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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18期（总第2000期） 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
[导读：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供给侧、需求侧、金融市场和不确定性带来巨大冲击。如果冲击只是对经济潜在趋势的暂时影响，那么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新冠疫情如何影响经济的潜在趋势，尤其是对金融市场和债务风险趋势的影响。其次，新冠疫情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衰退也取决于政府的应对方法。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中央银行已经用尽了通常会用来应对经济下滑的大部分弹药，货币政策回旋空间小。虽然美联储于3月3日紧急降息助攻抗疫，但没有缓解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对此，一部分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呼吁超越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聚焦供给侧改革和实施财政刺激的经济政策，强调当前的挑战在于与冠状病毒疾病及其负面经济影响作斗争。最后，新冠疫情需要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对策，提供足够持久的解决方案，以缓解全球范围的恐惧。]
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加深衰退忧虑
WHO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并表示，意大利和伊朗目前处于疫情前线，但其他国家将很快也加入这一行列。
WHO总干事谭得塞表示，“疫情扩散和严重程度，以及（政府的）无所作为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因此，我们已经做出评估，新冠病毒疫情可以被定性为一场大流行。”他敦促国际社会加倍努力控制疫情，并表示积极的措施仍然可以在控制疫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于1月30日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该组织的“最高警戒级别”，当时全球在中国以外仅有100个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八例是人传人病例。
谭德塞表示，目前在114个国家有超过11.8万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4291人死亡，预计这个数字还会上升。
除流感外，世界卫生组织不再将某种疾病的大爆发定性为全球大流行。世卫组织官员数周以来一直表示，他们可能使用“大流行”一词作为描述性用词，但强调它不具有法律意义。新型冠状病毒不是流感。
疫情加深美国经济衰退的辩论
据路透报道，直到最近，经济学家们还在辩论美国经济会不会陷入衰退。但从市场走势中获得启示后，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将讨论从经济是否会出现大幅下滑，转向猜测经济将以何种型态复苏。
满地可银行（Bank of Montreal）资本市场固收策略师Dan Krieter和Dan Belton曾在报告中称，他们的基本预测是2020年会出现衰退。但这“似乎已无需辩论，现在真正的问题似乎是市场能够期待怎样的复苏。”“这次将会是严重的经济放缓，”Krieter称。
很多经济学家仍认为衰退有可能避免。但他们仍预计病毒的负面影响还会持续，导致美国经济复苏步伐放缓。美国银行证券美国经济部门负责人Michelle Meyer称，一些人之前乐观预期的“V形”复苏，现在看起来可能性下降，因为疫情已经蔓延至中国以外地区。
“我们预计将会出现‘U形’衰退，底部很低，可能进入衰退水平，”Meyer说。他表示，这一预期假设消费者支出将受到影响，企业投资将被推迟，整体经济活动将因疫情而受阻。
一些大城市的传统活动被迫中断，因为控制疫情的行动导致活动取消、旅行限制和人员隔离。
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分析师Kathy Bostjancic表示，封闭举措的负面影响将持续一段时间，经济将过一段时间才会全面反弹。例如，企业将需要完成订单，工厂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全面恢复。她预计经济将出现“U型”复苏，并避免全面衰退。
Bostjancic表示，消费者信心和支出或将受到冲击，由于一些工人因被解雇或出于担忧而更多地待在室内。“这不仅仅是对美国的冲击，而是全球性的，”她说，“这是前所未见的。”
