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杨耀武：疫情冲击下增长路径偏移与支持政策——基于对企业非均衡冲击的分析

    作者：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杨耀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3期，第22-34页
    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论是在各区域的传播，还是对各行业和企业的影响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因此，其扩散与冲击存在显著的不均衡性。但从各地复工情况看，尽管政府出台了不少支持性政策，但复工仍被整体性推后，很难实现差别复工，这一方面凸显出经济活动的系统性特征，另一方面也表明经济与社会存在高度互动制衡机制。本文依据中小企业复工数据与宏观总量数据进行了估测性对接，讨论了复工时间延后对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偏移的可能影响，同时基于微观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了疫情冲击下企业所受影响的差异性，尝试探索中国面对疫情冲击时的企业与政府政策互动，从而更好把握疫情冲击所造成的经济增长路径偏移，并给出了相应的提升政策效率的建议。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均衡冲击；企业复工；路径偏移；支持政策
    附件：张平、杨耀武：疫情冲击下增长路径偏移与支持政策——基于对企业非均衡冲击的分析
    全文如下：
    一、疫情差别性区域扩散与集中性复工
    2020年1月开始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对春节期间的出行和国内消费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并对全国物流、人流造成不同程度的抑制，全国复工复产时间被迫推迟。总体来看，此次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中长期走势，但其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冲击不容小觑，而且冲击带有明显的地区、行业和群体性差异。本文以企业复工为线索，讨论疫情冲击的微观不均衡特性和全国复工推后的一致性，尝试分析影响企业复工的因素并对复工延后造成的工作日损失进行估算。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偏移情况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疫情的非均衡冲击和复工的一致性推后
    由于人口流量及流向的差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向全国扩散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许小可等，2020）。随着疫情的发展，到2020年3月中旬，31个省级行政区按累计确诊病例数大致可分为五个层次：最为严重的第一个层次是湖北省；第二个层次包括广东、河南、浙江和湖南，北京、上海从累计确诊病例数来看属于第四层次，但由于是大型中心城市，受返工潮影响较大，需防止二次传播，可划入第二层次；第三层次有安徽、江西、山东、江苏、重庆和四川；第四层次有黑龙江、河北、福建、广西、陕西、云南、海南、贵州、天津、山西、甘肃和辽宁；第五层次包括吉林、新疆、内蒙古、宁夏、青海和西藏。因此，疫情的区域性扩散有着明显差异，但为系统性防范疫情的全国性扩散，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于2020年1月底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湖北武汉则采取了“封城”等更为严厉的措施，这些措施对有效降低病毒传播、加快疫情防控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Yang et al,2020）。
    截至2020年3月14日24时，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累计治愈出院病例数为66911，超过累计确诊病例数的80%，山西、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西藏、青海和新疆10个省级行政区已无现存确诊病例，天津、河北、内蒙古等9个省级行政区现存确诊病例已经降到10例以下。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非常重要。疫情爆发后，从各地规定的春节后复工时间来看，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陕西和宁夏23个省级行政区明确规定,辖区内非涉及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不早于2月9日24时前复工，湖北省则于1月29日宣布辖区内各类企业不早于2月13日24时复工。这应该是地方省级政府明文规定复工时间的硬约束。同时，各地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政策从2020年2月初以来陆续出台，但复工受到疫情防控限制，进展缓慢。在疫情防控形势出现积极变化后，2020年2月23日中央召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提出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此后，各地推动复工复产的步伐有所加快，仅2月下旬就有17个省级行政区调降了应急相应级别。截至3月14日，全国共有25个省级行政区下调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等级，北京、上海、天津、河北、河南、湖北虽然没有调降应急响应等级，但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复工复产。
    表1  截至2020年3月14日各地累计确诊病例数及疫情应急响应等级调整情况
    
    
