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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88期（总第1976期） 2019年12月9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中国明年物价怎么走？ 安倍启动1210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 日本制造业的“内忧外患”在加强 负利率究竟意味着什么？ 汇丰调查：中国企业主动出击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凭什么能够对国际药品“灵魂砍价”？ 2020年中国将如何应对还债高峰期？
中国明年物价怎么走？
[摘要：路透社调查显示食品价格将推高CPI涨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数据显示，1-11月同比平均上涨2.8%，11月同比上涨4.5%。中宏预计明年全年CPI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运行态势，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CPI仍将在1.5%左右波动。]
路透综合30家机构预测中值显示，主要经济体景气度在11月略有改善，加之上年基数较低，中美贸易谈判继续推进，料推动11月出口增速小幅改善，进口跌幅则有所收窄；通胀方面，居高不下的食品价格将继续推高CPI涨幅，而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回升有助于PPI跌幅略微收窄。
中金发布报告称，11月，发达国家的PMI数据、韩国出口增速以及中国集装箱出口运价均有所改善；低基数也将对进出口增速提供一定支撑。他们预计11月出口和进口同比增速均回升，至3%和2%，11月贸易顺差可能达到449亿美元。“中国经济在三季度增长再下一个台阶之后，四季度景气度整体指标可能呈暂稳之势、尤其是外需方面。”他们指出，全球制造业周期初显回暖迹象，可能与此前各国主要央行预防式降息、以及中美贸易磋商取得一定积极进展有关。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预计11月出口继续改善，进口则小幅负增长。11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缓和，主要经济体经济景气度略有回升，预示着出口回暖；但前期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可能拖累出口，预计11月出口同比增速有望提升至1.0%，进口考虑到去年同期基数较低，跌幅收窄至1%。
通胀方面，中金预计11月CPI将破“4”，而PPI可能降幅收窄。他们指出，11月月均食品价格仍较10月环比上升，而去年11月食品价格基数较低，因此11月食品价格同比涨幅可能较10月继续走高；而11月部分工业品和大宗商品价格环比上升，包括原油、螺纹钢以及水泥等。
交行分析，由于去年同期食品价格环比显著下降，即便今年11月食品价格环比涨势减弱，同比涨幅也可能进一步扩大；同时11月翘尾因素比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抬升CPI同比增速。初步判断11月CPI同比涨幅可能在3.9-4.1%左右，取中值为4%，涨幅进一步扩大。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展“非常顺利”，这听起来更加积极。特朗普在伦敦近郊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对记者表示，“磋商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将拭目以待，看会发生什么。”彭博报导引述消息人士说法指出，关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取消的关税规模，双方更加接近达成协议。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形势组对当前物价数据有四点看法。一是CPI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突出了，肉类价格仍是影响CPI上行的主要因素。二是当前物价运行中枢稳定，不具备全面上行的基础。三是今年能够顺利实现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的调控目标。四是展望明年，CPI运行将呈现前高后低走势，上半年压力仍较大，但下半年将有明显缓解。
第一，11月CPI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突出，猪肉等食品价格仍是拉动CPI上行的最主要因素。11月，畜肉影响CPI上涨了3.27个百分点，10月的畜肉影响是2.92个百分点，影响扩大了0.35个百分点。畜肉合计能解释本月CPI新涨价4.5个百分点的72.6%，解释10月新涨价4.1个百分点（当月同比增速3.8%、翘尾-0.3%）的71.2%，解释程度仍在小幅扩大。其中，猪肉影响CPI上涨了2.64个百分点，10月是2.43个百分点，影响扩大了0.21个百分点，这两个月猪肉对CPI新涨价的解释程度都在59%左右，基本达到了上一轮猪周期高点时的解释程度。可见，当前CPI结构性上涨特征突出，上涨来源明确，就是猪肉引发的，涨价影响波及范围也基本可控，就是具有消费替代性的肉类食品，肉类价格上涨已经能够解释七成以上的CPI月度新涨价。
第二，当前物价运行中枢稳定，不具备全面上行的基础。剔除上述肉类等部分食品结构性上涨的扰动，今年CPI波动中枢基本处于平稳状态。1-11月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平均上涨1.6%，11月同比上涨1.4%，呈现稳中略向下态势。CPI波动中枢稳定，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上下游供求动态平衡，主要工业消费品、服务价格、居住价格和能源价格，基本处于稳定或稳中略降态势，当前物价没有全面上行的基础。