Meyer称，在疫情蔓延范围更广、需要采取更多关闭举措的更糟糕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可能面临长期停滞。这可能导致美国经济更偏向出现“L型”复苏，即美国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恢复元气。但她表示，仍有可能避免出现深度衰退的可怕后果。“这将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会有一些更永久性的活动中断，”Meyer称。“但我确实认为我们最终能够克服这次冲击。”
宏观政策能否应对恶化的局面
美联储降息能否遏制市场雪球效应
美联储3月3日带头发起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全球回应，将其主要政策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在美联储的降息行动之前，经济学家们就发出了广泛呼吁。沃顿商学院教授杰里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2月27日呼吁，美联储应该出手降息，以在新冠肺炎爆发期间，协助稳定市场和经济展望。他表示：“降息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Fed应该更积极主动。”
目前全球股市急遽下跌，正导致Fed降息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CME Fed Watch）数据显示，尽管Fed官员认为对疫情作出政策决定仍为时过早，但交易员们普遍已定价今年Fed可能降息2-3次。联邦基金期货市场交易商认为，美联储在6月份之前至少降息一次（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81%。与此同时，交易商预计美联储在12月份之前至少将会降息两次的概率已经上升到了78%。
西格尔指出，“没错，中国是有供应链问题，但现在却是个恐慌问题，人们停止上班，停止旅游，停止一切动作，这可能会形成雪球效应。我们的经济依赖于此。而且，我们必须尽可能降低资本成本，以保持经济引擎的运转。”不过由于股票是长期资产，西格尔认为，尽管今年美股企业获利可能受到打击，但最终股市应该会出现复苏。“虽然今年美股获利可能下降，但历史证明，即使疫情出现大规模流行，股市仍会复元，那么股票本身的价值应该仍是完好无缺的。”
而MarketWatch专栏作家卡罗琳·鲍姆（Caroline Baum）指出，就帮助美国经济对抗新冠病毒所带来的影响这一问题而言，美联储没有太多可以做的。
她认为，如果不能准确评估新冠病毒的完整波及范围——无论此次疫情是否将会成为真正的“大流行”——就不可能确定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无法确定美联储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有可能做到的一件事情是，在美联储能够用来解决经济疲软问题的现有工具的背景之下，审视新冠病毒对经济造成的已知影响。到目前为止，至少就美国而言，这种疾病的主要影响一直是对总体供应的影响。美联储的利率工具是为解决总体需求而设计的。因此，从表面上看，病因和治疗方法似乎是不相容的。
对美国来说，需求方面的疲软态势主要来自境外，因此需求不会对美国利率下调做出反应。另外，由于缺乏中间投入和海外采购减少而导致的美国产量下降也不会由于利率下调而被扭转。如果没有人购买产品，那么企业就不会进行更多的投资和生产活动。
卡罗琳·鲍姆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如果美国经济在病毒影响下显示出的不仅仅是暂时的疲软迹象，美联储就不会降息。当一个经济体仅以2%的速度增长时，不需要太大的外部冲击，就会处于不稳定的境地之中，并引发经济衰退相关忧虑。
还有研究者指出，美联储降息并不是应对负面供应冲击的处方“解药”。市场研究公司Bianco Research的总裁吉姆·比安科（Jim Bianco）表示，事实上，“现在降息的唯一理由是，美联储把自己当成标普500指数的央行”。
美联储可以选择降息来刺激内需，以期部分抵消境外需求疲软的影响。刺激对有限供应的需求倾向于拉升价格，这实际上可能有助于美联储实现2%的通胀目标。如果疫情在美国的渗透达到任何比较重大的程度，则将导致美国消费者低调行事。股市的任何大幅回调都可能会导致反向财富效应，即消费者感觉更穷，因此支出更少。
美联储可能没有做好应对全球供应冲击的准备，但既然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再次发生倒挂，美联储考虑降息的理由就更充分了。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在去年5月到10月之间发生了倒挂，而在美联储三次降息的帮助之下，收益率曲线自我纠正了轨迹。如果目前的曲线倒挂形势持续下去并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如果美国股市从四个交易日的暴跌中反弹，那就将是美联储需要采取行动的有效信号——无论新冠病毒是不是会蔓延开来。
