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春堡：数字经济发展要着力实体经济

    近几年，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之广，影响之深，展现了数字创新无穷的魅力，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正在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保护和引导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要按照党的二十大的精神，“坚持把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实体经济建设上”。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加快数字经济建设，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重要部署，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一种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对应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也是一种对应关系，而虚拟经济是由马克思提出的虚拟资本衍生而来的概念。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四个特征。数字经济参与实物或使用价值的生产，不是用符号、概念等方式套利、圈钱的方式和手段，不属于虚拟经济。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就是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的实体经济进行智能化改造，转换动能、节约人力物力资源能源、变革生产模式、创新经营管理方式、提高综合效率、扩大经营成果等。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中，还伴随着观念、体制、技术、基建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更致力于同实体经济的融合，主要是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来实现，目前已取得了显著进展。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9.8%，成为同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并列的一种主要经济形态。目前，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反映了各国在数字化发展上的竞争，大家都想占据新科技、新经济的制高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由虚向实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需要扫除发展中的“拦路虎”，使实体经济得到数字经济的充分赋能。
    一是增强数字产业化的力量，使数字产业的企业能够大面积地参与指导和带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升级。我国虽然已有四大电信运营商和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遍布基础硬件、基础软件、大数据云计算、应用软件、信息安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等领域的众多信息科技企业，拥有诸如阿里、腾讯、小米、百度等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头部企业，还有大量发展迅猛的中小微企业从事信息科技和互联网产业，但是，面对几十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升级，数字产业化力量仍显不足。这就需要更好更充分地放手发展数字产业，使其在产业数字化中发挥骨干、带动作用。有条件的企业都应依靠自身力量，通过自我的数字化改造，实现产业数字化。事实上，在近几年的产业数字化中，像海尔、海信、三一等大中型企业已逐步完成了从信息化到数字化升级，打造了全球智能制造的示范样板，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典范。
    二是通过深化认识和调整政策更加坚定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信心。一些传统的规模性企业担负繁重的任务，担心数字化改造可能会影响当期业绩，加之对数据联网后的标准和安全问题没把握，以至一些企业的内外网并未打通，对企业的数字化改造仍有疑虑。虽然这些企业在两者融合上表现出积极姿态，但是在实质推进过程中却犹豫不决，由此导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因此，要结合宣传成功范例来深化认识数字经济，让企业家感受到数字化升级带来的明显好处，通过改进和完善考核政策，解除短期发展的后顾之忧。要扭转之前停留在数字化论坛、蜻蜓点水式数字化投入等姿态性措施，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实质性的深度融合，以期见到效益、体现效率。
