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了各变量的均值、方差以及其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出,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前瞻型环境战略;商业环境不确定性与管理者机会认知、前瞻型环境战略显著负相关;前瞻型环境战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
3.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层次回归法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环境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M1:β=0.166,p<0.01),假设1a得到验证;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财务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M6:β=0.129,p<0.01),假设1b得到验证。此外,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前瞻型环境战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M3:β=0.139,p<0.01),假设2得到验证。说明当管理者认为所面对的环境问题为企业发展的机会时,更可能通过投入资源、提升生产效率、扩大产品和服务的环保水平、树立环保形象等,促进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的改善。
对于中介作用的检验,本文采用Baron等提出的三步法。[45]从表3可以看到,前瞻型环境战略在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和环境绩效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3a得到验证;前瞻型环境战略在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和财务绩效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设3b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前瞻型环境战略在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和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按照Hayes的建议,[46]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检验。检验前瞻型环境战略在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和环境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样本量设置为5000,得到95%的置信区间[0.0710,0.1479],未包含0,表明中介作用显著,且中介作用大小为0.106;对前瞻型环境战略在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和财务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样本量设置为5000,得到95%的置信区间[0.0664,0.1440],未包含0,表明中介作用显著,且中介作用大小为0.101。
4.调节作用检验
为验证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和商业环境不确定性交互项对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影响,我们将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商业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分别放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在M3中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与前瞻型环境战略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商业环境不确定性与前瞻型环境战略在5%水平下显著正相关;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与商业环境不确定性交互项与前瞻型环境战略在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与商业环境不确定性对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影响是相互渗透、相互替代的:在高商业动态环境下,企业管理者更倾向于采取原有战略,因为管理认知会导致认知惯性,企业的战略行为容易为以往战略所束缚,采取新战略的行为大大减少。[47]我们在图2构建并验证了不同程度的环境不确定性水平下,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与前瞻型环境战略之间的关系。可以直观地看到,在低商业环境不确定性水平上,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影响更大;在高商业环境不确定性水平上,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图2 商业环境不确定性对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和前瞻型环境战略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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