在今日俄罗斯（RT）电视台的繁荣-萧条节目（Boom Bust）中，欧洲太平洋资本公司（Euro Pacific Capital）首席执行官兼首席全球策略师彼得·希夫（Peter Schiff）在讨论美联储是否将致力于将利率降低至零或者负数，以避免对疫情的担忧时说，“无论他们是否承诺于将利息降低为零，这都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希夫表示，这并不是说这是一个适当的政策，“美联储不应该降低利率，但这是他们将要做的，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这并不能治愈冠状病毒或经济，只会使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美国经济正处于巨大泡沫中，也许冠状病毒将成为那根戳破泡沫的针。”但是，由于市场通常被高估，因此与冠状病毒相比，还有更多的问题要解决。他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健康的经济，我们可以更好地承受……但更大的问题是，美联储的治愈方法实际上比这种疾病还差。”
《华尔街日报》指出，使用货币政策来抵消冠状病毒疫情的经济影响，有点像试图用锤子来拧下螺栓。但如果锤子是你唯一拥有的工具，那也就只能用它了。
货币政策回旋空间小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美联储在2019年三度降息，以使经济避免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和全球增长放缓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央银行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期望现在保持利率不变，除非通货膨胀激增（可能导致其升息），或者有颠覆稳定增长前景的风险，促使其降息。
现在的问题是，新的冠状病毒是否代表了这种威胁。美联储官员一直不愿意宣布新冠疫情成为降息的原因。但是，即使他们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市场也越来越多地押注，疾病对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将推动央行降低借贷成本。
诺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月25日接受芝加哥公共电视台（WTTW）采访时，表示对经济感到担忧。他说：“但是现在让我害怕的是我们没有任何减震器。我不知道路途上的下一个颠簸，但我知道我们不准备应对。”
他说：“在过去的经济衰退中，美联储平均已将利率降低了5个百分点，而现在我们仅将利率降低了1.5个百分点。利息率很难低于零。因此，我们基本上没有货币政策。”
克鲁格曼说，美联储仍然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技术官僚机构，如果它没有任何回旋余地，那么其他国家的央行、欧洲中央银行的情况将更糟。当问题出现时，我们没有一个简单的技术官僚解决方案，并且其他任何事情都需要良好的领导才能，成熟的领导才能，而上帝知道我们没有。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为《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全球央行政策空间有限。虽然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全球各国加大财政刺激的力度来应对未来会出现的零利率之后的流动性陷阱，但现实是各国政府目前债台高筑，出台有效的财政刺激方案的能力十分困难，因此未来诉诸货币政策刺激可能依然是无奈之选。
全球经济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处在相对过热的状态，当时市场并没有对这场危机的到来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有充分的心理预期。在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在短期内将利率降至零并开启3轮QE，同期中国启动4万亿刺激计划。全球主要经济体同步大规模政策刺激的结果是令全球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1年多时间的衰退之后就出现V字型反弹。但之后的欧债危机和新兴市场衰退在不断消耗全球央行的政策空间，全球经济是在全球央行的交替刺激中蹒跚前行。目前发达经济体主要央行的政策性利率都位于历史性低位，且美欧日发达经济体央行在大规模QE之后还维持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去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失速引发的降息潮又让本来准备为过冬储备粮草的全球央行又开始寅吃卯粮，未来全球将步入零利率市场逐渐成为市场共识。
