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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钱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社会科学动态》2021年第1期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不少学者一直坚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其中也体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开拓性发展和认识的创新，并且取得了相当丰硕的学术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抓住根本性及关键性要点，必须创新研究基点，将 《资本论》 中使用的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转换为 《资本论》中科学定义的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依此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开创常态劳动理论研究，明确不能笼统地讲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增补复杂劳动理论研究，明确复杂劳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推进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明确劳动内部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劳动内部矛盾发展决定社会发展是社会基本规律。同时，在现时代，创新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应根据新技术革命之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深入系统地创新原有体系框架内的分配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流通理论等理论，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开创性地研究有关虚拟经济领域的理论问题；尤其是，需要认识到劳动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经济全球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还应在新增添的价值积累理论和复杂劳动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以劳动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劳动的复杂化研究为核心的现时代富国强国的发展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整体价值论；常态劳动；社会发展理论
《求是》 杂志 2020 年第 16 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11 月 23 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一文，文中特别强调地指出：“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这郑重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指导地位和重要作用，在全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屑一顾，不是积极地推进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有意无意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边缘化，视之为鸡肋，总是热心地引进和传播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和推崇历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计量化、模型化作为发展方向，不愿意讨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更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存在的不足，表现为一味地回避或漠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要求。然而，与此不同，难能可贵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不少学者一直坚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其中也体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开拓性发展和认识的创新， 并且取得了相当丰硕的学术成果。中国学界推进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趋势是，从现时代的现实需要出发，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上，努力地创新不断地增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境界。本文的研究则侧重于代表另一种趋势，即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有体系出发，对原有的基础理论和理论体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辨析，以重新夯实基础理论认识，稳步地推进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发展。毕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我们发展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意味着必须告别以往的认识不足和弥补以往的理论不足。毕竟恩格斯曾经明确地说过：“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不足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①
一、必须创新研究基点
在 21 世纪，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必须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研究基点就是学科研究的第一个扣子，这个扣子必须扣好，这是学科研究的最基本要求。在 19 世纪，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是商品。在 《资本论》 的开篇，马克思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② 因此，这表明商品范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已有的共识是：“商品的二因素是由创造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③ 因而，尽管商品范畴是研究起点，但劳动是比商品更为基础的研究范畴。并且，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认识是：
“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异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④ 因为这种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必定是劳动价值论使用的具有二重性的劳动范畴。因而，由此确认源自商品范畴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是劳动范畴，应毫无疑问。
于是，问题只在于马克思是怎样认识劳动的？只在于马克思是用了怎样的劳动范畴作为研究基点的？在 《资本论》 的第一卷第三篇第五章，马克思定义并阐述分析了两个劳动范畴。其中一个定义是说：“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⑤ 这表示劳动是完全主体化的范畴，即“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⑥ 而另一个定义则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⑦ 这一定义的阐述确定地表明了劳动是具有整体性的范畴，即劳动不能缺少劳动主体 （人），也不能缺少劳动客体 （自然），劳动必然只能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合成的统一整体，任何劳动作用的发挥都是劳动整体作用的发挥，只有在劳动整体的作用下才能取得劳动成果。对这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劳动范畴的分辨是科学性的研究，不存在任何的立场问题，因为这都是马克思阐述的， 并且是白纸黑字地印在了 《资本论》 的同一页上。应该说，在此虽然依据的是中文版本，但是也不会出现翻译上的问题。
