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名家论坛第十九讲在京成功举办

    来源：《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微信公众号；时间：2020年7月21日
    
    2020年7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名家论坛第十九讲在线成功举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做了“走向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主题讲座。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副理事长胡乐明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邱海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虎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办公室主任、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任郭冠清研究员等，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50多位专家学者通过腾讯会议在线参加了论坛。郁建兴教授指出，当前推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两个重要动力：一是中国经验、中国现象、中国治理方案；二是数字技术。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浙江要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讲话精神，浙江省提出，要在13个方面建设全面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其中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是重要窗口中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数字经济本身发展所亟须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对此，郁教授从五个方面讲解了“整体智治”的内涵。
    郁教授认为，“整体性政府”是公共管理领域一直以来研究的重要命题，根据韦伯的现代组织理论，只要实行科层制，就会导致政府部门间的缝隙，由此衍生出了“无缝隙政府”概念。当前，政府的“整体治理”不仅包括了政府部门的整体性，还应包括政府部门和市场、社会、民众之间的有效协调，共同开展公共事务治理。而“智慧治理”通常指治理主体（主要是政府）通过广泛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动场景化、智能化的多部门、多业务协同，实现精准、高效的公共治理。因此，“整体智治”的概念可以概括为治理主体（主要是政府）通过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实现精准、高效的公共治理。 
    如何定义和解决公共治理的有效性？郁教授表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威尔逊、古德诺二分法，马克思?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再加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共同构成了古典公共行政的研究范式。由于这一范式非常强调专业、分工和非人格化，反而导致了反效率的治理模式。随后，经过“西蒙——沃尔多之争”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倡导向私人部门学习和借鉴管理经验的新公共管理理论逐渐形成，但其过分强调效率，反而忽视了有效性。而根据德鲁克的定义，效率（efficiency）是指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有效性（effectiveness）是指成功使用资源取得预期的治理目标。提高治理有效性就是让政府跟市场、政府跟社会组织、政府跟民众一起来生产公共品。 
    由于供需信息的不对称和治理主体能力的有限，现有的公共治理模式在实践中面临难题，“整体智治”恰恰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郁建兴教授通过修理路灯的例子，形象讲解了“整体智治”模式如何减少供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通过政府主体，增大了需求信息的接受范围，再协同市场、运用数字技术扩展了需求信息的传递渠道。至于具体治理活动中治理主体的能力，则可以通过数字技术，预先设定和提供标准化的解决方案或部分替代信息整合和分析能力，从而提高治理的有效性。 
    郁教授以疫情防控为例，详细说明了“整体智治”概念。他认为，此次国内疫情防控集中体现了“整体”“智治”的双重特征：一方面，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市场、社会共同开展公共治理，整体性地回应公共治理需求；另一方面，公共治理主体广泛运用数字技术降低治理主体内部、治理主体间以及治理供需间信息不对称，提高治理主体的分析能力、供给能力等，包括“大数据+网格化”支撑的“群防群治”“联防联治”， 以“一库一码一图一指数”为主要内容的“精密智控”，以及“城市大脑”等数字治理平台实时向疫情指挥部推送重点关注人群信息，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 
    针对未来如何形成“整体智治”的新形态，郁建兴教授提出了四个要点，一是要建立完善以数据共享为基础的跨部门、跨主体协作体系，由政府扮演“元治理”角色；二是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索“智治”的边界，这主要涉及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三是优化“智治”参数，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增加人文关怀；四是建立“智治”思维，开展“智治”培训，促进“智治”与传统治理的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邱海平教授认为，郁教授的讲座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极具启发性。他指出，郁教授的研究，真正落实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用理论指导实践的方法论，他以社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广泛地调研总结，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论。他提出的社会治理的整体性问题，也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后，政治经济学界所关注的国家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邱海平教授认为，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基于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通过更加全面地认识党的领导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构建一个“党是领导一切的”新型国家理论。由于国家治理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国防等一系列方面，因此必须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分工界限，通过跨学科和跨专业的合作，综合解决国家治理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虎涛教授认为，郁教授提出的“整体智治”是一个重大的范畴创新，由“智治”为“整体”政府的内部分工提供技术保障和技术支持，形成了新的合力。这一提法也与传统的西方治理理论所强调的多主体、去中心、去政治、去权威的模式不同，通过强调党领导人民的“元治理”模式，将内部的组织内分工转化成了整体的绩效输出。杨虎涛教授认为，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变迁与政府治理变迁之间应该是存在统一的、连贯的逻辑主线的，因为治理对象和社会结构的改变要求治理方式的变迁。数字化时代，数据读取能力、存储能力和分析能力是对传统国家能力中认证能力，也即可读性(legibility)这一能力维度的拓展，对于经济分析工作来说，也可以提供更加鲜活的研究对象。 
    郁建兴教授一一回应了上述评论，并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注：文字内容由隋筱童根据会议记录整理） 
    关键词：智库名家论坛；第十九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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