货币政策影响有限
约旦·韦斯曼（Jordan Weissmann）在《蓝灰》杂志（Slate）撰文指出，大多数经济下滑是经济学家称之为“需求冲击”的结果。一些金融灾难使该国陷入困境——汽油价格飙升、股票泡沫破裂或房价下降——或美联储过分地加息，结果，企业和家庭削减了支出。发生这种情况时，政府有很多应对方法。中央银行可以降低利率，以鼓励更多的借贷和投资。议员们可以增加政府支出或降低税率，以使企业蓬勃发展，使人们的口袋里有钱。
处于萌芽期的流行病可能有所不同。首先，这会带来需求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一定可以通过使人们的口袋里有钱来解决。如果家人不愿在公共场合露面，他们将不会在迪斯尼乐园旅行时减税。与此同时，正如《经济学人》的瑞安·安万特（Ryan Avent）指出的那样，冠状病毒也切断了对商品和服务的获取通道，从而制造了“供应冲击”。大幅下调利率对突然无法从中国获得补给或被困在家中的工人无济于事。如果公园关闭以防止病毒传播，家庭也无法在迪斯尼度假期间减税。
美联社经济学作者保罗·怀斯曼（Paul Wiseman）和克里斯托弗·鲁加贝（Christopher Rugabe）撰文指出，政策制定者在抵御传统衰退方面拥有数十年的经验。通常，消费者和企业会失去信心。他们不愿花钱和投资，有可能造成自我实现的下降螺旋。作为回应，政府可以向公共工程项目注资或批准大幅减税。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可以降低利率。有了足够的借贷消费动机，消费者最终将打开钱包。公司将雇用工人，购买设备并开设新的工厂，办公室和商店。
因此，提高需求是决策者习惯的。但是这一次，他们没有针对冠状病毒造成的那种供应冲击的补救措施，即中国和其他地区工厂的停工，切断了原材料和成品流向全球各地客户的流动。
政策制定者需要非标准的货币政策工具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指出，鉴于借款利率已经很低，货币政策在维持日益疲软的需求和防止流动性问题上能做的有限。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淡化了欧洲央行将对新冠病毒即时做出反应的可能性。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同时表示，英国应该为经济增长放缓做准备。
尽管受到限制，政策制定者可能仍需要采用一些非标准的货币政策工具。韩国央行虽然决定不降低基准利率，但该央行指出，现阶段更有效的应对措施是对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和公司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重点领域应该是信贷市场和即将到来的债务展期。过去十年企业债务飙升。第一场大考最早可能会在今年6月初来临，届时一些最易受经济放缓影响的行业将有总值约2000亿美元的债务到期。航空公司和旅行集团尤其担心会失去夏季的业务。
美联储的危机工具箱里边有什么？
据路透报道，分析师和经济学家愈发认为，美联储（Fed）将采取除降息和购债之外的措施，以确保疫情期间金融市场维持顺利运行，确保银行流动性充裕。
波音公司将从银行提取近140亿美元信贷额度，因为意在控制疫情蔓延的旅行限制损害其客户，这凸显出企业信贷市场已经开始感受到压力。
美联储紧急降息，且预计将进一步降息。美联储已经采取措施，大幅增加了向隔夜信贷市场提供的支持，以确保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裕，向市场挹注1.5万亿美元短期资金，以阻止市场崩跌之势。部分分析人士表示，这或许表明联储未来将更积极地采取行动来刺激经济，稳定金融体系。
但美联储还有其他一系列紧急贷款安排，以及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使用的其他工具，如果需要，美联储可以动用这些工具来避免信贷市场在危机期间冻结。“这些事件背后的故事是，美联储总是会在需要时提供流动性，”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经济研究员、前美联储金融稳定政策和研究室主任梁奈利（Nellie Liang）表示。
美联储可以在现有授权下自行采取一些措施，而其他措施可能需要与财政部合作或国会扩大对其的授权。如果信贷状况明显恶化，这些工具可以进行调整或重新启用以支持市场：
贴现窗口
美联储的最后借贷工具很少被使用，因为银行担心从窗口借贷会使他们显得虚弱。但梁奈利表示，决策者可以开始提醒银行，“贴现窗口已经打开，请使用它”。美联储官员还可以下调利率或将贷款期限从一天延长至30天或90天，来提高信贷吸引力。
定期标售工具（TAF）
美联储在2007年推出定期标售工具（TAF），向那些犹犹豫豫不愿转向贴现窗口的银行提供贷款。受贷款发放方式影响，TAF少了贴现窗口相关的一些劣势。金融企业必须进行竞标，这意味着他们支付的利率将被视为由市场决定，而不是一种罚款率。而且相关资金三天后才发放，说明以这种方式借款的银行并不急需现金。“这说明你还没有绝望，”梁奈利说。美联储在2010年3月结束TAF。
商业票据融资便利（CPFF）