    三是深度融合要体现实体经济智能化的实质和作用。在两种经济融合中，一些企业满足于已有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认为同数字经济融合，就是在原来运营基础上做些调整和改善。事实上，数字化改造是给企业赋予智能化，通过数字化转型和改造，在原来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基础上逐渐智能化，超越机械化和自动化。机械化是我们过去的目标，许多企业就是在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过程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但那已是过去的辉煌，如果停留在运用电力等驱动或操纵机械设备，仍需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能源的付出，还会丧失新的竞争力；自动化按人的要求，经过自动检测、信息处理、分析判断、操纵控制，实现预期的目标，无人或较少的人直接参与生产，是许多企业正在采取的先进方式，但是距离数字化改造要求的智能化还有差距。数字智能化就是将经验转化为数据、将数据转化为知识、将知识融入到自动化系统中，其潜力通过数据信息深度挖掘，迭代而诞生出新业态和新动能。将人工智能和机器智能化尽快部署到主要的传统业务流程之中，可以尽早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从而更好地提高用户的体验，使生产和制造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
    （二）由易到难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要突破难点，实现关键处的融合。目前有三类问题较难解决。一是为数不少的制造企业的生产线设备都依靠进口，一些工业网关与数字化的网络衔接不配套，如果更换大型设备，既要考虑前期规模投入，又要考虑更换衔接的风险。二是农业产业在融合中处于薄弱环节，主要是数字化的条件不充分，体现在基础设施薄弱、网络信号差、缺少长远规划，除了一些大的农业数字化公司进军农业产业外，整体的传统农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推进较慢。三是小企业数字化需求分布零散、体量小、营收少，还存在融资难等问题。
    从共性来说，要从根本上超越原来的生产方式，摆脱传统产业的惯性和依赖性，无论有无条件，抑或条件是否充分，都要从两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努力。一方面，提高设备的智能、效率和精度，实现单机智能化或通过单机设备的互联而形成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另一方面，更加合理和智能地使用设备，虽然有些设备在功能和用途上完全不同，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但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点，如，可以共同采用以工业网关为中心的物联网、边缘计算和自动化，通过智能改造和运营实现制造业的价值最大化。
    从个性来讲，要考虑企业更新的设备是否符合数字智能化的要求，避免进口设备和陈旧设备等成为数字化的阻碍。要通过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和加强农村数字化转型的条件，促进农业数字化，提高新型农业的效率。在小微企业数字化融资上，政府或大企业建设的新基础设施，可让小企业共享，以减少这方面的投入，并用政策方式支持融资。要探索小微企业数字化改造的模式，以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样本为范例，加强对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走出小企业改造升级的路子。
    （三）由部分到整体
    有些企业在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过程中，仅仅局限在信息化系统的改进和升级，缺乏对企业生产运营的整体改造，仅有的信息化系统也未能融入价值创造过程。这就需要厘清转型过程中的战略规划、商业模式、产品、运营四者之间的关系，将信息化系统改造扩展到资源配置、生产设计、制造、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赋予产业数字化更完整的内涵，促进各部分协同和互动，真正发挥效能和作用。如，企业立体化改造和升级后，就要发挥数字经济的搜寻成本、复制成本、运输与沟通成本的优势，体现可记载性和验证性等特点，促进节能减排；以虚拟方式参与市场资源配置，应用数字孪生开展各种设计，以数字经济“智造”代替传统“制造”，以定制化和即时性生产超越过去大工业规模化批量化的生产，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所有这些智能应用环节，都将会普遍提升企业效率。
    （四）由内到外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利于企业建立数字智能化的生产系统，并创造出具有数字化特点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在运用于社会、文化、生活中时，需要配套便利的应用条件和环境。实际上要将两种经济的融合从企业内部延伸到企业外部，需要政府对相应的公共设施进行规划、建设、维护、管理，促进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数字化应用，进而形成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就业、数字会议、数字社区等。这就将企业提供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与社会生活的应用衔接起来，提升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智能化水平。
    二、双向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和平台
    数字经济催生了新基础设施、平台、线上等概念和发展方式。双向建设就是既要建设新基建，也要维修更新重建传统基础设施；既要建设线上平台，也要搭建和提供线下运营、服务的平台。
    （一）加快新基建和线上平台建设
