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的新进展

    来源：澎湃私家历史微信公号，时间：2022年4月20日
    主讲丨高超群 整理丨侯玥然
    2022年3月24日，“徽学论坛”2022年第二讲在安徽大学和“腾讯会议”平台线上线下联合举行。本次讲座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主任高超群先生主讲，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晓光教授主持。
    高超群研究员本次讲座题为《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的新进展》。讲座围绕“历史观：现代化史观的兴衰”“研究者：代际更替”“研究机构的兴衰”“历史资料的发现与整理”“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新的研究领域与问题”及“中国经济史学的前景展望”七个主题展开，全方位介绍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的新变化、新进展。
    
    历史观：现代化史观的兴衰
    高超群研究员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历史观的变化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历程。他认为，按照历史观的不同可以把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这一时段也是中国经济史学科正式诞生、产出大量成果并形成系统研究体系的时段。此时经济史研究之目的，在于明确中国社会的性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理论派、食货学派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三个经济史流派，这三个流派均对后来的经济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三个流派中，马克思理论派在1949年以后成为国内经济史研究的主流；食货学派以陶希圣等学者为中心；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则是现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这一学派中诞生了多位对后世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史学家，他们对史料的挖掘整理，以及研究的规范、方法都为后世经济史研究者所追随。
    第二阶段是1949年之后用马克思主义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的阶段，其中心是所谓的“五朵金花”。中国历史的现实，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若合符节，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成为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在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五个热点问题，人们将其称为“五朵金花”——中国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在这五个问题中，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萌芽是纯粹的经济史问题，其它三个问题也或多或少与经济史有关。这一时期，经济史是历史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对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塑造。虽然这些问题目前均已不再是学界关注焦点，但当时所做的资料整理、对社会经济史的深入探究、乃至某些理论构建的尝试等，都为后来的学界所吸收，推动了后续研究发展。也正是经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历史研究，最终彻底脱离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式，并开始越来越深地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这一点在经济史领域表现尤为明显。
    第三阶段开始于改革开放后，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之下，从市场经济生成、演变的角度研究经济史，成为经济史的主流范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观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在其影响之下，经济史的研究重点可概括为三个：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以及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
    现代化理论直到目前仍对中国经济史研究有很大影响，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现代化理论已不太能满足现实需要，研究者也发现其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存在很多问题，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也进入第四个阶段。高超群将这一时期的史观变化简要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全球史观兴起，其二是“民族主义史观”兴起。其中，全球史观的要求研究者在全球视野下考察中国经济，而非将中国经济与世界其它部分的经济相区隔开来。全球史观产生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反对将欧洲历史演进过程简化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倡从全球角度分析历史进程。