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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摘要】：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在国际化浪潮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管理学界的研究重点也在转向这类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在此背景下,原有的以资源基础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制度理论和产业基础理论为根基的"理论驱动"研究范式对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行为的解释力已经被稀释。因此,本研究通过对原有理论的梳理和对新现象的关注,对"问题驱动"研究范式进行定义和探讨,从而构建出解释和指导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行为与战略的新研究范式。本文最后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问题驱动"研究范式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和挑战也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新兴经济体 国际化 理论驱动 问题驱动 战略
【作者简介】：周寅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新能源行业发展战略、国际商务管理；付诗涵，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商业银行国际化战略、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庄鹏冲，任职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国际化战略、生物质能源发展战略、企业与市场制度比较及演变。
一、引言
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理论早已汗牛充栋。简而言之，企业国际化战略有三大核心问题：第一，企业是否采取国际化战略(whether)；第二，企业进入哪国市场(where)；第三，企业如何实施国际化战略(how)。围绕这三个问题，西方学者已经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交易成本经济学、资源基础理论、制度理论以及产业基础理论构成了西方企业国际化理论体系的基石。通过对大量西方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9年间的绝大部分研究基本上是以这几种理论为基础，或者是进行新的理论整合和挖掘，或者是以企业在国际化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现象为佐证，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已有理论。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急速加剧以及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兴起，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研究焦点已经发生了转移：从研究区域看，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企业类型看，是从已具有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中的先发企业向无竞争优势的新兴转型经济体中的后发企业转移。在这两个转变过程中，虽然企业国际化战略的三大核心问题没有改变，但许多原有理论的解释力却被稀释，以往被奉为圭臬的理论解释体系也受到了新现象的挑战。因此，一些学者不再拘泥于原有的理论框架，而是从新的现象和问题出发，试图归纳、总结、构建出新的理论以解释企业国际化战略的三大核心问题。其中Li的学习基础理论、Luo等学者的双元理论都是其中的代表。
在观察上述现象，并进行大量文献回顾和梳理后，本文借鉴Davis等学者对于组织理论研究范式驱动的分类，将解释和解决企业国际化战略三大核心问题的研究划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以交易成本经济学、资源基础理论、制度理论及产业基础理论等为基础及出发点的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将其界定为“理论驱动”研究范式；第二类则是以新兴市场企业的现实国际化战略为出发点，试图构造新的理论以解释新现象的研究，界定为“问题驱动”研究范式。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两类研究范式的划分和研究达到以下三重目的：(1)梳理和总结“理论驱动”范式研究的优点和不足，显示对于新的研究范式需求的必然性和必要性；(2)归纳现有“问题驱动”范式的研究成果，显示将这些观点和理论归类的合理性及未来发展的可预见性；(3)为未来的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特别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研究指明方向。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理论驱动”和“问题驱动”研究范式进行定义，并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三方面梳理两种研究范式的起源、发展和不足；其次，将两类不同研究范式从以上维度进行比较；第三，提出从“理论驱动”到“问题驱动”变革的意义，并且提出未来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及方法的挑战；最后是结论和展望。
二、“理论驱动”与“问题驱动”研究范式
我们将“理论驱动”研究范式定义为那些以资源基础观、交易成本经济学、产业基础理论和制度理论等其中一种或几种为理论基础，开发构建新的理论或对原有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之所以称之为“理论驱动”，就在于这些研究基本默认了上述几种理论的全面涵盖性和普遍适用性，所作的理论工作绝大部分是将这几种理论重新整合，或将其中一种进行深一步挖掘或小范围修正，并未跳出这几种理论构建的框架。实证工作也基本上是对其理论假设在不同情境下进行检验。
