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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本文构建了由制度、劳动、资本三种因素共同决定的技术内生化的宏观生产函数。计算出该生产函数下的经济增长率，发现稳态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制度修正系数、人口增长率以及制度与劳动在宏观生产函数中的贡献率。要实现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保持改革的动力，实行规则化的制度变迁。运用熵值法构建制度的综合指标，对该指标与中国经济增长进行VAR检验，发现二者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由VAR脉冲响应图发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在一定时期后趋近于零，且发现中国各产业的增长在制度冲击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为实现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宏观经济目标，应坚持稳健化、规则化的制度改革，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避免因制度的僵化而阻碍经济增长，并且在制定具体的制度改革措施时要考虑对不同产业可能带来的冲击。
关 键 词：制度变迁 经济增长 熵值法 VAR模型
作者简介：王军(1970- )，男，山西太原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北京100070；邹广平(1990- )，女，江西上饶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70；石先进(1987- )，男，贵州遵义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70
一、问题提出
自North and Thomas(1973)、North(1981)等提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以来，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成为研究热点，涌现了大量文献，如Acemoglu et al.(2002)、Khan and Sokoloff(2004)、Klein(2005)等。然而多数研究关注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某个决定因素的影响，未对引入制度变迁之后的经济增长模型给出透彻的说明，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仍不包含制度分析，因而需要从理论的角度说明制度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如何继续通过体制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较快发展也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关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Doucouliagos and Ulubasoglu(2004)的研究表明，制度导致了各国间的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积累以及生产效率的差异；Acemoglu(2005)证明了在不同环境和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并不是总保持一致，由于各国的制度与产权保护形态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单从一国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意义。Assane and Grammy(2003)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证明了制度质量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高，间接说明经济增长水平也越高，但是并没有明确说明制度是如何度量的。Gwartney et al.(2006)涉及了制度的度量问题，用经济自由度来表示质量，检验了制度质量对投资的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仅从投资的角度推导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全面的。
关于中国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柴华(2004)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加入制度因素，将其作为劳动与资本作用于经济时的弹性因素，得到修改后的索洛均衡结论，认为均衡的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力有关，但用制度作为劳动的弹性因素来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是不全面的。杨友才(2008，2009，2010)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出发，将制度因素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并没有进行实证研究。徐向东(2006)将制度因素引入到RBC模型中，以此建立了北美实证研究的模拟框架，但并没有解决制度如何量化的问题，其模拟的结果也并未得出现实意义上的结论。王林辉和董直庆(2008)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机制，得出初始资源禀赋和控制权结构将会影响宏观经济制度形成，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其实证检验也只简单说明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而没有描述制度冲击经济的状态特征。杜婷和庞东(2006)对制度进行了量化，使用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开放程度对GDP增长率建立模型，分析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冲击，但是其量化制度的模型过于简单。胡晓珍和张卫东(2010)则从实证角度将制度因子引入资本和劳动的产出份额，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制度中各因子对增长的贡献，发现制度的变化在某个阶段内是渐进式边际修改的。庞东和杨灿(2006)使用邹检验也验证了这一点，并认为制度的阶段性调整会对经济周期造成较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将制度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的方式只是简单假设为一个投入因素，直接加入在物质生产函数中，而没有考虑到制度变迁的特性，也缺乏对于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将制度变迁的过程引入生产函数，将制度分为具体的几个层次，使用熵值法将各个层次因子权重计算出来，最终计算出1985-2011年之间相对的制度水平，之后使用向量自回归方法检验中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二、引入制度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1.基本假设
其中，ρ为本期制度相对于上期的修正系数，假设制度是进步的而不是倒退的，新制度修正力度在每一期是相同的，ρ是一个大于1的常数；且
假设2：制度变迁带来的资本成本可以通过资本折旧来体现，制度环境越优越，资源的使用效率就越高，同时所产生的折旧越少，假设ρ和ε均影响折旧率，t时期的资本总折旧率可表示为：
假设5：生产活动为劳动、资本、技术、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使用杨友才(2010)的方法，将生产分为物质生产部门与技术生产部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到这两个部门中，且两个部门分工明确：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出由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决定；技术生产部门的产出由劳动、资本和制度投入决定。
2.技术内生化的物质生产函数
假设全社会的劳动L中用于物质生产的比例为ν，用于技术生产的比例为1-ν；全社会的资本K中用于物质生产的比例为μ，用于技术生产的比例为1-μ；制度I是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用性，可以在产品生产与技术生产中独立发挥作用，其影响程度分别由
和τ表示，
＞0，τ＞0。按照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物质生产函数为：
其中，α、β∈(0，1)，α和β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在全部资源分配到物质生产后，将剩余劳动和资本投入到技术生产中，得到技术A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λ、η∈(0，1)，λ和η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在技术生产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将(6)代入(5)中之后可得到简化后的产出函数：
因此，X将趋于一个常数，经济以一个平稳速度增长，增长率由制度修正系数、人口增长率以及制度与劳动在宏观生产函数中的贡献率共同决定。虽然本模型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但又回到了索洛模型的基本结论，即经济增长由外生因素决定，因为制度修正系数、人口增长率以及制度与劳动在宏观生产函数中的贡献率等指标不是由本模型决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到以下重要命题：
第一，制度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累积性的过程，制度变迁有益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无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在制度冲击产生之后，会在若干时期内不断修正，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累积性的修正过程，制度变迁才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反之，若缺乏对制度的修正与调整，即ρ=1，那么制度变迁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不发挥作用，稳态增长路径将复归到简单索洛模型的状态，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将决定经济增长路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制度变迁没有终极目标，改革不能中止，倘若一个社会丧失改革的动力，经济将陷于停滞。对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目标而言，除了通常关注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外，制度变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二，制度与劳动在宏观生产函数中的贡献率越高，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按照前文得出的稳态经济增长方程，在制度修正系数与人口增长率既定的情况下，制度与劳动的贡献率ω和
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因而提高二者的贡献程度，特别是提高制度对生产的贡献率，建立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三，对制度进行规则化的修正与调整对于经济的平稳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制度变迁缺乏稳定的规则，出现随机化、随意化的制度供给，制度修正系数ρ就将发生跳跃性的突变，最终将导致经济增长率出现剧烈的波动，无法走向稳态增长路径。因而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必须遵循系统的规则，符合规范合理的程序，对于制度的调整应使经济主体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才能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而制度确定规则的缺乏与失范，恰恰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四，在包含制度因素的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制度变迁的修正系数、制度对折旧率的影响、人口增长率、制度对环境冲击的反馈、初始资本存量、年度新增投资量等，如(8)式所示。特别地，如果制度变迁依靠内部调节而忽略外部环境冲击，则最终经济增长会收敛为人口增长率与制度变迁的自然速率。当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时候，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必须提高制度变迁率，正因如此，在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比例不断上升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动力将源于制度变迁的力量，这便是通常所说的改革红利。
此外，假设中隐含了制度可以通过影响资本折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条件。根据假设2，制度变迁带来的资本成本可通过资本折旧来体现，制度环境越优越，资源的使用效率就越高，所产生的折旧越少。而在资本积累方程(4)式中可以看出，每期的资本调整既受到上期资本存量的影响，也受到当期投资、折旧率的影响。因此可知，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既可以直接体现在技术产出与物质产出的产出效应上，也可以通过影响资本折旧率来影响资本使用效率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