在当下的全球史观叙述中，至少从16、17世纪开始，中国就已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无论从贸易、货币流通还是人员流动角度来看，当时的中国都已经与世界发生了重要联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一些强调中国历史之独特性乃至优越性的成果也出现了。在现代化史观的影响下，中外差异往往被视作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近年来，这一立场发生了巨大转变。学者们开始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异视为中国的独特优势，并认为正是这些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快速发展。这也意味着，“民族主义史观”正在中国学界悄然兴起。虽然目前全球化史观还未催生与现代化理论或全球史理论相似的理论构建或宏大叙事，但这种史观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的渗透不容忽视。
    研究者：代际传承与更替
    高超群指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21世纪过去的一二十年中，中国经济史学界至少有四代学者同时发挥着重要影响，而这四代学者之间又存在巨大差异。为了深入介绍四代学者的不同，高超群选取了他自己相对比较熟悉的吴承明、刘克祥、李伯重和彭凯翔四位知名学者为例。
    
    ▲吴承明（左上）、刘克祥（右上）、李伯重（左下）和彭凯翔（右下）
    以吴承明教授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成长于民国，参与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与奠基。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他们仍然非常活跃，仍处在学术产出巅峰。例如吴承明教授在这个阶段提出的市场经济论、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讨论等，都对经济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二代学者以刘克祥教授为代表，他们基本在1949年之后进入大学学习，并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这批学者在21世纪初也仍然活跃，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上秉持其一贯特色。第三代以李伯重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大约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学术生涯，其后迅速形成学术影响力。这代学者的快速成长期基本与改革开放历程重合，他们关注的问题也与中国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如如何发展经济、如何与世界接轨、如何保持中国的开放性等等。第四代研究者主要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如彭凯翔教授。这代学者的学术生涯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国学术界的开放进程相重合。这一代学者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国际化和社会科学化趋向，关切的问题也与第三代学者存在微妙差别。
    从四代学者的发表量来看，以李伯重为代表的第三代学者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这一代学者，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学术成熟时期，他们也深刻影响了第四代研究者的成长。近年来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学者开始崛起，他们给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研究机构的兴衰
    高超群指出，进入21世纪后，高校改革等系列因素对经济史学界的学术地图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传统研究重镇面临挑战，一些新的研究机构则兴起。他对这些机构及其研究特点、发展现状分别进行了简要介绍。
    在传统的重要研究机构方面，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历史所和近代史所都有或曾有经济史研究的专门处室，其中经济研究所规模最大时一度达到三四十人，研究范围涵盖各个时段，开办了《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并曾系统整理经济史资料，在大型通史撰写上也颇有建树，并有着宏大的理论构建设想。历史所和近代史所的经济史研究亦各有特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期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传统，目前仍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镇之一。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宋史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上海社科院经济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的唐宋经济史研究，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武汉大学的财政金融史研究、安徽大学的徽学、李鸿章与淮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的商会史研究、山西大学的晋商研究等等，也均为各具特色的研究中心。全国各地类似的重要研究机构还有不少，然而，目前这些传统机构大多面临严峻挑战，如研究人员断代、研究领域开拓困难、研究相比前辈学者难有较大突破等等，影响力渐有衰退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期刊
