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2.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采用量表均来自国外成熟量表，采用双盲形式将问卷译为中文，再译为英文，当翻译产生异议时，由第三人参与问卷的翻译、修改，形成最终问卷。并根据访谈情况融入中国情景，对相关测量题项进行了修正，问卷采用Likert5点量表，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
(1)管理者环境认知：认知的测量大多采用被调查者自我报告的方式，本文采用Sharma管理者关于环境问题解释的问卷，[5]共3个条目，如“过去五年我们公司因采取保护环境的行为导致损失而不是获益”、“过去五年我们公司为保护环境采取的任何行动会被其他组织成员限制”等(Cronbach's Alpha=0.849)。
(2)前瞻型环境战略：企业环境战略很难从公开的数据测量，学者大多采用管理者自我评价的方式。本文采用应用较广的Murillo-Luna等提出的14题项测量前瞻型环境战略，[39]如“公司服从环境法规的最低要求”、“公司很好的界定了环保目标”等(Cronbach's Alpha=0.830)。
(3)商业环境不确定性：本文采用Sharma等采用的感知商业环境不确定性进行测量，[31]共4个条目，在删除了第二个条目后Cronbach’s Alpha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为此本文采用删除后的三个条目进行衡量，如“影响我们公司的商业环境因素变化频繁(技术、顾客偏好、法律法规等)”、“我们公司缺乏足够的资源形成竞争性回应以应对商业环境变化”(Cronbach's Alpha=0.589)。
(4)环境绩效：对于环境绩效的衡量主要采用客观和主观的方式进行测量，如采用KLD等数据库数据、管理者的自我报告、客观的污染数据等。自我报告能够了解访问者看法，便于操作和执行。因此，本文采用Pascal等提出的测量方法，[40]共包括5个题项，如“我们公司减少经营中废水、废弃、废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我们公司减少产品和服务对环境的影响”等(Cronbach's Alpha=0.637)。
(5)财务绩效：客观指标的财务绩效衡量包括采用ROA、ROE等衡量的利润率；销售额增长率、市场份额增长率、员工增长率等增长性指标；Tobin q、股票回报率等资本市场维度。由于获取客观指标难度大，部分指标难以说明绩效的总体情况，[41]易出现判别偏差。根据公司管理者感知的主观测量方法的广泛应用，本文选择采用Judge等的主观测量方式量表，[42]共4个题项，根据访谈的实际情况加入了企业相比竞争对手收入增长情况的题项，构成了5个题项的量表，如“与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公司的收入增长情况”、“与竞争对手相比，我们的利润增长情况”等(Cronbach's Alpha=0.668)。
(6)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产权性质、是否跨国经营、行业类型等公司的基本特征情况对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有着重要影响，[42]为此，我们在回归中进行了控制。
三、实证结果分析
1.社会称许性偏见和共同方法偏差
在问卷调研过程中可能面临社会称许性偏见(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Common Method Variance)。为了减少可能存在的社会称许性偏见，一方面，研究者在问卷的首页用大字号黑体加粗强调该问卷的学术性；另一方面，根据Banerjee等方法，[43]研究者承诺研究结果将是聚合的，被调查对象不会单独识别，且承诺问卷是涉及特定行动和战略的问题而不是关于一般道德要求。
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用Podsakoff等提出的Harman单因子法。[44]通过整个问卷的分析发现，在未旋转情况下，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6.099％的方差，且因变量和自变量负载不同的因子，本文认为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为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本文采用Amos软件对理论模型中的五个变量(高管环境机会认知、前瞻型环境战略、环境不确定性、环境绩效、财务绩效)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当采用五因子模型时，拟合效果好于其他模型(
=698.014，Df=395，CFI=0.842，AIC=838.014，RMR=0.053，RMSEA=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