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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46期（总第2028期） 2020年7月3日（星期五）
[导读：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在3-4月间连续出台了四轮救助法案。一些学者和媒体人认为，在新冠病毒导致未来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陷入了持续的流动性陷阱。救助法案提供的资金会被银行、企业和投资者囤积起来，而非用于扩大投资、增加就业从而提振实体经济。在实体经济复苏前景黯淡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判断救助法案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反而会增强金融的不稳定性。对此，有学者呼吁政府出台更多刺激措施，提高直接支出的比例并构建新型福利国家，以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消费和投资的信心。]
救助法案的乘数效应较低
美国经济陷入持续的流动性陷阱
加州圣玛丽大学经济系教授杰克·拉斯穆斯（Jack Rasmus）在博客中撰文（Post-Pandemic Economic Scenarios）指出，实体经济深刻而快速的收缩将影响投资者和企业的心理以及消费者和家庭的支出。迄今为止，刺激法案中的一些钱将被囤积，因为企业或消费者都不知道新冠病毒是否会回来，还会持续多久。家庭会购买必需品，仅此而已。他们不会外出购买新房、新车以及其他所有东西。他们将坐拥大部分救助资金；他们会囤积它。他们将用其中的一部分来偿还迄今积累的部分债务，而企业会将其用于股票和债券投资，但他们大多会囤积它。对于许多仍然有工作的家庭来说，也会这样。
拉斯穆斯写道，正如经济学家所说，救助法案的乘数效应对于政府支出而言将非常低。企业会囤积资金，银行将囤积资金，他们可能会保留资金以备将来偿还债务之用，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借了大笔钱，提取了可用的银行贷款信贷额度，并发行了创纪录的公司债券债务。企业在2月和3月将信贷额度削减了数千亿美元，并发行了数千亿美元的新公司债券。
公司债务在2月份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因为公司和企业正在尽其所能地筹集现金，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是企业、投资者和家庭回归了所谓的流动性偏好，这也称为流动性陷阱。在严重的深度经济收缩中，向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并不会带来更多的投资、雇用和增长。美国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货币解决方案在当前情况下不起作用。今天几乎重演了美国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情况。这是一种巨大的流动性偏好，持续的流动性陷阱。
在心理改变之前，企业不会打开钱包进行投资和扩大生产，也不会在明天雇用所有人。它们不会扩张，因为人们也不会在以前的水平上购买东西。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某些行业（例如石油行业）中，资本支出会真正崩溃。对于零售、休闲、酒店、旅游和大众娱乐等行业的大型部门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即使在最好的假设下，它们也不会“恢复正常”，短期内不会，长期内也可能不会。现在，经济受到重创，终止病毒效应——即使很快——也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经济危机的基本面。收缩现在具有其自身的经济动力。
每次出现严重的衰退时，企业都在寻找削减成本的方法，它们专注于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它们用新技术和自动化代替工作，它们不会成群结队地雇用劳动者。只要这种病毒不能用疫苗解决，不确定性就会笼罩着包括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所有人，遗留的影响将使恢复非常缓慢。企业将寻求新的方式来裁员，而不是重新雇用那些兼职或临时工人。
企业和投资者囤积救助资金
据DC report报道（The Rich Are Making Out Like Bandits In This Pandemic），特朗普政府及其激进的共和党参议院盟友正在照顾那些需要最少帮助的人，同时宣布已经为失业者提供了足够的帮助。
5月份，五分之一的家庭没有足够的食物养活自己的孩子。同时，在因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而失业或被削减工作时间的成年人中，有36%表示他们无法在4月份支付账单。但是特朗普政府和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没有再说什么，至少现在没有。