那么，马克思是将哪一个劳动范畴作为研究基点，又是对于哪一个劳动范畴给予了科学的定义呢？从事实来讲，在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中，从来就不存在单纯的没有自然参与的完全是人的主体活动的劳动；任何领域的劳动都必定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即都是人作为劳动主体与自然作为劳动客体合为劳动整体发挥作用，即劳动决不仅仅是人的自身活动，而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农业劳动的主体是农民，客体是土地及生产工具。工业劳动也不是单纯的劳动者活动，其必须具备各种劳动客体条件，才能形成完整的劳动，取得应有的劳动成果。即使是从事科学研究的脑力劳动，也不是只有科学家就可以的，最起码科学家需要有一个工作的自然空间，更何况很多的自然科学研究需要实验设施， 甚至是需要很多的实验仪器和实验材料。所以，劳动不可简单地定义为是人作为劳动主体的活动。在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人作为劳动主体在劳动整体中只是起施动性作用的，并不是全部的劳动作用， 而相应地，自然作为劳动客体在劳动整体中是起受动性作用的，即劳动主体的施动性作用与劳动客体的受动性作用共同构成整体的劳动作用。将劳动作为完全是人的主体活动来认识，不认为劳动包括劳动客体，只认为劳动是单纯的人的活动，那就是构成了一个片面概念，即不符合基本的客观事实的概念。所以，从事实出发，毫无疑问，认为“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的劳动是一个片面的劳动范畴，在这样的基点上，就认识不到人类的生存需要依靠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统一的劳动整体的作用，即生存需要的所有的劳动成果创造都是人类通过自身的努力从大自然中的索取。离开自然，离开劳动客体，就不会存在人类劳动。可以说，谁都知道社会的生产离不开生产资料即劳动客体，但是， 将不将作为劳动客体的自然 （包括一切生产资料） 纳入劳动整体之中，就是对于客观存在的劳动范畴能不能做到科学认识的问题了。这就是说，只有将劳动确认为“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才是对于劳动范畴的科学认识。所以，在 《资本论》 中，马克思定义并阐述了两个劳动范畴，实际上只对其中的一个作出了科学的定义，即明确指出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然而，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是，在 《资本论》 中，一方面是马克思对于劳动范畴作出了深刻透彻的界定，即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的科学定义，另一方面是没有能够将科学的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用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
在 《资本论》 中，马克思是将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即“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用作研究基点，这种将劳动完全看作是人的主体活动的表述，在马克思对于劳动二重性的阐述中更为明确：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⑧ 总之，这无可争议地表明在 《资本论》 中马克思是使用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作为研究基点，并以此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科学定义的劳动范畴即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只作为珍贵的学术遗产留给了后世的研究者们，在现时代，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创新研究基点，将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使用的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转换为马克思在 《资本论》 科学定义的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的劳动范畴， 筑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研究基点是极其严肃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必须正视而不能回避的事关全局的极其重要的大事，研究基点问题把握不全面，就不能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充分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础理论指导作用。这就是必须扣好第一个扣子对于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也是从学术上避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庸俗化的自身变革。要知道，作为基础理论研究，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不是科学范畴，而是片面概念，由这样的片面概念的推导断定所有的商品价值全部都是劳动主体即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理论是不符合人类经济生活实际的。由于劳动客观上不是单纯主体性的，任何劳动成果都是劳动整体作用的创造，所以价值理论不能是劳动主体价值论；由于劳动必然是整体性的，所以如果认定商品的价值只能是劳动创造的，那么，由此而确立的价值理论必然只能是劳动整体价值论。应该说：“价值的抽象是对劳动整体性的抽象，即是对有用劳动的整体性抽象，是对劳动整体作用创造的劳动产品抽象。承认劳动产品是劳动整体作用创造的与承认价值是劳动整体作用创造的，具有一致性。在确定劳动整体性的前提下，价值就不能再错误地概括为只是劳动主体作用的抽象。若一方面承认劳动产品是劳动整体创造的，劳动客体在这一创造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劳动客体对价值创造起作用，不承认创造价值的是劳动整体，是违背基本逻辑的。
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学派在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本身并不是一个理论研究探讨的问题，而是一个对基本事实的认定问题。只要面对实际，实事求是，任何人都会承认劳动整体创造价值这一事实的。这种承认并不意味着劳动客体可以单独创造价值，而只是说在劳动整体创造价值中，包含有劳动客体的作用。劳动的存在，必有客体作用，劳动成为有用劳动，亦 同样不可缺少客体作用。”⑨ 这就是根据马克思科学定义的劳动范畴推导出的劳动整体价值论，由此可 以更确定地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存在的实质。其实，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经历过三种剥削：一是奴 隶主通过占有奴隶和生产资料对奴隶进行剥削，二 是地主通过占有土地对农民进行剥削，三是资本家 通过占有资本对工人进行剥削。这就是说，在社会 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之中，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就是 资本家仅凭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劳动整体创造的劳 动成果的一部分，即劳动整体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为资本家凭借资本收益权占有。所以，只要确认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讲的是单纯主体化的劳动，是片面概念，那么，合乎逻辑地讲，就必 须根据马克思科学定义的劳动范畴重新认识价值的 创造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研究基点或是说第一 个扣子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即学科的研究基点必须 而且只能是科学定义的范畴，不是由科学定义的范 畴而是由片面的概念推导出的理论是不会符合客观 事实的。
