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被“低估”的行为经济学

    让经济学洗心革面的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家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是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理查德•塞勒教授（Richard Thaler）独自享受了今年的奖项，不少人觉得出乎意料。持这种看法的人，有一部分是一直对行为经济学表达不屑的，还有一部分人是出于概率上的考虑，因为2002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教授(Daniel Kahneman)获奖，2013年罗伯特•席勒教授（Robert J. Shiller），他们都是行为经济学家，并且是塞勒教授一些代表性成果的合作者。但今年诺奖委员会偏偏颁给了塞勒教授，真的就是其命好？
    其实如果了解一点行为经济学来龙去脉的人应该知道，和行为经济学相关的学者获得诺奖远不止上述三人。最早应该从西蒙算起。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1978年的诺奖得主，得奖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这个假说恰恰是日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核心。2001年诺奖得主阿克洛夫教授（George A. Akerlof）在获奖致辞中特意强调，其理论贡献是行为宏观经济学！而和卡尼曼一起分享诺奖的史密斯教授（Vernon L. Smith），实验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究其研究内容而言，至少算小半个行为经济学家。类似的还有1994年得奖的泽尔腾教授（Reinhard Selten）、2012年得奖的罗斯教授（Alvin E. Roth），也都是小半个行为经济学家。再看看号称诺奖风向标的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1999年得主史莱佛教授（Andrei Shleifer）的得奖理由之一就是在行为金融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2001年得主拉宾教授（Matthew Rabin）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行为经济学家；2013年得主切迪（Raj Chetty）也称得上小半个行为经济学家。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学家群体，难道还不足以傲视整个经济学圈么？实际上，如果特维斯基不过早去世，肯定会和卡尼曼分享诺奖。
    所以，别再惊叹塞勒获奖了！诺奖频繁颁给行为经济学家，并非行为经济学家的运气，而是最近四十年，真正让经济学洗心革面的只有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不仅给经济学带来了新的活力，而且还迫使其他反行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不得不抓紧更新自己的理论，免得被行为经济学衬托得过于难看。行为经济学为何有这么大的魔力？这是因为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发现恰恰是过去经济学所缺失的、或者说刻意忽视的重要元素。
    首先，行为经济学强调理性的局限，这种局限以各种认知偏见的形式展示出来，反映到具体的行为上，就是容易出现非常规的行为，甚至是错误的行为。其次，行为经济学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上，而且也体现在人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偏好上。最后，行为经济学的这些研究可以获得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支持。想想看，行为经济学的这些核心思想横空出世意味着什么？在行为经济学兴起之前，经济学主要遵从新古典范式，而行为经济学的一系列研究告诉世人，新古典范式不过是一种特例而已。行为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真实世界中的真实的人，而不是新古典范式这种“黑板经济学”。
    三篇论文奠定塞勒开创者地位
    行为经济学的思想溯源可以抱上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大腿，而且这还真不是有意攀附，经济思想史学家已经论证过。到上世纪，西蒙是发端者之一，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从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视角深入研究了人的决策和判断问题，并由此渗透到经济学领域，成为当代行为经济学的创立者。那会已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1945-）还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为《拯救生命的价值：一种市场估计》，一项离经叛道的研究。
    塞勒在做博士论文期间，偶悉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相关研究，并精研之。期间正巧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来美国访学，塞勒得以和卡尼曼面对面交流。之后他开始基于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理论来重新研究消费者行为，写了一篇论文，被反复退稿之后，被当时的一本新杂志《经济行为与组织》在1980年发表，这篇论文的题目就是《关于消费者选择的规范理论》。他还和谢弗林（H. M.Shefrin）合作写了另一篇论文《自我控制的经济理论》，在1981年非常幸运地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紧接着他又写了《心理账户与消费者选择》一文，在1985年发表在《市场科学》上。这三篇论文中，虽然只有一篇算A刊，但三篇论文都是开创性的，对后来的行为经济学的兴起起到了引领作用。也正是这三篇论文，奠定了塞勒行为经济学开创者之一的地位。
    1995年塞勒从康奈尔大学跳槽来到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担任经济学和行为科学教授一职，并同时担任该学院的决策研究中心主任。塞勒还从1992年起和席勒（Robert Shiller）共同担任NBER行为经济学项目主任。因为学术贡献卓著，塞勒教授当选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并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塞勒不仅学术做得好，其他方面也做得风生水起。比如他独著或者和桑斯坦等教授合著，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通俗读物，如《赢者的咒语》、《错误的行为》、《助推》等。他还和卡尼曼、富勒等人在1993年发起成立了富勒-塞勒资产管理公司（Fuller & Thaler Asset Management, Inc.），运用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的思想和方法来管理资产，目前管理着约58亿美元资产，年化收益率相当高。所以说，塞勒绝非一般人！
    四个方面的学术贡献