    数据来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从2020年2月10日全国大部分范围内允许复工到2月底的宏观经济活跃度指标及微观企业调查数据来看，企业复工情况尚不乐观。实际上，复工与疫情防控高度相关，并非简单是员工-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纯粹经济问题。这表明，疫情发展本身所形成的社会自我约束机制的强大作用，专家意见和疫情数据成为社会制衡的关键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一些医学专家和学术机构对疫情发展及其未来走势做了一些预测。这些预测有些是基于对传染性疾病的经验认知，有些则辅以SIR等模型进行分析（喻孜等，2020；吉兆华等，2020）。从预测结果看，主要可分为乐观、中性和悲观三类。乐观预测认为疫情防控在2020年2月上旬会见明显成效；中性预测认为2月中下旬病例数将达到峰值，后续病例数可能逐步减少；悲观预测则认为疫情要到3月底至5月底才能到达高峰。在这些预测中，认为疫情将在2020年2月中下旬达到峰值的医学专家占比最高。这些预测结果通过主要媒体被民众广泛获悉，逐步形成疫情发展的公众一致性预期，同时随着每日发布的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数变化，公众对疫情将在2月中下旬达到峰值的预期进一步得到强化。在社会已经形成一致性预期的情况下，各地出台的限制辖区内企业复工复产的时间已经成为非限制性约束（not binding）。特别是目前中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已达4.35亿户，手机用户总数已达15.7亿户，信息传播的范围较以往更广、速度更快。在社会形成一致性预期后，这种预期会受疫情发展和一些突发事件及信息传播的影响，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因误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只是影响社会选择的一个方面，社会的自我管控和约束能力实际上导致经济无法独立于社会而运转。
    （二）企业复工及工作日损失的估算
    在公众对疫情发展形成强烈的一致性预期后，尽管有一系列的支持性政策，节后的复工仍然被一致性推后。数据显示，2020年春节前15天（1月10日至24日）的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公路、水运和民航共发送旅客11.43亿人次，比2019年同期增长2.0%；节后随着疫情的变化，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返程客流大幅下降，节后的25天春运，全国铁路、公路、水运和民航共发送旅客仅3.33亿人次，不到节前的30%。根据2020年2月15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新闻发布会消息，预计农民工返程客运量约为3亿人次，截至2月14日仅约8000万人次返程，到2月底将返程1.2亿人次，其余1亿人次预计将在3月后才能返程。从国内6大发电集团春节后的耗煤量来看，2020年2月10日至3月14日，6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为2019年农历同期的67.5%，其中，2月10日至2月末为2019年农历同期的61.1%，3月1日至3月14日为2019年农历同期的76.8%，这显示3月以来的复工进程有所加快。
    结合微观调查数据也可以对全国总体复工情况做大致估算。为了解微观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节后复工情况，笔者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中心朱武祥教授合作，在北京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鼎力支持下，于2020年2月14日至17日对全国542家企业节后复工情况及尚未复工的原因进行了第二次企业问卷调查（以下简称第二次企业调查）。问卷回收的最后时间为2020年2月17日，因此调查结果主要反映了2月10日政府允许复工到2月17日的企业复工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未复工的企业为312家，占58%，43.5%的复工企业复工率不到20%，26.5%的企业复工率为20%~50%，30%的企业复工率在50%以上。在此基础上，可以做一个关于中小企业复工情况的估算，若企业全部复工权重为100%，不到20%的复工赋予20%权重，复工20%~50%的企业设定35%的权重，复工50%以上设定75%的权重，加权计算可得2020年2月17日前中小企业仅实现了完全复工生产能力的17%。
    同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20年2月23日至24日，对500多家规模较大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企业主要位于首批调降疫情应急响应等级的广东省，样本中广东省企业占70%以上，并且3/4的样本企业年销售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根据调查结果可以估算出，以员工已正常上班估算的复工达产率实现了完全复工生产能力的近46%（见表2）。由于该数据针对的是广东省特别是深圳市的规模以上企业，复工达产率相对全国其他地区可能会高一些，全国其他地区在2020年2月23至3月1日这段时间的平均复工达产率最多能达到广东省规模以上企业的水平。这与市场机构利用宏观经济活跃度指标估算的50%左右的返工率水平比较接近。
    表2  以企业部分员工到岗正常上班表示的复工率情况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中国企业复工调查研究II。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调查结果还显示，预计到2020年3月10日，54%的企业能够完全恢复运转。如果延续这一趋势，则到3月15日全国复工达产率可能约为65%，预计3月15日至3月底全国经济活跃度能达到85%左右，经济逐步恢复正常运转，这当然需要建立在疫情防控形势根本好转的基础之上。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企业复工进展受生产活动上下游及资金到位等多方面情况影响，仅仅以员工到岗情况计算的复工率，可能会有所高估。很多中小企业在冲击之下可能会歇业转产，真正完全恢复仍需要一段时间。