就在大流行病升级之际，现金从3月初开始涌入货币基金。自3月初以来，当冠状病毒开始杀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时，存放在机构货币市场基金中的闲置现金迅速膨胀。这个数字从不到2.3万亿美元增长到超过3.3万亿美元。在短短13周内，公司将1万亿美元投入机构货币市场基金。为了存放这么多现金，公司每天必须存入110亿美元。
机构货币市场基金是大型公司和其他大型企业存放闲置资金的地方之一。停放的现金无助于振兴美国的经济。现金也存入商业银行。自从奥巴马政府初期经济开始反弹以来，商业银行的存款每年以6%的速度增长。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该比率下跌至4.6%，直到3月中旬。但此后，银行存款的增长跃升至15.8%。
美联储的报告显示，通过这种措施，在2月3日至5月4日的13周中，美国的现金量以每年42%的速度增长。这几乎是此前最高水平的两倍——2011年为22.5%。这也是自1976年以来基本货币供应量年均6.3%增长率的7倍。
除了四项救济法以外，许多闲置现金还来自于另外两项活动。
一种是卖股票套现。在过去十年中的八年中，投资者从股票基金中提取的资金超过了投资额。过去十年来，美国股权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总共被取出了4440亿美元的净资产。当股市开始下滑时，许多大投资者减少了所持公司股票的数量，产生的现金不得不存放在某个地方，直到花掉或再投资。第二种是，今年许多公司增加了新债务，筹集了现金以应付冠状病毒引起的任何经济风暴。公司承担的债务额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现在已超过10万亿美元，是本世纪初以来的两倍多。但是一些公司已经借贷或发行公司债券来回购自己的股票，这使现金掌握在出售股票的投资者手中。但这无助于投资新的创造就业的活动，同时又为债务利息创造了新的公司税收减免。
救助法案增强了金融不稳定性
全球资本主义的债务危机风险阻碍经济复苏
马奎特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社会学副教授迈克尔·麦卡锡（Michael A. McCarthy）6月5日在Jacobin撰文（To Recover From This Crisis, We Need to Defund Wall Street）指出，3月，大流行病触发了全球股市和石油价格暴跌。在两周内，道琼斯指数从27091点跌至19899点。在世界各地的金融交易所交易的资产波动迅速达到了大衰退的水平。结果，公司疯狂地需求现金，甚至一度被认为相当稳定的市场（如美国国债）也大跌。
突发卫生事件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还引发了社会危机。这场社会危机的后果主要是由工人而非华尔街精英所承担，工人正因失业、食品和住房的不安全性以及病毒感染而四分五裂。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4月份美国的失业率上升至14.7%（保守估计）。3月和4月，超过2200万人被解雇。高盛将先前的预测提高了十个百分点，认为失业率将至少上升到25%。
随着国会3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开始影响雇主和工人的收入，雇主在5月份增加了将近250万个工作岗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快速的逆转。失业率仍远高于2007-08年的峰值，目前尚不清楚这种短期的财政刺激措施的效益将持续多久。此外，急需现金的州和地方政府在5月解雇了59.5万名公职人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全球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将面临重大下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石油生产国，工人已经很贫穷，他们面临着灾难和和饥饿的幽灵。
许多共和党人都预测“V型”复苏，他们认为一旦大流行病得到解决，经济或多或少会恢复正常。他们说，复苏会突然出现，一旦我们能够停止病毒的蔓延，我们的经济就会迅速复苏。但是这种观点似乎与现实不符。在乔治亚、田纳西和德克萨斯这样重新开放的州并没有简单地反弹。
将目前的全球状况仅仅视为流行病的结果这一观点错误的。从生物学上讲，病毒本身与工厂化农业的蔓延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因素密切相关。造成财务损失的原因，远远不止于因居家令和保持社交距离而对商品的需求迅速下降。尽管需求下降很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危机的唯一原因。
先前存在的公司债务泡沫将使复苏变得困难，而且我们更有可能看到U型甚至更糟的L型路径。两者都将使全球经济陷入经济困境的低谷，这种困境持续的时间将远远超出疾病的直接影响。此外，巨大的阶级不平等以及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保健的失败，使美国和全球最不稳定的工人最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危机。新冠病毒不仅是一场健康危机，更是全球工人阶级的危机。
