在非上市股票市场，重心已从对创业不久和初期的投资，转向达到一定规模的成长后期的投资。成长后期的融资规模按中间值来看增至2012年的4倍。与创业不久的融资的2倍相比增长明显。
    非上市股票市场的企业估值不同于买方和卖方想法交错的上市市场，基本上以“投资者（=买方）”的视角决定。即使是成长后期的企业，如果买方认为有望实现增长，估值也将进一步提高。不仅是软银集团，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控股等也在投资资产中，提高了对非上市股票的投资比率，资金流入扩大。
    WeWork的企业估值在这种周期之中一直被高估。2017年仅为169亿美元的估值在经过多轮融资之后的2019年1月增至470亿美元。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软银集团此次将WeWork的价值估算为80亿美元。
    此外，也有声音对软银集团的投资敲响了警钟。美国大型投资企业橡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霍华德·马克思2019年年夏季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软银“是非常积极、特别慷慨的资金出资方，但市场应该是对风险保持慎重、纪律发挥作用的场所”。
    有观点表示，截至目前“‘WeWork冲击’并未波及其他独角兽企业”（美国风险投资）。认为AI等科技的进步将给新兴企业带来商机这种看法并未动摇。
    不过，此前持续扩大的“独角兽企业”的业务战略被迫重新调整的可能性很高。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滴滴出行”已启动裁员和非核心业务的缩小。资金的出资方也不得不变得慎重。是增长还是掉队？企业和投资者都将面临筛选的浪潮。
    （综合消息）
    
    美联储回购压力年底前将缓解
    过去几周困扰美国关键隔夜拆款市场的“钱荒”在临近年底时可能卷土重来，不过美联储为提供流动性所采取的举措意味着，资金紧张最严重的情况或许已结束。
    美联储9月中旬开始进行每日回购操作，因隔夜拆款回购利率升至10%，创金融危机以来最高，且远超过美联储当时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限2.25%。
    由于企业、银行和其他借款人的隔夜拆借需求远远超过供应，于是美联储通过这些操作向银行体系注入资金。分析师表示，国债拍卖结算需求以及企业需要现金用于缴税是导致资金紧张的原因。银行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减少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摩根大通今年就将其存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减少了57%。美联储的附买回操作将至少会持续到1月。
    美联储上周还开始购买国库券，这将增加系统中的准备金。当美联储从一家银行购买证券时，会将资金记入到该银行的准备金账户。分析师和市场参与者称，这些举措帮助稳定了市场。
    但上周融资成本跳升表明，市场可能会再度出现进一步的波动。银行业和其他大型投资者通常会在年底结清账户时减少冒险，届时用于放贷的资金将减少。“这朝正确方向跨出的一步，同时这也的确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体系储备过少的问题，”纽约美银美林的美国短率策略主管Mark Cabana表示。尽管如此，“我认为年底前不会获得彻底解决，我认为我们将会见到回购出现更多的波动。”
    美联储自2017年底开始减持债券。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实施量化宽松买进债券，用意在于提振投资及经济增长。
    为了降低发生进一步动乱的风险，市场参与者表示，他们预期美联储会祭出更多干预措施。美联储购买美国公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这类公债的主要持有者是货币市场基金，而他们并不愿意出手，知道新购入资产回报率会更低。“货币市场基金恰巧是最大的持有者，而且可能不考虑卖出，因为不用说，再投资的回报还不如原先买的，”Federated Investors驻匹兹堡的全球流动性市场投资主管Deborah Cunningham说。根据美联储数据，流通美国公债规模为2.25万亿美元，货币市场基金持有约20%。交易商持有的公债相比于美联储需求则微不足道。Cabana称，他们年内迄今平均仅持有220亿美元，低于美联储计划每月购买的600亿美元。Cabana称，如果美联储的购买行动打乱了国库券市场的流动性，而这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发生，美联储的买进对象可能会扩大至比较容易买到的短天期公债。不过为了确保9月的乱局不会重演，最为重要的解决方法可能是由美联储推出一项常设的回购工具。美联储已经表示，正打算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回购工具，但还没有致力于推动此事。
    （Reuters，2019.10.25）
    
    高成本时代中国唯有加快创新
    财科院最近的降成本报告明确提到，中国制造业的高成本时代也已经到来，所谓的通过“薄利多销”这样一种模式实现快速的发展，到了现阶段以后成本越来越高，要实现高附加值唯一的办法就是创新。
    “过去我们企业更多的是依赖一种规模的扩张，但是附加值是比较低的，所谓的“薄利多销”这么一种模式实现快速的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以后成本越来越高，再靠“薄利多销”就不行了，通过创新实现更高的附加值覆盖成本，对冲成本。高附加值匹配高成本还能挣钱，还有利润。高成本低附加值那就不可持续。所以，要实现高附加值唯一的办法就是创新。”财科院院长刘尚希在会上称。他指出，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应当是一个高成本发展的阶段，像养老成本、环境成本以及其他的资源成本等等，各个方面的成本实际上都是在整体上升的。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也是在一定意义上进入了一个高成本发展的阶段，而高成本发展阶段的到来这是一个趋势，政府通过一些政策去对冲了一些成本的上升，最典型的或者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减税降费。但是这个高本成并不能完全对冲。“现在减负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小。比如减税降费，明年怎么办？今年减了两万亿，明年能减三万亿吗？后年怎么办？以至于有的企业减税降费永远在路上，如果减税降费永远在路上按照这么一个逻辑讲的话，是不是直到减没了为止？”刘尚希称。
    那财政就会出严重的问题，现在税收已经是负增长，很多地方维持基本运转，正常发放工资和基本公共服务都已经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了，假如明年我们再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行不行得通？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要靠一味的减负去对冲这个成本的上升，恐怕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降成本政策搞了三年，这三年主要是靠减负对冲成本，现在应当要转向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对冲我们高成本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近日发布降成本报告称，中国经济进入高成本发展阶段，进一步降成本面临着内外部风险因素叠加、“减负”政策空间大幅收窄、要素成本保持上升态势等诸多挑战。由于政策式降成本缺乏稳定性、协调性，且减负方式和效果有限，容易让企业形成政策依赖，减弱企业降成本内生动力。
