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秋红、孙颖：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动态述评

    作者：韩秋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颖，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生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6期
    内容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发与兴盛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围绕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展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力,尤其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新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现代性理论批判、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哲学批判。同时,相关研究也呈现出新特点:在传统理路梳理基础上提升了主题聚焦度、在新型交融式建构基础上开拓了问题讨论域。秉承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繁荣发展提供理论借鉴、话语支持、思想支撑的学术使命,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紧跟时代步伐,更加注重针对性与全局性、点位性与系统性、逻辑性与现实性、问题性与学理性的结合,呈现出新动向、新特质、新前景。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批判 现代性批判 中国道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兴盛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围绕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展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与先进科学技术联手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对人的生存方式与生产方式产生了新的影响,如:虚拟化金融资本主义消蚀实体交往关系、数字化生产方式加剧日常生活异化、人工智能挑战人的主体地位、生态危机恶化人的生存环境、全球化风险日甚带来“逆全球化”政治态度抬升,等等。在回应时代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国内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研究具有相当的理论敏锐度和自觉意识。遵循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繁荣发展提供理论借鉴、话语支持、思想支撑的学术使命,肩负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挖掘思想资源、探赜科学架构、提升学理自信的责任,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紧跟时代步伐,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研究主题上更加注重针对性与全局性、逻辑性与现实性、问题性与学理性的结合,呈现出新动向、新特质、新前景。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前沿动态
    (一)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新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集中爆发,凸显了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世界格局更为复杂多变,全球治理面临全新而多元的现实问题。危机的爆发也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学界积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研究新动态为镜,通过对其代表性人物思想动向的理论关注,把握和认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与生发机制。
    第一,通过对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各种外在技术性表现形式的认识与探索,展开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的批判性研究。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同现代信息网络数字技术相结合。西方学者多从共享经济、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和加速主义等方面展开分析,或认为结合信息网络数字技术而形成的资本主义新经济体制、新生产模式,是能够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前提下改善生产关系、克服资本主义弊端、避免经济危机的有效形式;[1]或认为借由数字平台科技的发展,无产阶级在受到数字化、虚拟化的新型剥削与排挤的同时,迎来了通过加速资本主义机制的运动,促使它尽快崩溃的契机。[2]我国学者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上对此进行批判性反思,指出了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不彻底性,明确批判了结合当代数字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科技等而表现出的新型经济模式,这并非否定科学技术,而是要认清剧烈改变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技术手段背后,资本剥削求利的本质及其造成不平等与社会矛盾的本原。因此,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技术现象其后的资本逻辑本质,不能片面地将“婴儿与洗澡水一同倒掉”,也不能单纯地幻想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在没有无产阶级坚决斗争的条件下自行加速灭亡。
    第二,从空间生产理论角度对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与加速积累的运作特质进行反思性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艾伦·伍德等代表性人物及其思想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关系比较展开,并结合我国发展理念的经验进行分析研究。如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对列斐伏尔等空间生产理论思想家进行再研究,通过追溯其与货币拜物教思想的渊源和“视阈融合”,认为我国的城市发展规划应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的联合作用、转变传统增长方式、贯彻低碳理念等。[3]再如,通过对大卫·哈维、艾伦·伍德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有关资本空间扩张积累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推进空间政治经济学渐趋成为“显学”,并充分认识到,无论资本的空间生产是通过城市化、都市化还是数字化、虚拟化,都是在寻找占有剩余价值的新途径、新对象。[4]因此,我们应在如何避免资本主义逻辑的支配,合理利用市场“强制”并有效引导资本“冲动”,历史辩证地看待全球资本主义的现状及未来走向等方面下功夫。[5]