美国及其金融部门既是这些已有状况的主要根源，也是实现全球复苏的最大障碍之一。现在断定这场危机将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但显然，我们将需要英勇地反对华尔街的计划——仅向股市注入更多资金、向失败的企业注入更多债务。
在世界范围内，中央银行和政府已迅速采取行动，既为金融资产价格兜底，又通过增加企业和消费者可获得的现金和信贷来缓解流动性压力。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全球危机的第二阶段：债务危机。由于商品需求下降导致收入快速下降，因此信贷需求猛增。
美联储委员会理事莱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表示：“强有力的早期干预措施已有效地解决了流动性压力，但我们将密切监视高杠杆业务借款人的偿付能力压力，大流行病持续的时间越长，这一偿付压力越大。”尽管流动性注入最初是作为一种短期措施，但债务泡沫的进一步扩大可能会导致泡沫的破灭。
自2007-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承担更多的公司债务一直是增加利润的神奇方法。2007年，是主要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和法兰克福的银行过度杠杆化。这次是非金融公司，其全球债务在2008年9月至2019年12月之间上升了13%。甚至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这些公司就已经压低了员工的工资并放慢了再投资的步伐，而倾向于向上分配给高管和股东。
约瑟夫·贝恩斯（Joseph Baines）和桑迪·布赖恩·海格（Sandy Brian Hager）的研究发现，自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以来，中小型企业的利润率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为了使股东满意，这些“僵尸公司”（已经占美国总就业人数的一半左右）已经“举债饱食”。虽然债务与收入的比例全面增加，但中小型企业的增幅最大。这些也是危机期间裁员最多的公司。
根据美联储5月份的《金融稳定性报告》，除了股票市场的动荡之外，这种公司债务还可能使危机进一步恶化，并使危机的持续时间远远超过新冠病毒的持续时间。该报告认为：“自3月以来的经济和金融冲击给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造成的压力可能会造成持续一段时间的脆弱性……金融机构——包括银行部门，它在冲击之前拥有大量的资本和流动性缓冲——结果可能会承受压力。”
这是威胁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基本风险：企业负债累累，违约率上升，因为它们没有收入可以偿还贷款。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信贷市场因为借贷风险而失灵，越来越多的公司将破产。
自2007年以来，这些信贷市场迅速扩张，全球达到9万亿美元。但是，就像2007年之前从次级抵押贷款中获利激增一样，如果企业和消费者无法偿还贷款，泡沫将破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失业，整个系统可能会陷入严重的崩溃。
流动性注入助长金融投机活动
拉斯穆斯的博客文章中还指出，现在，恢复速度非常缓慢的不确定因素是信贷系统和银行系统（包括影子银行系统以及商业银行系统），影子银行系统更加不稳定和脆弱。如果发生信贷紧缩，至少以金融系统而言，违约和破产将在信贷系统中造成重大危机。信用将冻结。发生这种情况时，人们所面临的就是在已经崩溃的实体经济上的金融崩溃。
在2008年，情况有所不同。崩溃的是金融部门，这拖累了实体经济，直到美联储向银行注入5万亿美元，然后在随后的6年内实行低利率，才中止了这一过程。当时的美联储表示：“我们将在经济复苏时取回这笔钱。我们将出售我们的4.5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这不会发生。中央银行家永远不会收回为挽救银行体系而注入的过多流动资金。
当然现在正处于严重衰退中。今天的问题是，非金融公司部门是否会因为过去十年来积累的巨额债务而违约？金融市场的通货紧缩是否会蔓延并加剧实际产品和服务的通货紧缩？我们在实体经济中出现这种收缩的时间越长，金融体系将变得越脆弱，就越容易遭受崩溃的冲击。我可能无法确定何时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在未来6到12个月内，这种可能性会增加。
但现在，美联储救助银行的力度甚至超过了2008-09年度，支出更多，这一次甚至在银行倒闭之前就向它们注入了更多的流动性以纾困。在2008年，银行倒闭了，美国花费了4-5万亿美元来救助它们。当然，全球的中央银行也这样做了，全球通过流动性注入的救助资金达到20万亿美元。
注入大量流动性的问题可能会避免银行系统崩溃，但向全球经济注入如此多的流动性，最终都助长了金融投机活动，并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泡沫和脆弱性。这是当前资本主义的最大矛盾之一。它们引发了银行危机，其原因是数十年来过多的流动性，过多的投资进入金融市场。它会导致这些泡沫和崩溃，然后他们必须采取行动以挽救它——结果却导致更多的流动性。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再次成为问题。