    中国前三季度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0678亿元，同比增长3.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8612亿元，同比增长9.4%。
    中国今年减税降费规模预计会超出2万亿元的年初目标，尽管减税降费规模史无前例，财科院的报告也指出三年来降成本的政策配合了宏观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中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营商环境有所改善，制度性交易成本带来的压力有所缓解。但面对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阶段，持续一年多的中美贸易摩擦悬而未决，内外部因素交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今年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不及路透调查预估中值6.1%，这是自1992年有纪录以来的季度GDP最低值；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2%，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一致，其中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7%。
    财科院院长刘尚希对2016以来降成本政策的初步评估时指出，2016年以来，政府在六大领域出台的降成本政策措施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降低税费负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放管服的改革，审批制度的改革，多证合一等等。
    再就是再融资成本方面，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通过了一些行政性的办法。比如对民营企业贷款必须达到多少比例，等等都是采取的一些措施。
    “这些政策措施在全国各地也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台了相应的一些政策。应该说这些政策都是在不断的得到落实了，但是降成本的整体空间也是在不断的缩小。”刘尚希坦言。他分析称，降成本虽然缓解了企业转型升级中的困难，但是只能是缓解，因为市场机制还得发挥作用，优胜劣汰不能因为降成本而给它逆转，不可能让所有的企业都有获得感，让所有企业因为降成本的政策活下来，也不可能让每一个企业都因为降成本的政策都能生存，都能发展。他坦言，降成本的政策是有一个度的，这个度的拿捏也是非常难，但又非常重要。但是总是有一些舆论认为现在企业的获得感还不强，随便找几家企业获得感问他强不强，有的说还可以，有的说不强，但是回答这些问题的企业你不知道这个企业有的是不是在市场里有竞争力的，有潜力的，能够发展的，还是他可能就是应当被淘汰的。“如果应当被淘汰的企业他回答我的获得感不强，让政府给予更大的政策来支持他，那可能就违背了市场的规则。所以，我们对企业'有没有获得感'这个概念要做具体分析，不能降成本让所有企业都有获得感。”刘尚希称。
    中国国务院日前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放管服”的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具体来讲则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
    从财科院降成本调查选取的样本看，主要是针对制造业降成本。从此次调研结果看，多数企业税负明显下降，对减税政策获得感比较高；企业的诉讼费用增大，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也意味着经济的生态环境某种意义上比以前差一些，企业之间的纠纷增加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社会的诚信不足，应收应付款的增加，相互之间的拖欠可能引发了诉讼增加。
    “这种诉讼的增加对企业来说是一个成本，对小企业来说一场官司打下来这个企业可能就差不多打完了。所以，诉讼成本上升意味着整个经济中的交易成本是在上升的，这种成本要通过政府降成本也很难。”刘尚希称。
    调查结果还显示，营商环境的优化还是有成效的，融资环境有一定改善，但超过贷款基准利率的情况比较普遍。2018年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是办事程序和时间减少了，现在最期待的就是政策相应的规章制度怎么样进一步公开透明，对企业来说，对企业直接密切相关的政策有的不是太清楚。
    同时企业人工成本和原材料上升明显。用工荒的问题，老龄化，适龄劳动力减少有密切关系。现在每年净减少200万适龄劳动力，用工荒也在扩大。
    深圳一家从事外贸箱包生产的何女士这几年经常往返缅甸的工厂查货，因为原本在深圳周边的工厂因环境、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整体搬迁至缅甸，“那里的人工确实是很便宜，一个月只需要支付2000-3000元左右的工资，这在深圳根本是不可能的。”
    这在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看来，低端产业链的外迁就是一种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你不能又要发展高端的，同时又不放弃高污染高耗能的低端产业。”该位专家称。
    财科院的报告也显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大，2016、2017、2018年企业综合成本费用绝对量呈上升的趋势。也意味着中国制造正在逐步告别“薄利多销”、“价廉物美”的标签。
    财科院的报告就指出，虽然过去三年降成本取得了一些成效，企业的减负比较明显，但是要素成本仍然保持上升的态势，减负是减了政府能够减的，比如税费，融资，再就是政府提供的能源、土地，这些方面政府能想出办法，但像人工、物流、原材料这些政府是没办法直接把它降低的。这些更多是由市场做决定。所以，上升态势比较明显。因此要素成本上升需要通过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来解决。
    “没有办法通过政府降成本的措施来完全对冲因为阶段性变化所带来的整个成本的上升。要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这就是要改革、要创新、要提高附加值，才能真正的对冲这个成本。”刘尚希称。他认为，要加大政策力度的同时，要同时避免政策依赖症的产生。降成本毫无疑问这个任务并没有完成，降成本需要采取新的方式方法，需要新的思路。随着中国进入高成本的阶段，现在需要全面推进创新，从根本上化解新的发展阶段所带来的高成本的压力。
    世界银行最新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称，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继去年从此前78位跃至46位，今年再度升至第31位，跻身全球前40，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
    （Reuters，2019.10.25）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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