    按照推算的复工率情况，本文可以大致估算出工作日的损失。疫情爆发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明文规定的企业复工时间推迟到了2020年2月9日24时以后，如果从原定春节后的1月31日恢复上班算起，这损失了7个工作日；2月10日至14日原有5个工作日，按复工达产20%加权，仅相当于1个有效工作日，损失4个工作日；2月15日至22日原有5个工作日，按复工达产40%加权，相当于2个有效工作日，损失3个工作日；2月23日至3月1日原有5个工作日，按46%加权，相当于2.3个有效工作日，损失2.7个工作日；3月2日至7日原有5个工作日，按54%加权，相当于2.7个有效工作日，损失2.3个工作日；3月8日至14日原有5个工作日，按65%加权，相当于3.25个有效工作日，损失1.75个工作日；3月16日至3月31日原有12个工作日，按复工85%加权，相当于10.2个有效工作日，损失1.8个工作日。按照以上估算，2020年一季度总共损失工作日约为22.5天，占一季度原有61个工作日的36.9%。这里关于有效复工的估算主要是基于企业微观调查数据，所调查企业并未涵盖所有产业，而且调查仅以员工到岗率做有效复工率的估算，也没有包括部分企业加班加点等情况。总体来看，由于受调查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因此，可能会造成复工率一定程度的低估。虽然2020年3月初以来，全国多个省级行政区出现新增确诊病例连续多日0增长的良好势头，但正常的经济活动仍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特别是城市服务业复工依然缓慢，估计需等到3月底至4月初才能全面恢复运转，实现正常负荷生产仍需一段时间。
    二、疫情对企业非均衡冲击的分析
    疫情从时间维度上影响全国复工进程，从增长的结构角度看，对不同规模企业造成的冲击差别非常大，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此次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尤甚，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短板，却是就业和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因此，这种结构性冲击对疫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可能影响很大。在“第二次企业调查”的542家样本企业中，按行业分类，加工制造业占22.0%，零售与服务业占20.3%，高科技企业占19.0%，餐饮、住宿、娱乐、文化、旅游业占6.3%，物流、运输、批发贸易业占5.2%，建筑业占5.0%，其他行业合计占22.4%；按企业员工人数分类，56.5%的企业员工人数在50人及以下，员工人数为50~100人和100~500人的占比均为14.0%，员工人数在500人及以下的企业合计占比达84.5%；按2019年营业收入分类，38.9%的企业营业收入在500万元以下，19.4%的企业营业收入处于500万~2000万元之间，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的企业合计占74.0%；按企业性质分类，民营独资企业占46.9%，民营股份制企业占41.7%，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合计仅占8.5%；按企业成立年限分类，成立10年以上的占43.2%，5~10年的占21.6%，3~5年的占20.1%。因此，本次调查主要集中于民营中小企业。
    调查结果显示，未复工的企业为312家，占全部企业的58%；复工率不到20%的企业有100家，占18%；复工率20%~50%的企业61家，占11%；而复工率50%以上的企业69家，占13%；复工率不到20%的企业合计占比达76%。通过初步分析可以发现，已复工企业和尚未复工企业在员工人数、营业收入、所属行业、企业性质、成立年限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即企业规模、行业、性质、成立年限等经济社会特征可能是决定企业是否复工的重要因素。表3呈现了未复工和已复工企业之间的一些差异。因此，本文接下来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规模、行业、性质等经济社会变量对复工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各类企业复工难的具体原因。
    表3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3可以看出，未复工企业中，有将近70%的企业员工人数在50人以下，51%的营业收入少于500万元，而已复工企业的这些比例分别仅为39%和23%；随着企业规模的减小，企业复工比例逐步下降。在未复工企业中，餐饮、住宿、娱乐、文化、旅游类企业占比明显高于在已复工企业中的占比，为2.9倍，建筑业企业为2.6倍。同时，民营独资企业及成立年限在3年以下的企业在未复工企业中的占比也高于在已复工企业中的占比。
    基于以上特征，本文尝试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规模、行业、性质等经济社会特征对企业复工选择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利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个体特征对经济行为选择影响的文献比较多见（秦建群等，2011；尹志超、张号栋，2018；Adzawla,et al,2019）。
    本文假定企业基于以下潜变量方程做出决策：
    y*=x′β+ε（1）
    其中，y*代表企业复工的意愿，x是包含了企业规模、行业、性质、成立时间以及常数项的向量，在潜变量方程的基础上给出决策方程：
    （2）
    y=1代表选择不复产，否则选择复产。表4报告了企业复工决策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由于企业员工人数与企业营业收入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分别放入企业员工人数和企业营业收入进行实证分析。
