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针对大型科技公司展开反垄断行动

    欧盟针对大型科技公司展开反垄断行动
    去年12月15日，欧盟公布了《数字市场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简称DMA）的草案，但法、德、荷等国认为，欧盟应加强并加快对大型科技企业并购的审查，并要求获得在国家层面采取行动的更大权力。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德国与法国抱怨称，欧盟对大型科技企业的态度不够强硬，并呼吁监管机构加大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进行扼杀性收购的难度。
    法国财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德国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与荷兰经济事务部部长莫娜?凯泽（Mona Keijzer）5月27日共同签署的一份文件“加强数字市场法及其执行”（Strengthening the Digital Markets Act and Its Enforcement）称，欧盟为未来科技监管制定的王牌提案《数字市场法案》缺乏“野心”。
    这份由上述3位部长以“有效数字市场法案之友”（Friends of an effective Digital Markets Act）名义签署的文件呼吁欧盟加强并“加快”对并购的审查，尤其是在涉及“平台企业为了遏制竞争而采取的系统性收购新生企业的战略”时。他们还呼吁欧盟委员会赋予它们更大的权力，让它们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立法并执行科技政策。它们呼吁欧盟国家与欧盟之间展开“迅速而积极的合作”，并扩大成员国在本国采取行动的法律范围。
    随着《数字市场法案》在欧洲议会获得通过，这些国家希望看到“明确且在法律上确定”的并购门槛，规定这样的门槛，将在大型科技企业的收购目标营收不高、但拥有潜在高价值的技术时，强制进行收购审查。
    科技企业有在早期阶段收购潜在竞争对手的往迹，例如Facebook在WhatsApp和Instagram的规模相对较小时就收购了它们。
    凯泽表示：“将针对所有‘把门人’（gatekeeper，指谷歌、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的措施、与根据具体情况对最大企业采取针对性行动的灵活做法相结合，会有效果。其中包括我们要努力防止它们定期收购创新型初创企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监管机构对‘把门人’进行的所有并购交易进行评估。”
    在欧盟寻求制定覆盖全欧盟的规则并发挥主导作用之际，欧盟成员国要求在如何限制大型科技企业权力方面拥有更多话语权，这令欧盟官员感到担忧。
    今年年初，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特格（Margrethe Vestager）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警告称，与欧盟合作并接受单一立法符合大型平台企业的利益，否则它们将面临各国参差不齐的规则。
    德国对科技巨头发起反垄断调查
    利用今年1月颁布的针对数字平台的新竞争法——《数字竞争法》，即《反限制竞争法》（ARC）第10修正案，德国反垄断机构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Federal Cartel Office，FCO）对科技巨头发起了一轮攻势。在过去数个月中，该机构对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发起了反垄断调查。
    6月21日，德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又宣布展开一项调查，以查明苹果公司是否通过其“数字生态系统”建立了市场支配地位，这使得苹果成为今年第四家被德国反垄断机构针对的美国科技巨头。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FCO表示，将调查苹果是否通过将硬件设备产品——从iPhone和电脑，到平板和可穿戴设备——与苹果应用商店、iCloud或Apple Music等数字服务整合，来运用市场支配地位。调查的第一步将是确定该公司是否“具有跨市场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个跨越多个市场的生态系统可能意味着一家公司占据了这样的地位。”
    FCO负责人安德烈亚斯?蒙特（Andreas Mundt）表示：“除了评估该公司在这些领域的地位，我们的调查内容还包括探究其在跨市场层面的广泛整合，其技术和财务资源的规模，以及其对数据的获取。”他表示，此次调查的一大重点将是苹果应用商店，“因为它使苹果在多个方面影响第三方商业活动”。
