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双循环的重大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题记：2020年12月20日，北大国发院以“双循环：国家发展新格局”为主题举办第五届国家发展论坛，诸多学者和嘉宾从国家发展的不同角度，带来深度分享和公共讨论。本文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原常务副主任、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杜平的演讲整理。
    围绕今天的主题谈三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是：发展“双循环”新格局，既是对历史的传承，更有重大创新。
    我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都会做出相应的战略抉择，其目的都是为处理好国际国内关系。如改革开放初期，突出打开国门参与国际大循环；后来，强调扩大内需，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近些年来，国内重点推进供给侧改革，对外倡议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可以看出，每一个重大阶段，中央提出的发展战略都有其特定的背景，也跟中国当时自身的战略发展目标相关。
    我们现在谈到的双循环新格局，就有传承过去好经验和有效做法的部分，即在进一步优先做好国内事情的同时，完善和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但是，双循环明显具有新的内涵和要求，以谋求应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一是强调贯通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大循环，着力解决影响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痛点问题。
    这是第一次系统化地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循环问题。
    过去，我们讲扩大内需实质上也是要搞内循环，但工作基点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如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就是想通过优化空间布局来推动产业转移，解决东中西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再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力度很大，近几年每年解决一千多万绝对贫困人口脱贫问题，也是想通过增加农业农民收入来缓解城乡差距，进而扩大内需。
    现在提出的双循环，则是针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主要环节相互脱节、循环不畅，要通过打通整个经济体的七筋八脉，促进国内经济增加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促进国内国际发展双循环，这是十分重大的思路创新和战略调整。比如，我们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存在生产的许多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而卖不出去的情况，生产与消费之间循环不畅。但同时，我们许多人既有消费需求也有购买力，但国内缺乏有效供给，只能依赖国际市场，遇到国际投资和贸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就导致内外循环受阻，国际化就被动。
    我国分配环节长期不顺，一次分配比重过低，劳动和技术要素分配不到位，数亿人可支配收入少，有心但无力消费，这种消费疲软局面最终又影响生产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还有流通环节长期被诟病，尽管中国独特的劳动力商品情况，通过千万级快递小哥解决了流通环节入户到门，即最后一公里物流服务。这一点很伟大，是资本借力互联网及数字化技术，孕育和演化出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形成了世界上独有的波澜壮阔、规模巨大的，包括电商、微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不过，仍然因为物流政策和管理跟不上发展大势，诸如跨行政区的中长途大物流和交通运输多式联运这类更重大的流通循环不畅问题，还没有解决，并使得中国物流成本长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一倍。
    总之，从畅通社会生产全过程入手，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布局和改善流通、消费环境，稳定提高企业高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并增加居民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提高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综合实力，这就是国内大循环的基本要义。
    二是强调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着力调整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策略方针，重点任务，路径方法。
    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减缓，我国对外环境复杂多变。我国提出双循环就是表明不会停下国际化脚步。
    比如，继续扩大自贸区范围至18个，包括近30个片区，已经探索试行了200多项涉及自由贸易的改革开放政策，并陆续在全国推广。同时，加大推进海南自由贸易岛全面建设力度，加快探索零关税、零补贴、零障碍为方向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力争几年内启动全岛实行境内关外的体制。我认为，海南自由贸易岛建设不是为了对标中国香港，而是对标中国台湾。海南做不了香港的金融，但可以做高效优质品牌农业、新能源产业、陆海空大物流、信息化及高科技、航天航空等，这对我国台湾的发展将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我想再过五年到十年，海南岛将成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扩大对外开放赢得国际声誉的新名片、新前沿、新窗口，成为发展双循环新格局的伟大实践典型。
    再如，中国以更坚实的自信力和广阔的胸怀积极参与共建一些区域性国际合作组织。现在己经参加东盟发起的RCEP，正在积极与欧盟谈判中欧投资协定，还明确表示将以积极的态度参与美国主导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其他的区域性国际合作组织。力图创建我国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可以统筹多边、区域、双边等多样化贸易和投资关系，形成一个全方位又有重点的国际大循环。