回顾物价总水平运行的历史情况，上一轮CPI上涨超过4%是从2010年10月开始，持续了16个月，特点是CPI主要项出现全面上涨。CPI食品项和交通工具用燃料项平均同比增速均超过10%；居住项和生活用品及服务项平均同比增速均超过5%，当时出现了各主要项交替领涨，共同推升CPI的情况。但是，11月CPI同比涨幅超过4%，是与当年不一样的4%。因为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与政策背景，与上一轮物价全面上行时期截然不同。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1）当年宏观背景是经济高速增长，实际GDP增速在9%以上运行，而当前实际GDP增速已经降至6.0%-6.5%的区间平稳运行；（2）当年消费品需求旺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累计同比平均增速超过12%，而当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累计同比增长6.2%左右；（3）当年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平均增速为15.4%，当前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M2增速基本保持稳定，在8.4%左右；（4）当年消费物价上涨的成本推动型特征明显，国际油价维持高位，布伦特原油价格在80-110美元/桶之间波动，带动上游大宗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国内PPI平均增速高达5.7%，而今年国际油价一直在低位徘徊，布伦特原油价格在63美元/桶左右，石化和黑色系工业品价格波动下行，导致国内PPI从7月归零后一直徘徊在小幅负增长区间。正因为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背景与七八年前有以上四方面的明显不同，所以我们判断当前CPI的结构性上涨不会演变成物价全面上涨。
第三，今年能够顺利实现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的调控目标。针对当前物价上涨的主要结构性来源，各部委各地相继出台和实施了大量针对性举措，覆盖生猪生产、防疫、环保、流通、销售等全部环节，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针对生猪和猪肉保供稳价安民的整个工作体系。这两个月生猪产能恢复已出现向好趋向，能繁母猪、生猪存栏量环比双双止降回升，市场生产主体积极性不断提升。11月猪肉价格虽然同比和环比仍在上涨，但是，猪肉环比涨幅已经比10月明显缩小了16.3个百分点，是近三个月来最低的环比涨幅，这说明针对性的政策举措正在发挥积极作用，为未来平抑畜肉价格上涨创造了有利条件。从今年全年来看，考虑经济运行情况和宏观调控政策方向，我国物价平稳运行基础稳固，CPI中枢运行一直平稳，预计能够顺利实现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的调控目标。注意到由于明年春节提前到1月份，预计从12月中下旬居民家庭就将开始假日肉类消费，因此考虑到去年12月的低基数效应，预计12月猪肉价格还将保持100%以上的同比涨幅，对CPI新涨价仍构成一定的上行压力。但需要关注的是，1-11月CPI同比平均上涨为2.8%，即使12月CPI仍继续小幅上行，全年12个月的平均水平保持在3%左右的调控目标是能够顺利实现的。
第四，展望明年，CPI运行将呈现前高后低走势，总体上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整体上看，我国农业和工业生产平稳、市场供应充足，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相对平衡。粮食增收，苹果、梨等水果丰收，蔬菜供应能力持续增长。虽然生猪出栏规模有所下降，但鸡肉等替代肉类产量同比在大幅增加，肉类蛋白总体供应总体平稳。预计CPI中枢继续保持稳定运行，核心CPI仍将处于相对低位，不会演变成物价全面上涨。我国有充足的政策空间，有强大的国内市场支撑，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有条件保障物价平稳运行。
从影响程度来看，经初步测算，预计猪肉价格变动对明年CPI同比涨幅的贡献仍将超过一半。从母猪补栏到商品猪出栏尚需一些时日，短期内猪肉供给依然偏紧。猪肉在居民肉类消费中的占比较大，随着元旦、春节等节假日消费量增加，猪肉价格可能会维持相对高位运行，但是考虑到居民消费意愿、进口和其他肉类替代等因素，猪肉价格继续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预计明年全年CPI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运行态势，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CPI仍将在1.5%左右波动。考虑到今年春节在2月，明年春节在1月，春节错位效应可能大幅抬升明年初CPI的同比涨幅，目前看1月有较大概率会出现高点，总体看上半年CPI上升压力较大一些。但从明年年中之后，随着市场有效供给增加和对比基数的抬升，下半年猪肉价格很难再出现超预期的涨势和涨幅，猪肉等肉类价格对CPI新涨价的支撑力将会逐步缓解。
（综合信息）
安倍启动1210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
12月5日晚，日本内阁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一项总规模26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政策计划，刺激计划包含三项支柱：灾后恢复重建、应对经济下行风险与奥运会、残奥会后的经济复兴。该项计划中纳入财政支出的规模为13.2万亿日元，剩余12.8万亿包括了私人部门支出与政府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的贷款等其他支出。根据日本政府估算，刺激计划对GDP的拉动效果将达到1.4%。