    该机构表示，根据调查结果，它接着可能会着眼于多个团体提出的投诉，以决定是否对这家市值2.2万亿美元的硅谷公司采取进一步法律程序。其中一项投诉来自应用开发者，他们投诉苹果预装自家应用，而且要求开发者使用其应用内购买系统，并且从中抽取30%的佣金。另一个投诉来自广告和媒体业，他们抱怨新的iOS 14.5操作系统对追踪用户行为的限制。
    FCO表示，它将与欧盟委员会和其他竞争监管机构协作进行调查。它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未做出进一步采取法律程序的决定。”
    苹果表示，其“iOS应用经济”支持了逾25万个德国就业岗位，而且其应用商店“给大大小小的德国开发者同等机会，来与全球用户分享他们的热情和创意”。苹果补充说，德国是苹果在欧洲最大的工程师中心所在地，它期待就反垄断当局的任何担忧展开“开放的对话”。
    欧盟对谷歌广告业务展开反垄断调查
    6月22日，欧盟宣布对谷歌的广告业务启动正式调查，以确定它是否在数据和服务上限制或排除竞争对手，从而损害竞争，例如谷歌的工具是否偏袒自己的广告交易平台。2020年广告营收约1470亿美元的谷歌，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该公司运行领先的广告买卖工具以及最大的在线广告交易市场。
    欧盟负责竞争政策的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韦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表示，“谷歌存在于在线展示广告供应链的几乎各个层面。”“我们担心谷歌让竞争对手的在线广告服务更难在所谓的广告技术栈领域展开竞争。”
    此项调查的一个重点是考察谷歌如何坚持要求广告商只能使用其工具购买YouTube上的展示广告。调查人员还想知道，谷歌的工具是否偏袒该公司的广告交易平台（达成交易的市场），以及竞争对手的服务是否可以访问在谷歌交易平台上交易的广告的用户反应数据。韦斯塔格补充说，布鲁塞尔方面将调查谷歌关于跟踪用户的政策，“以确保这些政策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
    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表示，将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考虑“保护用户隐私的必要性”。它补充说：“竞争法和数据保护法必须相互配合，确保展示广告市场在公平竞争环境中运行，所有市场参与者都以相同方式保护用户隐私。”
    发起此项调查之际，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监管机构纷纷开始调查隐私与竞争问题相交织的领域。例如，去年法国竞争主管部门对苹果要更新隐私规则之事展开调查。该监管机构没有迫使苹果推迟实施相关更新。此次调查发起之际，布鲁塞尔正在辩论旨在制约大型科技公司力量的立法草案。预计将于2022年上半年颁布的新规，将包括从法律上要求科技公司与竞争对手共享数据，以促进竞争。
    欧盟对谷歌展开调查的几天前，法国因该公司滥用其在广告行业的主导地位而对其处以2.2亿欧元罚款。
    法国对谷歌开出2.2亿欧元反垄断罚单
    6月7日，法国竞争管理局（Competition Authority）因谷歌滥用其在线广告市场主导地位而对其处以2.2亿欧元罚款，并规定其对在法国的运营方式实行一些改变三年，这实际上是法国监管部门和谷歌就其广告反垄断案件达成和解的结果，由于谷歌长期在在线广告市场中滥用市场力的行为，已违反法国反垄断的原则，在对谷歌开罚2.2亿欧元的同时，谷歌也将对其管理模式进行改革，谷歌将终止程序化在线广告业务中的自我偏好行为；承诺推出一系列措施，以便竞争对手使用其在线广告工具。
    法国竞争管理局主席伊莎贝尔?德席尔瓦（Isabelle de Silva）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谷歌利用其在展示广告领域的垂直整合商业模式获得了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优势。“这是全球首次对谷歌所主导的展示广告领域进行调查，也是谷歌首次同意带有承诺的和解。这个案件将引起其他正在关注在线广告市场及技术的监管机构的兴趣。”
    此案始于2019年新闻集团、法国《费加罗报》和比利时罗塞尔集团（Groupe Rossel）的投诉。这三家传媒企业投诉说，谷歌采取不正当竞争，令它们出售旗下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上广告位的收入蒙受损失。《费加罗报》于2020年11月决定退出此案。