    近年来，由于各高校对经济史的重视程度和投入资源不同，学者们的聚集方式和影响力格局发生了改变，新的经济史研究机构也应运而生。如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北京大学，均成立了独立的经济史系，并逐渐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与特长。清华大学的经济史研究发展也比较快，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如全球史研究、国企研究、地权研究、商税研究、文书研究等等。高超群认为，这些新的中心目前仍只是在形成过程中，未来研究机构的兴衰变化还将持续，新的研究机构将不断崛起，并对中国经济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学界的这些变化，也为青年学者和学生提供了新机遇。
    在对各研究机构的介绍中，高超群特别介绍了“华南学派”。他指出，华南学派不仅对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相对于其他机构其在代际传承上更为成功，迄今仍保持着十分活跃的学术创造力。如果从第一代的傅衣凌教授和梁方仲教授算起，到第二代的陈春声教授、郑振满教授和刘志伟教授等等，再到他们的学生辈黄国信教授、温春来教授、谢湜教授等，现在第四代、乃至第五代学者也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华南学派的每代学者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和贡献，同时又保持着良好的学术传承。他们的研究材料以民间文书和地方历史文献为基础，非常重视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具有人类学、社会学特点，研究对象从华南开始，并注重向全国拓展。华南学派研究的核心问题，被陈春声教授概括为“中国历史上制度的演替如何与地方社会发生关系”。在华南学派之前，中国学界多关注宏观、上层的制度变化，华南学派则侧重于研究这些大的制度变迁如何落地实施，地方社会又如何应对来自上层的塑造。华南学派的研究，向我们展现了以宗族、地方区域团体等为核心，中国社会对信仰、资源分配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华南学派的研究领域涉及区域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财政史等，且在各个领域均产生了一系列颇具冲击力的研究成果。同时，由于受到科大卫、萧凤霞、宋怡明等教授的影响，华南学派具有高度国际化特点，其成果与国际学术界有充分交流并获得海外学者广泛接纳。
    
    ▲线下会场观众
    历史资料的发现与整理
    高超群指出，21世纪以来，由于经济和技术条件的改善，国内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规模是空前的。经济史研究方面，简书、中古文书、明清档案、明清民间文书、地方档案等等新资料的挖掘和整理，规模庞大，意义非凡。在学术资源分配中，对资料整理的支持力度也较大，从2009至2017年，涉及史料整理的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量占据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历史文献数字化飞速发展，高超群指出，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趋势。根据上海交通大学赵思渊教授的分类，历史文献的电子化处理可分为三种情况。首先是文献的数字化，即将历史文献变为可供检索的电子版。近年来，此方面的代表性数据库和项目有《文渊阁四库全书》与《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爱如生公司系列数据库、北京时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瀚堂典藏”、湖南青苹果数据中心有限公司“华文报刊文献数据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支持全文检索，为从事校勘、观念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其二是文献的数据化，将文献转化为可为电脑识别的文本，文字录入与编制元数据，构造系列性可供检索、提取的数据集，比文献数字化更为复杂和精致。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王业键教授主持的清代粮价数据库，李中清教授主持的中国多代人口系列数据库（CMGPD），哈佛大学、北京大学、“中研院”等机构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库，金观涛教授主持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陈志武教授关于清代刑科题本的数据库等。除此之外，一些已建设的工具，如荷兰莱顿大学魏希徳教授引领建设的MARKUS平台，也为用户个人进行古籍信息标记并生成数据库提供了便利。其三是文本挖掘，这种技术方法，能在文献的数据化之上分析文本的内容与关联性。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台湾大学项洁教授主持的台湾历史数位图书馆（THDL），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赵思渊教授等主持的《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及其文本分析，郑振满教授等主持的莆田历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统等。
    
    ▲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典海”数字平台