严格地讲，否定“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确认单纯主体化的劳动是片面概念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自己对于劳动范畴的科学定义。因为在一般的民众的意识中，即在普通的老百姓看来，劳动就是主体化的活动，就是人去干活，就是劳动力的使用，所以，不用说一般人看不出来学界用作研究基点的劳动存在问题，就是所有的 《资本论》 研究者，在没有深刻地认识和领悟马克思科学定义的“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的劳动范畴之前， 对于学界使用单纯主体化的劳动范畴作为研究基点，也都是觉得很正常的，因而，这么多年了学界始终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尽管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直存在争议，但人们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使用的劳动范畴是片面概念却从来没有明确的认识。现在，使研究者豁然开朗的还是在深入地学习了马克思对于劳动范畴的科学定义之后，即人们肯定是从对 《资本论》 的研究中领悟到马克思讲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之后，才明白人的“自身的活动”不是劳动，只有“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才是劳动，即单纯的劳动主体活动不是劳动，只有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结为整体发挥作用才是劳动。于是，最初才有研究者认识到人们约定俗成讲的纯粹主体化的劳动在经济学研究中是片面概念。若是没有马克思对于劳动范畴作出的科学定义，人们是很难发现现有的研究基点存在问题。所以，准确地说，人们都是通过马克思对于劳动范畴的科学定义才认识到问题存在的，因而，归根结底，启发后世的研究者认识到需要创新研究基点的，是马克思自己对于劳动范畴作出的科学认识。根据公认的逻辑，马克思阐述的科学定义表明，既然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那么劳动创造的劳动成果就不能仅仅是劳动主体即劳动力创造的，客观上也决不会存在仅仅由作为劳动主体的工人的工作时间决定的劳动价值。
从另一个方面讲，确认用作研究基点的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是片面概念，对于研究者来说还需要有一定的劳动实践经验，并且特别需要有农业劳动的实践经验。实践表明，任何劳动者即劳动主体都是在与劳动客体相结合中发挥作用的，离开劳动客体，劳动主体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农业劳动是保障人类生存的基础劳动，在农业劳动中，土地作为劳动客体发挥重要作用，农民只有使用农具在农田的土地上播种、除草、收割，才能发挥劳动主体作用，而庄稼即农作物是长在农田的土地上，不是长在农民的身上，在成长的季节里，地里的庄稼一天一个样，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只有依靠土地，才能取得劳动成果。而且，作为农田的土地越好，收获越大，即不是农民下地劳作时间决定收获大小，而是农田土地的优劣决定收获大小。农民付出同样的辛苦，在贫瘠的土地上的收获远远比不上在富饶的土地上的收获。这个道理在工业劳动中也是一样的， 并不是有了工人，就可以创造价值，取得劳动成果。离开工业设备及工具、工业原料材料、供工业生产用的能源、资源，就不会有工业劳动。只有工人劳动主体，缺少工业劳动客体就形不成工业劳动整体，这对于工业生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即不可能创造任何劳动成果，不可能创造任何劳动价值。而且，生产技术越先进，生产设备越先进，工业劳动的效率越高。这一点，或许只有实践过农业劳动或工业劳动的人才能有切身的体验和清楚的认识。也就是说，如何认识劳动，如何认识劳动的价值创造，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生产实践中的根本性问题。否认劳动实践中劳动客体的客观存在及其作用，只认为劳动主体的活动就是劳动本身，价值的创造全部来自劳动主体的工作时间，必然是对劳动实践的错误认识，必然构建的是片面的劳动概念和与科学的劳动范畴界定的内涵不一致的价值理论。
马克思是时代的伟人，是令人敬仰的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很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都是从学习 《资本论》 起步的。但是，中国的研究者经过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经过对于“两个凡是”的破除，更加坚定了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以此才能极为审慎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必须创新研究基点的问题。面对现实，任何人都会合乎逻辑地承认单纯的主体化的劳动是片面概念，即“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界定的劳动是不完整概念，因而，毫无疑问， 以片面的劳动概念为研究基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必须要创新的，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创新研究基点，建立新的以科学的劳动范畴为研究基点的价值理论和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剥削的基础理论，将注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时代的创新发展。对此，可以想一想，今后建立在马克思科学定义的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为研究基点上的理论体系，难道构建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理论大厦吗？对于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剥削，发展了的或是说重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作出新的客观性的准确认识和更深入的分析，可以更充分地展示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人类对于自身和自身历史认识的创新。只要还是系统全面地进行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研究，坚持以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科学定义的劳动范畴为研究基点，那么，这样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就一定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因而，对于走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的现时代的研究者们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迎难而上，首先从创新研究基点出发， 科学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即首先必须以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科学定义的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为新的学科研究基点，然后重新系统地进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二、需要开创常态劳动理论研究
在创新学科的研究基点之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需要开创性地研究人类常态劳动理论。所谓的人类常态劳动就是指历史与现实的人类劳动是正态劳动与变态劳动的统一。在常态劳动中，正态劳动是指人性的劳动，变态劳动是指带有动物性的劳动，动物性是指动物的生存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延续。“正态劳动与变态劳动是对人类劳动一般意义上的区分，是在人类无差别劳动质同基础上做的态的差别的区分。”⑩ 由于起源时的人类劳动是猿人劳动，而猿人劳动是直接由类人猿劳动演化过来的，所以，猿人劳动与作为动物劳动的类人猿劳动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必然带有一定的动物性。最初的动物性表现就是猿人在原始战争中表现的和类人猿一样的暴力性的野蛮抢掠杀戮的动物的生存方式，包括为吃战俘而战，这就是最初的人类带有动物性的变态劳动即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由于人类劳动的起源带有动物性的变态劳动，所以人类劳动的起源是人类常态劳动起源，即这一起源是正态劳动和变态劳动合为一体的常态劳动起源。对此，需要按照劳动的态势差别给予科学的界定。最初的正态劳动就是人类制造并使用生产工具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其中包括原始的狩猎劳动。最初的变态劳动就是原始社会初期存在的带有动物性的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