    该案件详细说明了谷歌主导线上广告世界的方式，调查人员发现，拥有领先的在线广告购买和销售工具、以及最大的在线广告市场平台的谷歌，将其产品捆绑在一起，使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特别研究了谷歌旗下的广告拍卖平台AdX与谷歌广告销售平台Ad Manager之间的密切关系，后者是谷歌在2008年以31亿美元收购DoubleClick后发展起来的。谷歌分享了Ad Manager上其竞争对手的定价信息，以帮助AdX获得相对于其他拍卖行的优势。德席尔瓦表示，这“使竞争环境产生倾斜”。
    谷歌表示，它将“提高（Ad Manager）的灵活性”，使出版商和广告主能够“更容易用其他广告技术利用数据和使用我们的工具”。谷歌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它已承诺为用户“增加访问数据的机会”，并强调了其将提高透明度的承诺。
    此案件为得克萨斯州等美国各州针对谷歌提起的仍在进行中的诉讼、以及由欧盟监管机构与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监管机构发起的调查提供了蓝本。新闻集团的法律代表达明?杰拉丁（Damien Geradin）表示，这一裁决“至关重要”，因为它裁定谷歌通过一系列反竞争策略违反了欧盟的规定，而这家搜索巨头并未对此提出异议。而该裁决将为多个竞争监管机构提供“弹药”，包括针对谷歌启动类似案件的欧盟和美国。他补充称：“法国裁决使用的语言相当尖锐。该裁决认定其侵权行为极其严重。”尽管罚款金额“较低”，但规定了补救措施，以确保谷歌的广告服务器和各家广告交易平台之间能有更大的互操作性。“这应该能使其他这些广告交易平台在与谷歌竞争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英国和欧盟同时对Facebook发起反垄断调查
    6月4日，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在调查Facebook是否“通过收集和使用广告数据，滥用其在社交媒体或数字广告市场的主导地位”。此外，布鲁塞尔方面表示正在启动一项正式的反垄断调查，以评估Facebook是否因“利用广告数据，尤其是从广告主处收集到的数据，在分类广告等Facebook活跃的市场上与广告主竞争”而违反了欧盟法律。
    《金融时报》认为，欧盟和英国的监管机构已对Facebook正式展开竞争调查，是对这家社交媒体公司使用客户数据主导数字广告等核心市场的行为发起的一次联合攻击。欧盟的调查还将着眼于Facebook是否将其在线分类广告服务“Facebook Marketplace”与其社交网络捆绑在一起，从而违反了欧盟的竞争规则。
    美国针对大型科技公司展开反垄断行动
    美众议员提交多项反垄断议案
    6月11日，美国众议院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小组提出了五项议案，旨在控制科技巨头的市场力量，其中一项议案可能导致这些公司被分拆。其中的两项议案旨在解决亚马逊和Alphabet旗下谷歌等科技巨头的问题，为其他企业创建一个与这些大公司竞争的平台。
    第一项议案是《终止平台垄断法案》（Ending Platform Monopolies Act），当覆盖平台的营运商持有或控制除了平台之外的业务，而引发无法协调的利益冲突时，则属于非法，如果某个平台拥有一家子公司会促使其利用自己的产品或业务线来谋取竞争优势，那么平台就必须出售该子公司。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Pramila Jayapal）、也是本项议案的发起者说，“从亚马逊和Facebook到谷歌和苹果，很明显，这些不受监管的科技巨头已经变得太大而不在意，变得过于强大，以至于将利润置于消费者之上。”反垄断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戴维·西克莱恩（David Cicilline）和共和党领袖肯·布克（Ken Buck）是这些议案的最初共同发起人，司法委员会主席杰罗德·纳德勒（Jerrold Nadler）也是议案的发起人之一。亲企业的美国商会表示，“强烈反对”这些议案。“针对特定公司，而不是专注于商业操作的议案，是糟糕的政策……而且可能会被裁定违宪。”
    第二项议案是《美国选择和创新在线法案》（American Choice and Innovation Online Act），主要是防止平台通过操纵手段来推广自营产品，如果一个平台给予自己的产品优惠待遇，大多数情况下将被认定为违法，将被处以相当于受影响业务美国收入30%的巨额罚款。
    第三项议案《平台竞争和机会法案2021》（Platform Competition and Opportunity Act of 2021）将要求平台避免进行任何合并，除非它能证明被收购的公司不与该平台所涉足的任何产品或服务构成竞争。
    第四项议案《启用服务交换增强兼容和竞争法案2021》（Augmenting Compatibility and Competition by Enabling Service Switching，ACCESS Act of 2021）则要求，如果用户提出要求，平台须允许用户将数据转移到其他地方，包括与之竞争的企业。
