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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8/3/7 《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6期 王军 邹广… 参加讨论
四、结论及建议
    1.结论
    本文构建了包含制度因素的宏观生产函数,获得经济长期稳态增长的条件,并且利用熵值法建立了制度指标,采用VAR模型对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1)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外生冲击因素,二者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主要有:①制度调整的速率,通过增长率方程可以发现,制度修正系数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效应;②制度对外部冲击的吸收程度,即经济制度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程度与反馈效应;③制度对于宏观产出的贡献程度。
    (2)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将处于稳态路径。本文分析发现,如果冲击只是发生在第一期,同时每期只进行制度适应性修改,而不做出对外界环境冲击的响应,此时经济增长率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趋近一个常数值。由于制度的冲击效应是递减的,因此,经济增长在制度修正系数为常数时是平稳的,因而制度修正系数的相对连续性与稳定性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在制度环境剧烈变换的经济体中,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的相互适应性较差,制度剧烈变动之后使得资本调整的成本增大,而从直接导出的增长率来看,制度修正系数发生跳跃性改变,经济增长率也会发生跳跃性改变,从而导致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
    (3)若忽略外部因素对制度产生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率最终收敛为劳动力增长率与制度修正系数,而对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中国,这是极其不利的。所以中国仍应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中国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利益固化、制度固化、社会结构固化将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
    (4)总体来说,制度冲击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强于负向作用,但对于不同产业的影响力度与影响时期是不同的。因而在制度设计与实施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产业间的差异性,才能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实现各产业的协调发展。
    2.建议
    本文结论肯定了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影响,结合制度指标体系中的各代理变量和研究结果,以及中国的现实情况,对制度的改革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保持稳健化、规则化的制度变迁过程。理论模型表明,制度在一次变迁后如不再做出调整,经济增长将趋于一个常数。在本文分析中假设制度变迁的修正系数是恒定的常数,认为制度的变迁过程是稳健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作用十分明显,倘若制度修正系数变动过于剧烈,那么冲击将会十分剧烈,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因此,我们建议中国的制度改革措施应保持稳健化、规则化,避免朝令夕改式的制度变化,使经济主体确立对制度变迁过程的稳定预期,才能有效地减弱非规则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实现经济平稳增长。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各类经济主体是制度的需求方,二者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地位是不对称的,如果政府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则无法避免随意化、随机化的制度供给。因此,要通过稳健的制度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制度供给规则必然是以满足制度需求者的要求为出发点,这需要提高需求者在制度均衡实现过程中的谈判能力。
    在当前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要保持稳健的制度变迁进程,就必须既要避免休克疗法式的社会变革,又要减少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措施,因为前者无法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后者无法排除随机化的制度供给,二者都可能会给经济增长过程带来较大的负面冲击。因而,制度变迁过程需要科学、系统、全面的制度设计,需要建立制度实验、推广的规则与机制。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着眼于短期目标,更要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目标,需要通过科学严谨的制度设计来为未来中国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制度对于外部环境冲击也要做出适当的响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一步加深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金融体制、财税体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等,不断提高制度对外部环境冲击的吸纳能力。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所蕴藏的改革红利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将日趋重要,坚持规则化的稳健的制度变迁过程才能使我国经济增长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坚持市场化的制度取向。在制度指标体系中,市场化程度是一个重要指标。实证分析也表明,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轨使得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由政府主导,市场化程度没有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行政性垄断程度不断加强,许多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红利逐步消失,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逐渐显现。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仍存在着偏爱国有企业轻视民营企业、重视制造业忽视服务业、重视大企业轻视中小企业的倾向,政府利益取向的经济体制导致了经济利益的固化,严重阻碍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因此,规范政府行为,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大力推进反垄断立法,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必须坚持的改革方向。
    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首先需要明确政府的职能,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这一问题虽然由来已久,但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近年来,各级政府直接控制资源配置的权力日益强化,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愈加频繁,寻租活动愈加表现为固化的制度安排,使得腐败行为蔓延,社会矛盾激化。市场化的改革,就是要减少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将其从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转变为制度与规则的供给者,减少各级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使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其次,放松政府对市场信号的管制,推进利率市场化等方面的改革,使价格信号能够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信号的灵活波动来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再次,减少行政性垄断,改变公共资源的私人化、部门化占有格局,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制度。
    第三,以制度创新来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冲击逐渐消失。在目前中国人口增长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因此必须加快中国法律和产权制度的建设,保护企业和个人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各项权益,才能有效地调动各种经济主体科技创新的能动性,从根本上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实证分析中教育制度作为制度指标体系中的一个代理变量,对经济增长也有正向激励作用。教育制度和政府的教育政策通过影响社会的知识存量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在传统的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投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干中学,科研创新体制有待完善,技术进步与投资的良性互动机制没有形成,技术进步对增长的拉动缺乏后劲。因此,要大力推进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的改革,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
    第四,以制度创新提高劳动要素质量。在人口增长率不断降低以及制度不再更新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将不断降低,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这种分析是以劳动要素的质量既定的前提下得出的。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第一产业过剩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不断提高劳动投入的质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带动经济增长,而这需要制度的创新予以配合。一是教育制度的完善,目前作为准公共物品的教育供给缺乏效率,表现为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教育结构不合理、针对普通劳动者的教育与培训短缺、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等方面,迫切需要通过教育制度的改革来提高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二是需要建立促进就业的制度安排,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改善社会保障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对劳动要素的利用效率,使人口因素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同时,在短期内劳动要素质量难以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应改革现有的退休制度,实施适当的弹性退休制度,增加劳动力资源的使用,延缓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压力与劳动力资源萎缩。
    第五,确立各产业间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实行逆经济周期的制度改革措施。由于制度冲击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不同,因此在制定产业政策措施时应综合考虑对各产业的影响,共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未来廉价劳动力稀缺是必然的趋势,因而产业升级的过程应当提前到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之前,减小劳动力供求之间的摩擦,改变主导行业对低成本劳动力的过度依赖,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与专利含量,摆脱低端微利的现状。与此同时,考虑到我国老龄化的社会现状,培育与老龄化相关的新兴产业,既从减轻社会负担的角度出发来创造就业岗位与为养老提供良好环境,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根据实证研究的结论,制度冲击在一个上升后会带来经济的下行,因此在制定具体的政策或对制度进行调整时应交替进行,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由于制度变迁本身对经济产生扩张和紧缩效应,因此在推出新的制度前,需考察当前经济形势,正确判断制度变迁对宏观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尽量制定与周期波动逆向运行的制度,即当经济上行时推出成本较大的制度改革措施,通过增长消化制度成本,相反,在经济下行时则出台带有经济扩张作用的改革措施。
    总之,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经济增长时代已经过去,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制度红利还尚未充分发挥出来,需要在保持制度稳定性、连续性的基础上不断修正,及时吸收外部环境冲击,通过规则化、系统化的制度变迁过程,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较快增长。
    3.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一是在制度量化的过程中,本文只选取了五个方面的制度、十三个经济指标建立了制度指标体系,但是分析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仅用十三个经济指标似乎有些片面,然而构建过于复杂的制度指标体系,容易产生很大的相关性以及其他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未来改进;二是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现实中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各项具体政策具有时滞性,致使现实情况并不符合假设条件,而且制度冲击并不只有一次,而是反复、交叠进行的,在上一期制度变迁的冲击影响还未消除之前,就可能产生新的冲击,因此,对于交叠式制度变迁的研究也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三是本文假设制度修正系数为外生变量,如何将其内生化,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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