这将再次成为美联储现在向银行系统注入数万亿美元的必然结果。它已经承诺提供6万亿美元。甚至在崩溃来临之前，美联储在2019年初就放弃了加息，并再次开始降息，提供了更多廉价资金。然后，尽管没有这样称呼，但它还是再次开启了量化宽松。去年9月，它向回购市场注入了5000亿美元，以防止该市场陷入困境。然后当这次病毒事件开始时，美联储又宣布了2.2万亿美元，即1.5万美元的回购和7000亿美元的再次购买抵押贷款、抵押债券和国债。
因此，进入2020年2月病毒危机之前，美联储在过去的6个月中花费了2.7万亿美元，而美联储3月承诺的至少还有另外4万亿美元，而且它可能是无限制的。现在，美联储不仅在对银行和影子银行进行纾困，而且还建立了专门的贷款工具来修补金融体系中最严重的裂痕，例如现在的市政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基金、商业地产和商业票据市场以及回购市场正在出现问题，现在美联储正在预先救助消费者信贷。
美联储正成为无处不在的公司债务的垃圾箱。从1913年成立到2008年的最初授权是仅对商业银行体系进行纾困。在2008-09年，这一范围也扩大到了对影子银行系统的救助，即保险公司、对冲基金、金融公司以及所有其他与商业银行规模相当的高风险、投机的金融体系。但是现在，扩展到了每个拥有债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和部门，以及各级非金融公司。美联储甚至在银行和非银行违约或破产之前就这样做了。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普遍的预先纾困。
但是即使美联储确实在短期内纾困了，它今天所做的就是注入大量流动性，这将导致金融动荡在未来十年重复出现。
房地产危机有可能来临
社会经济政策的欧洲研究项目（EReNSEP）的伦敦协调员谢里尔·卡齐（Shehryar Qazi）在Jacobin撰文（Another Real Estate Crash Is Coming）指出，自从冠状病毒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因为其稳定金融市场的干预措施的速度和力度而赢得了许多方面的赞赏。当然，美联储已经采取了关键步骤，以恢复早在2008年建立的流动性工具，并发展了一些新的流动性工具。4月28日，它甚至扩大了市政流动性工具，同意购买由美国小县城发行的大量短期债务。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美联储购买公司垃圾债券的决策。
私人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被排除在美联储旨在向资本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购买计划之外。
此外，与2008年房产市场崩盘后不同，美联储没有宣布进行直接援助——购买现金短缺的抵押贷款提供者和服务商发行的债券。美联储在房地产方面仅仅做到了最低限度——尽管有明显迹象表明房地产将严重衰退，这将摧毁房主以及中小型企业。不仅美联储，而且特朗普政府似乎都不愿意运用直接和足够的稳定力量来采取行动，以制止正在酝酿的风暴。
原因可能与2007-9年大衰退之后的政治演进有关。那次大衰退首先在房地产市场爆发，银行家被保释，但房主却被置之不理。在挽救银行家之后，经历了十多年的增长乏力，造成了这样的政治环境——现在极大地限制了当局在房地产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更确切地说，美联储知道，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审查和左派的民主问责之时，如果它救助房地产部门，将引起群众的愤怒并进一步危害其“独立性”。
毫无疑问，由于冠状病毒危机，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租金和回报压力。有3300万个工作消失，失业率预计将达到20%，这导致了对公寓租金下降和空置率上升的预测。同样至关重要的是3月底通过的《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它旨在通过在“诚信制度”基础上宣布暂缓抵押债务的偿还来支持家庭。换句话说，法律使住房贷款的借款人更容易推迟抵押付款，而不必提供财务困境和/或缺乏就业的证据。鉴于复苏和就业前景黯淡，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即使尚未被解雇，许多人仍可能选择加入该制度。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到4月底，所有抵押贷款中有7.3%处于暂缓状态。
自危机开始以来，总计超过11万亿美元的住宅抵押贷款市场变得越来越不堪重负。同时，在商业房地产市场中，商业抵押贷款证券（CMBS）的拖欠预期将上升至大衰退水平。从3月到4月，来自零售物业和酒店的CMBS贷款的付款已逾30天，分别激增了10%和20%以上。由于很多努力生存的家庭不交租金，由多户住宅支撑的CMBS也将受到影响。房地产投资界传奇人物托马斯·巴拉克（Thomas Barrack）宣布，由于缺乏房租支付和大量的暂缓请求，该行业已接近完全崩溃。尽管可以预料这种数字会夸大局势的严重性，但这次似乎并不夸张。