《金融时报》指出，安倍启动了自2016年以来的首项财政刺激计划，拿出了超出预期的13.2万亿日元，用于修复台风造成的破坏、升级基础设施和投资新技术。这一被称为“15个月预算”的支出计划，是自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支出计划之一。目前，日本正努力抵御全球经济疲软的影响，近期消费税上涨的拖累，以及明年夏季东京奥运会后经济放缓的风险。
该方案含蓄地承认，日本经济虽然在安倍的领导下增长了近7年，但仍然脆弱，并标志着日本经济回到了他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刺激方案实施初期挥霍无度的日子。
与此同时，全球各国政府正采取更宽松的财政政策，利用它们以超低甚至负利率借款的能力，努力对抗疲软的私人需求。
在内阁就刺激计划做出决定之前，安倍在执政联盟官员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对于‘令和’（Reiwa）时代的第一个经济刺激计划，我们已经能够制定一个适当又有力的计划。”“这个刺激计划的三大支柱是自然灾害后的恢复、重建和安全；支持克服经济放缓的风险；以及对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后未来的投资。”
该计划的总规模相当于日本15个月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9%左右，远高于去年3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足以对经济产生影响。然而，财政净增长不确定，因为10月份消费税从8%上调至10%带来了拖累，而且明年的经常预算可能会有抵消性削减。最近，由于劳动力短缺加剧，公共工程项目很难启动和运行，日本难以在目标年度推出刺激计划。
该计划将包括政府的直接支出和通过政府借贷融资上市的公司的投资，二者约各占50%。据当地媒体报道，刺激计划将拨款高达2200亿日元（合20亿美元），用于研发移动通信技术，不仅包括刚刚投入使用的第五代（5G）设备。此外，政府还将拨款500亿日元（合4.6亿美元），用于支持年轻科研人员，并为所谓的“登月”项目提供资金，尤其是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
（综合信息）
日本制造业的“内忧外患”在加强
日本制造业面临的逆风正在加强。日本财务省12月2日发布的7-9月法人企业统计显示，制造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1.5%，连续2个季度减少，经常收益减少15.1%，连续5个季度下降。中美贸易战产生影响，外需萎缩，汽车和机床等主力行业表现低迷。目前日本国内新车销售下滑，内外需的隐忧都在加强。
7-9月的企业营业收入方面，全部产业（不含金融和保险业）比上年同期减少2.6%，时隔3年低于上年。10月消费税率提高之前的抢搭末班车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但企业的收益环境似乎正在进一步恶化。
尤其严峻的是制造业。经常收益自4-6月起连续2个季度出现2位数的减少。包括汽车在内的运输用机械（减少19.2%）和生产用机械（减少28.5%）下滑的影响突出。在中国经济减速产生消极影响的同时，汽车行业应对自动驾驶和电动化的研发费用膨胀。与上年相比，还因日元升值而出现汇兑损失。另一方面，设备投资仍保持了较高水平。7-9月的法人企业统计显示，设备投资全部产业增长7.1%，连续12个季度增长。制造业也增长6.4%，时隔2个季度高于上年。
多家民间调查机构根据法人企业统计的结果发布预测称，定于12月9日发布的7-9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修正值将被上调。不过，几乎没有观点认为速报阶段换算为年率环比为0.2%的实际增长率将被大幅上调。
（日经新闻，2019.12.）
负利率究竟意味着什么？
伍治坚撰文指出，现阶段负利率主要存在于欧洲和日本，而且负的幅度有限，但负利率对于普通老百姓和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
2014年6月，欧洲央行宣布将隔夜存款利率降低到-0.1%，正式开启了欧元区的负利率时代。2016年2月，日本央行开始施行负利率政策，日本也开始步欧元区的后尘，进入负利率时代。截至2019年11月，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为负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荷兰、瑞士、和日本等。
负利率对于普通老百姓和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
首先，负利率会极大地改变每个人和公司的支付习惯。在正利率环境下，如果你需要支付一个账单或者一笔货款，你会想办法延迟支付。因为大家都知道，钱留在我的银行账户里多一天，就能多赚一分利息。没有人会主动提前付款结算。但是在负利率环境下，情况就倒过来了。假设供货方给购货方30天的信贷期支付货款。由于存款利率为负，那么购货方就没有任何动机去等，而是会选择在第一天就把货款结清，这样可以少给银行付点利息。支付偏好的变化，会对很多行业产生革命性影响。举例来说，供应链金融行业，主要向上下游企业提供营运资本融资途径。假设一个浙江义乌的出口商，卖了1000双鞋子给沃尔玛。在正常情况下，沃尔玛可能需要在6个月后才会付款结算。如果义乌的出口商等不了6个月，急需现金，那么他可能会把这笔应收款去银行折算，扣除利息后拿到现金。而银行，在6个月后从沃尔玛那里收到货款，赚取了向出口商收取的利息费用。但是在负利率环境下，沃尔玛不会再等6个月，而是在第一天就把货款清算了，那么出口商，也就不再需要供应链融资了。而对于另外一些现金充足的供货商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在正常的正利率环境下，为了鼓励购货方支付货款，供货商会给早支付货款的买家提供一些折扣。比如30天后支付货款，每双鞋价格100元。但是如果下周就支付的话，可以给2%的折扣。但是在负利率环境下，供货商假如不缺现金的话，他可能会对买家说：不用这么急付钱，再等多2个月也无妨。