    高超群认为，数据库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有利有弊。在学者对数据库使用方法的探索过程中，需要经历各种尝试，当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足以使我们放弃在研究中去继续尝试。包伟民教授曾撰文检讨了数据库的运用问题。在经济史研究中引入数据库的优势有三。第一，大量资料的出现使得数据库工具成为研究的必要条件；第二，数据库的使用可以帮助发现传统的文献阅读和史料研读很难发现的新问题；第三，数据库的检索，可能为经济史研究给出更可信的证明，有可能会改善经济史研究中 “集粹”和“选精”的问题。在提出数据库的优势之外，包伟民教授也对数据库的使用提出了很有启发的多点质疑：第一，检索是否真的提供了方便？在检索中，常常搜索到大量的无效信息，列如搜寻“民主”，却会得到类似“人民主要”之类的与研究不相关的搜索结果。第二，检索结果是否可信？在经济史研究中，存在大量同一事物拥有不同名称、同一名称指代不同事物的现象，同时如果仅仅阅读检索结果，会损失原始史料中的关键信息。这都要求研究者不能仅仅依据检索结果来展开研究。第三，能否发现新问题？检索结果往往存在遗漏和偏差，在此中情况下得出的假设或者结论可能存在严重错误。第四，论证是否可信？目前，由于近代报刊的数据化，青年学生的投稿中出现了大量“检索体”论文。高超群特别指出，这种论文写作方式是不可取的，是对数据库工具的滥用，检索阅读不能替代对基本史料的完整阅读。如何克服上述问题，还需要历史学界做出更多努力，或许还需要学习一些新的技术。
    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
    社会科学方法在历史学界的运用，是一个逐渐加强的过程。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传统史学的改造，本身就是一个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过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历史研究受社会科学的影响愈发明显。高超群认为，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在学术评价机制上，日益重视论文而非著作，乃至开始重视论文的影响因子，这对每个个体研究者的学术生活均产生了影响。其次，在论文的要求上，强调明确的问题意识，单纯事实描述性的论文则不易受到重视。再次，在论文的形式上，重视严格的注释体例，此外对前人研究的综述、自己贡献的总结等，也成为论文必不可少的内容。最后，在文字上，对文采、优美等的重视逐渐被对严谨、准确的重视所取代，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尤其突出的是对量化指标的强调。
    接下来，高超群以经济学和历史学为例，阐释了学科之间研究方法的不同。他坚信，历史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间的合作、借鉴是非常重要的，而不应当相互否定。
    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目的不同，经济学更强调于发现和证实因果关系，而历史学更重视历史事实的还原，以及对历史变迁的描述。当然，经济学也有还原历史的诉求，历史学也会去探索事件之间的因果和相关关系。
    在研究方法上，两个学科各有侧重。一方面，在因果关系的研究上，经济学主要基于模型和数据，寻找数据间统计意义上的关系。在历史学学者看来，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常常令人怀疑。与之相对，历史学则注重寻求文献证据，但如果没有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运用，往往很难建立超越日常经验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在历史事实的还原上，历史学更多地是“记述事物本身发展的过程并解释其合理性”，而经济学更在意“指出事物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并强调现实的不合理性”。深入而言，历史学和经济学在两个方面存在差异：第一，哪种事实是事实？对经济学来说，只有对理论有意义的事实才是重要的；而对历史学来说，只要是前人没有发现的事实或前人说错了的事实，都是有价值的。如果更进一步来讲，经济学实际上认为不存在脱离理论的事实，或者说彻底还原事实是没有意义的；而历史学则恰恰相反，认为任何基于理论的事实都是片面的。第二，如何发现事实？经济学用逻辑和数据之间的关系来重构真实世界，而不描述真实世界本身；而历史学则用贴近事实的文献来重构过去，所以格外重视文献的可信程度。在论证过程方面，经济学崇尚严密的逻辑，以及内在的一致性；历史学则重视史料的丰富，要求从多个角度证实一个结论。两个学科的学术规范亦有所不同，经济学论文非常强调自己的学术脉络，具有强烈而且有约束力的学术传承；历史学论文则更多强调研究领域和学术立场，很少有系统地、可以不断演进的学术脉络。从写作方法来看，经济学成熟但较为僵化，崇尚以标准化和模版化来减少歧义；历史学则缺乏规范但富于启发，讲究写作技巧，甚至容忍对读者的暗示。
    高超群指出，经济学和历史学二者各有缺陷。首先，由于资料和数据永远不可能充分，所以两个学科谁也无法宣称自己才是正确的。对于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其理论永远只是对部分事实的解释；而对历史学来说，尴尬之处在于永远无法穷尽史料，最终只能依赖归纳法得出结论，从理论上无法逃脱李伯重教授所批评的“选精”与“集萃”之困。历史学虽亦期望建立基于事实的理论，但面临许多实际的困难，正如熊彼特所批评的那样：“（历史学派）并没有根据其历史研究提出任何经济理论，至多说明过去是由狩猎—农业—工业发展而来，即使这切合实际，也没有规律（理论）意义。”对于经济学而言，由假定演绎而来的理论虽然可以是完美的，但所有理论往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和前提下有效，只在“实验室”里成立，永远存在理论无法解释的事实。高超群希望两个学科之间能够彼此理解，在认识自己学科局限性的同时，学习对方的优势。
    新的研究领域与问题