随着房价下跌，未来一段时间内确实存在发生另一场住房危机的可能性——使抵押借款人陷入困境。贷款服务商和当地抵押银行可能会停业，它们的资产将由较大的银行接管，在上一轮房地产泡沫过后，这种接管因为抵押贷款被不公平地取消而臭名昭著。
除了已经出现的租金支付延迟积累的压力之外，很可能仍在就业且不被允许申请延期的低收入家庭的就业时间将减少。结果将是抵押贷款失败的进一步加剧，使更多家庭濒临流离失所。即使在6月全国封锁结束之前，也有可能发生某种形式的严重影响少数族裔的抵押贷款危机。
一旦试图在封锁之后恢复正常营业，房地产行业低迷的严重性将变得显而易见。价值超过10.3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RMBS）市场动荡不安，并将在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中蔓延开来。房地美（Freddie Mac），房利美（Fannie Mae）或吉利美（Ginnie Mae）不能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总额超过1.7万亿美元，这很可能成为风暴之眼。
政府需要出台更多刺激措施以减小未来的不确定性
政府需要提高直接支出比例
拉斯穆斯在博文中指出，经济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V型恢复。因为消费者和企业的心理和期望都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这不会很快消失。国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供收入保护，但是国会通过的价值2.2万亿美元的救助法案只是一个缓解措施，即使是他们现在也承认，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崩溃设置了底线，最多持续几个月。
但是，如果他们想度过夏天的剩余时间，他们将需要在5月或6月之前制定更大的刺激法案。是否会发生这种情况将取决于美国的政治斗争，因为商业利益和资本家不想再次尽可能地拖延经济危机，就像他们不想尽力挽救生命那样。因此，对于即将在5月或6月发布的下一个刺激法案，将会有一场激烈的斗争。
如果确实有一场正在进行的病毒战争——现实中确实存在——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支付与1942年情况那样的战争预算。1940-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政府支出约占GDP的10%。在1942年的一年中，到那年年底，这一比例上升到40%。在1944年，政府支出为70%。
那是1942年的一场战争动员，我认为我们必须再次达到40%。如果2019年危机爆发前的政府支出约为4.5万亿美元，占GDP的21%，我们将不得不再增加4万亿美元的政府直接支出——不是对银行家或投资者的商业贷款救助。商业贷款是由美联储完成的，而不是政府直接支出的一部分。也不能采取更多的公司减税形式，因为在当前严重收缩的情况下，这也不会对刺激经济产生太大影响。它必须是政府对家庭和小企业的直接支出。
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些直接支出，但还不够。救助法案（CARES ACT）向工人提供的5000亿美元以扩大就业福利的形式提供，包括第一轮家庭现金注入和支票，还有向小企业提供3670亿美元的救助和贷款。但这只是6到8周的解决方案。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即政府的直接刺激措施，相当于GDP的40%。这必须在今年很快出台。这是否发生是一个政治问题。
但这就是我认为必须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在政府开支引领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真正的战争动员，因为投资者和企业的心理已经受到重击，消费者也是如此，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假设一种不太可能的情况，即到6月这种健康危机因素已经过去，经济仍将受创，企业将不会投资，它们将非常谨慎，它们不会使每个人重新开始工作，银行也不会很轻易地借出自己的钱。
在2008-09年危机之后，在此之后的数年中，银行贷款和实际投资持续下降。因此，除了最安全、最大的客户外，银行不会放贷。投资并不会复苏，而且实际上，在这种病毒出现之前，美国的投资表现就不好。在2019年的9个月中，实际资本支出持续减少，美国经历了6个月的制造业衰退，消费者显示出他们依赖于信贷和债务的迹象，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也阻碍了经济增长。因此，正如特朗普喜欢说的那样，实体经济在2019年相当疲软，而不是强劲有力。
而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新冠病毒前夕发生的，这场危机只是加剧并加速了崩溃。经济已经在慢慢减速，在欧洲情况相同，日本在2019年末也是如此。但是现在，病毒的影响加剧并加速了这一切。它加剧了经济的收缩，现在我们正处在深深的低迷中。