    表4  企业经济社会特征对企业复工的影响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值为probit模型的平均边际效应，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企业员工人数的对照组为50人及以下，企业营业收入的对照组为500万元以下，企业所属行业的对照组为零售与服务业（教育、孵化平台），企业性质的对照组为民营独资，企业成立年限的对照组为10年以上。
    由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规模越小的企业复工概率越低。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企业复工概率呈现上升的趋势。与员工人数为50人以下的企业相比，员工人数为50~100人、100~500人、500~1000人和1000人以上的企业复工概率分别平均高出20.8%、18.7%、19.4%和36.9%。与企业营业收入低于500万元的企业相比，营业收入为500万~2000万元、2000万~1亿元、1亿~5亿元和5亿元以上的企业复工概率分别平均高出15.9%、17.4%、31.2%和45.2%。从企业所属行业看，疫情对服务业和建筑业企业冲击较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零售与服务业（教育、孵化平台）企业，餐饮、住宿、娱乐、文化、旅游类企业的平均复工概率低20%左右，建筑类企业则降低超过30%，而属于其他行业的企业平均复工概率没有显著差异。相对于民营独资类企业，企业性质为民营股份制的企业平均复工概率没有显著差异，而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平均复工概率要高出25%左右。相对于成立年限为10年以上的企业，企业成立年限差异对企业复工概率的影响均不显著。
    本次调查还详细询问了企业复工难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企业复工难防疫要求方面的原因；二是企业用工、资金等运营方面的原因；三是企业上下游、交通运输等供应链方面的原因。这为分析不同类型企业复工难的原因差异提供了可能。在企业复工难的防疫要求方面，相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员工在100人以下的小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不允许复工硬性规定的影响；随着员工人数的增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复工后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缺少防疫物资或防疫成本高的制约；在各类行业中，相对来说，餐饮、住宿、文化、旅游业，建筑业和制造业更容易受政府不允许复工的硬性规定影响，部分反映了政府分行业复工对企业的影响。在企业复工的用工、资金等运营困难方面，企业营业收入低于2000万元的小企业更容易受到资金不足问题的困扰；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独资和民营股份制企业更容易因资金不足以及员工家乡或公司所在地防疫要求而无法正常返岗的影响。在因供应链方面原因造成复工难方面，建筑业和加工制造类企业更容易受到上游企业未复工或生产原料供应不足的影响，而物流、运输、批发贸易类企业和农林牧渔类企业则更多受到交通管制导致商品物流受阻的制约。
    表5  企业复工复产难的各类原因占比（%）
    
    
    
    注：企业复工难的运营和供应链方面的原因为多选，即企业负责人可以选择他们认为的数个重要原因。
    上述分析结果在其他机构展开的调查中也有所体现，目前受疫情影响，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现金流压力。当前中央及各地方政府推出了很多支持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核心就是解决企业现金流断流问题，但从调查结果看，政府支持政策所惠及的企业范围仍然有限，还需要更多时间并构建新渠道才能惠及更多中小企业（见图1）。
    
    图1  优惠政策对企业现金流压力的缓解情况
    随着复工时间的拖后，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类企业面临的困难会越来越大，若得不到及时的政策支持，将面临较大的减员降薪和资金链断裂风险。在此次调查中，北京以外的90个样本企业中增设了是否有裁员的调查问题，63%企业表示不会裁员，但也有近37%的企业表示会裁员，加之部分中小企业表示有可能停产歇业，因此，针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是疫情冲击救助中的重点。另外，私营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经营者也非常需要政策性支持的援助，这些都牵涉到疫情过后经济能否在就业和活力方面实现较快恢复。
    三、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偏移的估算
    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2020年春节期间的出行和消费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并对全国物流、人流造成不同程度的抑制，全国复工时间被迫推迟。总体来看，此次疫情属于对中国经济的外生冲击，不会改变中国经济中长期的走势，但其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冲击不容小觑。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原路径