    接下来，高超群基于自己对经济史学界的观察，指出中国经济史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领域和新问题。从研究时间段上看，近年来学界对明清时期经济史的研究进展最大，尤其是对基层社会中社会组织、地权、交易、赋税等的研究。从研究区域来看，对江南和华南的研究是热点，此外近年来对西南、山东、山西、华北、东北等地的研究亦有一些成果。从专题而言，量化是近年来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趋势，对历史上的亩产、价格、GDP、人口、耕地等问题的量化研究，都有一些团队在推进。另外近年来学界基于账簿、鱼鳞册、商税等旧资料，有学者开展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例如曹树基教授对账簿的研究，深入至账簿的内在结构层面，这值得学者们参考借鉴，胡铁球教授对鱼鳞册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前人的认知。除此之外，近年来有学者对一些旧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如吴松弟教授团队对海关史资料的整理，刘建民、刘秋根教授团队所做晋商资料集成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较大的研究领域值得关注。包括中西历史的合流与分流，宋代以来的财政、货币与国家制度，传统中国市场的规模、性质、特征与作用，铁路、港口、交通的变迁与近代中国经济，近代以来国家建设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接下来，高超群通过三个例子，进一步展示了这些新的研究领域和问题。
    第一个例子是对清代粮价的研究。粮价研究开始于20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汉昇、王业健、李中清、陈春声等教授进行了系列研究。2009年前后，王业键教授建设的“清代粮价数据库”正式公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亦正式出版。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将数据库、GIS、计量等新方法运用至这一研究领域，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对粮价问题研究的新方向：有粮价数据的可靠性、清代粮价的长期变动趋势、区域粮价、波动周期、粮价空间分布、粮价与市场整合程度等。
    第二个例子是对地权的研究。早在“五朵金花”时期，学界就存在对传统中国是国家所有制、地主所有制还是自耕农社会的争论。傅衣凌、杨国桢教授通过对永佃权的研究，发现了中国土地制度中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将地权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近年来，地权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以曹树基教授、龙登高教授和胡铁球教授的研究为代表。曹树基教授将土地所有权分为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并认为清代中期以后中国乡村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流行的阶级分析法中地主与农民的划分与研究视角并不能完全吻合传统社会的实际状况；龙登高教授则将地权分为不同层面，每一个层面都可以形成程度不一的控制力与收益权，并各自独立进入市场，形成与之对应的交易形式。频繁的土地交易并没有导致地权的集中，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比重实际并不高。胡铁球教授通过对鱼鳞册的研究，说明鱼鳞册上的“土地面积基本上是可信的，与国家标准亩制相比虽有差异，但差异甚微。”鱼鳞图册并非官方不可靠的面子工程，其在民众的地权交易中也得到了落实，这可能挑战了自梁方仲、何炳棣教授以来为学者们广泛认可的一系列结论。
    第三个例子是企业史研究。国内的企业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对中国资本主义失败原因的探讨，讨论核心是民族资本、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主题是现代企业制度及公司治理机制；第三阶段则出现在近几年，这一阶段学界有一些新动向，如对现代化思路的反思，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借鉴，以企业为研究中心等等。
    中国经济史学的前景展望
    在讲座最后，高超群提出了他对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六点前景展望。第一，全球史观和“民族主义史观”的影响需要得到重视；第二，学术的代际更替必然加快，四代学者同场竞技的情况将不复存在，新一代学者将很快成长起来；第三，中国经济史学的学术地图或会有较大改变，传统学术机构面临挑战，新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团队将生成；第四，数据库、GIS工具等新技术的应用，将在根本上对历史研究产生影响；第五，经济史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和社会科学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新一代学者将拥有更强的国际化能力；第六，对基层社会、区域经济体的关注将延续，随着新资料的开发，这方面的研究将持续深入。
    现场问答
    讲座结束后，现场进行了为时半小时的互动环节，高超群研究员对观众们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详细而精彩的回答。
    
    ▲高超群研究员进行现场答疑
    Q：徽商和晋商文化，如何古为今用？
    A：这个问题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谈。晋商和徽商研究中的人力资本问题，对企业史研究颇具启发，也对当代企业有借鉴意义。当代企业家们很难想象在清代已经产生了此种股权配置方法。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我们做经济史研究，一方面要深入研读史料，另一方面也要开拓视野，关注现实问题。例如做企业史研究，就需要有长时段的视野和对当下现实的关怀，我自己也从中受益良多。我曾研究近代的“工头制”，并发现在现代企业中亦有类似现象。为什么这些现象会在历史演进中重复出现？如果我们以长时段的眼光和现实关怀来看待这个问题，会产生不同的历史解释，以及对现实不同理解。