    第三,从金融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维度展开深入性研究。无论以何种方式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形态进行理论思考,实际上都离不开金融资本主义。从生发机制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当代金融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盛行并得以加速发展,从“质料”角度而言,是因为货币作为资本执行商品的职能,在货币衍生机制中已成为新常态。从“形式”角度而言,信息技术进步是经济金融化的技术动力。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科技的发达使资本能够在虚拟化、碎片化的环境下实现增殖,占有剩余价值。因此,虽然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是后福特主义、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新形式,表现出时代性的新特征,即借信息网络技术的数字化、虚拟化中介,重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但是,其并未跳脱出资本主义的逻辑框架,仍是追求、占有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增殖。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具有资本更加虚拟、脱域、多元异质的特征。资本所具有的增殖目的和内生逻辑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仍以实现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和加速积累为基本取向。[6]因此,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是以新形式寻求暂时渡过危机的资本主义,不再单单通过对实体性劳动或劳动时间的空间化占有这一显性的传统剥削手段来实现资本增殖,而采取虚拟化、数字化、金融化的隐性方式追求剩余价值。实际上,马克思早已通过对生息资本、信用制度、股份公司的分析认识到资本的金融化趋向,只不过该经济形式的盛行及其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扮演主角的情况在21世纪以来才真正得以凸显。因此,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展开批判不仅合法有效,而且直指核心本质。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换汤不换药”,仍是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甚至比起实体经济、产业经济主导的资本主义时代,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波及面更广、影响的烈度更强。因此,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上对当代金融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成为无可厚非的理论向度和研究热点。学者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金融资本的多元批判为镜,透视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趋向的本质规律,通过对比分析和批判性研究,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应对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时的科学性、真理性、时代性,清楚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多元性、思想深刻性、观点新颖性,以及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理论不彻底性、背离马克思主义等负面警示。然而,可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新经济形态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应继续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问题、制度完善、理念更新等进行更加深入的关联性理论汇通与思想互释。如,如何通过对比分析探索我国新发展理念的优越性,深入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如何秉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以自我话语建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等等,这些可能是未来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体制机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潜在路向。
    (二)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现代性理论批判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批判性研究近年来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热点和焦点,其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展开逻辑与特质的“元”研究。学者们通过对比分析、系统梳理、整体审视的方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与研究,确证与凸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时代性、开放性,总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性启示。有学者指出,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三者的比较分析和关系性研究,能够凸显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独特性,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益启示价值。[7]有学者则以“史论结合”的思维方法从“元”理论上梳理与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逻辑进路与思想特征,追溯现代性衍生及发展进路,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在援引马克思主义、反映社会现实问题上的辩证性、现实性、融创性特征,[8]总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独特运思:在哲学基调上,由近代西方哲学倡扬的“摆脱蒙昧状态”转变为对“现代性的堕落”的有力批揭;在批判主题上,由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资本的扬弃”转化为对“现代社会的总批判”;在价值取向上,由后现代主义主张的“解构元叙事”发展到对“未竟事业”的不懈追求。[9]
    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有关人的存在方式的文化批判研究。在内容上,学者们主要关注当代网络信息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异化影响。通过对以“全景式”监控手段剥削互联网用户“剩余数据”的“监控资本主义”的研究与批判,[10]对“网络资本主义”的信息霸权主义所推动的新型政治经济霸权的思考,[11]以及对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推动的异化普遍化的批判等,学者们达成共识:当代由大数据、云科技等新型技术结构和方式支撑的资本主义普遍异化的历史进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场,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革命才能得到根本克服。在研究方法上,学界更加倡导“打破人头”式的研究传统,从文化转向、现代性主题环绕、流派性总体概览分析的方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思潮进行批判与研究。有学者指出,大众文化研究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具跨学科影响力和当代活力的一项理论遗产,其坚决捍卫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批判理论”的基石,通过跨学科的协同攻关,完成学派总体性的理论创新。[12]因此,以一种整体性视野、全局性意识、线索式方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思想进行研究,才能避免片面性,还原和正解其应然的理论意义。