    在数字经济火热发展中，为鼓励新经济加快数字化发展，我国推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涉及诸多产业链，这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从政府到社会以及企业，开展对新设施和线上平台建设，促进了电商、平台和线上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推动了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发展。
    （二）重视传统基建和线下平台建设
    数字经济创造价值，尤其是平台经济方式，离不开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线下各种设施、条件和服务。事实上，新基建无法取代传统基建，只有新旧基建配合协调，才能成全数字经济发展。正是前些年大规模投入的基础建设，保障了现在的线上发展、平台发展、电商发展。如果没有交通、供水供电、科研与技术服务、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社区、楼宇等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人们在线上、平台的运营，就无法落地，也缺少物质保障。如，我们在线上选择购买自己想要的产品，如果没有人制造这些产品、没有人组织货源、没有道路交通设施、没有物流、没有“快递小哥”搬运、没有社区的接受和秩序保障，线上和平台发展就会变得苍白，成为无源之水。
    因此，在人们享受新基建、线上平台服务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传统物质设施的建设、维护，不能忽略线下建设的劳动和付出，而且这些建设不是一劳永逸，需要不断维护、更新、改造、提高、重建。
    （三）从实体企业的角度建设数字经济
    在数字化浪潮中，一些实体企业受到冲击，特别是一些商贸性线下门店纷纷倒闭，还有一些适应新经济大势，选择了平台和线上运营。但是，并非所有实体店经营者都适合在线上和平台运营，也未必都要从线下搬到线上，这就要从双向建设的角度，探索平台加实体等灵活方式。事实上，不少实体店也做了许多探索。受一些小微实体店成功案例的启发，建议走两者灵活结合的发展方式，如，实体店增加客户体验区，使客户在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听觉等多方位、多感官对产品和服务的体验中进行消费。还可通过“线下体验+线上下单”的创新融合模式，让用户享受沉浸式场景体验，促进消费升级；如，实体店将产品为核心转化到以人为核心，打造成社交场所和资源交换场地，让职员广泛带动新会员，发挥潜力开拓市场；又如，将实体店作为直播基地做同城流量，备好美颜灯、直播三脚架等设备，一边开门做生意，一边开启同城直播；再如，通过招商把实体店生意从C端过渡到B端，使店内产品真正具备商业模式属性，把微商模式搬到线下门店，用实体店复制出N家分店。
     总之，着力实体经济，既是数字经济自身的内在特征，也是发展数字经济的现实要求，只有推动双向建设、融合创新，才能保障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三、推动数字化转型与新型工业化相统一
    从宏观上说，数字化转型是由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演进的重大变革，将会推动各类要素重新配置、生产制造更加智能、供需匹配更加精准、专业分工更加精细、国际贸易更加广阔，是企业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数字经济时代的必然选择。
    从微观上说，数字化转型是开发数字化技术及支持能力，新建一个富有活力的数字化商业模式。这种转型建立在数字化转换和升级基础上，触及企业战略调整、能力建设、技术创新、管理变革、模式转变等一系列转型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新型工业化和“去工业化”
    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发展历史长，在工业发达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新问题，它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去工业化”转型，加快发展金融和服务业，结果几十年下来，出现一系列新矛盾，不但造成制造业空心化等问题，还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
    中国在近代历史发展中工业化步伐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强调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加快国民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加快信息化的同时，狠补工业化的课程，提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紧接着又迎来数字智能科技革命和数字产业化浪潮。经济发展的逻辑证明，如果没有工业化，数字化就没有落地的基础。因此，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应有内容。因此，我国的数字化转型不是要去工业化，而是要实现新型工业化，数字经济、数字中国同新型工业化的目标是一致的。
    （二）西方“去工业化”的教训
    上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成本日益增高，污染日趋严重，效率日渐低下，西方社会逐步意识到工业社会也会出现严重问题，于是展开“去工业化”行动。第一，将制造工厂由大城市迁移到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甚至迁移到国外；第二，把生产过程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等环节，分散到国外工资成本低廉的地区。发展中国家为弥补工业化缺陷而给出的优惠政策，以及人力成本优势更加剧了西方国家“去工业化”的趋势。