由于人类常态劳动起源后的存在与发展始终不变地是常态劳动的存在与发展，由此决定自起源至今的人类一直是常态人类，自起源至今的人类社会发展一直是人类常态社会的发展。这也就是说，人类劳动是常态的，人类和人类社会就只能是常态的。认识到由常态劳动决定，历史与现实的人类和人类社会是常态人类和人类常态社会，是现时代人类比之以往对于自身和自身历史更贴切更深刻的认识。
在原始社会解体之后，人类常态劳动中带有动物性的变态劳动又发展产生了新的变态劳动，即奴隶主残酷压榨奴隶的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这种新的变态劳动的产生是与私有制、阶级、剥削的产生同步的，是人类常态劳动起源后变态劳动的发展，是相对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较为文明的变态劳动。这就是说，原始社会解体之后，人类常态社会发展为最初的私有制社会——奴隶社会，出现了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的对立，奴隶主残酷压榨剥削奴隶的劳动是最初产生的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是在奴隶社会产生并存在的最野蛮的人剥削人的劳动，是与暴力性不同的又一种寄生性的动物的生存方式的表现，即是寄生依附在被剥削劳动者身上通过占有生产要素而占有劳动成果的剥削劳动。封建社会的地主剥削农民的劳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劳动都是在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剥削奴隶的劳动基础上发展的。虽然奴隶主通过奴役奴隶剥削奴隶的劳动是最残酷最丑恶的剥削劳动， 但是相比原始社会的人吃人的历史毕竟还存在一定的进步性。自奴隶社会之后，直至今日，人类常态劳动中的带有动物性的变态劳动就主要是由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和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构成，与人性的正态劳动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共同推动着人类常态劳动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始终缺少对于劳动范畴的态势划分，这对于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入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欠缺和不足。马克思认为：“剥削的劳动，像被剥削的劳动一样，是劳动。”? 但按照劳动的态势划分，剥削劳动不同于被剥削劳动，剥削劳动属于带有动物性的变态劳动。马克思认为：“就纺纱工人的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劳动，就价值源泉来说，它却和炮膛工人的劳动毫无区别”?。同样，按照劳动的态势划分， 纺纱工人的劳动与炮膛工人的劳动是肯定存在区别的，炮膛工人的劳动需要划分为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这就是说，变态的军事劳动不仅仅是指军队人员即军人的劳动，它还包括军工生产劳动及其一切为军队提供直接服务的劳动。在人类常态社会， 常态人类是自然地自发地接受动物性的，劳动带有动物性是客观的自然的历史性存在。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是自古至今人们不得不接受的生存的需要，没有哪一代人拒绝使用暴力，甚至人们至今还不知道要将这种变态劳动延续多久。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是自原始社会解体后产生并发展延续至今的，客观地讲，一直发挥着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特别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迄今依然是发达国家保持社会繁荣必要的经济构成基础。常态人类就是始终保持着变态劳动与正态劳动并存的人类，常态社会就是始终在一定的程度上依靠变态劳动生存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
在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不认识人类常态劳动的起源与发展，不可脱离人类常态劳动带有的动物性来认识自古以来的人类经济活动，必须认识到人类自起源至今带有的动物性，必须认识到历史与现实的人类是常态人类，历史与现实的人类社会是人类常态社会，不能不区分正态劳动决定的正态的物质生产与变态劳动决定的变态的物质生产的不同作用。要明确，在历史与现实之中，人类常态社会除去一定要作为根基依靠正态劳动的存在与发展和保护正态劳动的存在与发展之外，还必须要依靠变态劳动的存在与发展和保护变态劳动的存在与发展，只是同时还不得不在一定的程度上遏制变态劳动的存在与发展。这是人类常态社会的共性，即人类常态社会发展的必然轨迹，是历史上和现实中任何国家或地区必须遵守的原则，无一例外。或是说，在人类常态劳动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下，只要偏离了人类常态社会既定的发展道路，都必定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都必定要回归既定的常态社会发展道路，即在依靠正态劳动的存在与发展和保护正态劳动的存在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依靠、保护与遏制带有动物性的变态劳动存在与发展。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开创常态劳动理论研究将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作出更深刻更贴切的概括性认识；能够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暴力斗争就是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的活动，将来必定要随着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的被消灭而消灭；阶级斗争就是由于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的存在引起的，将来必定要随着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的被消灭而消灭。
三、需要增补复杂劳动理论研究
在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需要增加和补充极为重要的复杂劳动理论研究。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中的一对重要的劳动范畴划分。因此，探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的不同涵义和不同社会作用，即展开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复杂性理论研究，是填补原有理论研究空白的必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社会实践作用。在马克思著述的 《资本论》 中，他认为：“简单平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 因而，在 《资本论》 中，马克思是将所有的复杂劳动全部还原为简单劳动作以经济学的分析阐述，并没有进行任何方面的对于复杂劳动理论的深入研究。然而，事实上，劳动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准确地讲，是复杂劳动的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实际取决于复杂劳动发展的复杂程度。因此，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必须要进行深刻的复杂劳动理论的系统研究。