    三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有关人的生存境遇的生态批判研究。随着我国生态建设新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积极探索相关思想资源、理论根据和建构话语支撑成为学术工作者的时代任务。许多学术新生力量对福斯特、奥康纳、本·阿格尔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及其思想观点进行了逻辑梳理、思想阐述和分析研究。在此路向上,对安德烈·高兹的生态理性思想的研究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很多学者更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同我国生态思想和创新理念的理论关系和现实效用。有学者从总体上评价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对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启示意义非常突出,有利于摆脱生态文明理论的西方霸权话语,实现价值立场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最终形成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全球环境治理观。[13]还有学者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观点追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问题域和历史逻辑,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特色生态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14]也有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判、展望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缺乏实证论证、忽略了考察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发展,自身面临理论困境,无法脱离现有资本主义权力体制等。相较而言,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的当代发展则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开放性、优越性。[15]
    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批判性研究中可见,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进行了何种维度、何种程度的驳斥与质疑,都在制度革新与改变现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理论障碍和局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做了直面回应,提供了积极有效的方案,需要理论工作者进一步加以诠释。
    (三)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哲学批判
    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权力统治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其所施行的通过政治宣言和意识形态主张博取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平等、自由的认同,实则惠及少数资产阶级利益既得者,是披着正义外衣的骗局。当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危机日甚,金融政治化、精英分裂化、民主空壳化、军事扩散化等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的政治意识觉醒、对现实的社群及人际关系合理存在方式引发高度关注时,对资本主义展开政治哲学批判就成为理论界的重要研究主题。
    一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研究。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推行的思想主张,以个体化、市场化、自由化为基本要求,助推金融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国外左翼学者对此展开了激进的政治哲学批判。国内理论界则通过对相关代表性人物、主要流派的核心思想观点的总结归纳与反思解读,辩证认识这一思潮的经验意义,既揭示了当代左翼思想家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彻底性、激进性和现实性,也指明了其在社会形态历史替代性选择的主张上,具有亲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色彩的双重特征,在批判中澄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真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有学者将国外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总结为三种畅想,即“21世纪社会主义”方案、社会主义演进构想、“哈耶克之后的社会主义”模式,认为这三种构想均具有较强的乌托邦色彩,但都是对寻求社会主义的未来和人类全面自由发展提出的最新尝试和重要探索。[16]有学者指出,不同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共产主义的阐释在总体上呈现为哲学先验论、激进政治学、新政治经济学批判、辩证法等多元理论范式,但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与之展开批判性对话,才能正确把握西方左翼“共产主义观念”的理论要义。[17]
    二是在有关生命政治批判方面。学者们通过人物思想观点比较研究、理论渊源批判、中心立意的主题阐释,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生命政治批判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解读。有学者通过对福柯、阿甘本、鲍曼、内格里和哈特等学者在生命政治命题上的思想特质与观点意见差别的梳理与阐释,从权力机制、哲学本体论、现代性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等角度,认识其对人的政治存在方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思考。[18]还有研究者通过对福柯与马克思有关生命政治思想的关联性探索,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政治批判路向对资本主义批判仍有深化潜力。[19]
    三是在话语政治批判方面,主要围绕后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批判展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统治方案是用极权性话语体系实现的。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将注意力聚焦到话语转化与新话语构建上,强调以话语理论、霸权理论和激进民主理论为基础,提出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深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独创性构想未来社会。[20]然而,后马克思主义对话语多元原则与差异性主张的极端化倾向,使自身陷入“共识危机”和“政治承诺缺失”的困境,在理论前提、现实判断和“革命”战略上都缺乏共识,停留于激烈的多元化争论阶段。[21]虽然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政治批判有其局限性,但对我们建构新型话语同样具有重要启示,在全球话语霸权的罩护下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日益猖獗,要想实现公平正义的良序世界格局,冲破全球话语霸权解释模式是必不可少的。
    四是空间政治批判研究。空间政治批判主要关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城市关系问题。通过空间生产,当代资本主义既生成新型剩余价值剥削模式,又重塑空间生产关系,使权力和政治渗入空间领域,形成资本主义空间政治。随着全球化发展,空间生产中的城市正义、城市权利的理论,对我国城市治理理念与政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有助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空间生产,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空间政治,打造城市共同体。[22]有学者则从都市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解读空间批判的城市分析,认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重构基础上开拓的都市化批判是对资本主义全球性城市扩张的新批判路向。[23]