    还如，中国正在扎扎实实地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践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调整贸易结构和优化境外投资布局，鼓励发展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以及投贸融合，完善并重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追求进出口动态平衡。中国公开宣示碳减排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主动推动这个挑战压力很大的工作。中国要为全球做出新贡献，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都是国际合作领域很有必要也有共识的切入点，因为这也是中国人民应该享受到好生态和好环境的权利体现。还有，中国宣布研发生产的新冠疫苗将支持欠发达国家，中国对世卫组织的捐款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些都是中国促进国际大循环的新思路、新方式。
    第二点体会是，发展双循环新格局是中国的主动作为，也是一些新的重大因素倒逼的战略选择。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根本目的还是优先考虑解决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国际形势的巨变和演化，也确实是倒逼我们改变的客观力量。
    20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历经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比起来，一是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上升到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后者比前者的需求上了若干大台阶，这是我国40年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结果，也是发展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为了人民这一目的所在。二是过去我国生产力普遍落后，现在已经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的现代生产体系，但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越来越突出，与人民群众更高的需求相比，就形成现阶段的新矛盾。如空间不平衡问题，东西区域发展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南北区域差距明显扩大，城乡差距全方位存在，城市新老城区急需缓解公共服务差距过大的情况。再如产业发展不充分问题，中低端高耗能产业产量过剩，适销对路的品牌产品供不应求；出口原料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高，高技术产品出口和服务贸易比重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特别是公共服务供给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非常严峻。如此等等，都务必下大决心、用大力度加快解决。
    关于倒逼力量，也是十分鲜明的。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复杂无常，特别是中美关系恶化带来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具有极大不确定性，都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再加上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也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严竣的，过去几十年正常的中美大国关系，过去熟悉的多边贸易体制，过去习惯的产业和市场国际分工体系，现都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全球化的走向或进程变得很不确定。虽然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还是主流，但是在许多领域要想在国际上顺利地形成共识并且相向而行将面临更大、更多难度。可喜的是，中国人有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在重大危机来临之时，在面临重大困难之际，就会激发人民的力量，提升人民的斗志，在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克艰攻难，最终取得胜利。现在中央提出“十四五”要实现双循环的良好开局，也是利用外部倒逼因素，因变而变、科学应对，从危机中找到中国的新机会。
    今年疫情期间，我受委托负责深圳市“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研究工作，深切感受到中美关系交恶以及新冠病毒全球化给深圳这样的头部城市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挑战和困难，原来的生产链、供应链被封堵，已经形成规模的人才、资金、技术、科技等要素的国际化配置被无理干扰。但是，深圳市不畏不惧，解放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和务实扩大开放，以激发自身发展活力和动力为主导，在实践双循环新格局方面迈出新的步伐。
    第三点体会是，发展双循环新格局是全方位发力，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特别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是基础和关键。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等结构性优化升级，都需要畅通大循环，这是解决中国的“卡脖子”技术短板、增强国家战略产业和重大技术安全、提高国际市场可持续竞争力的经济基础和科技支撑。但是，这些任务最终的保障实现，关键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规模、水平、质量和结构，以及“十四五”部署的未来产业能否在世界上具有重要位势。
    大家知道，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提出的，近十年来其年均增长速度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约80%以上，今年上半年还保持正增长近3%。这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生命力，符合我国科技进步规律，也适应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求，还有利于在高科技领域参与国际竞争。但是，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体量还不够，只占工业总规模的20%、占GDP约14%。与我国约占工业40%的产业面临下滑压力相对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对快速增长的红利，还难以对冲传统产业下降的损失。