马克思的科学定义表明，劳动具有整体性，劳动必然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统一。所以，对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划分也必然是指对于具有整体性劳动的划分。一般来说，在简单劳动中，劳动主体是简单劳动者；在复杂劳动中，劳动主体是复杂劳动者。虽然，简单劳动者无法从事复杂劳动， 但是，复杂劳动者若从事简单劳动也是只能起到简单劳动主体的作用，发挥不了复杂劳动主体的作用。决定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区分，是劳动整体达到的技能质量水平。由于劳动整体达到的技能质量水平是相对于各个历史时期衡量的，所以，各个时代各有对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界定，但总的说来，复杂劳动的复杂程度是不断提高的，古时代的复杂劳动不可与现时代的复杂劳动相比。决定劳动者是不能胜任复杂劳动主体工作的简单劳动者还是能够胜任复杂劳动主体工作的复杂劳动者，一般说来是劳动者接受的劳动技能教育水平的不同。接受社会劳动技能教育水平相对低的属于简单劳动者，接受社会劳动技能教育水平相对高的属于复杂劳动者。由于社会劳动的技能教育水平也是相对于各个历史时期衡量的，所以，各个时代各有对于简单劳动者与复杂劳动者的界定，但总的说来，能够胜任复杂劳动的复杂劳动者的复杂程度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提高的，古代社会的复杂劳动者不可与现时代的复杂劳动者相提并论。在现时代，一般来说，分各个专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望成为复杂劳动者。而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只是通过自学就可以胜任复杂劳动岗位工作的人，也属于复杂劳动者。所以，能不能成为复杂劳动者，接受相应的高水平教育是前提，而能不能适应复杂劳动岗位工作是关键。一个人即使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工作上不思进取、只图安逸、只做一些轻轻松松的工作，那他也只能是一个简单劳动者，而决不会进入到复杂劳动者的行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劳动者应比简单劳动者有较高的劳动收入，尤其是一些从事高精尖科技研发工作的复杂劳动者的工薪收入往往是一般简单劳动者望尘莫及的。只要其劳动收入与劳动贡献是一致的，那不论劳动收入有多高，都是合理的。所以，能够获取较高的劳动报酬，也是激发人们努力学习争取成为优秀的复杂劳动者的一方面动因。
有的复杂劳动可以由多倍的简单劳动替代，有的复杂劳动却不能由简单劳动顶替。这其中存在一个劳动技能质不同的问题，即相同技能质的某些简单劳动可以通过自身劳动量的增加实现对少量的复杂劳动的替代，而不同技能质的简单劳动增加多少量也是无法替代复杂劳动的。比如：假定手工制鞋是简单劳动，机器制鞋是复杂劳动，这二者之间是可以替代的，因为同是制鞋，只是劳动效率不同， 机器制鞋效率高，手工制鞋效率低，机器制鞋是手工制鞋效率的倍数，用多量的手工制鞋就可以替代少量的机器制鞋。再有，同是运输劳动，假定推小车的劳动是简单劳动，开汽车的劳动是复杂劳动， 如果是运输粮食，一袋一袋的粮食，那么，简单的推小车劳动也是可以替代一定的开汽车的复杂劳动，不过就是慢一些，一趟一趟地多跑一些趟而已。但是，如果是运输大件，不可拆卸的大件，大锅炉一类的物品，推小车的劳动就不能替代开汽车的劳动了，因为小推车根本无法承载大锅炉之类的物品，这就不是可以乘以倍数的问题，而是小推车根本就承担不了这样的运输任务。这还仅仅是用开汽车的劳动与推小车的劳动相比，如果换成开飞机的劳动或是发射宇宙飞船的劳动与推小车的劳动相比，那就更是不在同一个技能的档位上了。不论推小车的有多大的劲，也不可能将小车推到天上去，更不可能推到太空上去，这里存在一个需要摆脱地球引力的问题。所以，不是什么简单劳动都是可以与复杂劳动互换的，只能说有一部分简单劳动是可以通过多倍的付出替代一定的复杂劳动，而决不是所有的复杂劳动都可以还原为简单劳动，而且到了现时代，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高精尖复杂劳动不断涌现，更是传统的简单劳动甚至是传统的一般复杂劳动不可比拟的。所以，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从现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系统地研究复杂劳动理论。
复杂劳动的形成取决于复杂劳动者的智力因素作用，即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作用水平决定劳动整体的技能质量水平。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之中，每一个时代的复杂劳动者的智力因素作用水平都代表着本时代的人类劳动的智力因素作用的发展水平。而劳动的智力因素作用的水平有多高则决定劳动的复杂程度有多高。所以，能不能形成不同于简单劳动的复杂劳动，能不能不断地提高劳动的复杂程度，就全要依靠复杂劳动者的智力因素作用的不断提升了。每一代的复杂劳动者都必然要做出每一代的贡献。人类劳动的发展即人类常态劳动的发展就全要依靠一代又一代的复杂劳动者的努力和传承了。而且，就同一时代来说，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复杂劳动的智力因素作用水平高，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应就高。所谓的强国富国，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看，就是相比之下， 这些强国富国的复杂劳动的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国家。所以，不论是哪个国家或地区，都不能不重视发展复杂劳动，即都不能不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尤其是要注重发展顶尖级的高等教育。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也是不能不研究复杂劳动的，只是研究简单劳动可以说根本找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即永远不会明白蛋糕是怎样做大的。并不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一个样，并不是没有复杂劳动只有简单劳动就可以推进社会发展的。而且，复杂劳动者并非是可以养尊处优的脑力劳动者。实际上，自古至今，几乎所有的复杂劳动者都是辛苦工作的劳动者，他们从来没有轻松地工作过。特别是那些从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脑力劳动者，可以说全都是勤奋工作努力学习和劳动的人。他们如果禁不起诱惑，受不了煎熬，是不可能拿出流传于世的研究成果的。像农业劳动中的育种科学家，决不仅仅是脑力劳动者，他们作为复杂劳动者还要在农田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而且要一干好多年，才能取得科研成果，即才能育出良种。尤其是在现时代的前沿科学研究中， 很多的科学家都是近乎拼命地工作，他们十分地劳累，大脑总是不得休息，不然，就无法完成科研任务，他们取得每一项科研成果都非常地不容易。所以，并非是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工作轻松，而是恰恰相反，准确地说，在现实社会，复杂劳动者尤其是优秀的复杂劳动者，他们是贡献最大的劳动者，也是最辛苦的劳动者。
在现时代，社会的进步表现为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类复杂劳动的发展拓展了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内容和提高了物质、精神生活水平，同时也激发了人类向更高生存目标发展的追求和进取。人类复杂劳动的发展分为复杂物质劳动的发展和复杂精神劳动的发展，复杂物质劳动的发展满足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复杂精神劳动的发展满足社会精神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人类复杂劳动的进一步发展，将为未来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将推进社会的发展进入更高阶段。因此，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需要对复杂劳动进行全面的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
四、需要深化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在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需要通过劳动分析法剖析历史科学地提升人类对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认识，劳动分析的方法包括对于劳动内部矛盾的分析，劳动内部矛盾就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之间的矛盾。而分析劳动内部矛盾，需要更加确切地认识到，对于由劳动主体作用与劳动客体作用构成的劳动整体作用来说，“劳动主体作用分为智力因素作用和体力因素作用，劳动客体作用分为自然条件作用和资产条件作用。任何劳动都必然包含这四种作用，缺一不可。在这四种作用中，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作用是主导作用，即是起推动劳动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劳动的发展要依靠劳动智力因素作用的提升。进一步说，劳动智力因素作用的提升将引起劳动整体包含的四种作用中的主要作用的变化，由此决定社会的发展变迁。主要作用与主导作用不同，主导作用是指对于劳动整体发展具有的决定性作用，而主要作用只是一种支配性作用，即是指在劳动整体作用中占有较大比例的作用。”?