    学者们以对相关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观点的梳理和解读为前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思想进行分析与再释,表现出回应现实问题、依参马克思主义的理路,通过理论分析和批判性研究找寻启示性经验资源与思维方法等。当然,这一路向值得深度挖掘,比如,如何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虚假意识形态的克服与超越;如何通过概念明晰和理论说理来提防西方腐朽意识形态的渗透侵蚀,以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生命政治关怀上的本质差异,突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思想的超越性;如何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同时建构核心话语,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构真正实现一定程度的突破;如何进一步深化对空间治理的认识,促进我国城市化的合理规划布局与新发展理念落实;等等。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理路特征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24] (p.121) 因此,理论研究的关键在于反映时代之题、解决时代之需。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正是在对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新形态、新表征的新认识、新总结、新批判中,在对当今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新形势、新环境的新分析、新辨识、新判断中,彰显出时代意识、问题意识、主题意识、跨界交融意识等,从而使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研究体现出鲜明的主题式聚焦、问题式索引、交融性结构创新等特征。一是在“新”层面积极破旧优化;二是在“大”方面扩充传统问题域,拓宽学术视野;三是在“元”维度上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
    (一)传统理路梳理基础上提升主题聚焦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未离开、也绝不能脱离传统理路梳理,因为只有通过对“史”的“新论”,才能赋予所涉问题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理论研究与学术思考总是通过“史论结合”的思维方法寻找能够契合问题、彰显意义、发挥功能的独特新线索。近年来,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研究,便体现了在传统理路梳理基础上主题聚焦度的提升。
    第一,坚定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审视金融资本主义剥削的多元化形式,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金融资本主义批判的客观辩证的分析。学者们认识到,金融资本主义虽然管控着当今经济运行结构与人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以各种新概念范畴对其进行新特征描述,但从未跳脱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剥削本质和内在逻辑矛盾。因此,凡是没有触及生产关系变革和社会制度本身而阐发的克服金融资本主义弊病的一切理论讨伐,只能是隔靴搔痒式的话语表达,缺乏实践革新意义。
    第二,坚定站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立场上,批判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政治主张的片面性,以及对国外左翼思潮关于资本主义统治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形式进行批判性理解。学者们或从某个人物代表性观点的点位式分析出发,或以线索贯穿的逻辑脉络整理展开,或直接以思想观点比较式切入,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有关社会发展形态的正解,强调其绝非某种主观排外的“历史替代性”选择,也并非某种保守的“历史终结论”的佐证,而是体现了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客观历史变迁的规律。要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基础或经济组织结构整体出发来认识社会政治模式,因而那些从乌托邦意义上借科学社会主义来对资本主义统治形式进行分析和批判的理论发挥值得商榷。
    第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批判关于人的生存境遇与存在方式的形而上思索的断块式研究方法。这主要是在研究方法上对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研究的自我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法要求对事物展开实事求是、辩证全面、联系现实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异化和人的生存境遇的负面效应展开的文化批判,在跨越学科边界、交融理论视阈、拓展问题空间上具有代表性意义。只有进行整体性、学派性、线索性的全面认识,才能正确把握思想理论的启示价值,因此那些对人物仅从个体意义上进行研究、仅从断点上加以理解的研究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相违背的,应予克服。
    (二)新型交融式建构基础上开拓问题讨论域
    理路方法总伴随着理论研究的进展而有所创新。当今,随着现实问题的复杂程度加深,随着理论话语日益丰富,随着对包容性文明的提倡,随着学科边界的日渐模糊,一种在一定研究域中展开跨学科的交融综合式研究理路特征日趋凸显。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研究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问题意识为引领,展开交融综合式研究。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5] (p.203) 因此,学者们集中于对中国意义与当代价值的问题关注、理论反馈,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碰撞,重视学科交叉,以新型交融式综合式研究积极建构学术话语。
    第一,“围点打援”式的学科交叉研究取向,为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寻找经验资源。“围点打援”式研究理路主要指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理论追问,从不同维度、视角、领域、层面对共同问题域进行批判性分析与研究,体现鲜明的“视阈融合”特征,强调对问题的聚焦、思考、解决,即发挥问题导向的引领作用。比如,围绕金融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单从经济的视角、不单用经济的话语,而常常出现例如“政治—经济哲学”这样交融汇通式的概念总结与思考维度,能够将经济的批判同哲学、政治、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体系相交汇,且集中反映问题的本质、核心(在资本主义批判方面体现为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最终合流),从而使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批判不局限于单维度的实证分析。再如,围绕生态危机的理论思考,常表现出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的多元研究方向交合,与之相关的诸如环境科学、环境哲学、生态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等专业性路向同样表现出综合交叉性特征。这些新型交融综合式研究理路,为全球化时代各类复杂社会问题的分析、批判和解决提供了多元化、综合型、全面性的理论关照,彰显了学理层面的发展创新、学术研究的问题导向。