理论驱动研究范式中又可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Dunning提出的OLI理论为主，这一类主要是以原有国际化基础理论为依托，但其最初仍从实际现象出发所构建的“新理论”；而另一类则是以“战略三角”为代表，将原有基础理论融会整合而成的“大理论”。这两类理论驱动研究范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各自的出发点、解释国际化问题的侧重点以及研究方法。OLI理论的雏形起源于Dunning对于美国企业在英国市场获得经营优势的观察，倾向于解释企业进入地区的问题。之后在吸收借鉴了Hymer，Buckley & Casson等人的理论后，才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模型，其关注点一直在于那些在本国市场已具有优势的发达国家的先发企业。而“战略三角”则直接构建于资源基础理论、制度理论和产业基础理论的原有框架之上，只是综合运用了三种理论的解释方法和侧重点，试图构建一个无所不包的解释模型。其关注的重点开始偏向于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企业。
为区别前文提到的“理论驱动”研究范式，我们将“问题驱动”研究范式定义为，不局限于传统理论解释框架，而是以新兴转型市场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采取的实际战略出发，尝试归纳和构建新的观点或理论的研究。顾名思义，“问题驱动”研究范式必然以实业界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为出发点，区别于“理论驱动”从理论出发的研究范式。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新问题的产生，原有理论已经不再具有完全的解释力，因此，需要学者从现象和问题出发，尝试形成新的理论解释体系，以解答企业在国际化中面临的三大问题。
三、“理论驱动”与“问题驱动”研究范式比较分析
通过对前人研究及理论的梳理，上述对“理论驱动”和“问题驱动”两类研究范式进行了定义，根据这样的定义，我们将从不同的维度对其进行比较，试图发现这一转换过程的具体演进和二者之间的具体不同。
首先是研究出发点不同。“理论驱动”研究范式由于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对成熟、完备的理论体系。经过OLI、LLL和战略三角等理论的不断补充，该研究范式的出发点基本都在于通过寻找新的研究背景(制度)或研究对象而对原有理论的正确性进行验证。而“问题驱动”研究范式则更趋向于对新生现象的寻找，突破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企业在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为出发点，试图借此构建新的更为符合实际理论。
其次是关注对象不同。“理论驱动”研究范式的关注对象随着OLI、LLL等理论的不断拓展，也由大型跨国企业，或在本土具有经营优势但选择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向一些中小型企业转移。但这些企业基本上还是局限于发达国家范围。“问题驱动”研究范式则几乎将全部研究对象都设定为新兴经济体下的中小型跨国企业，通过他们在新制度、新市场和新成长路径方面的行为，试图构建新的理论。
最后则是研究方法和学者背景的不同。“理论驱动”研究范式的研究方法比较丰富，但由于其已经有较为成型且完备的理论，因此至今主要以大样本分析为主，案例和理论研究为辅。但“问题驱动”研究范式所关注的新现象已经无法用既有理论解释，这就非常适合采取单个案例或多个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从而构建新的理论。而华人学者的大量参与以及其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两种研究范式学者的构成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四、从“理论驱动”到“问题驱动”：研究范式转变的挑战与前景
实际上，对于新兴转型经济体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研究，华人学者也一直试图从“理论驱动”转向“问题驱动”范式的研究。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问题驱动”研究范式的特征进行深入探讨，其重点集中在：“问题驱动”较“理论驱动”优势在哪；“问题驱动”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应走向哪里；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驱动”研究范式的关注现象有哪些。
(一)“问题驱动”研究范式的优势
笔者认为，目前“问题驱动”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范式主要有以下三个优点：(1)“问题驱动”研究范式的出现，使得研究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理论框架，原有理论解释体系的边界已经被新兴转型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经验事例突破。这种实践上带来的突破同样会带来理论上的两点突破：第一，从经验上证明已有的理论解释体系：以OLI为代表的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现代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行为，也更无法指导其进行成功的实践；第二，在建立新的理论解释体系的道路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并指引了可行的方向。(2)“问题驱动”研究范式开启了以新兴转型经济体企业为研究主体，对其进行新的研究方法和构建新的理论体系的探索。随着“Global Born”这种新型企业的出现且逐渐增多，对于这类企业行为的理论研究出现明显不足。这种实践当中带来的变化也使得理论界必须将研究视角向中小跨国企业转移。研究目标的转移也必将带来研究方法的转变与创新。(3)“问题驱动”研究范式的确立使得华人学者具有了本土研究优势，可以在全球理论界发出更多、更强的声音。由于“问题驱动”研究范式的关注重点绝大多数都是目前中国的新兴跨国企业，中国本土文化的特殊性和制度的不确定性都为国外学者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研究难度，因此在研究优势上将无法与中国学者比拟。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更注重理论学习，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深入一线实践。这一过程必然促进形成新的研究方法，其结果将会带给华人学者在研究国际经营方面的突破。
(二)“问题驱动”研究范式的方法论问题
