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看偏好——周业安

    经济学里有这样一则关于布里丹的驴的寓言，说的是一头驴发现了两堆一模一样的草料，想吃左边的，觉得右边也不错；想吃右边的，觉得左边也不错，于是这头驴纠结啊，左顾右盼，直到饿死。那个叫布里丹的学者说，即使那头驴饿死了，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看似很荒谬吧？其实不然，从逻辑上讲，假定驴是理性经济驴，面对两堆一模一样的草料时，无论选择哪一堆，都会放弃另一堆，两堆草料是无差异的，放弃的代价和收获的好处一样，所以纠结才符合理性自利的假定。假如我们换个角度看，假如这头驴不是理性经济驴，而是一个莽撞驴，饥饿难耐，看到前面有草料，猛扑过去就吃，也不管是否存在选择的机会成本，你会惊讶地发现，这头驴反而存活下来了。这是真的吗？
    其实经济学家一早使用理性经济人这个假定，也是存在相当大的分歧的。也许在理性的意义上，即便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斯密也好，李嘉图也好，就算是马克思，在建立起理论体系时，也离不开理性假定。那么经济人的假定呢？这就不一定了。斯密是分裂的，在分析社会问题时，他从不使用经济人假定；但在为自己的经济主张辩护时，又采用了经济人假定，这点是被李嘉图所延续下来的，即便到马克思那里，分析资本家行为时，也隐含的假定了资本家作为一个群体是经济人。不管现在追随马克思的学者们承认与否，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当中，承继了斯密和李嘉图等前辈的思想传统的痕迹还是非常重，尤其是关于理性经济人这点。只不过马克思更愿意把这理性经济人看作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不是个体现象。当然，这牵扯到偏好的进化问题，我们到后面再聊。仅就理性经济人而言，恐怕所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或多或少都有坚持和继承。
    准确地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理性经济人是羞羞答答的展示着，而且还是个侧面，因此，似乎并不构成整个理论体系的罩门。理性经济人假定之所以成为一个罩门，是因为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其纯粹的依赖。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运用几何和微积分工具的方便，给出了理性经济人的正式定义，结果理性就变成了偏好的两个公理；而经济人就变成了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或者利润最大化。这原本也不成为问题。直到现在很多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人还在说，效用是主观的，不好度量。其实客观的价值单位同样也不好度量，只不过坚持客观价值基础的学者不愿意承认这点。无论主观价值还是客观价值，都需要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均衡，这一点上，双方存在共性，只是对这个均衡的表达不同而已。那么布里丹的驴为何出现呢？其实只要假定驴是理性经济人，结果就是驴会饿死。荒谬的结果来自这个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当然对于人来说，还不至于这么傻。两堆草料反正一样，吃哪一堆不行啊？有什么好纠结的。
    理性经济人的问题其实在于理性两字，经济人之说反而是次要的。因为人们几乎可以把所有选择行为都简化成对最佳结果的尽力追求，就这点来说，任何分歧的理论派别都无法反驳，这也就是为何如贝克尔这样的经济学家甚至把喝酒抽烟上瘾也可以看作是理性的一般。但这样处理的确有点粗暴了。理性依赖偏好的两个公理性假定，一个是完备性；一个是传递性。前者要求人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穷尽全部选择机会；后者要求人们在面对无数选择机会时，可以做出权衡。这两个假定可能吗？过去新古典经济学统治经济学时，人们对这两个公理的尊重到了近乎膜拜的程度。在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浪潮的推动下，理性经济人几乎把足迹印刻在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但公理只不过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自己臆想和坚守的，并不等于说不可以证伪。比如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就不信邪，他们运用心理学的实验研究人们的选择行为，发现偏好的两个公理性假定是完全错误的。在卡尼曼他们看来，偏好的两个公理是机器人才具备的，和人类无关。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是机器，而不是人类。