    第二,“中心开花”式的问题启示性思路开拓,回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合理性和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中心开花”式研究理路主要指从某个理论基点出发,在对该理论触及的思想观点展开系统研究、批判反思的过程中,向其他领域展开理论辐射并最终回落社会现实,强调理论的现实启示意义和对可能性问题的理论预判,即鲜明的问题意识。比如围绕空间理论展开的研究,在政治哲学上表现出向城市权利与城市正义等转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向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空间占有等方面展开,在哲学文化方面向有关人的时空体感、空间想象等维度辐射。而在各个理论集会点上能够最终落脚于我国城市治理、人口管理、精神文明建设等针对性与多样性统一的现实问题,警示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产生或正在面临的突出性社会问题的理论启示,从而预警问题可能、拓展问题空间。再如围绕异化理论展开的研究,可以对经济生产方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对人的存在方式与生存境遇做形而上的分析,可以对“逆全球化”浪潮做新自由主义批判,可以对政治生命控制做意识形态追思,等等。而在比较分析和对话判断中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回归,确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开放性,确证诸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的优越性,为建构中国话语提供理论自信。
    综上所述,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研究,涵盖范围之广、理论厚度之深、理路视野之宽、思想层级之高、现实反响之大、作用效果之强,都表现出相关研究成果的丰富性和研究价值的现实性,取得了突破;从问题意识导向、方法论的探索、思想的融汇贯通、逻辑的梳通重整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新增长点、新思考路径,尤其在回应我国发展的现实经验与理论话语所需取得的成效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发展空间
    习近平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同时,我们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力,充分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6]因此,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以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深度理论剖析批判、广泛思想涉猎吸收、真切着眼社会问题、彰显话语自觉自信尤为重要。当下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理论研究,无论在理路逻辑元叙事方面、在聚焦核心理论前沿问题方面、在汇通中西开展思想批判与理论自信方面,都有丰硕成果。目前,相关研究在新时代的新境况、新要求下仍具有广泛的理论发展空间与可能,尤其在当代中国意义和时代价值、自我话语建构等方面仍有极大的研究。
    (一)中国意义的深度挖掘
    秉承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国外思想理论的研究关键在于落脚我国的现实问题、挖掘能够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理论资源和经验借鉴的内容与思维方法。学者们一致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将为开辟中国道路提供大量宝贵的思想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助于说明,一条既能够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能使现代化过程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的道路在中国是可能的。”[26]但是,当下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研究在有关中国意义深度挖掘方面仍有所欠缺,在理论针对性、洞察力、深刻性、贯透力、建构性上都有待进一步开掘与深思。
    第一,应增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穿透力和洞悉性,避免表现出在理论深层意义、方法论应用融汇思索上的浅尝辄止或一笔带过,或在重要、核心问题上避重就轻。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直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现实境况,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完善有一定意义。因此,需要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本质、逻辑、新形式、新规律形成更加深入、全面、有针对性的理论把握与认识,并通过同我国实际相结合,回应我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真正发挥理论的思想动能和现实效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鼓励发挥市场主导作用的经济运行模式中,仍会产生许多市场竞争机制带来的社会问题,如诚信缺失问题、资本逻辑问题、消费异化问题等。而相关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内容中涉及广泛,但我们对诸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所彰显的具体性、特殊性,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牵涉性、经验性、革新性的挖掘尚存不足,且常常在探索其现实意义上停留于宏观启示的表述,而缺少真正关于其理论核心如何能够被有效迁移运用,缺乏切实为我国经济社会现实诸领域发展、避险提供思想理念新识、新思、新资源的有力论证。
    第二,应强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现实性指向,增强思想的自我建构性,纠偏学院化的思辨倾向。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反映时代精神、解决现实问题。然而,当今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研究部分表现出倾斜于学院化的理论逻辑思辨解读与阐释,而在思想体系的自我建构方面则略显力薄。虽然学者们能够抓住具有现实依归的核心问题和着力点,并准确地梳理表达该研究主题相关思想内容及意义价值,但是,如何迁移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彰显的可取的思维方式,如何将之有效融入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如何使理论研究能够真正体现时代意识、问题意识、本土意识,在汇通中进行理论体系的自我建构,回应中国现实、解决中国问题,都是思想工作者们应持续关注并力求有所建树和突破的。
    (二)中国话语的基本建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改革开放再启程的新境遇、新挑战,尤其在国际交流中,话语权的争锋直接影响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发挥,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没有话语的崛起,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梦想也可能因为西方话语忽悠,而前功尽弃。”[28] (p.13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国外多元思想的开放性、批判性研究经历40多年,基本实现了对西方思想研究从翻译引介向理论梳理到比较分析再到自我阐释的总体范式转变。当下对国外思想的研究,更需要超脱出“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藩篱,进行“自己讲”的主动建构。习近平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9]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是通过自我建构的话语体系掌握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展开话语交流,从而对内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建言献策、提供理念支持与话语支撑;对外能够树立话语权、发出中国声音、增强国际影响力、开启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
