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其实不理解风险——周业安

    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事情可以预判，有些事情则出乎意料。要是每件事情都能够掌控，生活应该非常有序，但也会缺乏诸多趣味。记得刚开始工作那会，每个月工资64元，拿到手后就开始精心算计着如何花费，柴米油盐酱醋茶需要支出多少？菜和肉需要支出多少？和三两好友出去街头吃一盘毛豆腐需要花费多少？把这些日常支出刨去，再来考虑该存多少钱，可以置办衣服、皮鞋、自行车等等。不过往往一个月下来，人算不如天算，微薄的工资瞬间就花完了，哪还有积蓄？一年上班下来，所有存的钱也就刚够过年给长辈买点礼物。等后来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发现经济学的教科书也忒无聊，一个代表性当事人根据预算约束和偏好求出最优消费组合和最优储蓄水平，人生就如同一个精确无比的最优化模型，细致地有序地运行。这不是天方夜潭么？
    俗话说，计划不如变化快。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自然也就没办法去最优化。或者准确地说，人们总是抱着最优化的愿望，却没办法在行动上真的最优化了。理性经济人毕竟是经济学的一种理论假定而已。对经济学家来说，身处不确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大概是最令人烦恼的了，现在的经济学已经充分认识到，不确定性会对个体和社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不过经济学家的这种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在凯恩斯之前，还没有经济学家能够对不确定性与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系统论述，这点即便是罗宾逊夫人在对比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思想时，也不得不对凯恩斯表示推崇。凯恩斯给经济学引入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是个难以定义的概念，后来奈特干脆就用不确定性和风险两个词来区分了未知环境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把无法推知的事件称作不确定性；把可以通过概率推知的事件称作风险。由于不确定性是无法推知的，就单个人来说，可推知的风险就更为关键。因为既然风险可推知，那么就可以进行管理。后来同为芝加哥大学的晚辈马克维茨就发明了一种组合理论，通过金融产品设计和不同金融产品的组合来管理风险。
    自从有了风险，经济学终于摆脱了过去的呆板形象，可以用来分析各种未知的情境。经济学家非常聪明地把风险变化成概率的权衡，譬如通常用彩票来作为权衡对象，不同类型的彩票代表着不同概率下的各自收入水平，人们在选择彩票的时候自然就会显示内在的对这种包含概率的收入的判断。由此，经济学家可以构建出一个关于概率下的收入的收益函数，也就是期望效用函数，并基于这个函数分析各种所谓的不确定性问题。注意，在这个函数当中，概率是已知的，人们只需根据已知的概率分布进行计算而已。最终，未知领域的决策也可以向确定下的决策一样，进行优美的最优化。这就是经济学家狡黠的地方。用一个完美的数学模型来掩饰其背后粗糙的想法。让我们回到凯恩斯。假如凯恩斯还活着，他看到这种经济学理论一定会惊呆了！如果概率分布都是已知的，还称得上不确定性么？然而，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恰恰津津乐道于此。
    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影响人们决策的究竟是已知概率分布下的风险偏好还是对概率的认识本身？假如说天气预报给出了一个关于明天天气的概率分布：20%下雨；30%阴天；50%晴天。你出门是带伞还是不带伞？如果不带，万一下雨呢？如果带了，晴天是大概率事件，带了浪费。对个体来说，面对这样一个概率分布，其实仍然会很纠结。但真正纠结的不在于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概率分布是正确的吗？假如到第二天，天真的下雨了，不带伞可就后悔了。为了防患于未然，保险起见还是带伞。这个被经济学家看作是风险厌恶型的。在有概率分布的选择和确定的选择之间，人们宁可选择确定的事件。这就是所谓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风险厌恶告诉我们，人们会给风险一个溢价，因为人们不喜欢风险，假如非得要让不喜欢风险的人承担多一份风险，那么就必须给这个人额外的补偿。也就是说，对风险厌恶者来说，风险是一种厌恶品。主流经济学正是基于这个风险偏好来完成个体决策模型的构建的。
    然而我要说，这其实不是个风险偏好问题，而是一个风险认知问题。这句话怎么讲？回到刚才的例子。出门带伞，可能不是厌恶下雨的风险，而是厌恶下雨本身。由于不喜欢淋雨，以防万一，带一把伞。这决策的背后实际上是决策者在人为高估下雨的概率，低估晴天的概率。也就是说，在这个决策者看来，概率分布可能是相反的，下雨50%；阴天30%；晴天20%。正是因为这种概率的主观认知不同，导致了决策结果的差异。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理性的当事人能够准确认识到客观的概率分布。但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看来，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境时，所作出的不是给定已知概率分布的权衡，而是首先需要对不确定性的情境做出评估，这个评估过程就是风险认知。比如你第一次乘坐飞机。在此之前你肯定看见过飞机失事的报道。假如你去查阅相关的技术参数，你会查到有关飞机失事的技术层面的概率分布，显然，从技术的角度讲，飞机失事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小到完全不会发生。但现实中飞机的确有失事的，这说明技术上几乎不会发生的小概率事件还是有可能触发的，触发的原因就在于不确定性，比如飞行环境没有充分预见到；飞行员的状态没有估计到；飞机检修可能存在漏洞；甚至可能出现偶然的一只飞鸟撞击，如此等等，都可能导致飞机失事。人们乘坐飞机，不可能去参照这些技术上的概率判断，而是会根据对飞机飞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被报道的事件进行评估，那么有些人就会过高估计飞机失事的概率，这就是恐机症。害怕坐飞机的人有，害怕坐火车的人也有，这些人其实都是从风险认知的角度看问题的。我们可以设想下，假如某个人在乘坐飞机时出现了一点点事故，比如紧急迫降，从技术角度讲紧急迫降的安全性是大概率，但有了这种经历的人一定会高估今后飞机失事的概率，从而降低乘坐飞机的需求。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通过实验方法研究了一系列风险决策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发现便是，影响人们决策的关键因素不是客观的概率分布，而是主观的概率判断，他们用概率函数来定义这个概率判断。概率函数实际上就是风险认知函数，反应了人们对于未知情境的一种评估。这种评估显然是主观的、有偏差的。比如我们总是高估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低估大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这种风险认知导致的概率判断偏差会影响到我们的决策结果。为什么我们总是容易犯各种错误？甚至在同样的地方跌倒多次？这都是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理性决策，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只能进行各种有偏的决策，犯错误才是正常的。所以，当我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经常摔跤时，也不必过于懊恼。这不是聪明和愚蠢的问题，而是本性使然。
    （选自《经济学家茶座》6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