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环境认知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吗——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中介作用与商业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层次回归法分析了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探讨了环境不确定性、前瞻型环境战略的调节和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管理者环境认知是企业采取前瞻型环境战略的重要影响因素。当管理者认为企业面临的环境问题是企业发展的机会时，会投入更多企业资源和能力促进产品和服务的环保程度，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2)前瞻型环境战略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更能够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发展。以往研究较多关注环境战略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忽略了社会绩效、环境绩效等非财务绩效的作用。本文中将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统一到研究模型中，验证了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于两者的促进作用；(3)前瞻型环境战略在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和环境绩效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管理者环境认知和财务绩效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4)不同程度商业环境不确定性，管理者对于环境问题的认知有所差异，认知的差异将导致企业战略行为的差异。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较为稳定状态时，管理者能够较全面获得环境信息，分辨所面临的机会和威胁，便于前瞻型环境战略行为的发生。
    2.政策建议
    (1)营造绿色氛围。一方面，企业应鼓励员工、股东等内部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到企业的绿色经营中，将绿色理念融入企业，不断提升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绿色水平，真正实现无污染、低消耗的绿色生产体系；另一方面，政府、媒体、非政府环保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应该鼓励和监督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营造良好的环境保护氛围，公众环境参与或将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48]政府着重制定环境保护政策，为企业的环境保护措施提供支持。
    (2)维护稳定的经营环境。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绿色”成为公司追求的新方向；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促进了绿色理念的扩展。外部复杂性较高时，管理者可能将认知活动中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分配到非市场活动中，如与政府、媒体、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50]稳定的环境中，企业管理者更能够利用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对市场和信息的变化进行较为准确的判断，更容易识别出环境中所蕴含的机会，便于推广绿色理念和绿色行为，促进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实施。
    (3)提升管理者环境的机会认知。除了考虑绿色氛围、经营环境等外部影响因素，更应聚焦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管理者环境认知在其中有着重要作用，当管理者将环境问题视为企业发展的机会而非威胁时，更容易采取前瞻型环境战略。认知识别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或需求。政府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非政府营利组织对于环境问题的监督等，这些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可能导致企业采取反应型的环境战略和前瞻型环境战略，反应型环境战略仅仅对外部压力做出回应，而前瞻型环境战略聚焦于企业长远绿色发展；另一方面，认知来自于企业管理者自身的环境素养。组织中更多的管理者认为应承担环境责任时，呈现高管环境承诺，促进前瞻型环境战略的推行；[23]管理者把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视为企业的责任时，会有员工、股东等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公众的参与或许是环境问题的一种有效治理方式。[48]
    3.研究贡献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贡献可能在于：(1)在中国情境下实证检验了我国环境战略的实施情况，促进了环境战略在我国的进一步开展，从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的角度分析了环境战略在企业绩效中的作用机制；(2)企业绩效不仅仅包括财务绩效，本研究将企业绩效的研究扩展到环境方面，明晰了环境绩效的重要性。
    本文存在的不足：(1)在研究设计方面，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可能在说明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与企业绩效之间因果关系时，不及纵向研究所得因果结论更可靠。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从纵向设计的角度对这一因果关系展开研究；(2)不同区域的制度文化、环境政策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企业采取不同的环境应对战略(如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未来研究可以从跨区域的角度分析不同文化、不同环境政策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3)TMT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与CEO个人的认知存在差异，[13]未来研究对象选取可针对TMT认知进行研究，以更全面的考察认知与战略选择的关系；⑤此外，未来可考虑从管理者能力建设方面开展进一步深化研究。
    注释：
    ①王梦奎认为，21世纪初我国进入了从第二步战略目标转到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阶段。
    ②《中国制造2025》提出“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全面推行绿色制造，要求到2025年，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主要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立。
    ③按照环保部2010年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确定重污染行业，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
       （原文刊于《南开管理评论》(津)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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