    综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的确立,对于确证中国道路和建构中国话语具有实际意义。揭露“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弊端、凸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今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应以此为基础,进而更加注意理论系统和话语体系的自我建构。一是主动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困局,积极回应中国问题和中国实际,立足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与问题核心,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是彰显理论开拓创新的自主自觉性,和对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传统文明的学术、学理自信的鲜明表征,是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出发点和价值落脚点,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文化软实力的刚需所在;二是广泛吸收借鉴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启示,努力丰富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有机整体的话语体系建构,加强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原创性自我阐释,使马克思主义真理在新时代以新形式新面貌继续大放光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理论工作者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三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视野下,比较分析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内涵差异,加深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念解读、话语建设、国际推广、交流对话,为解决时代问题和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世界共产主义力量的新路向、新姿态、新形象的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活学活用的事实表征。
    (三)中国问题的同域经验探究
    习近平指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30]在这一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世界话语仍被“西方中心主义”所占据,资本逻辑的全球性蔓延仍对人的生存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而世界格局和意识形态环境正呈愈发多元复杂的趋势行进……因此,在既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有相当大形式性和现象级区别、又并未跳脱出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现代性时期的历史时代,如何定位我国历史发展方位、如何树立我国国际形象、如何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不平等格局、如何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意义、如何发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如何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克服与超越,都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的深入研究与当代剖析。在这样的时代,更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30]这就要求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其思想内容的咀嚼回味上,而应进一步强化对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开发,实现“视阈融合”与理论汇通。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域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和视路的经验能够为我所用,有助于在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深度理论批判中突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确证中国道路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真正吸纳优秀文明和方法启迪,以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力会通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打破思维定势,创新开拓具有人类性、历史性的理论方法和研究体系,形成独特的话语系统,并在世界舞台上得到推广与共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继续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深化发展,将延续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但现代化进程总会伴随老问题同时出现新挑战,诸如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公平正义,如何协调工业进步与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话语权,如何破除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等。只要尚未跳脱出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那么,一系列既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典型,又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普遍性的时代问题就会始终伴随着发展的各个阶段。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问题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从问题域的视角上不可避免地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有一定的“家族相似”。针对这些问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研究更应具有时代意识、问题意识、本土意识,要求我们进一步开拓研究视路、铺展世界视野,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辩证法思想为指导,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具体理论旨趣和思想内容及思考方法和理路逻辑,判断其思想精华部分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为我所鉴,在何种条件下与我同源;批判其思想糟粕在何种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相背离、同科学社会主义相违背,从而确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中国道路的合理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研究,一是需要自觉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新样态的新认识,在认清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下,有的放矢、防微杜渐,避免受西方话语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等侵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二是理论工作者需要根据不同制度模式下现代化历程所触及问题域的重叠性、同源性及特殊性、差异性,对相关理论思想进行批判性解读和自主性重构,实现学理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经验性和创造性相融汇,以他山之石攻我山之玉,经我山之路觅人类财富,这正是立足于本国实际,进行多元思想文化横向比较研究、纵向承梳新裁的关键所在。因此,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研究,在理论的深刻性、视路的开拓性、思想的系统性、体系的自创性上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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