降低风险、刺激消费以解决流动性陷阱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全球经济监测主任哈米德·拉希德（Hamid Rashid）6月8日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哪种经济刺激计划能奏效？）指出，世界各国政府正在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做出有力应对，相应出台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总金额已经相当于全球GDP的10%。然而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最新发表的全球评估报告，这些刺激措施或许未能像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那样刺激消费和投资。
问题在于很大一部分资金都被直接导入到了银行的资本缓冲之中，导致预防性储备增加。整个情况与令凯恩斯在大萧条时期忧心忡忡的“流动性陷阱”极为类似。当前的刺激措施都是匆忙——几乎是恐慌——出台以遏制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尽管这种洒水枪式的方法既没有针对性也称不上精确，却被许多评论家视为当时的唯一选择，认定如果没有海量的紧急流动性注入就可能造成大面积破产，企业组织资本的流失以及更为艰难的复苏之路。
但如今各方已经明确意识到疫情将延续更长时间，而非最初出台这些紧急措施时假定的几周，也意味着所有这些方案都需要从长期角度进行更仔细评估。在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由于家庭和企业都会担忧未来走向，因此预防性储蓄通常会有所增加。
当前这场危机也不例外，由于对未来的忧虑和广泛减少的消费机会，刺激政策派发的大部分资金可能会闲置在家庭和企业的银行帐户中。同时由于信誉良好的贷款者屈指可数，银行可能被迫持有过多的流动性。
不出所料，在2月至4月期间美国存款机构持有的超额准备金几乎翻了一番，从1.5万亿美元上升至2.9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大衰退期间各银行所持有的超额准备金仅为1万亿美元。银行储备的大量增加表明迄今为止业已实施的刺激政策并未产生多大的乘数效应，仅凭银行信贷显然并不能使我们摆脱当前的经济僵局。
更糟糕的是，当前过多的流动性可能伴随着很高的社会成本。除了对债务和通胀的常规担忧之外，还有充分的理由担心银行手中多余的现金会被投入金融投机活动。股市每天都在剧烈反转，而这种波动反过来又可能令不确定性增加的氛围常态化，进而导致更多的预防性行为并遏制推动复苏所需的消费和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面临流动性陷阱和流动性迷局：货币供应大量增加但只有有限数量被家庭和企业所使用。精心设计的刺激措施可能会在新型冠状病毒受控后发挥作用。但只要疫情仍在肆虐，情况就不可能恢复正常。
目前的关键就是降低风险并增加消费动机。只要企业依然忧虑从现在起半年或一年内经济仍会疲软，它们就会推迟投资进而拖延复苏。而这种恶性循环只有国家才能打破：各国政府必须挺身而出，以如果经济无法在某个特定时点复苏就会向企业提供补偿的方式来为当前的各项风险担保。
针对这方面的举措已经存在一个模型，也就是以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和杰拉德·德布鲁（Gérard Debreu）名字命名的，可以在某些预定条件下兑现的“Arrow-Debreu证券”。比如政府可以保证，如果一个家庭今天能购买一辆汽车，而病毒流行曲线在距现在6个月后的某个时点仍处于某个点位，则其每月的车贷可以暂停支付。同样可以用按收入比例偿还的贷款和抵押来鼓励购买包括住房在内的各种耐用消费品。类似的规定还可以适用于企业的实际投资。
政府还应考虑发行消费券以刺激家庭消费。这点已经在中国实现了，该国有50个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在发行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数字优惠券。优惠券标示的有效期使之成为了短期内——也是最急需时期——的消费和总需求强力刺激手段。
由于疫情的持续时间可能比原先设想的长出许多，因此有必要出台更多刺激措施。比如尽管美国已经在各种形式的援助上花费了3万亿美元，但如果没有采取更多——也希望能更精心设计的——措施，这些钱只会使许多企业再苟延残喘几个月，而不是真正挽救它们。
有种在几个国家中一直行之有效的手段就是在企业保留其雇员的条件下向它们提供帮助，并按照企业收入的减少比例来相应补助员工工资和其他费用。在美国，华盛顿州女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Pramila Jayapal）以及其他几位参议员都提出了类似的立法建议。
设计不当的刺激计划不仅毫无效果，而且还蕴含着危机。糟糕的政策会导致不平等，埋下不稳定的种子，并在恰恰需要防止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时削弱民众对政府的政治支持。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其他选项，只是不知道政府会否采纳而已。