其次，负利率会对养老基金造成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在讲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首先理解养老基金的运营模式。社会中的劳动力在工作时每年向养老基金上交工资的一部分，等到他退休以后，再从养老基金每月领取退休金。因此，养老基金经理的主要工作，是确保基金的投资有稳定收益，并且每年能够按时向退休人士支付退休金。养老基金未来的现金流，有一大部分是可预见的负债：即每年需要向一定数量的退休人士，支付一定数量的退休金。把这些现金流折现到现在，就是养老基金未来的总负债。因此对于养老基金来说，折现率越低，其未来的负债负担就越重。根据前英国劳动部部长Ros Altmann的估算，长期利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养老基金的总负债就会上升20%左右，而其资产市值只会上涨10%左右。也就是说，利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养老基金的净资产就会缩水10%左右。事实上很多养老基金已经开始被迫做出反应：荷兰的养老基金PFZW，英国的大学教师养老基金，美国的通用电气养老基金等，都已经或准备宣布，通过削减退休金，或者提高在职人员的上交比例，来弥补养老基金的亏空。因此负利率给这些国家的养老基金，出了一道实实在在的难题。依靠这些养老金过活的退休人士，可能不得不面对退休金缩水的悲观情况。
再次，对于“安全”的公司的定义，会发生变化。从传统的信用风险分析的角度来看，公司的杠杆率，不宜太高。如果一家公司的杠杆率很低，有充足的现金，比如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那么它会被视作是一家高质量的安全公司。而如果一家公司的负债比很高，甚至高于其股东权益好几倍，那么这家公司就会被视作是高风险的。但是在负利率环境下，高杠杆的公司，反而可能通过借债来“赚钱”，因为其利息就变成了非主营业务收入，而非费用。借的钱越多，利息收入反而越高。反过来那些现金充足的公司，现金越多，被银行收取的利息就越多，反而会拖累其净利润。因此对于什么是好公司，什么是坏公司，可能会重新定义。
最后，负利率的环境，可能会激化贫富差距。这是因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不动产权和股权。穷人主要持有现金，而富人则持有更多的不动产权（比如房产）和股权（公司股票）。在负利率环境下，那些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变得更有价值，比如可以产生房租的房产，以及可以发放股息的股票。由于把钱放在银行里只会产生负回报，这会推动投资者们提高风险偏好，去购买任何能够产生正回报的资产，进一步推动那些资产的价格上涨。因为哪怕只有0.5%的回报，也比负回报更好。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资产的富人，其收入增长速度会更快地超过只拥有现金的穷人，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目前，负利率主要存在于欧洲和日本，而且负的幅度有限。银行对存款收利息，主要限于高净值的大额储蓄，还没有扩大到普通老百姓的小额储蓄。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负利率会不会进一步在全球其他地区扩散，甚至影响到每一个平民储户。负利率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现象，值得我们做更多的思考和分析。
（FT，2019.12.5）
汇丰调查：中国企业主动出击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汇丰最新发布的《汇丰商贸领航：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调查显示，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影响时，与全球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优先关注削减成本相比，中国内地企业正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业务策略。
汇丰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内地企业优先考虑通过与目标市场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37%）、或是运用数字化销售平台（34%）来拓展海外业务，从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影响。从全球平均来看，企业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首选策略是削减成本（30%）。
此外，超过四成（41%）的受访内地企业认为新市场是推动其未来一年业务增长的主要外部动力，高于全球平均比例。