    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2019年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国内生产总值达99.1万亿元，比2018年增长6.1%，人均GDP按年均汇率折算突破1万美元。从全年各季度看，四个季度分别同比增长了6.4%、6.2%、6.0%和6.0%，增速保持在6.0%~6.5%的年度目标区间。价格水平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2018年提高2.9%，受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较快影响增幅较2018年有所加大，但仍处于年初设定的3.0%左右的预期范围，而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仅比2018年提高1.6%，回落0.3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受经济增速放缓和翘尾因素影响比2018年下降0.3个百分点，但年末有向0值收敛的趋势。就业持续扩大，全年各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处于5.1%~5.3%的区间，低于年初设定的5.5%左右的目标，全年累计实现新增城镇就业超过1300万人，高于年初提出的新增11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外汇余额持续增长，年末外汇余额达31079亿美元，较2018年末增长了352亿美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年均处于6.9的水平，波动幅度较2018年明显收窄。
    2020年1月，中国采购经理调查结果显示，1月中国制造业PMI为50.0%，比2019年12月回落0.2个百分点，位于荣枯临界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1%，比2019年12月提高0.6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总体延续2019年末的上升势头。在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和2019年四季度经济有所企稳的情况下，2020年1月初IMF曾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0%，较2019年10月的预测上调了0.2个百分点。根据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和趋势水平，结合短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本文综合判断在没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预计2020年一季度增速为5.9%，全年为5.8%左右（见表6）。
    表6  2013-2020年分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环比增速(%)
    
    注：2019年及之前的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代表本文预测值。
    （二）对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偏移性冲击
    2020年2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受疫情影响较大，2月中国制造业PMI为35.7%，比1月下降14.3个百分点，低于2008年11月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时38.8%的低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29.6%，比1月下降24.5个百分点，低于2008年12月受金融危机冲击时50.8%的低点，降幅较制造业更大。综合PMI指数为28.9%，比1月回落24.1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大幅放缓。从工业增加值看，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下降7.9%；股份制企业下降14.2%，私营企业下降20.2%。私营企业增加值同比降幅大于国有控股企业。从固定资产投资看，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24.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30.3%，制造业投资下降31.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3%。
    相对来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应该恢复较快。据经世万方研究团队采集的数据，截至2020年3月13日，全国（除湖北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复工率超过95%，但中小企业复工率仅为60%。中金公司开发的中金“开工指数”（包括人流、物流、耗煤等指标）显示，2020年2月下旬全国线下经济活动已经恢复为春节长假前约50%的水平，3月15日后经济活动更趋正常化。这与本文从微观企业调查数据得出的关于企业复工的时间窗口及进度是基本一致的。预计疫情在3月份仍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小的冲击，而且此次疫情对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冲击尤甚，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目前仅通过宏观总量数据估算的复工进程，容易忽视中小企业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根据国家统计局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18年末，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数量占全部企业就业数量的79.4%，拥有资产占全部企业资产的77.1%；2018年中小微企业全年营业收入占全部企业全年营业收入的68.2%；中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小微企业对GDP和就业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中小微企业及时有效复工更具稳基础的意义。