建立新型福利国家
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6月5日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The Post-COVID State）指出，福利国家的1.0版本出现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它以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等政策为特征，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诸如Medicaid（针对贫困者的政府健康保险）和Medicare（针对65岁以上老人的政府健康保险）之类的附加计划进行了重大升级。
福利国家2.0版本于20世纪80年代问世，当时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随后苏联解体。在西方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福利国家2.0退步了——是较之以前削弱了的、效率更低的版本，许多旧的保护措施，例如工会，被挖空或被瓦解了。
显然，许多发达经济体需要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更好的协调、更明智的监管、更有效的政府、显著改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在美国，还需要更可靠和更公平的健康保险制度。
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还要提高效率。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在大流行病时代的支出、监管、流动性提供和其他干预措施方面的扩张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永久性的（尽管最终也必须包括扩大税收）。
新型的福利国家是同时实现真正的国家能力、民主和自由的最普遍直接的方式。
福利国家1.0的兴起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动态（正如福利国家2.0的失败表明，以牺牲更广泛的社会认同为代价追求效率时会发生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世界上没有太多的社会安全网，而且政府的监管能力有限。但是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一切。
1942年，伦敦经济学院的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领导了一个政府委员会，撰写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建立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构想，为所有公民提供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其他基本品。当时，一些批评家对这些建议感到震惊。经济学家哈耶克当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任教，他认为现代福利国家是迈向极权主义的一步，他认为，贝弗里奇报告所设想的政府在控制市场和设定价格方面的作用，将使社会走上“通往奴役之路”。
但是哈耶克错了。首先是瑞典从1932年开始，然后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地区，直至西欧和美国，国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国家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民主深化了，民众的政治参与也扩大了。
在当今世界被大流行病困扰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国家制度太脆弱、有太多缺陷，以至于无法应对21世纪的挑战。即使许多国家对于什么是更好的未来还没有达成共识，但认识到问题始终是朝着建设更好未来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福利国家，这并不是幻想。但是，假设它会轻易实现或者自发出现则是天真的。加强民主和问责制的努力必须与扩大国家责任同时进行。在空前未有的两极分化、民主制度崩溃和体制能力下降之际，构建改革过的、再次兴起的福利国家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像二战一样，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尝试。（完）
（整理、编译：孙小雨、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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