在金融危机时期，美联储最接近向非金融企业直接提供借贷的方式就是建立CPFF。商业票据市场是诸多企业短期融资的主要来源。在2008年市场冻结时，美联储建立了CPFF，藉由购买期限三个月的高评级、有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以帮助重新开启资金市场。此一融资便利在2010年关闭。
部分指标显示融资市场可能已经出现压力。最高评级非金融借款人与低一级借款人之间的利差3月份明显变宽，目前处于近两年来最宽程度。
要判断当前的压力是否会增加到让美联储依据《联邦储备法》“不寻常与紧急情况”条款重新开启这类融资便利的程度，目前还言之过早。这项法律允许美联储借款给企业与个人。
央行流动性互换
美联储与其他五家主要央行（加拿大央行、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签有常备协议，因此这些央行能够在资金吃紧时向各自金融机构提供美元。这些协议在2011年从临时安排转为常备安排。美联储可能与这五大央行之外的其他央行达成协议，在必要时增加美元供应。
其他工具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首席美国金融分析师Kathy Bostjancic说，美联储还可创设更适合当前市况的新工具。“美联储的许多工具是针对当时困扰金融体系的具体问题而设立的，”Bostjancic说。“这表明美联储可以创新。”
全球需要联合对抗新冠疫情挑战
各国应采取联合行动
3月4日，G7财长和央行行长发表了一份声明，虽然这份声明没什么具体承诺，不像该集团当年对2008年金融危机作出的果断回应，但是它承诺提供财政支持，以确保医疗体系能够应对这场疫情，并帮助G7经济体度过难关；政策制定者们现在相信，各国会经历至少持续几个月的严重放缓。然而，金融市场观察人士预测，其他央行和财政部现在将受到巨大压力，要求其跟随美联储，拿出更为果断的行动。
由于日本、欧元区和英国的利率低于美国，安盛投资管理公司经济学家戴维?佩奇表示，美联储的降息举动“对其他国际央行构成挑战”，但它们更有可能坚持按照既定的日程表开会。鲍威尔3月3日表示，美联储正在“持续与世界各国的央行进行积极讨论”。
较早采取行动的央行是澳大利亚央行，该行3月3日宣布降息0.25个百分点，至0.5%，称疫情正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显著影响”。澳大利亚政府还表示，它正在准备“有针对性和有分寸的”财政刺激方案。此时政策制定者们越来越担心澳大利亚可能会面临近30年来首次衰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月9日呼吁世界各国政府联合起来，为感染冠状病毒的全球经济提供积极的财政支持，包括直接发现金给受到影响的工人和企业。
IMF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斯说：“政策制定者将需要实施有针对性的财政、货币和金融市场措施，来帮助受影响的家庭和企业。”这些措施包括“现金转移、工资补贴和税收减免”，以及降息，再加上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的支持。她表示，政府可以透过扩大和增加失业保险来帮助那些因企业倒闭而被解雇的工人，也可以想办法协助那些无法请领有薪病假的工人。她也强调，对于经济担忧可能会进一步波及金融市场，导致借贷成本上升。反过来说，这将“揭露多年来低利率下积累的金融脆弱性，增加债务无法转嫁的风险。”
各国学者呼吁国际合作
在project-syndicate组织的一组文章中，康奈尔大学的考施克·巴苏（Kaushik Basu）呼吁紧急成立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组成的工作组，负责设计协调一致的全球政策应对措施。但是，大西洋理事会的安德斯·奥斯隆德（Anders Aslund）认为，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职，就很难设想采取任何可靠的国际努力来解决由大流行引起的金融危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里·艾钦格林（Barry Eichengreen）表示，当今的经济稳定主要取决于公共卫生当局的行动，应赋予独立中央银行这种自治权。同样，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詹姆斯·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认为，在美国，相关政府机构（而非政客和媒体）之间的定期直接沟通将有助于促进低风险行为并避免恐慌。
同时，伦敦商学院的卢克雷齐亚·赖希林（Lucrezia Reichlin）认为，新冠疫情是欧盟建立强大的危机管理机制，提供协调的财政刺激措施的机会。而耶鲁大学的滨田浩一（Koichi Hamada）表示，日本政府应迅速采取大胆的财政措施，不要因对公共债务水平的过分担忧而分心。
什么政策工具对遏制新冠疫情的经济威胁有效
巴里·艾钦格林（Barry Eichengreen）指出，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声言要动用“一切适当的政策工具”来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威胁，但却并未说明什么工具才算合适，以及什么工具才会是有效的。