    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末来产业都必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在规划十四五时需要优先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尽快贯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技术成果转化应用，与数字技术产业、加工制造业、现代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循环不畅问题；二是如何解决数据、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问题；三是如何解决各地一哄而上、盲目竞争、同质化布局和达标对标的问题。许多地方政府不研究本地比较优势、不讲条件地照抄国家作业，国家确定多少重点产业，各地就直接照搬也规划多少产业，基本上是上下一般粗。其结果是继续沿袭过去的教训，造成地区间恶性竞争，形成社会总财富的浪费。
    客观上分析，我国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其一，是国际环境突变催生应急倒逼机制，即迫使国内科技企业激发自主创新内生动力，如扩大研发投入，推进数字化转型。科研机构深化改善人才激励机制，政府创新营商环境等等。总之，全社会都深切意识到，我国产业发展短板和缺口若得不到缓解，就会落后挨打。连华为都在强化与中科院和一些大学联手攻关；
    其二，是我国一些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已成气候。如5G、高铁、北斗卫星、航天器、高算力数据库、新能源、石墨烯等新材料等等，都形成了现代产业体系，也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同时，陆续建成的一批国家重大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等重大科研平台，也已初步形成科技创新基础能力，“十四五”将进一步发力；
    其三，是近年来持续实施网络强国和大数据战略，以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行动计划，既通过深度赋能赋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来增强科技攻关能力、提升研发效率和提高市场推广精准程度、降低成本和增强风险控制。还会通过所带来的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新产品新服务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商业化应用场景；
    其四，是新的政策创新有利于释放新的政策红利。
        
    
    
    国家这两年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及其资本化、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促进要素市场化自由配置、深化科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服务贸易试点示范以及数字贸易等，都将在“十四五”期间带来积极效应。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十四五”规划需要使劲、加力、提质、升速、增效。可以考虑以下主要行动予以落实：
    一是优选、壮大重点产业。国家层面确定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各地区各企业都应着力在细分产业和产品上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不必全面一体推开。国家需尽快调整产品和技术目录，同时建立健全统计体系和相关标准体系、计量体系，并相应调整完善财税、金融及资本市场、价格、进出口等政策；
    二是精心部署前沿领域科技攻关。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技、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未来产业，更加注重重大基础科技和国家战略利益，超前部署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基本具备。总体来讲，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紧密相关，需要统筹考虑，协同推进。具体路径上，可以着力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工程）中长期计划为导向、为抓手，逐步形成前后左右关联产业的大循环；
    三是推动数字技术成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深度转化。抓住数字技术一数字产业（服务）一数字经济一数字社会日渐成熟的大趋势和循环圈，推动5G通讯、人工智能技术与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天基互联网、区块链融合发展，鼓励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相关企业在数字化平台上运用数字赋能赋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生产运营，融合集成发展一体化良性循环。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高技术成果形成数字化资产，优先推进流通和交易；
    四是着力完善政府精准服务和科学监管环境。关键还是要落实到位已经明确的政策措施，包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产品和服务实行政府优先采购和购买第三方服务政策，有效实施高技术产品首台（套）措施，优化布局并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绿色低碳、高端存储高算力数据中心建设，降低关键原材料和设备进口环节税费，实施不必所有但为所用的国际国内人才引进政策，稳定创投基金退出的税收优惠政策等等。实施审慎监管政策，促进区块链技术深度融入与知识产权保护和数据资产交易等领域，支持T0ken经济健康发展；
    五是深入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这是国际国内高技术快速健康有效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认真总结上海、北京、深圳、合肥等地方的经验，组织实施国家“十百千”发展目标，即部署建设10个全球影响力基地、100个具备国际竞争力集群和1000个特色产业生态，促进各要素资源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集中配置，发展特色区域经济；
    六是推进科技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大循环。比如，从科技理论研究及其基础科学工程实验一科技原型技术中试一科技成果定型和孵化一科技成果规模化转化应用一企业获得技术要素增量红利+财政取得增量收入一企业和政府加大基础科技和原始创新投入，需加速畅通这一个大循环；再如，要切实推进产学研用贸金等各业态各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大幅度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全社会都要在知识产权保护，权益人收益权保障，社会信用体系重构等方面付出更大努力。(整理：郑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