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内地企业正越来越关注亚太区内贸易，超过一半（52%）的受访企业将亚太区作为未来3-5年的首要目标市场，其次为欧洲（32%）和北美（25%）。反之，亚太区的许多其它企业也将中国内地视为未来扩展业务的前三大目标市场之一。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兼工商金融主管方啸表示：“这些积极的业务策略体现了中国企业在应对大环境的压力时展现的灵活性和韧性。除了对外寻求增长动力，中国企业也在加强内功，我们的调查显示，加大产品和服务的推陈出新（35%）以及加强技术投资（33%）被受访企业视为推动未来一年业务增长的主要内因。这也与我们所观察到的趋势相符，技术创新正日益成为中国企业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当被问及未来最重要的技术时，内地受访企业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32%）、物联网（31%）、数据安全（29%）和 5G技术（28%）将是未来五年最具影响力的技术。与此同时，中国在推动创新方面的实力也使得全球企业将其视为未来的领先技术中心之一，调查显示，30% 的全球企业将中国视为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中心。
在推动业务增长的同时，内地企业也越来越关注可持续经营，并且在多个指标领先于全球平均水平。汇丰调查显示，有三成受访企业认为可持续经营对其保持长期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高于全球平均（21%）。此外，近八成（78%）的内地企业认为他们能对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发挥作用，高于全球同行（63%）。
《汇丰商贸领航》调查报告由汇丰集团和市场研究集团Kantar于2019年8-9月在全球35个市场进行，涵盖亚洲、欧洲、北美和中东等主要地区，受访企业超过9000家，其中包括500多家中国内地企业。
（综合信息）
中国凭什么能够对国际药品“灵魂砍价”？
2019年11月，一段被称为“灵魂砍价”的中国医保局专家与外资药企的谈判视频刷屏了中国社交媒体，FT中文网研究院阴东山对其中缘由进行了解析。他撰文称，经谈判，跨国药企的70个药品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但销售价格平均下降61%，以“全球最低价”在中国销售。中国医保局为何能在谈判中使药品价格大幅下降？视频中的中方谈判专家给出了答案：中国市场巨大。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根据数据提供商艾昆纬（IQVIA）的数据，中国药品销售总额在去年达到1370亿美元。
药品市场仅仅是中国巨大的医疗健康服务市场的冰山一角。2018年，中国卫生费用总支出为5.8万亿元，与2015年4万亿元的卫生费用支出相比，中国卫生费用支出在三年时间里增长了43%。中国医疗服务市场的巨大增长潜力，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拥有14亿人口，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趋势构成了推动中国医疗市场快速增长的双“发动机”。
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了9.5%。中国的人均GDP预计在2019年将超过1万美元。根据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的分析结果，以美、欧、日、韩及马来西亚等国的经验来看，伴随国民收入的提升，人均医疗支出也将随之稳步提高，对医疗服务的品质要求也会持续提高。
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而在201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49亿，老年人口的比重升至18%。目前，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据中国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比例将增至28%，60周岁以上人口达到4.8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在2050年将达到35%。
老龄人口是各种疾病的高发群体。根据卫生调查统计，65 岁以上群体的慢性病患病率高达89.4%，约为45-54 岁人群的3倍。中国倒金字塔型的家庭结构也使得难以仅依靠家庭来完成养老照料。未来，中国家庭需要的医疗健康服务必然是多类型、多层次的。
在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带来医疗市场机遇中，在中国当前双轨制的医疗体系下，高端医疗以高品质，个性化，以人为本的特质在这个市场赛道上占有独特重要位置。
以中国规模最大、最为知名的高端私人医疗服务机构和睦家为例。和睦家在北京、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发达城市群设有9家医院、14家诊所，2019年的门诊量预计将达到67万人。在其2018年的就诊患者中，69%为中国籍，而在2014年，中国籍患者的比例仅为54%，而在和睦家刚开业的那几年，外国病人占比99%，可见中国经济的增长激发了国人对高端医疗的追求。和睦家2019年的营业收入预计将达到25亿元，2015-2018年间的营业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13%，2019年调整后息税前利润（EBITDA）预计为4.69亿元，2015-2018年的复合年增长率达到35%。其息税前利润的增长率高于营业收入增长率，体现了很好的资产运营水平。
目前，高端医疗机构还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二线城市的高端医疗市场具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很多私立医疗机构看好二线城市的发展前景，纷纷扩张和布局。这其中以专科医院为主，特别是专注生育服务和儿科诊疗服务的机构居多。