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研究带动了一轮深入探讨理性经济人假定的潮流，这股潮流不仅怀疑理性假定，而且更是怀疑经济人假定。苏黎士大学的费尔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宾教授等人同样通过实验来研究人们的选择行为，只不过这个研究的重点是考察人们自利行为之外的特征，结果发现普遍存在某种程度的利他行为和互惠行为，他们把这些行为概括为“社会偏好”。注意，这个社会偏好的定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当中的社会偏好定义完全不同。新古典经济学中社会偏好是指把个体偏好加总起来，最后的那个加总结果就是社会偏好，表现形式就是社会福利函数。而费尔等人的社会偏好是说个体的偏好结构当中存在一种和自利偏好具有一定程度替代关系的新的偏好形式。这种偏好形式出现以后，意味着我们每个人不再是单一的自利偏好，而是同时具有自利偏好和社会偏好，什么时候表现出自利？什么时候表现出高风亮节？取决于对应的偏好被激发的程度。
    在这里我们看到，新的理论给偏好本身建立了一个微观结构，偏好不再是单一的和终极的，而是可以被决定的、多元的。当然，要追本溯源，在斯密那里就存在了这个想法。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把分析的基础之一就放在人的同情心上，这个同情心也就是费尔等人的社会偏好。因此，偏好的微观结构就是把《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有机结合成一个整体。当然，站在经济学之外的立场上看，经济学家的这点进步实在可笑。什么叫偏好的微观结构？说得玄乎乎的，不就是理智与情感吗？奥斯汀早就写了的。的确如此，现实当中的人以及文艺作品中的人都是理智和情感兼备的人，是真实的人。而经济学家则一直坚守着一个机器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但这不等于经济学家愚钝，而是对于活生生的人的科学研究需要借助科学的工具，而过去缺乏科学的先进工具，因而无法进行科学研究。现在的经济学家则不同了，可以从心理学那里借来实验方法，从人类学家那里借来人类学方法，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各种可行方法，来对经济现象本身进行复杂而细致的科学研究，才有了关于偏好微观结构的清晰理论。
    别小看这个微观结构的引入。一旦打开偏好这个黑箱，意味着偏好本身是内生的。那么接下来经济学家所需要关心的新问题是：偏好如何产生？这实在是一个难题。目前经济学家至少可以想出四个办法来探讨这一问题。第一个办法就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法宝再次祭出，既然存在多个偏好，那么人们不就是需要权衡不同偏好的成本收益吗？这就硬生生的把新的理论发现拉回到新古典范式。当然，这种做法并不是很多人都赞同的。因为大脑一瞬间的计算已经不是秘密，而是可以通过先进的科学工具揭示出来。于是经济学家从认知科学家和神经科学家那里获得了第二种办法，那就是运用医学器具分析大脑皮层的活动，然后根据这些活动影响形成数据，记录人们选择行为在大脑层面的真实反应。这种形式的研究现在被称作神经元经济学。第三种研究则把偏好的微观结构看作是一个达尔文式的进化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自利，同时又有社会偏好，完全是因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生物学结果。不是有个学者写了本《自私的基因》吗？其实现在的生物学研究在进化层面上已经能够初步揭示，不完全自利可能是最好的维系种群延续的方式，因为一定程度的社会偏好有助于形成一个团结的组织或者群体，从而达到风险共担的目的。最后一种办法就是历史和社会的方法。当然，历史的方法不等于进化的方法。我们说历史和社会，实际上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共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们有什么样的偏好，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的性质。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无休止的贪婪，这是资本逐利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在我国古代小说《镜花缘》中，君子国的居民就是纯粹利他偏好的。
    每一种方法可能都存在其局限，但无论如何，我们欣喜地看到，偏好的微观结构正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而坚持这种理论的行为经济学家也逐渐成为引导潮流的一个群体。至少新的理论有一个优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能打破新古典范式和其他经济学派固有的隔阂，从而使得经济学出现一个共同的大家园。
    （作者：周业安  《经济学家茶座》6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