    第五项议案《收购兼并申请费现代化法案2021》（Merger Filing Fee Modernization Act of 2021）将提高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最大型公司收取的评估费用，以确保这些公司的合并没有违反反垄断法，并增加这些机构的预算。
    反垄断先锋莉娜?汗就任美国FTC主席
    据美国总统拜登的任命，民主党人莉娜?汗（Lina Khan）宣誓就任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ttee ，FTC）主席，任期将从2021年6月15日直至2024年9月25日。至此，现年32岁的莉娜?汗成为FTC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主席。
    FT中文网科技与产业主编闫曼撰文说，在大家印象中经常开出巨额罚单的FTC，和美国司法部一起，是美国两大反垄断机构。一贯对大型科技公司持批评态度且颇为激进的莉娜?汗，现在成为FTC的掌舵人，这不得不让科技巨头们心头一紧。
    特朗普时期涉及垄断问题和平台治理行动中，对Facebook、谷歌、苹果、亚马逊等几大科技巨头的数次国会质询中，都能透露出相关官员对科技领域商业模式和新业态的不熟悉，以至于在质询中闹出过不少笑话。拜登要想更为系统性地对科技巨头进行治理，自然要启用莉娜?汗这样的少壮派。
    在出任新职位之前，莉娜?汗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担任副教授，虽然她的主张颇为激进，最起码她对互联网经济的了解程度要更高一些。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还是耶鲁法学院学生的莉娜?汗发表了《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一文，将批判矛头指向了亚马逊这样的大型平台公司不断扩大的权力，并指出美国需要遏制企业权力的滥用。这成为她的“出圈之作”。
    之后她还曾担任了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委员会的顾问，这个委员会去年刚刚结束了一场针对苹果、谷歌、亚马逊、Facebook等几大科技巨头的漫长调查，并发布了一份长达四百多页的调查报告，莉娜?汗就是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
    可以理解为什么莉娜?汗的上任在科技圈和学界激起千层浪。拜登对莉娜?汗的任命，首先就证明了拜登政府对科技巨头的警惕，要远远甚于之前大家预料中的程度；再加上，她对这一领域多年的研究和调查，可能意味着上台后更加激进和系统性的反垄断规制。
    但更让科技界在意的是，莉娜?汗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的上位，某种意义上证明了着新布兰代斯学派（New Brandeis School，编者注）开始影响决策层，这将对未来美国科技和投资时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做一个简单地标签化划分，那么新布兰代斯学派可以算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垄断学派。新布兰代斯学派的命名，是源自著名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这位以强硬的反垄断姿态示人的著名法学家，他最常被引用的观点就是，通过反垄断打击市场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权力，是对经济民主的一种有力保证。
    也就是说，跟认为反垄断只是经济问题的芝加哥学派不同，新布兰代斯学派认为，企业权力的集中和垄断，最终也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一观点随着科技巨头们的扩张，越来越被受众接纳。
    不过，就新布兰代斯学派的发展状况来讲，尚不能将其与芝加哥学派、哈佛学派等知名学派相提并论。因为新布兰代斯学派给理论体系十分松散，也可以说这个学派尚未成熟，还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也是新布兰代斯学派有时候会被成为“新布兰代斯运动”的原因。
    因而，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这个颇为激进的学派或者思潮批判声音一直都有，而这个学派的主张者们目前仍然肩负“证明自己”的重任，比如其中有些人认为反垄断就应该拆分大公司，但是又如何证明没有了大公司的市场和就业环境，会对消费者或者就业者更友好呢？