    塞勒广为人知的倒不是其经典的学术论文，反而是与他人合作，在《经济展望杂志》上推出的一系列关于经济学“异象”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通俗易懂，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个很小的篇幅里，把某种经济学的异象讲清楚。异象系列陆陆续续发表了20篇，其中有一部分是其他人的研究，有一部分是塞勒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主题包括偏好反转、赢者的诅咒、合作悖论、跨期选择中的偏好时间不一致、心理账户、粘蝇纸效应、股票市场价格变化中的时间效应、股权溢价之谜等多个方面。新古典范式根本无法有效解释这些异象，而行为经济学可以！这就意味着，行为经济学一旦成功，新古典范式必将退化为特例。这也是为何如今还是有那么多经济学家对行为经济学充满敌意的根本原因。要砸人饭碗，谁乐意呢？
    不过，塞勒真正的学术贡献非常多，就代表性理论贡献来说，大概可以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
    一、实质性推进了跨期选择模型的研究
    经济学对多时期的选择研究依赖一个最基本的模型——跨期选择模型。这个模型的一种常见形式就是萨缪尔森1937年发展出来的贴现效用函数。这个模型的运用非常广泛，涵盖了所有包含跨期选择问题的经济学领域。该模型的含义就是代表性当事人在面对多个时期或者永续时期进行决策，仅仅需要把未来各期的现金流（无论体现为效用、收入或者消费等等）贴现到当期来权衡即可。问题出在该函数的假定上：首先，该函数假定当事人能够预见到未来所有期内的所有现金流，并能够找到一个跨期最优结果，这其实就意味着当事人必然是充分理性的；其次，该函数假定每一期现金流是独立的，不会受到时间、现金流的具体形式等因素的影响；最后，每一期的贴现率都相同，即偏好具有时间的一致性。
    塞勒通过对日常人们的实际决策案例进行观察，发现跨期选择模型的这些假定严重脱离现实。为此他突发奇想，设计了一系列跨期选择实验，研究发现：第一，同样的货币金额，当事人针对不同时期长短所给出的心理评价完全不同，这意味着贴现率随时间变动，并非保持每一期的一致性。这被称作“偏好的时间不一致假说”。第二，期限越近，当事人给的贴现率越高；期限越远，当事人给的贴现率越低。这说明当事人并非充分理性，而是短视、缺乏远见。第三，同一时期不同金额的贴现率也差异很大，这意味着现金流的形式的的确确影响到了人们的判断，从而导致贴现率高估或低估。
    塞勒的这个开创性研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批评者除了指责塞勒的实验设计有点简陋和不严谨以外，更重要的在于，假如偏好的时间不一致假说成立，那么过去经济学所依托的跨期选择模型就需要改写，这是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无法忍受的。不过塞勒的研究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代表性的如哈佛大学的莱伯森教授发现的双曲偏好等，这些后续研究不仅给寻找新的跨期选择模型提供了备择方案，而且进一步波及到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进一步更新。
    二、提出了一种新的消费理论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所依托的消费理论源自凯恩斯的思想，尽管后来有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但所有这些消费理论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假定：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的形式无关。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收入，对家庭来说都是货币收入，因而可以统筹考虑。在传统的消费理论指导下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就无需顾及不同的收入形式，而仅仅关注总量即可。
    但传统宏观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同样引起了塞勒的不满，塞勒发现，真实的家庭消费决策真的会在乎收入的形式！比如一个家庭有两种收入，一种是稳定的持续的工资收入；另一种是不稳定的或随机的收入，比如股票或者彩票收入等，那么家庭会把这两种收入分类管理，不同类别的收入之间存在边际消费倾向上的差别。塞勒把这种现象称为“心理账户”假说。显然，心理账户假说更贴近现实。实际上，后续的实验研究和计量经济学研究大多支持塞勒的这个理论假说。
    按照塞勒的这个理论假说，不同收入形式有各自的边际消费倾向，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就不能仅仅看总量，还得要看结构，特别是需要重视微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心理账户的存在意味着家庭可能有消费冲动，因而需要通过某种自我控制机制来遏制这种冲动。塞勒及其合作者研究了这种控制机制，并把其应用到具体的产品设计当中，代表性的如“为明天储蓄更多计划”，以改进养老金管理。自控机制的提出大大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内容。
    三、禀赋效应的发现与行为和法律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个体一单位物品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与该一单位物品的接受意愿（The Willingness-To-Accept，WTA)之间不应该存在差距。但塞勒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发现，这种假说得不到实验证据的支持。原因在于当事人事实上拥有某物品时，让其放弃该物品相当于给其带来了一个损失，而当事人在偏好上会体现出损失厌恶的特征，因而对损失的评价就会高于对同等收益的评价。塞勒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
    禀赋效应直接涉及到合同设计、损失赔偿以及相关的法律救济，从理论上说，还涉及科斯定理的正确与否，因而引发了众多的后续研究，这些研究逐步汇集在一个统一的学科分支下，即“行为和法律经济学”，因此，塞勒可以说是这个分支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四、行为公共政策的开创者之一
    以传统经济学为基础的政策设计都是强制干预性质的，这种政策本质上在于划定当事人的行为边界，并对守界和越界行为进行奖惩。问题在于，这种政策设计严重依赖人们的理性程度、信息分布和激励，并常常诱发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塞勒及其合作者通过大量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发现，公共政策完全可以做到政府和市场的兼容，这种兼容理念的核心在于政策的助推（nudge）性质。
    助推是指在不强制界定行为边界的前提下，通过某种机制诱导当事人的行为朝好的方向发展，这种机制常常成本很低。助推的政策设计理念在于，假定当事人都是有限理性的，存在不同程度和形式的认知偏见，从而易犯各种错误，助推通过引入某种机制来矫正错误行为，从而起到福利增进的效果。因此，助推本质上是一种行为干预。举个例子，一些经济学家为了提高节能减排的政策效果，把家庭能耗单进行了简单修正，引入邻里数据比较，效果出奇得好。商场里看到的能耗标签、食物上的卡路里标签等都属于助推机制。
    助推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经济政策的内容，人们不用在纠结市场和政府的边界，而是可以享受市场与政府的共赢。特别是助推逐步发展成一种新的治理范式——实验治理，正在全球很多地区逐步得到推广。迄今为止，在一些重要领域助推都起到了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比如反贫困、环保、节能减排、居民健康、家庭财富管理等。助推也引发了经济政策的一个全新领域的兴起，即行为公共政策，这是行为经济学对经济政策领域的一大变革，而塞勒无疑是该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9期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