虽然会后当即以各央行降息的形式作为回应，可即便央行有能力去迅速行动，但鉴于当前各方利率都已处于极低水平，因此目前尚不清楚它们可以干些什么，各方的应对措施其实缺乏协调。此外货币政策也无法修补业已断裂的供应链。我的伯克利分校同事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试图说服我只要像2008年那样注入央行流动性就能让全球航运恢复运转，但问题在于2008年时中断的是金融流，当然可以靠央行流动性注入来解决。而当前的问题则是生产突然停顿，而货币政策对此几乎束手无措。无论特朗普作何指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显然都无法重开因病毒隔离而关闭的工厂。货币政策也同样难以让购物者和旅行者分别回到购物中心或飞机座位上，因为人们目前关注安全多于成本。鉴于本已疲软的通胀率正在下降，因此降息倒也没什么坏处；只不过没法指望这类举措能带来多少真正的经济刺激。不幸之处在于财政政策也是如此。当企业把精力都集中在工人的健康状况和疾病传播风险时，就算如何抵免税收都无法重启生产；当消费者忧虑能否在最喜欢的餐饮连锁店安全就餐时，再减免所得税都不会增加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支出额。因此应该把重点放在检测，遏制和处理疫情方面，这些任务需要投入财政资源，但能否成功则更取决于行政能力。恢复公众信心需要在报告感染和死亡人数方面保持透明和准确，这要求赋予公共卫生主管部门那种中央银行式的独立自治地位（而不幸的是这对特朗普这类领导人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理解的事。）
不过扩张性财政政策也跟扩张性货币政策一样没啥害处。意大利在这方面做出了示范，推迟了税收和抵押贷款的支付，将税收抵免扩展到小型企业，同时增加了其他支出。而美国迄今为止并未表现出多少行动意愿，甚至尚未通过协助支付医疗费用来鼓励人们进行病毒检测。
而实施财政刺激措施的其中一个障碍则是其外溢效应，因为一些额外产生的支出会被用作进口。因此每个财政当局都畏首畏尾，各国政府集体提供的刺激措施也低于所需。对此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在2009年的行动则证明了协调一致实施财政举措的合理性。但如果照那年的标准来看，最近这份七国集团公报中所承诺的“一切适当行动”简直是就是个银样蜡枪头，根本无助于让人们相信政府将采取挽救全球下滑所需的一致行动。然后就会有一帮财政鹰派和货币政策反对者跳出来表示任何官方干预只能适得其反。比如他们会警告说如果央行将利率压到负数区域就会损害金融体系。尽管肯定存在利率远低于零的状况，但所有证据都表明当前利率离这一点还相当遥远。此外有人还警告说那些严重负债政府的财政刺激措施只会破坏而非增强信心，还举例说日本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过度负债状态。但这种夸张的论点其实忽视了日本政府拥有大量公共部门资产来抵消其债务的事实。同样也有人提醒我们美国的各项公共福利支出负担不断膨胀，却忘记了公共债务利率其实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而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许负债累累，但严格管制的金融体系让该国批评者们多年以来错误预测的那类金融危机风险。因此那些正在直面一场全球危机的央行和政治领导人应无视这些谬论，进而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确保市场流动性，支持小企业并鼓励支出。但它们也必须认识到当问题并非流动性短缺而是供应链中断和恐惧蔓延时，这些照搬教科书的应对方式也作用有限。当前经济能否实现稳定将取决于公共卫生当局的行动，应该给它们提供相关资源和操作余地来开展工作，包括给予与外国同行开展协作的自由。在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作斗争的过程中，经济学家，经济政策制定者以及七国集团这类机构应谦虚地承认：“一切适当的政策工具”首先指的是医生和流行病学家手中的工具。而通关密码则应该设定为协调，自治和透明。
新冠疫情对国际合作意味着什么？
布鲁金斯学会的凯末尔·德维斯（Kemal Dervis）和塞巴斯蒂安·斯特劳斯（Sebastián Strauss）最近分析指出，尽管日益猖獗的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会加深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加速全球化的放缓。但这次疫情爆发也可能刺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那种新一轮国际合作浪潮。
