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名家论坛第二十四讲成功举办——李翀：金融危机的原因、效应与防范方法

    2021年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名家论坛第二十四讲成功举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翀教授做了“金融危机的原因、效应与防范方法”主题讲座。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副理事长胡乐明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杨虎涛教授进行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科研院所的140余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下、线上两种方式参加了论坛。
     
    李翀，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胡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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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翀教授首先解释了“金融危机”的含义和形成的内部原因。所谓金融危机，指的是金融市场发生剧烈的动荡，并且对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具体有三种表现形式，分别是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及债务危机。造成金融危机的直接内部原因可概括为三个，第一个直接原因是泡沫经济，即过度投机所造成的一种虚假的经济繁荣，常见于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这种由泡沫经济破裂导致的金融危机多表现为银行危机，一方面会影响个人和企业的闲置资金偿还，另一方面影响企业的贷款规模，造成经济衰退。典型例子如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泡沫经济引发的“失落的十年”。第二个直接原因是严重的经常账户逆差。由于经常账户主要反映物品和服务的贸易所带来的外汇收支的变化，从而能够反映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长期稳定性，如果一个国家物品和服务贸易所带来的外汇收入小于支出，就称为经常账户逆差。严重的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5%以上）会导致本币汇率贬值，造成货币危机，继而通过股票价格暴跌的“财富效应”导致可能的经济衰退。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泰国。第三个直接原因是沉重的债务负担，既包括政府内债，也包括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外债。如果外债过多，需要的外币过多就容易导致本国国币的贬值，导致货币危机，如20世纪末的韩国，因短期债务超过了总债务的一半，导致了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政府内债主要表现为财政赤字，既要收缩政府支出、减少社会需求，也要增加税收，激发社会矛盾，导致债务危机，如2010年的希腊。
    随后，李翀教授对金融危机的外部成因进行了介绍。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在于国际资本的投机性冲击，主要是私募基金中的对冲基金。对冲基金是一种实行合伙制的金融机构，以高杠杆、高门槛、立体式集中投资获得高收益。直至2010年美国才通过立法加强对对冲基金的法律监管，而此前对冲基金已经从1992年的英镑狙击战，九十年代香港的金融风潮中获取了高额收益。通过对1997年和1998年香港两次金融风潮的详细介绍，李翀教授论证了金融危机的内外部成因。1997年香港回归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泡沫吸引了对冲基金，从三个方向对香港进行了全面攻击。第一个方向是远期外汇市场，通过2%-3%的定金撬动高额资金，赚取外汇差。第二个方向是股票指数期货市场，对冲基金以卖方制造股市恐慌情绪，再股票指数下跌后获得高额收益。第三个方向是即期外汇投机，这与第一个方向是紧密相关的，只有即期地买入并能如期抛售港币，才能快速制造外汇差。在这种围攻下，作为世界第三大外汇储备经济体的香港特区，一方面动用了外汇基金来卖出美元买进港元,这种卖出美元换取港元并持仓的举措与对冲基金借入港元的行为共同压缩了市场内港元的供给规模，推高了香港货币利率和对冲基金的成本。另一方面，香港金融管理局向各大商业银行发出罚息警告，禁止其向对冲基金提供贷款，同时宣布在规定的时间核查商业银行的法定准确金比例，并对达不到的商业银行实行法律制裁，最终遏制了对冲基金的全面狙击，但依然导致了股票市场的暴跌，最终造成了香港经济的衰退。在总结1997年的经验后，1998年对冲基金再次攻击香港金融市场，开始人为地制造恒生指数下跌空间——向香港券商大规模借入恒生指数、进行跨市场操作。特区政府为了保护股票市场、维护市场利率，转向利用财政基金卖出美元、买进港元再放回货币市场，与对冲基金形成了在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循环流动；从8月13日开始买进恒生指数期货合约，与投机者形成对赌的关系；8月14日进行更大规模买入，推高恒生指数。最终恒生指数由6660点涨至7829点，特区政府获得此次反击金融冲击的胜利。由此，李翀教授总结提出，上世纪90年代我国泡沫经济破裂却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一是政府事前压抑泡沫膨胀、事后进行补救，二是我国人民币在资本与金融项目下不可兑换，对冲基金无法攻击我国金融市场。基于此，李翀教授认为金融危机的防范方法，一要消除金融危机发生的诱因：泡沫经济、严重逆差和过重债务。目前我国在泡沫经济和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存在严重隐患，因此要严防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和地方政府债务失控。二是保留充足的外汇储备，这样才有可能在遭受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的情况下逆向反投机。三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保持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适度管制。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韦森教授认为，李翀教授充分讲解了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相伴而生、互为因果的关系。他也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一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关键在于房地产开发商资产负债过高；二是由于利率太高，当前整个中国银行还息成本约为15万亿到18万亿，超过GDP增量3倍，超过GDP的10%，因此应该宽货币，以平衡地去杠杆。
    
    杨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教授
    杨虎涛教授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金融化加速化、普遍化，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的银行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不仅频次高、而且难以预测，如何从历史中寻求借鉴非常重要，结合中国国情考虑，李翀教授的三个防范和五个重视非常具有针对性，从内部因素看，除了李翀教授所指出的主要原因之外，影子银行的问题也值得重视。李翀教授对两位专家的点评及现场的提问进行了回应与交流，论坛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本文由隋筱童根据会议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