    这也是我并不认为莉娜?汗的上任，或者新布兰代斯学派的流行，对于大公司来讲就是“世界末日”的原因。至于莉娜?汗本人，在从学者到反垄断官员身份的转换中，也不可能完全将其激进的思想照本宣科地实施。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对拜登政府来讲，反垄断势在必行，但是在科技战的大背景下，对象征着科技创新的大公司施压过甚，也可能会压制创新和科技的发展，拱手将市场让给竞争对手。较之特朗普，拜登的上位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种稳定秩序的重归。莉娜?汗的上任，意味着美国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对于科技巨头来讲，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博弈的空间。
    莉娜?汗将如何管束科技巨头？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莉娜?汗更青睐利用监管规定，而非法律途径来约束科技企业，但这样做将带来政治风险和法律挑战。
    报道说，近期，美国众议院提出一系列新反垄断法案。此前国会举行过数次公开听证会，还在去年发布了一份谴责性报告，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的幕后工作。汗是一名学者，在塑造如何应对科技力量方面很有影响力。
    目前，大多数关注都落在一份拆分科技巨头企业的法案上。但即使目前的党派政治分裂不那么严重，强迫美国这个成就最为突出，而且仍然广受欢迎的行业完全重组，听起来也像不可能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份众议院法案。但该法案要想避免那些试图阻挠法案通过的冗长演说而在参议院得到60票，将很困难。
    另一份不那么极端的法案则将防止企业对自己的服务给予不公平的偏袒。这与汗在其学术著作中倡导的策略十分一致，最著名的是她对亚马逊的研究，她在其中表现出，她偏好将非歧视性规则运用于关键公用设施。
    然而，许多人认为，任何这些想法成为法律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古拉斯?伊科诺米季斯（Nicholas Economides）表示，在约束科技企业方面，华盛顿也许有共识，但对如何通过立法来做到这一点，看法多种多样，各不相同，这意味着拜登政府更可能在现有法律下采取快速行动。
    走马上任后，汗将接手一起针对Facebook的诉讼和一项针对亚马逊的调查，但她明确表示，她倾向于通过监管、而不是通过法院来开展工作。她去年与人合著的一篇论文主张进行深刻反思，探索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该如何运用其掌握的权力，防止“不公平的竞争方法”。论文中倡导实施全面的、适用于整个业界的规则。该机构已经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了一些措施，今年新成立了一个集中化管理的员工小组，负责拟定关于制定规则的提议。
    可能会有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呼吁在国会之外采取快速行动。今年被任命为白宫顾问、与汗同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吴修铭（Tim Wu）就发表过颇有分量的言论，他认为现行法律为反垄断官员提供了一些很有威力的武器，只是需要更大力地使用这些武器。
    单边监管行动并不会一帆风顺。没有国会的支持推进计划将给汗带来政治风险。法律挑战也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即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试图为科技平台制定全面的、非歧视性的新规则，围绕这些规则的有效性也存在一些大问题。
    欧洲在这方面的力度也不够，他们采取的行动包括迫使微软允许新电脑用户选择默认浏览器，要求谷歌提示Android用户可以挑选他们喜欢的搜索引擎，这两项行动对竞争都没有任何显著影响。
    如何让互联网用户对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众家平台拥有真正的选择权，是设计上的巨大挑战。如今，有多少iPhone用户会赶紧抓住机会去使用苹果以外的应用商店？有多少Android用户会欣喜于可以选择谷歌以外的其他搜索引擎？
    尽管如此，一些投资者已在期待这些平台将迎来开放，从而为一些专业化的互联网服务注入新活力。自从去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以来——那时民主党甚至还没有以微弱多数优势控制参议院——长期对谷歌持批评态度的本地化搜索公司Yelp的股价上涨了一倍多，谷歌的另一大对头、做旅游业务的亿客行（Expedia）股价也上涨了77%。
    这两家公司及其他许多类似公司的投资者会抱着这样的希望：在做了许多事情、为民主党整治科技巨头设定议程之后，汗能够说到也做到。
    政治家应为数字市场设定共同规则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娜?福鲁哈尔认为，当科技公司为自己设定规则时，它们拥有相对于员工和消费者的过大经济权力。