    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的去工业化很残酷，如，美国的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从1965年最高值的28%下降至1994年的16%；日本制造业从1973年就业比重的27%下降到1994年的23%；欧盟15个国家中，制造业就业比例从1970年的30%下降到1994年的20%。现在，大多数富裕国家或地区，从事制造业的人口不超过总就业人口的15%。一些富国如英国、荷兰、美国和加拿大，占比只有9%—10%。同时，金融和服务业迅速发展，如，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劳动者总数的比重，从1960年的56%上升至 1994年的73%，结果造成美国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大量金融衍生品产生，金融泡沫加剧，次贷危机爆发，次贷资产的证券化加重了危机扩散，资金链断裂，银行破产，国际债务飙升。
    正是因为虚拟经济膨胀，脱离工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以至于后几任美国总统花力气推动制造业回归都难以如愿。近年英国逐渐衰弱，竞争力丧失，人们也在反思“去工业化”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汲取西方国家去工业化的教训，防止去工业的简单化、脱实向虚、价值虚拟。
    （三）数字化条件下工业形态的价值取舍
    工业社会几百年来为人类创造了巨大财富，形成工业文明，促进社会进步，树立了崇高的地位。但是它也积弊甚多，除了“去工业化”的因素外，更主要的是财富不平等加剧，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加剧社会危机。转换这种状况靠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去工业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就是对这种传统经济形态的外部冲击，也是社会转型的重大促进。
    将新型工业化和数字化统一起来。我们要的是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的工业升级，要的是有利生态环境和新动能的新型工业；不要高能耗、高污染、高噪音等应淘汰的旧工业，不要简单地削弱工业、制造业和经济实体。要调整、变革和摒弃的是僵化的生产体制、管理机制和不合时宜的观念文化。
    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数字产业集群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集中体现，表现为，在横向上实现规模化，在纵向上构建产业链。
    （一）数字经济发展空间集聚和辐射效应
    数字产业集群相对于传统产业更具弹性。集群以数字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为中心，在互联网企业或较大电商平台的核心地区，吸引大量上下游企业和支撑性企业，扩大产业的整体规模，通过产业内部的分工、合作、协同和深化，形成更加合理的产业结构，发挥对外部的规模经济效应、区域品牌效应和产业链效应，影响和辐射周围地区。
    集群范围内多是数字产业以及相关产业，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效应将会被最大效率利用，进而提高集群范围内研发方向的投入产出比，增强数字产业集群整体的技术研发实力，相关先进技术的扩散将激发其他行业的创新能力。不仅促进数字产业自身的发展，还会孕育新的产业和发展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增强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实现集群区域整体经济增长。
    （二）同业集群产生剧烈竞争并激发创新动能
    同业集聚形成的压力，会激发部分企业强化产品的专业化和差异化，促进生产工艺的更新和升级，加快产品创新，削减生产成本和提高专业水平，完善市场上的产品类型，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创新能力较差的企业则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使市场留下产品质量过硬、富有创新意识的企业，推动集群范围内数字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产业集聚带来技术和人才优势
    数字产业化广泛而快速的发展，可能遭遇人才和技术匮乏的制约。产业集聚会吸引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并使这些资源在集群内相互渗透，有利人才培养和流动，有助区域内公共设施的完善和共享，可以提升沟通效率和数据运算能力，减少企业间的沟通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在短时间内流动到最合适的位置，从而优化资源配置，避免重复建设、浪费现象和无效运转，加快资金流转，提高生产要素的周转效率。美国在半导体行业领先数十年，就是因为硅谷聚集专业人员长期研发，积累了技术，形成流程知识，建起了人才生态系统。
    （四）数字产品微型化趋势孕育着集群的新机会
    融合和集成已成为数字技术发展的一大特点，与此相应的微型、融合、集成类产品也将成为一个趋势。比如微纳技术、微电子、微机电、微智能系统，它们在产业化中有优势生产出小型、微型、集成度高的产品，这些产品凝结精细化的材料和能量；又如，英特尔的尖端芯片上，摆放数十亿个微处理器。借助融合和集成的技术，一些产品变得更加紧凑、更有效率，大幅减少用材用能，也使产品重量更轻，内在功能连接间距更短，占用空间更小，零件数量减少，接口数量更少，使不同的组件和模块间产生相互依赖性。融合和集成带来了紧凑的封装，降低了成本，改善了功能，提高了效率。这种数字化技术和产品的融合、集成、微小型虽然刚刚开始，但发展前景广阔，在这样的趋势和产品特点中，潜伏甚至孕育着数字产业集群新的条件和机会。
    邵春堡（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