    Q：货币研究是否也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A：当然是。货币研究近年来有很大进步，《中国经济史研究》也曾做过一期关于白银问题的笔谈，这次笔谈对理解明清社会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Q：《中国经济史研究》对于近代，尤其民国以后的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会有所考虑吗？
    A：当然。《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对从先秦到当代的经济史研究论文都会进行发表，根据我最近的统计，我们每年收到的古代、近代史投稿大约250篇以上，现代史（1949年之后）投稿大约150篇以上，用稿率大约都在不到10%。我们对近现代史的稿件非常重视。
    Q：您认为使用怎样的方法才能算一篇合格的计量经济史研究？大数据图表统计？还是回归分析？或者采用一些更复杂的数学方法？
    A：对我们来说，做计量经济史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历史数据的选取要考究。对经济学的杂志来说，这一点可能不是特别重要，但对我们来说这非常重要。选取了哪些历史数据，后人又对这些数据做了哪些考订，形成了哪些不同认知，是必须在文章中说明的问题。一定要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使用最新考订后的数据。在计量方法的使用和创新方面，我们则没有经济学期刊要求那么严格。对于我们来说，文章一定要很好地回应某个历史问题，选取的问题一定要对认知历史有价值。
    Q：怎样增强经济史的学理性？
    A：有两种可能的途径。其一是引进社会科学方法，如现在常见的计量、GIS、博弈论等方法；其二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应用，如对制度经济学方法的应用等。
    Q：可以简单介绍下当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现状吗？
    A：坦率地讲，学界对1949年之后经济史的研究并不尽如人意，这可能是由于许多主客观原因造成的。这些年来，当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相对而言，当代经济史的研究略显沉寂。杨奎松教授、黄道炫教授、应星教授等学者的研究，值得学习借鉴。
    Q：可否请高老师介绍一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审稿标准及审稿流程？
    A：这个问题可能很难特别简略地讲清。总体上，我们的审稿流程分为编辑部审理和匿审两个部分，有四个审核流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匿名审稿。对作者来讲，一定要重视细节问题，尤其是对年轻的学者们来讲。近来，我发现年轻学者中多有对基础问题不考究的情况。我从1995年进入《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社，近几年感受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许多期刊界的同行也有同感，《抗日战争研究》曾专门组织了笔谈探讨这个问题，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Q：有一些研究称，中国部分地区 （如关中、江南）古代的土地兼并不如想象中的严重，这些研究多是基于数据之类的分析，言之凿凿，部分成果多少有些挑战人们的普遍认知。您如何看待这种计量分析和人们普遍认知的差距或张力？
    A：我认为这很正常。计量研究产生贡献的方式有很多种，和这个问题相关的有两种。第一种是计量研究得出的结论和我们的普遍认知完全一致，这类研究常常被批评为无价值。实际上，这类研究仍有价值，它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论证方法。从前有些问题我们可能只是以经验感知，计量研究证明了经验认知的正确性。另一种则是如你所言，计量研究结论和人们的普遍认知有很大冲突的情况，我认为这种研究可能更有价值。计量研究的结论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但无论如何，它提醒我们经验未必是可靠的，也促使我们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例如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存在一项经典结论——福格尔提出，“奴隶制经济是更有效率的”。这项结论挑战着我们的普遍认知。他的结论对错暂且不论，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不要轻易否定计量研究产生的那些违背经验的结论，对于计量研究来说，最终的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它提出的问题、它的论证过程和论证方法更重要，更值得我们借鉴。我今天之所以用大量篇幅阐述经济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差异，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
    Q：请问您认为对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卷宗资料挖掘的意义大吗？资料可靠性如何？
    A：意义非常大。但是有一点问题需要特别指出。曹树基教授讲过，档案分为两类，即过程性档案和结果性档案，这两类档案的分别在民国档案中尤其明显。所谓过程性档案，就是在一个复杂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档案，所谓结果性档案，则是反映这个复杂事件最终结果的档案。现在有很多研究者只用结果性档案，这类档案能说明的问题实则极为有限。如果只用结果性档案，就看不到历史发展中的复杂过程，也看不到人物的博弈和各自的理由，而只能看到最终结果。很多国民政府时期的档案，实际上类似于今天的工作总结，用这样的资料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不可靠的。就如同如今每个单位在撰写工作总结时所作的那样，一定是倾向于写好的方面，会掩盖不足的方面，同时也会简化掉复杂的过程。这一点是我们在运用国民政府时期档案时特别需要注意的。