通过运用劳动分析法认识社会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时代创新的认识方法，即通过认识劳动内部的四种作用的变化来认识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不同于传统的对于社会发展的外在分析的新的对于社会发展的内在认识。依据劳动内部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可以理性地推断：在猿人劳动表现为人类带有动物性的常态劳动起源及其起源后相对较长的历史发展阶段，那时常态劳动内部占居支配地位的作用即主要作用与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主导作用是合一的，体现为是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起到这种合一的作用，即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既起主导作用又起主要作用，表明那时的劳动整体的发展水平很低，人类只能从事一般的采集劳动、狩猎劳动以及表现为原始战争形态的主要以抢掠战俘为食物的军事劳动，由此决定这一历史时期是人类原始社会。待出现冶炼劳动和制造青铜类金属器皿的劳动已经是原始社会的晚期了。在经过了原始社会漫长的 400 多万年的历史发展，人类常态劳动的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主导作用水平获得了一定的提升，由此决定了当时的人类劳动整体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于是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作用就只起主导作用而不再起主要作用了，劳动内部的主要作用就开始由劳动主体的体力因素作用承担了，这时人类就可以不杀战俘不吃战俘而将战俘用作奴隶尽力发挥奴隶的体力作用于社会生产之中，于是原始社会就解体了，历史的发展进入了奴隶社会时期。这之后大约又经历 3000 年的时间，此时的人类常态劳动进一步提升了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主导作用水平，由此决定人类劳动整体能力进一步提高，因而劳动主体的体力因素就不起主要作用了，劳动内部的主要作用就历史性地由劳动主体作用转换为劳动客体作用即开始由劳动客体的自然条件作用起主要作用了，此时人类主要依靠农业劳动生存，土地作为农业劳动的自然条件已经能够发挥最重要的劳动客体作用了，人类常态社会的发展就告别了奴隶社会而开始步入了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后随着封建社会 2000 年之久的发展，人类常态劳动又进一步地提升了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主导作用水平，这决定了人类劳动整体能力的再进一步提高，于是， 劳动客体的自然条件作用就不再是劳动内部的主要作用了，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主导作用水平的提升决定此时的劳动客体的资产条件作用已经是劳动内部的主要作用了，即此时工业劳动的发展代表了人类常态劳动整体的进步开启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由此就结束了封建社会的历史，开始了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是工业革命之后一直延续至今的人类常态社会发展时期。
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历史时期内对于新的社会发展之路的尝试实践。至此，人类常态劳动的发展和人类常态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停滞，而是随着更进一步地提升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主导作用水平，必将促使劳动整体的发展更进一步地复杂化，未来劳动的发展表现为内部的主要作用将不再是劳动客体的资产条件作用了，而是回归为劳动主体由智力因素起主要作用，即再一次使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既承担主导作用又承担主要作用，由于实现这样的劳动智力高度发展的合一作用，未来社会的发展必将获得高度复杂化智能化劳动支撑的经济基础，可以消灭所有的变态劳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就不再有变态劳动而实现了人类劳动的完善化，即实现了完全的正态劳动，就结束了常态人类和人类常态社会的历史，人类将成为正态人类，人类社会将成为正态社会，人类的生存延续将进入新的时代。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就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化中不可缺少的质变过程。在这一质变过程中需要大力提升正态劳动发展水平和逐步地消灭军事变态劳动和剥削变态劳动，即最终消灭一切带有动物性的变态劳动而实现人类劳动的完善化。这就是通过劳动分析法，即按照分析劳动内部矛盾的发展作出的关于人类自身和自身历史的内在发展进程的科学认识。以此阐明：劳动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劳动内部矛盾的发展推动劳动的发展，劳动内部的劳动主体智力因素主导作用的不断提升推动劳动内部矛盾的发展。因此，劳动内部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劳动内部矛盾发展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基本规律。再进一步地讲，根据对劳动内部矛盾发展的分析，封建社会的剥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都是存在于劳动客体起主要作用的历史时期，这是剥削存在的客观基础，所以，在劳动内部主要作用没有向劳动主体作用转化之前是无法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即只有实现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主导作用的提升，同时起到劳动内部的主要作用以此相对应的知识经济社会形态高度发达作为经济基础，才能具备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条件，因而需要明确地认识到工业经济社会形态的高度发达并不能够担当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现时代，根据对于劳动内部矛盾的分析，人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确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固然是社会基本矛盾，但决不能忽视生产力内部矛盾。因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而实际上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分析中，应看到在这之前必然存在着生产力内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由生产力内部矛盾决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社会基本矛盾，并不意味着排斥了生产力内部矛盾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作用，或者为夸大生产关系的适应作用创造一定的条件。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有人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阶级社会表现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只能由改变社会制度来解决，即由生产关系的根本调整来解决。这实质是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内部矛盾的决定作用，没有认识到生产关系的变化需要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因而，在没有明确生产力内部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之前，在社会实践中就出现了将社会的发展目标确定为改变社会制度，乃至今日依然有人认为改变社会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忽略了生产力内部矛盾发展的作用。
于是，有人就将生产关系的调整当成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种认识的驱动下，社会主义实践遇到一定的挫折是难以避免的。这就是说，认识社会的发展，必须要认识到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性，而社会基本矛盾不能完全受制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社会实践中不能撇开生产力内部矛盾的决定作用，单纯地改变生产关系。关键是要认识到，生产力内部矛盾就是劳动内部矛盾，生产力与劳动的区别是同一认识对象的形式与内容的区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 因此，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角度讲，在强调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不是社会基本矛盾而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内部矛盾之后，还是要明确对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应为劳动内部矛盾，而无须使用作为劳动具体有用形式表现的生产力内部矛盾作为对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更进一步地讲，因为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所以，确定劳动内部矛盾发展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基本规律，实质蕴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决定人与人关系的发展即社会发展的对于人类自身和自身历史的新认识。这一新的认识深刻地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即人与人的关系发展的根本条件，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即劳动的发展是由劳动内部矛盾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作用水平的提升决定的。
五、需要推进的其他方面理论研究
在现时代，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作用，带领 21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尽快走出落后的状态，除了需要创新研究基点、开创常态劳动理论研究、增补复杂劳动理论研究、深化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之外，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还需要根据现代社会发展实践的要求积极地推进以下十个方面的理论研究。
（一） 进一步深化研究生产劳动理论
“生产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范畴。当年，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并且原计划以生产劳动为核心范畴进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其认识成果主要见于 《资本论》以及 《剩余价值学说史》 等著作。但颇为遗憾的是，当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生产劳动理论的研究，始终没有消除人们对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区分的认识困惑。”?