在方法论的构建上，“问题驱动”研究范式还处在摸索阶段。之前的“理论驱动”研究范式尽管发展已相对成熟，但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单一理论或大样本分析的研究方法上。当然这些研究方法的确已经日趋成熟，但随着新兴转型经济体的发展及其企业对新的经营模式和国际化战略的创新，使得市场出现诸多新现象及未经理论检验或证明的战略行动。理论驱动范式的研究方法对于已有行业或发展成熟行业的企业国际化行为研究较为适合，但当新涌现出的行业，或行业中企业数量不足时，大样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就缺乏了可行性和可靠性。因此，对于问题驱动研究方式的研究方法来说，则应以案例研究等定性方法和定性定量混合方法为主。由于任何新现象的出现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大规模的，一般会由一个或几个企业率先采取新战略，新商业模式或研发新产品，因此，案例研究可以成为主要研究方法。除此之外，其他诸如扎根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及多理论视角的重新整合也能够帮助问题驱动研究范式从单一理论向成熟的理论解释体系发展和过渡。
(三)值得理论界关注的“新现象”
笔者认为，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中跨国企业的不断涌现，目前有很多新现象值得我们关注，这也构成了“问题驱动”研究范式的经验基础：
1.新兴转型经济体的创新现象
新兴转型经济体企业自身也在重新定位并转型。不再只进行简单的代工或从事低附加值产业。技术创新和成本创新已经成为很多后发中小企业的核心战略。这类创新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是技术创新不再是高端大企业的专属，无论是公司还是产品，都将创新层面从底层开始挖掘；第二，很多企业将降低成本和产品创新这看似矛盾的要素合二为一，使得高端产品及高技术含量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第三，这些创新行为已经在国际化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优势，例如华为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移动设备供应商，并对思科造成了巨大威胁。
2.企业所有权区分：国际化问题的权变因素
对于很多新兴转型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来说，企业的所有权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同样，在国际化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要。国有企业的国际化动机、进入方式和影响因素都和民营企业有较大差别。例如以中石化、中铝等为代表的资源获取型的大型国企在国际化过程中的行为显然是和海尔、李宁等为代表的市场和技术获取型的民营企业所不同的。因此，企业所有权作为权变因素，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3.双元理论的进一步扩展：国际化行为的动态性
双元理论强调在短期的生存和长期的增长中寻求平衡，在不同国家的制度和文化体系下寻求平衡。这也对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不断保持动态性提出了较高要求。如今的国际化行为已不再是简单的优势输出(OLI)和技能学习(LLL)，特别是对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如何把握竞合关系，如何在各种双元矛盾中维持平衡，都需要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稍有不慎，极有可能走上诸如TCL进军欧洲市场和健力宝进入美国市场时的失败之路。
4.中国企业集团化现象：国际化战略中的新优势
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越来越倾向于以集团公司的面貌出现在全球市场上。与一般多元化公司不同，集团公司的每一家附属子公司均为独立法人，但与此同时，母公司又对旗下企业的金融、人事、战略等握有中央控制权。这些集团公司企业凭借其内部市场优势、内部联系优势和制度支持优势，近年来在中国企业OFDI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例。Yiu，Keister，Luo等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并试图构建一个理论框架以弥补原有OLI、LLL理论的不足。因此，其也成为问题驱动研究范式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及框架重构，笔者得出以下四点结论：第一，在研究范式上，自20世纪50年代起至21世纪初的“理论驱动”研究范式已经无法解释和指导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因此需要建立以新现象、新问题为导向的“问题驱动”研究范式以进行新的阐释和方法研究；第二，在研究范围和关注点上，不应仅关注发达国家企业进入新兴市场，而应将重点转移到来自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行为(OFDI)上来；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则应以案例研究等定性方法和定性定量混合方法为主，反对“唯大样本分析论”；第四，由于具有地缘因素等优势，华人学者应该跳出西方原有理论框架，扎根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与新问题，争取构建出新的理论体系。
虽然“问题驱动”理论范式的构建尚处在起步阶段，但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些新现象与新问题，并且“问题驱动”理论范式与实际结合更为紧密，是解释与指导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行为理论的必然发展方向，有着不可估量的理论前景与现实意义。但是，同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一样，“问题驱动”研究范式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其理论的严谨程度、方法论的完备程度都还尚有不足之处，还需要华人乃至全球学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参考文献】
1.武亚军:中国本土新兴企业的战略双重性:基于华为、联想和海尔实践的理论探索[J];管理世界;2009年12期
2.李凝;胡日东: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特征解析:基于制度的视角[J];经济地理;2011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