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群慧：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内涵与重要意义

    作者：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财贸经济》2020年12期,第9-11页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大调整大变革之中。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都面临着全球治理规则调整的制度之变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创造式破坏，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更是使全球经济发展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环境巨变要求战略适应。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积极主动“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这个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的必然要求。
    虽然经济学有众多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描述经济活动，但循环流动无疑是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经济环节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中要素及产品市场的供给-需求经济分析框架看，经济活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一个基于劳动分工和价值增值的信息、资金、劳动力和商品（含服务）在家庭、企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黄群慧，2020）。如果考虑到经济活动的国家（或者经济体）边界，经济循环则存在基于国内分工的国内经济循环和基于全球分工的国际经济循环之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很少有国家只有国内经济循环，绝大多数基本上都参与程度不同的国际循环，参与国际循环程度的不同意味着经济开放度的差异，无论参与国际循环的程度如何，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经济体）可以认为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程度可以根据系统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变化进行选择，可以通过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协同互补来有效发挥一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同时避免国际环境的负面影响（曾剑秋、任淼，2005），这构成经济发展的战略导向。 
    基于上述认识，要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重点把握以下三方面内涵。 
    一是新发展格局立足国内大循环主体、以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循环、国际国内大循环相互促进。其实质意味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以我为主开新局。正确处理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面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两头在外”国际循环带来的问题，以及我国国内经济规模、发展阶段和各类条件的变化，必须审时度势、积极求变，坚持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也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国际循环，更不意味着主动“脱钩”、闭关锁国、经济内卷化等，而是在更高开放水平的基础上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局”。 
    二是新发展格局以“经济循环”为描述维度、根本视角和关键词，而非供给、需求、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等经济活动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环节，不能抛开经济循环这个动态系统的视角而单独从经济活动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环节来谈新发展格局。这决定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更具有协同性和动态性的思维。也就是说，用“经济循环”描述新发展格局，关键是把握如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意味着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根据供给侧、需求侧等单方面政策，也不单单是生产、流通、消费某个环节的战略或者政策，而是围绕经济循环的系统动态的政策组合。 
    三是新发展格局形成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的发展战略的目标要求。一方面，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对于以前的发展战略形成的发展格局需要进行战略创新和战略转型，需要拓展以前的比较优势，寻求适应新发展阶段和内外环境的新的经济发展优势基础，例如，从低成本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转向高质量创新导向工业化战略，从“两头在外”的资源利用方式转向协调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等等；另一方面，由经济循环这个关键词所决定，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与以前强调某类经济主体、要素或者某方面经济活动应该达到的目标之类战略——例如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乡村振兴、制造强国、区域协调、创新驱动等等不同，新发展格局要求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更具有系统协同性。也就是说，上述战略是专业性战略，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则属于综合性战略。从这个意义上，形成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经济发展战略是类似于工业化、城镇化之类的综合性经济发展战略。 
    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形成新发展格局，既是中国积极顺应全球百年未有大变局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要求。 
    一方面，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新工业革命的挑战等诸多因素作用下，全球经济大调整大变革不断深化，逆全球化也给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全球债务的不断积累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原有全球经济增长和经济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可持续。而20世纪末期，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这一全球经济调整趋势愈发明显，尤其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已有生产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受到巨大冲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总报告组，2020）。在这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中国需要在变局中开新局，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立足本国优势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塑经济全球化新动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全球经济循环，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以此为基础，“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全面开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发展格局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已经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础，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要求的条件，具备依靠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效率基础。当然，有了大国经济基础，并不一定能形成新发展格局，还需要针对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高、国民经济循环还存在诸多堵点、国内需求还存在较大抑制、经济安全风险比较大等长期存在的问题，依据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调整发展战略，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着力点，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从理论意义上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也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丰富开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从经济思想史看，经济循环流动是经济学最早的范畴之一，也是经济活动的最本质的特征。用循环流动描述经济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经济学家魁奈1758年出版的《经济表》，因此熊彼特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就诞生于重农学派对循环流动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社会再生产理论，将社会再生产过程描述为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构成的经济循环，还给出了产业资本循环从货币转换为商品、从购买商品到生产出新商品、从新商品再转换为货币的三个过程和公式。列昂惕夫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以循环流动理论——“可再生产性”论取代“稀缺”论，以此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乔治·吉利贝尔，2016）。因此，从经济循环角度来刻画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抓住了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指导。而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更是很好地延伸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理论，形成了基于经济循环流动的新的发展理论，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 
    1.黄群慧：《畅通国内大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光明日报》2020年7月28日。 
    2.乔治·吉利贝尔：《循环流动》，载史蒂文·N.杜尔劳夫、劳伦斯·E.布卢姆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3.曾剑秋、任淼：《内外经济循环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应用研究》，《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原标题为：《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新发展格局；双循环；十四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