从 1962 年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就专门对生产劳动理论进行了讨论，曾经发表过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时光，至今仍未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然而，所有参加讨论的学者都表示生产劳动理论包括如何认识非生产劳动与生产劳动区别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可忽视的基础理论问题。因此，在这一方面肯定需要以已有的讨论为基础再进一步地进行系统研究。
（二） 深入地进行按劳分配理论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仍然需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时，也需要进行按劳分配。只要是在分配领域实施按劳分配原则和方式，那就不存在非劳动收入，所有的个人收入都具有劳动性。但是，现实生活中，除了按劳分配，还存在按要素分配。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原则。现实的按劳分配的复杂性就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同时存在按要素分配。而且， 由于企业是市场化经营，企业的效益并不是恒定的，按劳分配也无法实际表现为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是固定不变的。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是有一定区别的，这是需要依据市场经济的客观条件进行按劳分配理论研究的。固然，在按劳分配原则下是只赋予劳动者收益权的，是排斥生产资料的他人占有与收益权的，但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还是需要认真地解决好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具体实现按劳分配的问题。对此，需要认真地探讨按劳分配原则与按要素分配原则的区别，更要涉及到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如何区别的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坚持研究按劳分配理论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在这方面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发展要求作出深入系统的创新认识。
（三） 探讨开放型社会再生产理论
在实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 21 世纪，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都是对外开放的，根本不存在不进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同时，随着网络金融的兴起，现时代的世界金融体系已高度发达，各种为广大民众实施的金融信贷服务已十分地便捷。因此，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需要与时俱进重建社会再生产理论。新的开放型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应当是包括外贸调节和金融信贷关系的并有现代服务业两大部类劳动成果交换在内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够切实起到指导各个国家或地区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实践的作用。”?
（四） 建立市场经济理论和新的资本理论
与商品经济不同，市场经济是现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其与以往的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即商品经济只有商品交换市场，没有生产要素市场；而市场经济既有商品交换市场，又有生产要素市场。商品交换市场的交易是交换关系，而生产要素市场的交易是契约关系。改革开放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商品经济，即主要是研究商品交换关系；而改革开放之后走上了市场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就需要研究市场契约关系，需要对不同于商品经济的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了。因此，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需要在先前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再深入地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并相应建立市场经济理论。
现时代，进行资源配置的资本市场高度发达， 即高度证券化的资本市场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显著标志。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需要探究全面反映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理的经济学的概括认识，也需要对资本理论作出新的研究，以适用于指导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要求。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新的资本理论研究，需要深刻认识现代各种类型资本市场，包括对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给予具有深度的研究，要对在国民经济虚实一体化运行中的资本作出相对完整的系统认识。
（五） 建立适应现代经济需要的产权理论
产权是不同于所有权的现代经济学范畴。从所有权范畴发展到产权范畴，表明了人类客观的现代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发展对于现代经济学认识复杂化的需要。虽然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产权理论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研究需要从现时代人类的经济生活实践出发在原有的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不同于所有权理论的产权理论。关键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产权范畴不能等同于法学研究的产权范畴，也不能将产权理论研究等同于所有权理论研究。需要明确的是，产权是大于所有权的范畴，现代的产权理论可以涵盖传统的所有权理论，所有权范畴表示的社会经济生活远远不如产权范畴表示的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企业生产，还是个人生活，几乎无处不存在对于产权界定明晰的要求。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研究适应于人类现代经济生活需要的产权理论。
（六） 探讨并完善价格理论
在现实经济中，价格不同于价值。作为重要的经济学范畴，价值是指人类劳动的整体作用在有用劳动成果中的凝结，而价格则是指在市场交换中社会对于各种有用劳动成果作用的评价以及市场契约交易中衡量交易对象的货币表现。历史表明，相比价值理论，价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没有完全展开。
研究价格理论需要研究商品交换和契约交易的比价关系。价格的决定连接着全社会的市场，每一个价格的形成都需要做出具有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性的比对，因而，如果研究价格缺乏对于最基本的社会性的把握，那就不能认识价格的比价关系，而若缺少对价格比价关系的研究，那就不可能建立科学的价格理论。若是只讲供求决定价格，实际只是看到市场供求变化对于市场价格的影响，无法解释价格波动前市场价格的形成机理。在现时代，已经出现了金融化的价格，更使价格理论的研究增添了复杂性。需要明确的是，并非价格的研究可以脱离市场，而是对现实的市场价格需要给予经济学的深入认识。现时代的市场已经出现以前没有的金融化价格，这表明在现时代市场价格的形成已经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元化的。但这并不妨碍价格理论的研究形成具有市场统一性的概括认识。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研究的重点需要落在对生产要素市场契约价格的认识上。这其中包括研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各类职业就业者与用人企业之间的契约交易价格。
（七） 增强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研究
在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直缺少对于企业制度的理论研究。这是需要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给予弥补的。特别是在 《资本论》 中并没有展开对于股份制企业的全面研究， 以致于至今基本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没有认识到现代股份制企业制度存在的根本性缺陷。而且，企业长久的实践证明，存在根本性制度缺陷的股份制企业是无法依靠制度正确引导企业规范运营的。这就是说，只是强调维护股东资本利益的股份制企业制度是无法正确引导企业健康发展的。所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从股份制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出发对于股份制企业的制度建设作出深刻的认识，从根本上阐明和弥补现有的股份制企业制度的缺陷，并据此建立相应的符合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理论。
（八） 创新货币研究建立虚拟性货币理论
历史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于 1973 年崩溃之后，货币在各个国家就基本上都成为了虚拟性货币。与实体性货币不同，虚拟性货币是信用货币。与比特币等数字化的虚拟货币不同，虚拟性货币是主权货币。作为主权货币的虚拟性货币是仅仅以国家信用为依托发行的纯粹的信用货币。由于是纯粹的信用货币，虚拟性货币不像实体性货币那样具有一定的购买力价值， 虚拟性货币自身的价值就仅仅是制作成本。因此， 现在各个国家发行的虚拟性货币不是充当市场交易中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只是市场交易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信用工具。现代货币的发展形成了虚拟性货币，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显著的经济特征，是迫切需要政治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创新做出全面系统研究的。就此而言，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货币领域的认识创新中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已有的实体性货币理论基础上尽快建立新的虚拟性货币理论。
（九） 升级现代宏观调控理论研究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是，进行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即优化宏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等，这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宏观调控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完全不同于仅仅限于对货币总量进行调控的传统宏观调控。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现时代，各国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不能再是只对实体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控，而是必须升级到对虚拟经济领域也进行宏观调控，并且，现代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不再是实体经济而是虚拟经济。这就是说，现时代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核心，应该是虚拟经济中的资本市场而不是传统的货币市场。从社会实践层面上说，只要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能够控制住虚拟经济中的各类资本市场，那就能够从根本上保持正常的国民经济运行秩序。所以，对于现代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的升级性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调控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十） 建立全面的现代经济人理论