    疫情爆发后，一些国际组织对全球经济增速进行了最新预测。2020年3月2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报告，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2019年11月预测的2.9%调降为2.4%，如果新型冠状病毒在亚太、欧洲及北美广泛传播，则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降低至1.5%；OECD同时预测中国经济2020年的增长率为4.9%，而2021年将反弹至6.4%。2019年11月该组织对2020年和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分别为5.7%和5.5%。对于疫情影响下的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一些专家学者和市场界人士也给出了各自的预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刘俏、颜色认为，在积极有效的政策保障下，疫情对于中国经济造成0.5个百分点的影响是一个合理的估计，2020年中国GDP增速将在5.6%左右；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的李稻葵认为，根据疫情结束的时间不同，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应在5.3%~5.9%之间；恒大集团的任泽平判断，一季度GDP增速为4%，全年增速为5.4%是比较可能的情况。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2020年1-2月经济数据可以看出，疫情所造成的冲击已经使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偏离了正常的潜在增长轨道。与其他类型的冲击不同，此次疫情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最为鲜明和独特，因此，接下来本文将从劳动供给冲击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路径的偏移。
    按照上文基于微观企业调查数据所推算的全国（不含湖北）的第一季度有效工作日损失22.5天来算，2020年全年有251个工作日，如果二季度除湖北以外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完全恢复正常，则2020年全年实际有效工作日为228.5天，相当于劳动时间同比2019年减少了8.6%。如果按国家统计局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人数占全部企业就业人数的79.4%，同时考虑正常的年劳动投入增长率0.33%，则可以推算出2020年劳动要素供给相对2019年减少了大约6.5%。当然，这里主要是依据中小企业调查数据推算得出的有效工作时间，而且也没有考虑企业在疫后加班加点等情况。
    依据生产函数，在规模报酬不变前提下，要素弹性等于要素报酬份额。可按要素贡献估算劳动时间减少所形成的劳动要素供给减少对总产出的影响，即有：总产出增长率=技术进步增长率+资本边际产出弹性×资本增长率+劳动边际产出弹性×劳动增长率。由此可以简单模拟劳动供给减少对经济增长的牵制作用。依据2009-2017年资金流量表可得，劳动收入份额平均为55.1%，资本收入份额为44.9%。假设2020年技术进步速度为1.8%，则资本要素供给的增长率需要达到15%，经济增速才能稳定在5%左右。如果2020年第二季度至年末，企业出现加班，从而劳动要素供给减少到3.0%，则经济增速稳定在5%以上，需要资本要素供给增长率达到10.8%。当然，技术进步加快也有助于加快经济增速。增加资本要素供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新增投资；二是提高产能利用率。增加资本要素供给首先要稳定中小微企业，这样才能减轻劳动要素供给减少所带来的冲击。如果疫情冲击造成大量中小微企业倒闭，则后期的加班加点不仅无从实现，而且也会带来资本的闲置，从而经济受到较长时间的影响。因此，保障中小微企业的流动性和加大对科技进步的资助是关键，通过稳定中小微企业来稳定吸收疫后劳动供给的增加，充分实现就业-消费的乘数效应。在此基础上适度加大基建特别是“新基建”投资，对于稳定经济将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中小微企业能够获得及时的流动性救助和资本扶持，使其生产率得到恢复，则疫情期间生产停滞和疫后部分需求的释放必然会带来一些企业生产的加速及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企业通过自发的加班加点可以实现一定的劳动供给弥补，但疫情对第一季度的冲击已经不可避免。按照笔者的估算，2020年GDP增速如果要达到5%，则在一季度环比零增长的情况下，二季度同比增速应达到6.4%，同时下半年同比增速维持在6.6%，这需要二季度环比增速快速反弹到7.7%，三季度和四季度的环比增速分别保持在1.6%和1.5%左右的水平。也有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从不同侧面分析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如基于消费、出口等需求结构冲击机制的估算，以及通过服务业比重、建筑业比重来分析供给侧结构性的冲击影响，特别是以SARS时期的冲击结构做模拟系数估算。这些研究对于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提供了另外的视角，无疑也是非常有益的。
    四、提高政策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冲击存在明显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差异。疫情爆发后，各级政府快速做出反应，一方面及时拿出有针对性的支持性政策，主要针对企业现金流中断、复工难等问题推出了很多普惠性支持政策；另一方面在采用结构性支持政策的基础上，扩大总量政策力度，保持经济被冲击后能尽快恢复到原有增长轨道。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政府已经出台了多项政策，但政策效率还有待提高。