    Q：您能对古代中国市场的作用特性的研究方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吗？
    A：这个问题详细说起来比较复杂，建议阅读吴承明教授、李伯重教授、龙登高教授和黄国信教授的相关研究。
    Q：国家治理中的基层治理、金融治理等是近期热点，如果是近代金融治理中您认为货币、公债和金融法律建设是否属于金融治理范畴？
    A：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它们均属于金融治理范畴。
    Q：经济史问题对政治的影响是不是关注重点？
    A：一般来讲，对政治的影响不是经济史研究最重要的关注点。经济史研究主要是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研究历史上经济为什么会增长，又为什么不增长。经济史问题对政治的影响，虽有部分学者会关注，但更多学者关注的可能是政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Q：何柄棣教授认为明清政府对土地的测量，统计，归册，这一类的数字都是不太可信的，甚至基本没有进行实地测量，大多都是农民自丈自报，明清土地人口数字记录的具有很强的因袭性，后来有的学者通过对遗存鱼鳞黄册的研究，认为何柄棣先生的观点是错误的。明代的土地统计，登记都是非常严格地进行测量的结果。现在我们如何看待明清国家在土地赋役方面的管制是否能实现过黄仁宇所说的“数目字化”呢？
    A：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何炳棣教授的确提出了这个观点，胡铁球教授则反对这个这个观点。我自己也非常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胡铁球的研究能否推翻何炳棣的结论，我自己也拭目以待。“数目字化”的管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常常有些表面化，我个人的理解是，它实际上是国家治理理性化程度的一种标志。我认为即便从何炳棣教授的结论来看，明清时期我们也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数目字化”管理。根据申斌教授的研究，在会计项目和会计数字上我们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统一化，至少在某些省份内部实现了会计数字的可计算、可比较。无论这些数据与实际数字脱节与否，至少这些会计数字在统治阶级内部达到了可计算、可衡量的标准，我认为这就实现了“数目字”管理。对于实际的经济、人口、税收、土地等状况的统计，即使到今天也不能说数字就一定反映了现实，无论中外皆是如此。假如我们认为当今的现代国家已经实现了“数目字化”管理，回到明清的语境中，则可认为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数目字化”管理。
    Q：厂志和企业员工的口述是否可以当做企业研究的一手资料？
    A：可以作为一手史料，但具有较大局限性。对于口述史料存在的问题，已经有一些学者从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检讨，同时 ，也有些研究对口述史资料进行了很好的应用。在企业史研究中，魏昂德（Andrea Walder）对单位制的研究，就主要运用口述史资料，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Q：请问您对刚接触经济史的青年学子，有什么学习上的建议？
    A：我认为大家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学习一定的社会科学方法，如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另一方面，要关注最新的研究动向和进展。当然，最根本的一点，还是要仔细钻研阅读史料。
    Q：请问近代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需要着重关注哪些方面？
    A：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个人比较重视企业制度的研究，包括产权制度、企业组织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Q：能否请高老师推荐一些企业史和政商关系方面的代表性学者和研究成果？
    A：我们正在组织一个企业史方面的读书会。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名称为“企业史研究”），由福建师范大学林立强教授团队运营，会有相关推荐。
    Q：您如何看待和评价海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状况和成果？
    A：这个问题很大。海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对21世纪的经济史研究来讲非常重要。国内的经济史研究国际化程度在不断提高，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也在不断碰撞交融。近期，《中国经济史研究》做了几个有海外学者参与的专题，我们发现海外的学者们也正和我们关注同样的问题，处理同样的材料。概括来讲，海外的经济学研究对我们的帮助有如下几方面：其一是有助于我们在全球视野下开展中国经济史研究；其二是理论方面的推进——海外学者在理论构建方面有许多新贡献，这是国内学界的短板；其三是在某些特定领域中，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当然，国内学界对资料的占有程度，对中国历史状况的深入理解与史感，也是海外学者无法比拟的。我自己曾写过一篇文章具体讨论海外的企业史研究，大家若有兴趣可阅读。此外，日本的经济史研究，如对唐宋变革论的研究，也对国内学界影响很大。
    （编辑：刘益建；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