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之一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学说。由于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研究实际存在着有关经济人的假设，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界是将亚当· 斯密称为经济人之父的。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始终不存在经济人理论。这实际是一个研究的缺憾。所以根据本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现在应当给予弥补。但准确地说亚当·斯密作出的经济人假设其实存在忽略人具有社会性的问题。因而，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前提的经济人，不管是利他的，还是利己的，只表示个体经济人，没有对经济人的社会性作以抽象的假设。而只有个体经济人假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无疑只能从个体出发分析和界定人的活动，难以展开社会性的宏观经济研究，所以到目前为止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仍是只能解释经济个体之间的利益之争，而不能作出对于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的理性认识。在如此状态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其研究的创新不仅需要增加个体经济人假设研究， 而且更需要首创地进行社会经济人假设研究，即自觉地建立相对全面的现代经济人理论。这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的引领作用。
六、结语
在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目前，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也需要从原有的理论体系出发，正本清源弥补原先研究的某些不足，以对理论基础的夯实创新来稳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首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研究基点是学科研究的第一个扣子，必须扣好，容不得任何虚假的存在。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将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作为研究基点使用的片面的劳动概念转换为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科学定义的劳动范畴，创新价值理论和重新研究资本主义剥削机理，开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重建工程。
其次，要进行开创性的常态劳动理论研究。通过常态劳动认识常态人类和人类常态社会，是对人类的生存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更深刻的认识。带有动物性的人类变态劳动的存在是以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没有给予理论确认的，尤其是没有认识到常态人类和人类常态社会至今保留着动物性的根源与作用。所以，相对于没有界定带有动物性的人类劳动、人类和人类社会的研究，对于常态劳动理论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极其重要的理论开拓，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深入更准确地进行现实经济问题研究，也可明确地认识到为何不能笼统地讲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明确地认识到为何改革开放要重新回到常态社会的发展之路。
再次，需要增补对于复杂劳动理论的研究。马克思在 《资本论》 的研究中将复杂劳动一律还原为简单劳动，没有专门进行复杂劳动理论研究。而社会的发展是由劳动的发展决定的，劳动的发展是以复杂劳动的发展为代表的，一般说来，劳动的复杂程度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所以，复杂劳动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研究必须关注的重要的基础理论， 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补上这方面的研究内容。需要深化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现有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外在地分析社会发展的理论，是用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解释奴隶社会的存在，用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解释封建社会的存在，用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而创新的社会发展理论是通过对劳动内部矛盾的分析来内在地认识人类常态社会的发展，并由此确定关注社会基本矛盾不能完全忽视劳动内部矛盾，劳动内部矛盾发展影响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不是人与人的斗争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而决定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是劳动内部矛盾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作用水平的提升。这是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研究对于人类自身和自身历史认识的极为重要的创新。
从完善学科体系来讲，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实践，在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还需要积极地推进以下十个方面的理论研究：
一是需要进一步展开生产劳动理论研究。深刻认识马克思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尽力解决在现时代具体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实际问题。
二是需要深入地进行按劳分配理论研究。这是关系到现实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体制改革的极为重要理论问题。
三是需要探讨市场开放型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创新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应该是包括对外贸易和金融信贷调节并有服务业劳动成果交换在内的两大部类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四是需要建立市场经济理论和新的资本理论。现时代需要深入地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理并相应建立市场经济理论，还需要建立新的资本理论，对在虚实一体化经济运行中的资本做出完整的系统认识。
五是需要建立适应现代经济需要的产权理论。产权不同于所有权。产权范畴是反映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新的经济学范畴。所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增添适用于现代经济的产权理论。
六是需探讨并完善价格理论。在创新研究价值理论基础上，这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可缺少的理论创新部分。
七是需增强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研究。由于现有的股东至上的股份制企业制度无法正确引导现代企业发展，因此，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对股份制企业制度做出深入的研究，并建立相应的现代企业理论。
八是需要创新货币研究建立虚拟性货币理论。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重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在货币领域的创新研究中很好地发挥出自身的重要作用，在原有的实体性货币理论基础上创建新的虚拟性货币理论。
九是需要升级现代宏观调控理论研究。重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深入地研究宏观调控理论，不能只是研究调控实体经济，还需要升级研究对虚拟经济如何进行宏观调控，并且要明确，现代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是资本而不再仅仅是货币。
十是需要建立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马克思在进行 《资本论》 的研究中，没有分析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方面的研究，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一直没有经济人理论。根据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应在理论的创新中改变这种不足的状况。今后，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不仅需要增加对个体经济人假设的研究，而且需要展开对社会经济人假设的研究，以此建立学科创新需要的全面完整的经济人理论。
同时，在现时代，创新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应根据新技术革命之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深入系统地创新原有体系框架内的分配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流通理论等理论，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开创性地研究有关虚拟经济领域的理论问题；尤其是，需要认识到劳动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经济全球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还应在新增添的价值积累理论和复杂劳动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以劳动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劳动的复杂化研究为核心的现时代富国强国的发展理论。总之，为适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创新研究基点的基础上，还需要处处映现辉煌灿烂充满时代气息的各个基础方面的理论创新亮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5页。
②④⑤⑥⑦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47、59、201、201、201—202、60、214、58、59—60 页。
③ 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 26页。
⑨ 钱津：《劳动价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⑩ 钱津：《劳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页。
?钱津：《人类劳动的起源、转化与完善进路——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 《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4期。
?钱津：《生产劳动与复杂劳动探究》， 《经济纵横》2018年第5期。
?钱津：《劳动效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
（编辑：熊晨玮；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