新冠疫情不仅可能成为一场巨大的健康危机，而且可能成为一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危机。最明显的是，它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世界应如何组织起来应对流行病的威胁。这次流行病爆发同样影响人们如何看待全球化，以及这种认知对国际合作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五十年来，全球化的规模和范围如此之大，让世界前所未有地相互依存，因而也使其变得脆弱。如今的全球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看起来还是运作起来都像一个中心辐射型网络，上面所有的节点都仅间隔非常短的距离，其基本功能集中在大型枢纽上。
互联互通带来了巨大的（但往往是隐藏的）灾难风险。这是因为互联互通增加了统计学家所称的“肥尾效应”（fat-tailedness），即金融危机、核浩劫、敌意的人工智能、全球变暖、破坏性生物技术和流行病等本身无法量化的极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由于关键功能高度集中，整个网络紧密相连，对美国或中国等中心枢纽的冲击可能很快就造成系统性和瘫痪性的后果。对中心枢纽的依赖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因为枢纽构成单点故障，枢纽和节点之间以及二者内部之间的紧密互连就放大了级联故障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源于美国的2008年金融危机如此具有破坏性，以及为什么始于中国的新冠疫情的爆发迅速会成为全球健康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这场正在演变的灾难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政治趋势。
首先，这场危机可能促使各国采取行动以减少全球互联互通，包括旅游、贸易、金融、数字和数据流动等多方面的联通。在许多领域，人们可能本能地要求更多的孤立。通过全面的孤立主义来寻求保护将会是不理智的，并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但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确实可以通过采取缓解措施来帮助遏制新冠疫情的威胁，如关闭学校和企业、禁止公共集会、在危机持续期间限制公共交通等措施来增加社交距离。这种严厉的措施将在短期内产生高昂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并带来不可否认的现实和道德挑战。事后看来，这些措施可能是不必要的。但正是因为我们无法预测新冠疫情的扩散，这场危机需要及早采取积极行动。正如数学家和风险专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指数增长最初看起来似乎是具有欺骗性的线性增长，决策者的“过度反应”不仅是有理由的，甚至是必要的。这是一种战术考虑，而非战略考虑：目标不是促进去全球化，而是形成更好的稳固性（Robustness）。当风险具有潜在的破坏性时，系统生存必须取代效率考虑。
例如，这就是为什么宏观审慎的缓冲措施，比如金融部门更高的资本要求，是可取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与气候变化之间的明显相似性正在变得更清晰明了。这两个现象的特性都包括涌现性、路径依赖性、反馈回路、临界点和非线性。两者都包含了由极端的不确定性所控制的灾难性厚尾风险，并需要避免依赖已知概率分布的传统成本效益分析，而应大力缓解风险，以减少风险敞口。而且，重要的是，两者都强调需要更密切的前瞻性国际合作来应对全球威胁。
事实上，要求加强全球合作是当前危机中可能出现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政治趋势。虽然这一点一开始听起来可能与对目前全球化的高度怀疑态势不符，但必要的改革实际上可以综合这两种趋势。传染病大流行的预防和控制是一项全球公益事业，需要加强全球协调，以及可适应的、临时的和具有协调性的脱钩。
首先，引入全球“断路器”（circuit-breakers）既有必要也有机会，这种“断路器”可以在早期隔离系统风险，防止系统风险蔓延。如果这些机制是明确的、透明的和预先设计的，并嵌入使其合法化并不断更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那么它们将是最有效的。例如，在全球商定的预警系统和行动门槛的支持下，各国政府可以制定和通过共同议定书，在可能发生大流行病的情况下实施暂时的旅行和贸易限制。
此外，国际社会可能希望在包括金融、价值链、食品供应和公共卫生在内的复杂系统中建立功能冗余，以防止中央枢纽成为瓶颈，并确保单一故障不会导致系统崩溃。尽管这将导致一些以牺牲效率、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为代价的再制造和去集中化，但其目标不是自给自足，而是通过多样化降低风险。人类必须组织动员起来，以减轻与气候变化、流行病、生物恐怖和不加监管的人工智能相关的尾部风险。尽管这需要一个历史性的飞跃，但重大危机往往会为激进改革打开政治空间。恰恰在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退却之际，或许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恐惧和损失，将鼓励人们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全球化模式。