但中国新生儿数量在下降，而人口老龄化在持续发展。如果要更好地把握发展机会，高端私人医疗机构需要适时升级成长战略，关注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中老年人高发病症的医疗能力建设。医院的诊疗能力建设非一日之功，综合诊疗服务医院的品牌定位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建立。像和睦家这样的行业领先者，已经在采取行动。在和睦家2018年的营收构成中，来自妇产科和儿科的收入占比仅为39%，而骨科、外科、家庭医学、急诊科等在内的多科医疗服务收入在持续提高。其中，骨科的收入占比在2018年已经达到7%。在2019年中，和睦家获得新风天域投资集团的青睐，后者以约13亿美元的对价获得和睦家100%的股权。而和睦家的新东家新风天域此前已经入股上海易得康，战略投资深圳博德嘉联医生集团以及顾连医疗集团希愈肿瘤中心，全面布局中国的中高端医疗、康复医疗和养老医疗服务等领域。
瑞信集团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的百万富翁总数达到450万，低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中国净资产为10万美元及以上的“全球富裕人口”的数量首次超越美国。截至2019年年中，中国拥有1亿全球富裕人口，美国则有9900万。未来，虽然中国的GDP增速将有所下降，但在全球大型经济体中仍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富裕人口将持续增加，医疗健康消费的升级也必将成为长期的趋势。对于医疗科技、生物技术、制药产业和高端医疗服务企业而言，中国医疗健康市场充满想象空间。
（FT中文网，2019.12.4）
2020年中国将如何应对还债高峰期？
沈燕指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伴随着明年持续而来的还债高峰期，中国该选择继续放水还是闸门微开，显然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尤其是中国明确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基调不改下，宏调尺度的把握尤显重要。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的一篇文章呼吁需要采取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遏制经济下滑，引发了学界的讨论。随着中国步入结构调整期，GDP增速破六只是时间问题这已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在稳定就业的基础上更强调经济增长质量，加快推进改革显然比单纯保“六”更有现实意义。“我认为中国退出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退得太早、太快。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还没有形成，我们就撤了。病人进了ICU待着呢，你觉得他行了，早早把他推出来了，其实他还没好，不妨让他多待两天，然后再撤。”余永定近日在财经撰文称。他称，和企业家座谈的时候，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持续下降，这样一种预期是相当危险的。因此，采取及时妥当的宏观措施，抑制经济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稳就业压力加大，要多措并举做好稳就业工作，大力支持灵活就业，各地要出台更多支持新增就业岗位的措施。中国2019年GDP增长目标为6-6.5%，三季度GDP同比增速超预期降至6%的纪录新低。当年财政预算赤字率为2.8%，较上年的预算赤字率2.6%略有提高;CPI目标为3%。
在政府强调预期管理的当下，学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变的愈发谨慎，但明年仍是还债高峰期的这一判断仍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在“对明年的经济判断有四个方面”的演讲中提到，明年可能仍然是还债的高峰期，2014-2016年的放水导致中国负债太高，所以2018-2020年是还债高峰期。这一判断也得到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的认同。在还债高峰期，应该怎么做呢？魏杰给出的药方是：保障资金供给的正常。如果资金供给不正常，就会发生大量的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所谓的金融危机。所以在明年，针对还债高峰期，要做的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保证资金供给的正常。
中国债券信息网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记账式国债到期兑付规模约1.5万亿元人民币，地方债到期量约为2.07万亿元。
中国央行此前发布金融稳定报告称，2019年公司信用类债券到期兑付较为集中，到期规模（含回售规模）预计超过6.3万亿元，债券市场仍面临违约风险加大的压力。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优化作用，为债券市场营造适宜的发展环境。
余永定也在其文章中称，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进一步下滑，需要采取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相信经济肯定能够维持在6%以上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挑战中国经济的最好回答。