    正如美国伟大的棒球运动员约吉?贝拉（Yogi Berra）所言：“当路上出现一条岔路，就走过去吧！”我们现在正处于21世纪数字经济的岔路口。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国家都在对平台垄断企业进行“打鼹鼠”式监管，尝试执行新的隐私、税收和反垄断规则。
    在技术、软件及专利等无形资产的价值不断扩大之际，劳动者的权力却在下降。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市场本应该让社会变得更富裕。但在监控资本主义的时代，通过将所有收益集中于极少数能够圈起最多数据和知识产权的人手中，市场正在让社会变得更贫穷。
    OECD成员国当然应该推进诸如全球最低企业税、反垄断行动和数字贸易框架等方面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重新平衡市场体系本身，以使任何给定交易的双方都能平等地获取信息，对正在买卖的商品或服务有同样的了解，并遵守一套共同的规则。对于亚马逊上的买家和卖家、优步上的司机和乘客、广告主以及它们希望通过谷歌发布广告的网站来说都是如此。
    如今，我们一项也没做到。例如，在优步上，不仅是司机无法以可能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利用他们自己的数据，同样的行程优步也可能向不同乘客收取不同的车费。这就是基于网络的无形经济崛起极度不道德的地方。它会导致权力的不对称，从而抵消资本主义通常可以带来的好处。
    这并非新鲜事。从铁路到电话，每出现一项革命性的新技术，我们都会看到经济权力的进一步集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认为，对政治家而言，最迅速、最具变革性的行动将是做他们在之前的颠覆时期所做的事情。他们只需为市场必须如何运作设定新的基本规则，而不是一次对付一家公司。
    想想1816年至1863年的“野猫”银行时代，当时美国各个金融机构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最终，美国联邦政府让所有人都使用美元交易。当公路扩展到越来越多地方，公共部门规定了人们应沿道路哪一侧行驶；公共部门还规定了如何协调水库以提供清洁用水；等等。
    现在想一想今天的拼车。优步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定价和政策，Lyft和其他所有规模较小的提供商也都有自己的规则（这只是拼车——零工工作的所有领域都是如此）。
    消费者基本上都面临个性化定价的问题，而劳动者无法通过在同一平台上向不同雇主实时售卖自己的工作，来抬高自己劳动的价值。
    但想象一下，如果政府干脆为拼车、单车租赁或共享住房等领域，或任何种类的零工工作的平台“特许权”制定规则，然后让私营部门在公平环境中竞争经营特许权的权利，那会怎样？
    在国家层面上，可能会有多家私营企业参与其中。思科（Cisco）、微软、谷歌或亚马逊可能会争着管理这样一个系统的底层技术。但零售商、市政府、甚至本地创业者都可能是店面供应者。每个人都可获得相同的数据和算法，摆脱与真正公平有效的市场背道而驰的信息不对称。这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理论中最基本的一条。
    各种技术专家和政策制定者推动这一理念的某些方面已有一段时间。但最近的最佳表述来自英国政策创新者温纳姆?罗恩（Wingham Rowan），他也是非盈利组织“服务大众的现代市场”（Modern Markets for All）的负责人，希望将零工工作转变为公共事业。他的目标是，公共部门不应让各家企业自顾自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只需为零工工作设定基准——它应该如何运作，企业应该支付多少费用——然后让私营部门按照这套准则来运转。
    该组织的想法赢得了2018年美国市长会议（US Conference of Mayors）的最佳经济发展倡议奖，在疫情期间进行了重要的试运行——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Long Beach）利用这些理念来应对劳动力不匹配。那时，突然间家庭医疗照顾工作者太多，而儿童保姆不够了。
    该市能够将10家不同的企业放在一个网络零工工作平台上，以帮助填补这一缺口，同时在该过程中提高工资。例如，危机期间，儿童保姆最低工资约为每小时22美元，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2.24美元。
    工作时间会被追踪，以确保雇主按照全职工作的标准为全职工作的员工支付工资。平台上的数据是可提取的，这意味着只要劳动者想，他们可以向任何雇主分享这些数据。
    市政府官员希望扩大这一初期努力，并将其移植到建筑和酒店等其他领域，颠覆那种认为零工工作是低价竞争的观念。在数字世界中任何存在权力不对称的地方，我们都需要这种市场。这是个很大的竞技场。
     （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