新冠疫情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压力测试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英国前财政大臣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撰文说，根据我主持发布的2016年《英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评估报告》，全球政策制定者需要在中期内采取29种基本干预措施以避免引发代价高昂且致命的全球健康危机。具体而言，我们警告说如果不去采取一致行动，到2050年时耐药性微生物可能每年会导致一千万人丧生，并为全球GDP带来约100万亿美元的合共成本。但如今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已然来临。此病毒目前尚无疫苗，且事实证明全球卫生系统并无足够准备和应对措施去抗击一场快速扩散的世界性疫情。而《评估报告》的政策建议所涵盖的十个宏观领域中则有至少两个涉及到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核心点：
第一个是健康与卫生。第二个是公共卫生准备。作为成员国协定条款第四条（Article IV）年度磋商的其中一部分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评估各国卫生体系的能力和准备情况，我的直觉告诉我组织的领导层会对此持反对立场，原因是该机构虽善于分析公共财政和其他事务，卫生体系却不在此列。但纵使IMF也一样不擅长分析气候变化，却并未阻止其围绕该主题发布众多政策声明。情况本应如是：人们其实无法将金融和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广泛性事务区分看待，而传染性疾病的蔓延显然可以也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状况。
当我们在1月下旬与美国财长姆努钦会面时，新冠病毒仍被普遍视为中国一国的问题，许多评论员表示疫情可能击垮中国的经济和卫生体系。那么数据又是怎么说的？每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表明中国的经济活动确实在2月份出现了雪崩，正如财新中国服务业PMI调查显示企业信心锐减了50%，意味着中国经济遭到了腰斩。但鉴于中国当局刻意叫停了大部分经济活动并限制人员流动，因此大幅暂时性下滑也不出所料。
而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时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追踪模块来判断，中国似乎已经成功控制了疫情——至少目前如是。各省市汇报数据显示，截至3月6日，除病毒传播核心区湖北省以外，其他地区约有95%的感染者恢复了健康，只剩1200多人仍留院治疗。虽然在湖北省以外有约110名中国人不幸染病身亡，但这一数字依然低于意大利。而且中国正谨慎解除人员流动限制并允许经济回复某种正常状态，这意味着3月的PMI数字势必显著回升。那么我们这些中国以外的人呢？
意大利的疫情数据令人忧心：该国报告的死亡率不仅远高于中国，也大大超出病例数相当的韩国。美国的股票市场显然也是因为忧虑而下跌，而非出于那些一般周期性因素。人们越来越担心这场疫情会暴露出美国医疗体系的全部缺陷和成本。而更糟的是美国当局并未提前采取一些最基本措施来遏制病毒传播。古语有云：“亡羊补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极大关注为我们重新思考应如何管理和防备此类挑战提供了契机。希望世界各国领导人——尤其是20国集团首脑——能因此意识到必须对国家卫生体系实施更大规模投资以免当前的焦虑情绪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而在他/她们着手于这方面的时候也可以开始修复业已破损的新抗微生物药物研发管道，好让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危机的人命和财务成本不致遗祸于子孙。 （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孙小雨、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
2020年第18期（总第2000期） 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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