    （一）搭建沟通互动新平台，提高政府惠及中小企业的效率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各地纷纷推出了相应的支持性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的救助政策。2020年2月2日，苏州市政府率先印发了《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而后中央部委和各省市陆续出台了支持复工复产等的激励性政策。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的支持；二是财政给予中小企业一定的税费、社保减免和延期缴纳优惠；三是金融支持，保障对相关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政策的落实，央行降息，中央政府提供低息贷款，地方成立纾困基金，保障企业流动性；四是地方政府实行“援企稳岗”举措，利用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杠杆加大稳岗力度，降低失业率；五是打通运输通道，交通部免收公路通行费，地方政府积极推进物流畅通；六是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鼓励国有企业、国营机构、房地产商、创业园区等对中小企业提供援助，减免相应的房租，免除电费等。政府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非常及时的救助措施，这些举措从目前的企业调查反馈看，惠及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二次企业调查”数据显示，74%的企业表示还没有获得税收优惠，59%的企业表示尚未获得费用减免优惠，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银行哪些贷款优惠”问题中，82%的受调查企业表示无优惠。可见，虽然政府推出的财政及金融支持政策很及时，但惠及中小企业依然困难。根本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小企业信息高度分散，政府与企业相互沟通不多，这些企业日常利用政府政策非常少；二是疫情冲击下，中小企业的风险度迅速提高，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营利机构，很难通过风控来审核贷款给这些中小企业，只能推动政策性的资金惠及中小企业，但发放贷款的成本很高；三是与中小企业密切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商业机构本身也面临较大的风险，相互救助比较困难。因此，必须借助新的产业和政府平台才能打通政府、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的连接。这需要通过提升信息处理效率来提高服务效率。同时，针对中小企业的救助必须是政策性的补贴救助，资金额度小，需要靠产业龙头企业和政府专业中小企业扶持平台的信息汇集和渠道才能有效防范欺诈，服务于真正受困的中小企业，直到中小企业复工后才能纳入正常的商业往来，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作用才能不断显现。
    （二）启动受疫情冲击后的积极宏观政策
    疫情冲击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偏移，因此，需要通过积极的宏观政策让其较快恢复到原有增长轨道。同时，要积极防范疫情冲击带来的延伸性风险和长期性风险。
    为此，在实施积极宏观总量政策的过程中需坚定做好以下方面：一是阶段性减免社保和税收，并在2019年减税降费规模基础上，继续增加减税降费规模，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果，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居民负担，增强微观经济活力；二是中央银行应适时增加中期借贷便利（MLF）等货币工具使用力度，及时下调MLF利率，引导贷款基础利率（LPR）下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并适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信贷投放力度。推动进一步降低存贷款利率，更大幅度降低企业和家庭负债压力；三是加快专项债发行，激励基建稳增长，特别是要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相对于传统基建，“新基建”对中小微企业的涓滴效应更强，这对于增强中小微企业活力，提升其生产率将发挥重要作用；四是在防范疫情冲击和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中小银行的债务有迅速提高的风险，应当有步骤置换地方债务，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并通过再贷款专项支持中小银行流动性安排，缓解中小银行压力，防范疫情冲击带来的次生风险；五是针对就业需研究制定专项政策，因为受此次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是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这些行业和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就业，而且在此次疫情的冲击之下，很多企业会调整预期，在未来用更多的机器来代替劳动力，因此，短期和长期就业稳定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六是进一步筑牢社会保障网络，继续控制和压缩一般性财政支出，腾出财力增加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支出，同时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注和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