对于货币政策放水的建议，贺铿则认为这无异于“抱薪救火”。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称，中国连续20年实行积极财政、稳健货币（实为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使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而且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经济杠杆率越来越高，经济泡沫越来越大，风险越积越多。
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就质疑”保六有必要吗？能保六吗？“。他认为当前主要受内需下滑影响，经济减速过快，逆周期调节政策确实有必要，政府应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陆挺表示，“6”不是绝对的下限，并非一个神圣的数字。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还在下行，以上一轮宽松周期的GDP增速来推算，目前潜在增速可能已降至6以下。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可适度下调至“6%左右”，为低于6的经济增速留下空间。在他看来，中国目前政策宽松的空间显著缩小，过度刺激会带来过高成本，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恶化国际收支，因此得不偿失。政府应珍惜已经不大的政策空间，慎用宽松政策，用好宽松政策，尊重经济规律，注重投资效率，不能因为增加财政投资而给市场带来太多扭曲。当前经济基本面下，如何刺激比刺激规模更为重要。
若将视野放至全球，新一轮全球化宽松政策浪潮似有扑面而来的意味，但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四十年，庞大的经济体量虽位居全球第二，但大而不强，结构性的问题体现在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政策美意打折，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也让外界担心会成为下一个雷区，对积极财政政策形成制约，资本市场的“瘸腿”也愈发成为中国宏调工具的短板 。
穆迪最新发表的对于中国地方政府2020年的展望报告指出，鉴于收入增长放缓以及地方国企杠杆率持续高企，穆迪对中国地方政府的2020年展望为负面。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依然较大，并且缓和该问题的举措进展有限。因此，地方政府仍面临通过地方国企（主要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融资的压力。
贺铿就建议要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思路，由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政策组合，逐渐过渡到平衡财政与灵活货币政策组合上来。要实行“两稳”“两防”“一降”措施：即稳货币供给、稳外汇储备；继续防止金融地产化和防止地产金融化；坚持降杠杆的总指导思想，不能总是寅吃卯粮。
中国财政部近期提前下达了2020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万亿元人民币，占2019年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2.15万亿元的47%。要求各地要做好专项债发行使用工作，早发行、早使用，确保明年初即可使用见效 。
加力提效的积极政策政策今年也是做到极致，全年减税降费规模已超过年初的2万亿目标，在财政收支压力增大的背景下，继续寄望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显然已不现实，在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也是一条解困之道。
魏杰在其演讲中就提到，必须稳定股市。股市如果不能稳定，资金供给一定会出问题。因为现在大量上市公司的股票已经质押了，如果股票跌到不该跌到的区间，就会导致大量的平仓，这样很快就会影响到资金供给的正常运作。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在其解读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的文章指出，“将地方政府每年需偿债务与地方财政收入比较，2021年将进入偿债高峰，有的地方偿债率可能高达30%-50%。从统计指标看，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财政压力越大，杠杆率越高。”他认为，当下稳增长的压力集中到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上，今年随着减税降费的措施进一步推进，导致税收减少。从支出方看，地方财政支出增速在进一步加快。与此同时，受房地产市场影响，土地出让金作为稳定地方收入的动力也在下降。因此，当下应该高度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问题。“所以应该警惕地方财政风险转化成金融风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一旦地方政府无法按时还本付息，一定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冲击。这也是防止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的应有之义。”殷剑峰说。
（Reuters，2019.12.3）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9年第88期（总第1976期） 2019年12月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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