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微信公众号2022年9月16日
2022年9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
智库名家论坛第三十讲成功举办,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王天义教授做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理论基点”主题讲座。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旭教授主持,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胡怀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任郭冠清研究员进行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科研院所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在线参加了论坛。
王天义教授主要对三个问题进行了具体阐述:第一,评析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基本观点,以及国内对《资本论》当中关于商品生产存在原因的传统观点;第二,对《资本论》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关系的论述;第三,引申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理论基点,以及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实意义。
他指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对于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的解释主要来自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即利己是人的根本目的,利他只是手段,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利己心是最深刻的动力源。因此,在市场经济当中,生产者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做生产决策,消费者依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做购买选择,供求决定的价格引导市场主体将各种资源朝着效率最高的方向进行配置。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苏联计划经济的挑战后,这一观点被米塞斯重新阐释,他提出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才能够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才能够形成高效的价格配置资源方式。至于中国,在1988年经历了四年双轨制后,弗里德曼提出,中国要变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必须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由此在1989年世界经济年会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一看国有经济是否已经私有化了,二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将自由竞争作为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将发展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和自由竞争紧密联系。
在评析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和国内传统观点的基础上,
王天义教授从《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他指出,第一,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人们劳动的单一性与需要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形成了生产之间及相互依赖又相互封闭的不同利益,他们这种利益只有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够实现,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交易程度的加深,推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因此,商品社会产生的两个条件是社会分工和不同利益主体,决定性的条件是不同利益主体而并非是私有制。第二,商品生产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当中,只有商品生产发展成为社会生产的普遍形式,市场经济才出现。商品经济发展高级阶段形成了市场经济。第三,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灭亡,随着社会对生产资料的统一占有,商品货币关系将随之消灭。在未来社会中,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成为社会劳动,与个人劳动相联系的个人利益也将不复存在,不同利益主体也将消失,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商品交换也自然就消失。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被消灭的,而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自然消亡的,只要还存在着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差别,每个人的劳动还不表现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就必然存在,建立在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也就必然存在,而个人劳动和个人利益的差别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
那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理论上如何认识?王天义教授指出,邓小平南方讲话打开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通道,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全盘私有化不同的道路。既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只要存在着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不同利益主体就必然存在,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劳动交换就必然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而这个不同利益主体包含着私有制,但也包含着除了私有制以外别的形式,可以是不同的私有者之间的组合,也可以是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包括私有和公有,集体和集体,国有和集体之间的交换等等,即一切生产要素都要通过市场才能够进入生产过程,所以,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
据此,王天义教授提出,第一,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而言,一定要形成不同利益主体的多种组合方式,即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但并不是全盘私有化,个体、私营、外资都要发展,但是也不能排斥共有和国有。第二,要认识到市场经济是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殊要求的辩证统一,因此市场经济必须维护我们的社会主义整体利益。第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的机制,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制度里才能保证它的运行。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的运行目的是不一样的。私人资本要进行必要的调控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
最后,王天义教授总结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区别,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够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既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根本要求,同时又保证了国民经济充分的活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坚持辩证法和两点论,才能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与发展。 胡怀国研究员首先对王天义教授所作的精彩演讲表示了感谢并肯定了王天义教授提出的观点,随后他补充说,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一种相对开阔的理论视野、需要一个相对宏大的整体性框架,而1871年边际革命以来的经济学分得越来越细,失去了这种整体性。王天义教授在演讲中提到的亚当·斯密和重点分析的卡尔·马克思,都是开阔视野和整体框架,但现代学者理解起来往往比较困难,特别是如果不了解时代背景,很容易造成时代误读。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很多学术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后来的学者失去了这种整体性,要么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要么把斯密和马克思等经典学者的有关论述教条化。比如斯密提出的利己心,主要不是把它作为市场经济的人性基础,而是更多地针对传统农业社会施加在商品交换之上的各种道德光环,试图把商品交换归结为现代社会的自愿平等的市场交易,故在提到“利己心”之前,他还说了这么一段话:“小犬要得食,就要向母犬百般献媚”,“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即便在斯密那里,市场经济也不是政府啥都不用管,把斯密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其实也是后世学者简单化、教条化的结果。
郭冠清研究员对王天一教授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胡怀国研究员的点评非常认可,认为报告就斯密、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中国西方自由派的分析和批判很深入,对马克思基于利益不同体之间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础的逻辑分析很深刻,并提出了几点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一,《资本论》第一卷第107页分析的逻辑是商品经济产生的逻辑并不是市场经济产生的逻辑,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主要在第四篇之中;第二,事实上,第一个打破恩格斯公式、斯大林信条,提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能结合的是毛泽东,只是在实践上没有执行而已;第三,米塞斯对社会主义不能经济核算的攻击是深刻的,引起了长达半个多世纪论战,东欧一些相信计划可以与市场结合的学者都转向了。这里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苏联东欧转型失败了,中国却成功了,研究发现,苏联模式市场化改革无法解决经济核算问题,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国企、地方国企、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竞争,能破解经济核算难题;第四,习近平在2001年《东南学术》《经济学动态》发表的论文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能结合、怎样结合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值得其深入研究。
论坛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圆满结束。
(活动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供稿:隋筱童)
(编辑:熊晨玮;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